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银霞

〔摘要〕 《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巨著，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译文的情态系统翻译直接关涉到译本质量。文章通过语料库工具PowerConc进行检索，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对比了Arthur Waley和刘殿爵的《论语》英译文语篇中实现情态责任赋值的语言表达方式。研究发现，Waley多使用情态附加语、表心理过程的动词和否定形式表达情态责任，刘殿爵则多运用中心词为形容词的谓语扩展式、被动句和“there be”结构，Waley译本总体情态责任值高，刘译本则反向显示为偏向低情态责任。显著异质性的情态责任资源与译者再现《论语》人际功能的态度倾向密切相关。

〔关键词〕 《论语》英译；系统功能语言学；情态责任；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5-0028-10

引 论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对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巨著，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融汇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精髓。自16世纪开始，《论语》就被译为拉丁、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并在西方国家流传。英国传教士Joshua Marshman 1809年将《论语》译为英语，自此以后，《论语》的英译和研究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截至目前，包括节译本在内《论语》的英译本己经超过60种，加上翻版和修订版，数量近百。《论语》英译本数量之多超过了其他任何语言。儒家思想和《论语》在西方英语语言世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与《论语》英译研究相关的专著、期刊、硕博论文数量繁多，国内较为突出和集中的有翻译、对比和语篇研究，以及关于《论语》个别段落、句子的句法研究。翻译层面的研究包括核心概念的英译分析，翻译方法、策略和目的，译者主体性研究等。该类研究主要鉴于《论语》的国内外影响，多对《论语》英译语篇进行个案研究，目的是探讨如何更好地进行典籍翻译和文化传播（如魏望东[1]，何刚强[2]，杨平[3]，王琰[4]，黄国文[5]，孟健等[6]，李钢、李金姝[7]，刘雪芹[8]，张政、胡文潇[9]，蔡新乐[10]等）。对比性的英译文分析包括原文与译文对比、一对一译本或者多译本对比，通过对比进行译本评价，评价内容涉及译本翻译质量、翻译风格和译本的优缺点等（如何刚强[11]、陈旸[12]、谭晓丽[13]等）。其中对比角度趋向多样化，研究视角包括语言学、哲学、修辞学、文体学、生态学、社会学、历史学及各学科间的相互交叉，甚至还有从文艺学、古典文献学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除此以外，不仅有从整体语篇层面剖析译本（如曾蕾、胡红辉[14]，鞠玉梅[15]等），还有从微观句法层面关注个别句子、段落和篇章的局部翻译以及剖析英译偏离的原因等（如黄国文[16]，陈旸[17]，何伟、张娇[18]，蔡新乐[19]，刘正光等[20]）。总之，对古籍《论语》及《论语》英译本的探究呈现出多学科、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局面。以上研究中不乏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对《论语》英译本的尝试性探究，但是基本集中在理论与主观结合的阐释、解构性研究，缺乏相应客观的语料数据支撑，没有更进一步纵深挖掘译本语言运用的具体异同。对命题或提议有效性的判断、义务的承担和个人意愿的表达是人际意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系统功能语法中主要由情态系统负责实现，因此可以说情态是系统功能语法人际意义的重要核心概念。与此同时，典籍译文的情态系统翻译直接也同样关涉到译本质量。另一方面，从《论语》英译本来看，刘殿爵和Arthur Waley的译本分别在汉学研究中和西方读者的接受度中占有重要地位。鉴于此，本文将尝试从情态取向（orientation）角度分析刘殿爵和Arthur Waley《论语》英译文语篇的情态责任问题，借此对比中英文译者翻译《论语》过程中在情态责任表达方面的特点，整理归纳出不同译本实现情态责任所采取的语言策略，试图为《论语》英译研究提供一个不同于传统研究模式的新的理论角度，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古籍英译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 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情态和情态责任

情态孕育于逻辑学、哲学，古希腊哲学家Aristotle曾论述过可能性和必然性的逻辑关系。语言学界（如Fowler[21]、Bybee[22]、Lyons[23]、Givon[24]、Finegan[25]等）对情态问题的研究也由来已久。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内，“三位一体”的语言元功能（包括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集中体现在负载言语行为的小句上。其中，情态是人际意义模块的中心元素之一，主要表达言语者对命题（proposition）和提议（proposal）內容的判断及态度，涵盖“是”和“否”区间的一种意义选择。因此情态作为小句人际功能维度的固有成分，在正反两极连续统上，其情态取值不断发生变化并提供具体选择的语义潜势。

系统功能语法创始人Halliday[26]对情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将其具体划分为四个基本方面，即类别（type）、取向（orientation）、量值（value）和归一度（polarity）。其中，情态类型之一的意态化（modulation）是用于交流物品和服务，小句以提议形式出现，主要涉及说话人执行某种命令时的义务、责任以及实施某行为的倾向或意愿程度，即责任性和倾向性。系统功能语言学内的意态化，可大致对应于传统语法的责任型情态。尽管情态责任（modal responsibility）和责任型情态有交叉，但是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说话人为自己通过情态表明的态度承担的责任，其程度指说话人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公开承认态度是自己的主观看法”[27]（70），它的语言体现形式与情态取向系统紧密关联。在情态系统中，情态取向表明说话人涉入命题的程度，情态责任的等级不同，则涉及的情态取向内容就不同。通常，情态取向主要有主客观和显隐性两大研究维度，二者相互结合形成了4种情态取向，即显性主观（explicit subjective orientation）、隐性主观（implicit subjective orientation）、隐性客观（implicit objective orientation）和显性客观（explicit objective orientation）。除此以外，情态的表达方式还包括情态操作词、情态附加语（即评论附加语和语气附加语）、投射句、谓语扩展式等。显性主观取向主要强调主观性，显性客观则正相反。显性取向同时包括显性主客观，它的主要表达方式为小句（如I think Mary knows ...；It is likely that Mary knows ...），即Halliday后来提出的情态隐喻式表达。处于显性主客观取向的过渡状态是隐性主客观取向，该类取向的表达方式有情态操作词、情态附加语和谓语扩展式，这一类内容属于情态一致式的表达。对此，Perkins[28]也曾提出英语情态表达具有多种形式，除特定的情态助动词，部分名词、形容词、副词、实义动词及时态等也可表达情态内容。除此之外，Hoye[29]同样认为，许多副词（如possibly、obviously等）具有情态补充作用。依据Halliday的观点，情态量值有高、中、低三级量值之分，实际上，从情态取向角度研究情态责任同样有高低级别的区分。为了更直观表示二者之间的关系，综合Halliday[26]、Thompson[27]、Perkins[28]以及Hoye[29]对情态问题的观点，本文认为情态责任的量值关系和语言表达方式如下图1所示，并将以此为准，对刘殿爵和Arthur Waley《论语》英译文语篇的情态责任翻译及其语言表达进行纵深对比，探究中外译本的特点及产生原因。

三、 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以Arthur Waley[30]和刘殿爵[31]翻译的《论语》英译本为研究语料。前者于1938年在伦敦出版后，广受欢迎，并多次再版，一直是英语世界较为通行的译本，同时在国内也非常流行，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后者于1979年在企鹅图书出版社出版，被西方称为“企鹅经典”。很多研究者（如Slingerland[32]、Roger[33]等）均指出，刘殿爵的《论语》译本很经典，读者群最大，在销量和流行方面无以伦比。基于此，本文选取国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Waley译本和于1992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的刘译本《论语》进行讨论。两者均以杨伯峻[34]今译为参考。

在完成语料收集后，我们自建了小型语料库，通过标注工具TreeTagger3对语料进行赋值处理，利用语料库软件PowerConc检索，同时结合对数似然函数Log likelihood对两个英译本进行定量、定性统计分析，讨论情态责任在《论语》英译文语篇中的实现方式。

四、 两译本情态责任对比

（一） 高量值情态责任数据对比分析

根据Li & Thompson[35]的语言类型理论，英语为主语突出的语言（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句法结构严格，主语具有“不可或缺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主语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译者的翻译风格，可以直接反应译者的责任倾向问题。系统功能语法中语气包括主语和限定成分两部分，主语是命题的叙述对象，主要由名词词组充当，在命题中带有很重的语义负荷，因为它是肯定或否定一个命题的基点，是对命题或提议的有效和成功负责的成分[26]。也就是说，当发话者选择某一个成分作为主语时，便同时赋予了该成分一定的情态责任[36]。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译者选择人称代词作为主语，让人来承担句子的责任，是译者的一种主观态度的反应。在明确主观取向的表达形式中，体现情态意义的小句基本都表达了一个心理过程，如：I believe （that）、I think等，以此强调说话者对判断或者断言的主观态度，其直接效果是说话者需要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该种表达结构直接对应于小句投射，即当语言用于表达说话者间接（非直接）的主客观经验功能时[26][37][38]，就会产生“投射”，如以上表情态意义的心理过程小句。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论语》两个译本的研究语料，收集了本研究的英语心理过程动词，并整理如下：see、think、know、suppose、bet、mean、venture、imagine、find、doubt、wonder、guess、assure、believe、feel、assume、consider、suspect、hope、want、suggest、wish、beg、permit、urge、agree、imply、propose、desire；词组包括：be afraid、would rather、be confident....，由于PowerConc支持正则表达式，以“think”为例，相应检索本结构的正则表达式为：＼S+_p＼S+＼s（＼S+_[RX]＼S+＼s）*think_＼S+或＼S+_p＼S+＼s（＼S+_[RX]＼S+＼s）？think/thought/thinks_＼S+；同时ing的检索方法：＼S+_VB＼S+＼sthinking_＼S+，其他心理动词据此依次检索，综合结果并筛选出符合人称代词加心理过程动词的句子，数据结果如下所示：

心理动词是人类识解内在经验的词汇语法范畴，是感知心理活动的一种过程，包括心理变化、情感以及认知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活动或状态。其中人称代词和心理动词结合，多数情况下表达心理过程，以“We know”的使用为例：

例1.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篇））

Waley译文：Zizhang asked whether the state of things ten generations hence could be foretold. The Master said， “We know in what ways the Yin modified ritual when they followed upon the Xia. We know in what ways the Zhou modified ritual when they followed upon the Yin. And hence we can foretell what the successor of Zhou will be like， even supporting they do not appear till a hundred generations from now.”

刘殿爵译文：Zizhang asked， “Can ten generations hence be known？” The Master said， “The Yin built on the rites of the Hsia. The additions and the abridgements can be known. The Chou built on the rites of the Yin. The additions and the abridgements can be known. Should there be a successor to the Chou， even a hundred generations hence can be known.”

對以上同句原文的翻译，Waley选择了表主观倾向的“we know”心理过程小句表达，而对应的刘殿爵译文并未出现类似语言方式。实际上，通过语料库数据检索，两个译本交叉部分的心理过程词汇主要包括：find、deisire、feel、know、mean、see、think、wish，其中刘译本和Waley译本所用该类词种均为15个，但是后者的使用数量明显超过前者。以上柱状图显示，两个译本的心理类动词前的主语，刘译本中数量最多的是“you”，其余人称代词使用顺序为 “I”、 “he”、“they”、“we”；Waley译本使用最多的则为“I”，其余依次为 “he”、 “you”、“they”、“we”。第一人称“I”在后一译本的搭配尤为明显，是所有表心理过程小句类别中数量最高的，此外，第二、三人称“you”和“he”的使用也非常突出。在翻译中，译者具有主导性、主观性和能动性[39]（49-50）。人称代词做主语可以显示作者的高情态责任倾向。通常情况下，主语是情态责任的承担者，谁将承担责任通常是由译者在构建话语的过程中决定的。主语“I”可以清楚地表明说话者的态度的起源，表明说话者意欲承担较高的责任。以上数据一定程度上表明，Waley在译本中倾向使用心理动词承担较高的的情态责任，通过显性主观取向表明他并不隐瞒情态责任，其翻译态度可以鲜明地传递给读者，而刘殿爵译本在这方面的倾向性相对较弱。

（二） 中量值情态责任数据对比分析

中量值情态责任包括隐性主观和隐性客观倾向。与显性主客观相比，隐含性意义即意味着话语的某些非显著特性。翻译是译者与作者和读者同时互动、多向交流的过程，既需要考虑作者的认知、背景、意图和行文习惯，理解原文的基本思想，也要尊重读者的审美、接受能力等。实际上，责任程度表明说话者对所讨论话题的义务性，即显示译者要选择什么样的职责角度去叙述事情，它是译者的提议情态，也是情态所要表达的基本语义功能之一。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译者采用隐性的手段来表达译文，即表明译者在降低情态责任，呈现出一种不确定的推脱倾向。

1. 隐性主观：评论附加语

依据以上分析框架，隐性主观取向的表达包括情态操作词和评论附加语，由于情态操作词本身有量值的高、中、低之分，而情态承诺和情态责任也有三级区别，具体的情态责任应根据量值高低情况另作更为细致的讨论，因此这里在隐性主观取向的分析中不讨论情态操作词。评论附加语作为表达说话人观点、态度和判断的词汇语法手段，是说话人的“自我印记”在语言中的编码[40]。它是发话人为表达自己的态度、立场或观点而经常使用的一种重要语言手段，根据Hoye[29]的观点，由于评论附加语没有明确指出评论的来源，所以可将这类词划归在隐性主观取向内。

从一般意义来看，情态经常被认为是语法的一部分，只与情态操作词有密切联系。确切来说，情态可以通过情态动词、副词、形容词等词汇手段和时态、语态、句子构架等语法手段来实现[41]（24）。评论附加语的实现方式包括一系列的副词、词组等，它与情态操作词具有同样的功能，都可以帮助说话人完成情态意义的传达。本文以Halliday划归的评价附加语作为基本参考，通过检索发现两个译本使用的评论附加语类型基本相同，但是Waley译本的评论附加语数量明显高于刘译本，前者附加语总数为37种，后者仅为16种，同时重叠词只包括really、lease、（un）fortunately。通过数据结果比较，其中“really”在Waley译本的翻译率很高。但是该译本中的“kindly” 和 “No doubt”并未在刘译本中出现。同样，刘译本的“Seriously”、“Presumably”也并未在Waley译本中出现。首先从交叉的词汇以及两个译本中出现和未出现的词语意义本身，可以初步判断Arthur Waley译本趋于口语化，而刘译本的翻译则相对正式，给人以书面语的印象。此外，评论附加语能够揭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信息处理的倾向和态度，如断言、犹豫、承担责任、冷漠和其他人际意义方面的特点。通过评论附加语的使用，译者的态度不仅可以调整，并且话语的有效性和译者与读者的潜在交互性逐渐浮现出来。这样，翻译由原来的译者单方面提供信息转换成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交流，将读者从被动接受信息转成主动共享和交换信息，同时共同承担责任，使得话语的主观性降低。鉴于以上客观数据，在表达中度情态责任问题上，Arthur Waley比刘殿爵更擅长使用评论附加语，让呈现出来的译本话语不过渡依赖自己的判断。

2. 隐性客观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在语义的基础上将情态附加语划分为语气附加语和评论附加语。语气附加语类型很多，如表达归一性、情态、时间性、可能性、频率、语气等，并且每一类型包含很多单词或短语，与语气系统联系密切。在小句中，它们经常出现在限定操作词附近。本文为确保译本对比的清晰性，没有单列具体单词。由于数据呈现比上表复杂，为减少误差，避免判断的主观性，利用PowerConc检索初步结果的同时，结合了Loglikelihood Calculator工具计算出对数似然率，以下数据也将视对比的具体情况计算数据对数似然函数。

情态责任是“说话者在多大程度上公开为自己在命题中表现的态度承担责任” [42]（109）。从以上数据列表可以看出，Waley译本的语气附加语数量为431，刘译本为272。由于对数似然率Loglikelihood的临界值为3.84，输出结果中“+”号意为某种语言特征在第一个语料库比在第二个语料库中使用得多，“-”号反之，表2显示无论是归一、情态还是时间或者语气的附加语，对数似然率的结果不仅多呈现负号，并且很多超过临界值3.84，说明后者即Waley译本语气附加语用词量超过刘译本。此外，二者数据分布并不均衡，差异较大。与表隐性主观取向的评论附加语相比，两个译本中语气附加语的数量大大超过评论附加语的用词数量。作为隐性客观取向的表现手法之一，语气附加语的使用降低了话语的客观程度，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可显示译者的评论部分来源于客观事实。由于没有具体明晰的评价来源，因此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避免责任的一种手段。翻译实际上是一种修辞选择，是一种跨语言系统的劝说活动。“译者的任务是运用各种语言手段，用目的语中最合适的文辞和语辞，传达原文作者的思想感情，沟通原文作者与目的语读者” [43]（66）。综合评论附加语数据量表，在表达中值情态责任上，Waley比刘殿爵更擅长使用情态附加语这种修辞手段对读者群进行劝说，来隐藏过于主觀或者客观的态度。

系统功能语言学拓宽了情态研究的范围。Halliday[26]（89）认为“除了限定情态功能词之外，义务和倾向还可以通过谓语扩展式来实现”。谓语扩展包括以动词的被动语态形式和形容词为中心的词组结构，较多体现为情态副词转换的形容词结构，如be supposed to、be allowed to、be required to、be expected to、be determined to等。由于PowerConc还支持正则表达式的简易语法（Smart Input），在该语法下，若“@”放在单词原形前，表示将匹配该单词的所有曲折形式。通常被动语态的一般结构形式为：be+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依据TreeTagger词性赋码集，VVN代表实义动词的过去分词（如lived、 shown等），所以中心词为动词被动形式的谓语扩展式的检索形式为@ be VVN to。结果显示Waley译本包括“be presented to”、“be retained to”、“be avoided to”、“be permitted to”、“be forced to”、“be bound to”、“be allowed to”；刘译本有“be expected to”、3次“be bound to”、“be driven to”、“be yoked to”。从整体上看动词被动式谓语扩展形式两译本在数量结果上没有太大差别，两位译者都并没有过多使用被动形式的谓语扩展式来表达情态责任。

然而除此以外，检索结果显示两个译本被动语态的句子数量刘译本为46个，Waley译本为24个，前者数量几乎为后者的两倍。实际上，被动语态具有一定的人际意义。在被动语态中动作的承受者成了主语，一般也同时作主位（这时的主位是无标记主位），成为对命题（或提议）的有效和成功负责的成分，同时让施动者摆脱了责任，或者减弱了施动者的主观性[44]。通常情况下，被动语态的潜在施动者是“I”或“we”，作者为避免承担责任，使用被动语态替代主动语态，将主语省略，淡化施动者，以此强调说话内容的客观性。被动语态中由于特殊原因故意隐去施动者，这本身就隐含了作者的态度。即便在被动句子中主语为人，同样的源文，当译者更多使用被动句来表意，读者容易降低对译者的主观判断性，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情态责任，使得译本显得更为客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句更为客观，说话者即译者的态度和意图在不同程度上融入被动语态句子中。由此，从数据检索结果来判断，我们可以认为刘殿爵的译本整体上比Waley译本更倾向客观，刘殿爵更擅长使用被动语态的形式来降低译本的情态责任。

除了中心词为过去式的谓语扩展式，还有一类形如be able to、be willing to、be going to的以形容词为中心词的谓语扩展式。JJ代表形容词，因此中心词为形容词的谓语扩展式的检索结构为@ be JJ to，然后通过对整体数据筛选，符合谓语扩展式的研究结果显示两个译本在该结构类型的使用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Waley译本共使用了13种，刘译本为11种，二者使用的形容词扩展式有很多交叉，如“be true to”、“be sure to”、“be possible to”、“be easy to”， “be likely to”、“be willing to”、“be liable to”等。但是在用词数量上，刘译本要超过Waley译本，Waley译本中该类型用词分布较为均匀，刘译本“be sure to”使用次数多达15次，过于集中到某一个形容词短语上。此外，使用频次较高的形容词短语中，只有“be sure to”为二者共有，其余均无交叉，由此可以看出两人的用词习惯差异较大。由于形容词性的谓语扩展式是中量值情态责任的表现手法之一，中量值属于非显著客观性或者主观性，介于显性主客观之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使用中量值情态责任的语言表达手段，可以通过隐去态度来源使译本整体呈现客观倾向。结果表明，在翻译过程中刘殿爵并不喜欢态度鲜明，总是尽量采用语言手段掩盖个人态度，因此整体上刘译本有趋向客观性的特点，并且与Waley喜用情态附加语相比，刘殿爵更擅长使用形容词性为中心的谓语扩展式来表达情态责任。

（三） 低量值情态责任数据对比分析

显性客观取向多为隐喻式的表达，在这种结构中，情态也会通过投射小句来完成。在具体情态责任的划分下，这里主要指形如It is expected ...、It is supposed that ...等此类小句。在此说话人将责任归到一个虚拟的承担者“it”上，试图使言论表现得更客观，以达到伪装自身立场的目的，让说话人远离情态责任。因此为表明高值的客观性，最大限度地掩饰责任，选择以“it”为虚主语的投射句是译者观点表现客观化的最好方式，即使用明确客观的表达方法。通过检索结构为it @ be JJ和it @ be VVN，结果显示“it be + adj.”在Waley译本的数量为15，刘译本为17，差异不大。“it be + v ed.”的使用频次不及“it be + adj.”，但两个译本的使用数量仍然差异不大。因此，可以说利用明确主观投射句来表达客观性尽管两个译本的用词不尽相同，但是数量却几乎相同，并且分布均匀，没有特别集中于哪一个或哪一类词。

此外，依据Pekins[28]的观点，情态的选择可以通过名物化来实现，名物化能代表情态的客观倾向。他将显性客观取向限定在有表情态的名词出现的结构中“there is a ... to / that”，具体为these is a possibility that John will sit these all day。然而在情态责任视角下，本文认为在翻译原文过程中，“there be”结构的使用可代表译者的一种客观态度。因为从“there be”结构最初表意来看，它本身是表示英语中陈述事物客观存在的常用句型，其确切含义是表示“存在”，there 作为引导词，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它的真正主语是用一些表示泛指或不定特指的名词词组。据此，本文具体以检索了there @ be结构，并将检索基本結果呈现为表3。从Tokens数量可以直观看出刘殿爵比Waley更喜欢使用“there be”结构。实际上，除去相应的否定形式，如含有no、not、none等词语的句子，结果依然与下表基本相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刘殿爵比Waley更倾向使用该结构来表达客观性。综合前文的研究数据和结果可以判断出，刘殿爵多采取回避责任的翻译策略，译本整体上更趋向客观。

（四） 否定形式提高情态责任

从情态责任的角度来看否定问题，一个句子若确切地使用否定，无疑说话人要承担很高的责任。本文所讨论的否定形式包括：（1）否定词no、not、never and nothing等；（2）表示让步、转折的连接词，如：although、however、yet、but等；（3）副词、评论性的副词和表状语的词，如：even、only、 just、still、surprisingly、unexpectedly等。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经过Powerconc的初次检索后，逐一去掉类似no longer、no more than、no better than、no less than、make no difference、No， he is in ...、oh， no、 No， I have one等类似的固定搭配以及对译文的否定性回答翻译，将最终数据结果显示如表4。

Waley译本否定形式的词语总数量为1081，刘译本的相应数量为850，前者使用否定形式的频次要明显高于后者。以上对数似然率结果显示Waley译本的“nothing”、“but”、“never”、“seldom”、“only”的对数似然率均超过3.84，在对比性上处于显著状态，这说明Waley在翻译中很青睐转折性或否定类的词语，以此表示强调，增强情感态度的表达。刘译本在这方面的表达则相对弱一些，上表中负号的数量明显少于正号，并且多数低于临界值3.84，为不显著结果。从两个译本通篇的否定形式词语对比来看，很显然Waley更擅长使用否定、转折词等态度鲜明的词汇手段表现偏高的情态责任。

五、 余 论

综合前文投射句、情态附加语、谓语扩展式 、“there be”结构以及否定形式词语的研究结果，可发现刘殿爵和Arthur Waley译本虽然在情态责任的表达手段上都有涉及，但具体钟爱各有不同。两人在翻译《论语》过程中，高、中、低三种责任分别反映在两个译本中，高情态责任由显性主观取向反映，中值情态责任包括隐性主观取向和隐性客观取向，低值情态责任由显性客观取向表现。对比显示Waley擅长使用情态附加语、表示心理类动词和否定形式表达情态责任。刘殿爵善于用形容词词组的谓语扩展式、被动语态和“there be”结构来表达情态责任。以翻译过程中附加语的使用为例，如：

例2.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篇））

Waley译文： Master Kong， choosing a time when he knew Yang Huo would not be at home， went to tender acknowledgement； but met him in the road. He spoke to Master Kong， saying， “Come here，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you.” What he said was “Can one who hides his jewel in his bosom and lets his country continue to go astray he called Good？” “Certainly not.” “Can one who longs to take part in affairs， yet time after time misses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can such a one be called wise？” “Certainly not.” “The days and months go by， the years do not wait upon our bidding.”

劉殿爵译文： Confucius had someone keep watch on Yang Huo's house， and went to pay ？his respects during his absence. On the way he happened to meet Yang Huo who said to him “Come now. I would speak with you.” Then he went on， “Can the man be said to be benevolent who， while hoarding his treasure， allows the state to go astray？ I should say not. Can the man be said to be wise who， while eager to take part in public life， constantly missed the opportunity. I should say not. The days and the months slip by. Time is not on our side.”

例3.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论语》（阳货篇））

Waley译文： Zigong said， “Surely even the gentleman must have his hatreds？” The Master said， “He has his hatreds. He hates those who point out what is hateful in others. He hates those who dwell in low estate revile all who are above them. He hates who are active and venturesome， but are violent in temper. I suppose you also have your hatreds？”

刘殿爵译文： Tzukung said， “Does even the gentleman have his dislikes？” The Master said， “Yes. The gentleman has his dislikes. He dislikes those who proclaim the evil in others. He dislikes those who， being in inferior position， slander their superiors. He dislikes those who， while possessing courage， lack the spirit of the rites. He dislikes those whose resoluteness is not tempered by understanding.”

对于例（2）的同句翻译内容，Waley译本的前后两句都选择了附加语“certainly”作为小句进行表达，而刘殿爵则通过主谓语较全的小句呈现。例（3）中Waley同样通过增加附加语“surely”来加深疑问程度，刘殿爵译本对本句的翻译则显相对比较规矩，没有额外附带其他内容。因此，总体来看在翻译过程中，Waley倾向承担高情态责任，刘殿爵则采取回避责任的翻译策略，更倾向低情态责任。

这些具有导向性的结构或词语传递了译者的态度倾向。刘译本更加严肃、客观的语调与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道德说教、师道尊严的权威密不可分。由于《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述，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孔子对弟子的教诲，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师生的身份形象，传递了师生之间的传统关系。因此，反映在翻译策略和手段上，刘译本使用了大量的客观情态表达，这样易于塑造师者的绝对权威和占据道德的高位，也形成了刘译本更书面化风格的语言特点。对比西方相对宽松的师生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圣贤观、过高的威信地位等，所以在Waley译本中出现了很多情态附加语和心理类动词，营造了松弛的师道关系，同时也附带增加了情感性的语体风格。

另一方面，对于Waley译本凸显出的主观、高值情态倾向的语言表达策略，实际上首先与西方看待问题的思维习惯有关，他们更喜欢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内容，形成个体的情感、认知的突现，投射在译本中就表现得客观，但使用量不及刘译本。此外，Waley对诗歌翻译多有涉及，译作包括《中国古诗170首》《诗经》等多部经典，在译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该类翻译风格影响，所以Waley的情感自然地体现在心理动词的选择、情态附加语的使用等具有明显态度反映的翻译方法上。

值得注意的是，受环境影响，刘殿爵的《论语》研究从开始就同时具有较深的英汉语语言背景，Waley则是通过自学完成了汉语作为母语之外的语言习得，再开始相应的《论语》英译，后者实际是同时完成了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的双向过程。研究结果显示两个译本在情态责任语言表达方法上出入较大，这就表明后者的语言输出结果显然与前者有一定区别，因此，本文关于《论语》英译本的对比性研究，对语言习得研究领域的个体影响、语际、词汇复杂度等因素同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六、 结 语

本文尝试从情态取向视角探讨、总结了刘殿爵和Arthur Waley在《论语》翻译中表达情态責任的语言手段特点。研究发现，Waley译本总体表现出倾向承担高情态责任，刘译本更倾向低情态责任。两个译本表达情态责任的手段不尽相同，Waley多使用情态附加语、表示心理类动词和否定形式表达情态责任，而刘殿爵善于用形容词词组的谓语扩展式、被动语态和“there be”结构。这为《论语》的研究和解读其它中国古籍的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应用范围。同时在研究中还可以尝试多译本的对比、译本与原文情态责任的对比等，以期有更新、更深入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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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