颜廷亮

内容摘要：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最先以《呜呼祖国之文物》为题，分六次连载于1909年11月1日至11月11日的《民吁日报》，早于1909年11月7日才发表、且实为一篇学术报道的日本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6天，实为敦煌学史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中国敦煌学历史的开始。

关键词：敦煌学史；首篇论文；《民吁日报》；罗振玉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5-0121-04

Abstract：“The Catalogue of the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Stone Chamber and How They Were Discovered”is the first published paper to introduce the cach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discovered at Dunhuang. During its original publication this treatise was first entitled “Alas， Cultural Relics of the Motherland”and wa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and serialized in the Minyu Daily News from the 1st to the 11th of November in 1909， rather than in volume six of the 10th issue of Oriental Magazine published on the 25th of September， 1909 as is generally believed. As this publication date occurred six days before Japanese scholar Tanaka Keitaro published his essay“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Dunhuang Stone Chamber”on November 7 of the same year， it can now be determined to have been the firs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thus marks the beginning of Dunhuang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 Dunhuang Studies history； first article； Minyu Daily News； LUO Zhenyu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被称为敦煌学史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中国敦煌学的开始。但是，这篇论文究竟发表于什么时间呢？学术界的说法并不一致。这种看法上的不一致，当然并非什么太大的问题，笔者原先也未曾想到要专门就此写篇辨析文章，但是，终于还是决定写写，这就得从头说起。

2009年8月底至9月初，我有幸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组织的学术代表团的一员，在学会秘书长柴剑虹教授带领下，赴圣彼得堡参加“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的研究视角与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同去的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给了我一份《“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通知》。《通知》中有這样一句话：“1909年9月25日，浙籍著名学者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介绍敦煌文献的论文。” 说《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 “是世界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介绍敦煌文献的论文” ，不仅是对的，而且说得犹有不足，实际上乃是整个敦煌学史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但是说罗氏此文发表于“1909年9月25日” ，却引起了我的怀疑。在我的印象里，罗氏的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应当是1909年的11月1日。不过，当时身在圣彼得堡，一则觉得我的记忆也许有误，又无法立即查考；二则觉得即使确实有误，恐怕也是偶然疏忽所致，所以也就置诸脑后。

后来，因要为所在单位做关于敦煌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报告，这才想起此亊。要谈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势必要涉及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 。另外，与罗氏的这篇文章大致同时，还有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1日出版的、由日侨团体创办的《燕尘》杂志第2年第11期上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于是，我便查阅了一下有关资料，发现罗氏的文章发表于“1909年9月25日”之说不仅错了，而且有几处错误，于是便在学术报告稿中就这个问题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看法。

又过了若干天，在电子邮箱中看到第二次开会通知，这才想到涌泉教授给我的通知中有提交论文的要求，应当动手写篇文章，以便提交给讨论会了。于是便想起了有关《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是否发表于1909年9月25日的问题，觉得可以就此写篇短文。而当查了查有关资料之后，这才发现，所谓发表于“1909年9月25日”一说，并非涌泉教授给我的通知的拟稿者一时疏忽所致，而是其来有自，有不少人都持同样看法：

（1909年）9月25日，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1]

罗振玉、蒋黼、王仁俊等人更是抓紧时间，前往伯希和寓所抄录他所带来的敦煌文献。他们抄录的文本和以跋语的形式所做的研究很快刊布，如同年9月25日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注：《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1909年，第42—67页）、年底以前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注：宣统元年（1909），国粹堂石印本）、年底或下一年初罗振玉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和蒋斧《沙州文录》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注：后两者均收入《敦煌石室遗书》，宣统元年十二月诵芬室排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6册、《敦煌丛刊初集》第6册），构成了中国敦煌学，也是世界敦煌学的最初一批成果。[2]

1909年伯希和与罗振玉等中国学者相遇后，罗振玉即根据从伯希和处抄录的资料进行刊布，最早的就是发表在1909年9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上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3]

敦煌文献发现后……直到继英人斯坦因之后掠取大批敦煌卷子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1909年9月初携带部分卷子来到北京，京师的一批学者得以亲睹敦煌写本的真貌，才被强烈地震撼了。同月25日，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第42—67页），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介绍敦煌文献的论文。[4]

说罗氏的文章“是世界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介绍敦煌文献的论文”固然可以成立，但“1909年9月25日”说并不准确。考虑到“1909年9月25日”说并非偶见之说，有辨之必要；加上这个问题毕竟和敦煌学史的开端问题有关，谈一谈似乎不无裨益，于是，便决定写现在的这篇短文。

后来，文章写成了，但因故未能赴杭州出席“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又略事修改并将其提交给2010年8月13至15日在甘肃省高台县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但又因故而未能到会。这样，文章也就搁置了下来。这篇一直未能正式发表的文章仍受到在敦煌学早期历史研究方面甚有建树的王冀青教授的重视，在给予好评的同时，指出了拙稿中存在的一个错误，即将罗文在《民吁日报》连载六次误作“共连载五次”[5]。故再次对原文加以修改，并对冀青教授表示感谢。

罗氏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究竟具体发表于什么时间呢？

一般认为这篇文章发表于《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但这一期究竟出版于什么时候呢？有种种说法。或只指出年份：

罗振玉 《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 《东方杂志》6：10页42—67 1909[6]

或并指出月份，如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云：

《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罗振玉《东方杂志》6卷10期，1909 年9月出版。①

或年份、月份和具体日子均予说明，如上揭林世田、卢秀文，荣新江，刘进宝，张涌泉等撰著，大都认为是1909年9月25日。只指出年份者，均说是1909年，这是无误的。但指出具体月份和日子者，大都有问题。只有个别例外，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云：

1909年9月4日，北京学者在六国饭店为伯希和开了一个宴会，到席的人物包括宝熙、刘廷深、徐枋、柯劭忞、恽毓鼎、江瀚、吴寅臣、蒋黻、董康、王仁俊等十馀人，而最重要的人物罗振玉则在这一天因小病缺席。……伯希和在北京一直住到9月11日，这一天从前门车站出发，启程回国。紧接着，罗振玉在1909年11月7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王冀青注云：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1909年11月7日发行，第42—46页。此注见王氏书P.70脚注之①），标志着中国敦煌学的开始。[7]

笔者以为，王冀青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因为，《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的出版时间，经查是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即1909年11月7日。《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3）第2卷（中）在收入《东方杂志》篇目时，经查也是如此说明的{2}。持“1909年9月25日”说者未能详察，以致本应作“1909年11月7日”，或“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却误成了“1909年9月25日”。

但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罗氏《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是否晚于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发表。关于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讨论。

首先，从发表时间方面来看，罗氏文章的发表时间其实并不迟于田中庆太郎的文章。原来，罗氏的文章当年并不只是发表于《东方杂志》，而且还曾在右任创办的“竖三民”（《民呼》、《民吁》、《民立》）的第二种《民吁日报》上连载过。有关这一层，笔者曾在为《敦煌文学概论》编的参考书目中提及过。《民吁日报》连载罗氏文章时标题为：

◎呜呼祖国之文物

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

共连载六次，具体情况是：

己酉九月十九日 星期一 第三十号 阳历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一月一号 第三页 末尾注云“（未完）”

己酉九月二十日 星期二 第三十一号 阳历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一月二号 第三页 《呜呼祖国之文物》标题下注“（续）”

己酉九月念一日 星期三 第三十二号 阳历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一月三号 第三页 《呜呼祖国之文物》标题下注“（续）”

己酉九月念六日 星期— 第三十七号 阳历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一月八号 第二页 《呜呼祖国之文物》标题下注“（续）”

己酉九月念八日 星期三 第三十九号 阳历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一月十号 第三页 《呜呼祖国之文物》标题下注“（续）”

己酉九月念九日 星期四 第四十号 阳历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一号 第三页 《呜呼祖国之文物》标题下注“（续）” 末尾署“罗振玉记录”

罗氏文章在《民吁日报》的连载，始于己酉九月十九日，即1909年11月1日。也就是说，罗氏的文章至少是与田中庆太郎的文章同时发表的，至少可与田中庆太郎的文章同列第一。

其次，可以从文章的写作时间方面来讨论。田中庆太郎的文章发表已100年之久了，我国学者一直未能看到。直到前几年，敦煌研究院的施萍婷教授才托人找到并译为中文[8]。翻开看一下田中庆太郎的文章即可看到，文章中竟照录了罗氏的文章全文：

由于伯希和说了他带来了奇籍，不用说北京士大夫中的学者，就是对古籍有兴趣的人也到他的寓所来访问。见了他带来的珍品，谁也不能不惊叹。我也想用记事本做些记录，但我们前后见过的人当中，有罗叔言留下了他写的东西，又因为他的东西是我们见到的最准确的，所以我照录如下。[9]

显然，罗氏文章的写作，早于田中之文。

最后，可以从文章的性质方面讨论。罗氏的文章，实为学术性文章。而田中庆太郎的文章并非如此。施萍婷教授说：“田中庆太郎很快写了一篇题为《敦煌石室中的典籍》的报道。”“报道”之称，是很有道理的。田中庆太郎自述说：

伯希和说（他得到的）大部分已经运回本国，出示随身携带行李中的数十件给我看，全都是触目惊心的贵重品……这是学术上了不起的发现，我自己完全没有可供考察内容的知识，只是用爱好的眼光来看，过去的各种东西、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我没有能力辨别珍品。[9]2

田中庆太郎虽然也看到了伯希和在北京出示的敦煌文书，但“自己完全没有可供考察（所见敦煌文献）内容的知识，只是用爱好的眼光来看，过去的各种东西、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我没有能力辨别珍品”，可见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学术文章。当然，这并不是说田中庆太郎的文章在敦煌学史上没有价值，但若要认定敦煌学史上第一篇学术论文的话，那就非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属。

参考文献：

[1]林世田，卢秀文.敦煌学纪年[C]//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952.

[2]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J].历史研究，2005（4）.

[3]刘进宝.敦煌学术史研究有待加强[C]//百年敦煌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4]张涌泉.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的回顾与前瞻[C]//刘进宝.百年敦煌学：上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219-220.

[5]王冀青.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版本问题研究[J].敦煌研究，2012（1）.

[6]郑阿财，朱凤玉.1908—1997敦煌学论著目錄[M].台湾汉学研究中心，2000：33.

[7]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69-70.

[8]施萍婷.敦煌学杂谈之一[J].敦煌研究，2003（3）：1-6.

[9]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C]//施萍婷.敦煌学杂谈之一.敦煌研究，200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