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敏

〔摘要〕 关于翻译中是否应提倡“发挥译语优势”一直富有争议，文章以对翻译具有示范价值的自譯为例，从“抽象”与“形象”“严谨”与“简洁”“紧凑”与“节律”“平实”与“文采”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英汉各自的优势，列举了发挥译语优势的语言资源，提出通过“发挥译语优势”促进翻译与创作，促进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促进文学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关键词〕 发挥译语优势；自译；他译；忠实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5-0007-07

引 言

翻译中的“优势论”是许渊冲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本着学者的探索意识，于1981年明确提出的：“在原文高于译文的时候， 应该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发挥原文的语言优势；在译文高于原文的时候， 也可以扬长避短， 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1]（2）。这一提法又与原文、译文“竞赛”论密切相联，即把翻译看作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竞赛，既为竞赛，自然要各显其能、力争在表达方式上更胜一筹。

此后许老不断阐述和发展这一理论，于2000年在《新世纪的新译论》中他将音美、意美、形美作为译诗的本体论，知之、好之、乐之作为译诗的目的论，等化、浅化、深化作为译诗的方法论[2]，进一步深化了“发挥译语优势”的内涵；于2014年他结合“中国文化梦”的实现以大量例证再次论证“在中西互译的时候，应该避免劣势，争取均势，最好尽可能发挥译语的优势”[3]（11）。

“优势论”一经提出，一石激起千层浪，余波不断，引发了中国译界持久而热烈的讨论。支持者大有人在，反对者也为数不少。支持者大多从实践层面入手，如：劳陇强调翻译中“意合”句法、成语和俗语的运用[4]（74）；胡东平等从英汉衔接手段的角度论述了如何发挥译语优势[5]；杨清平探讨了四字格运用的标准[6]；有的则更进一步，将发挥译语优势落实在教材编写中，如杨士焯提出从四个方面展现翻译文采：（1）巧用中国古代诗文典籍词语、句法、章法；（2）巧用汉语四字格词语；（3）炼词用字；（4）巧译英语意美、音美、形美[7]（225）；还有的从理论角度肯定其价值和意义，如：郑海凌肯定了许论的创新精神，认为许论“整体上是正确的、科学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一大飞跃”[8]（45）。

然而，正如许老所言，“二十世纪的中国译坛还是反对‘优势竞赛论的人更多……《中国翻译》一年之内，就有三篇文章反对‘发挥优势论，反对‘竞赛论” [2]（6）。宋学智明确提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从语言学、文艺美学、翻译本质和文化交流等角度对“优势论”和“竞赛论”提出了质疑[9]；江枫批评“优势竞赛论”“舍形而取神”[10]（25），但实际上语言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改变了表达形式就会改变内容。

我们认为，“优势竞赛论”走的是艺术路线，与现当代翻译研究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途径背道而驰，遭到讨伐不足为奇。主观上，它也与许氏定义不够明确、措辞不够严谨、例证具有局限性与译论缺乏系统论证有关。其一，对于何谓“译语优势”，许论论述较为笼统，容易成为过度发挥的借口；其二，发挥“译语优势”，侧重语言和文学的竞争关系，忽略了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补与合作关系；其三，许论多用诗歌翻译来进行例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而且诗歌翻译本身见仁见智，结论难以服众；其四，未能系统论证译语优势的具体表现，仅零星提及，指导作用有限。

本文拟以一种新语料——可为翻译典范的优秀散文类作品自译为例，采用文献归纳法和比较分析法，借用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尝试较为系统地从宏观上把握英汉各自的优势并论证其效果，从语言优势互补的角度阐述“发挥译语优势”的意义与价值，以期深化“优势论”的研究。

一、 自译——“理想”的译文

译者与原作者合一，是很多译家和研究者的梦想。许渊冲说，文学翻译作品“应该等于原作者用译语的创作”[2]（5）；茅盾认为好的翻译“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而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外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11]（575）；傅雷论述外译中时说：“不妨假定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12]（624）。众所周知，“理解”与“表达”构成翻译的主要过程，译者若能同原作者合一，理解的障碍将不复存在，而原作者若又精通译语，并能直接用译语进行写作，表达亦不足为虑，完美的理解与表达，势必造就“理想”的译文。

这样的翻译，看似遥不可及，然而，由作者本人将自己的作品译成外语或译回母语的现象——“自译”——却早已存在；而且，随着近现代以来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世界各国，尤其是一些前殖民地国家，涌现出一批双语甚至多语作家，这些人游走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同时以母语和外语进行创作，还出于各种目的时常自译本人作品，中国著名的自译作家包括林语堂、张爱玲、萧乾、卞之琳、白先勇、余光中、李彦等，国外尤其是西欧国家因其历史文化渊源，自译历史则更为悠久，人数众多，研究关注较多的包括贝克特（Beckett）、泰戈尔（Tagore）、纳博科夫（Nabokov）等。

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在理论上将自译视为“理想”翻译的论者不在少数，在实践中却鲜少如此，实际上，甚至连自译是否属于“翻译”都存有争议。究其原因，自译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忠实观。自译者的特殊主体身份，使其得以从翻译活动的“幕后”走到“台前”，直接与译语读者进行对话，并根据自译的目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读者对象的改变等选择不忠实于自己原文的字面、内容乃至结构，而是将“忠诚”的天平向读者倾斜，基于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需求，在翻译时进行增减重组甚至改写。这样一来，各翻译主体（作者、译者、读者、中间人）各得所求，貌似皆大欢喜，可是，“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之间二元对立的消解却动摇了传统翻译观的基础：翻译活动应该遵循什么准则？评判译文的标准该如何界定？自由度该如何把握？等等。因此，尽管自译在实践上一直存在并于近年来不断扩大影响，但译界尚未做好正视自译的准备，对于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存在，将其排除在翻译研究的领域之外其实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另一方面，自译者群体相对于庞大的他译者（othertranslator）群体来说，终究屬于少数派，因此，尽管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却不足以撼动传统的翻译形式与观念。

自译是一种译者享有权威和特权的翻译活动，可以说，它解放了译者，使译者得以充分发挥创造性，尽管有人抱怨自译者过于自由，但自译者只是部分摆脱了原作者的“紧箍咒”，他们依然要对原文负责，对中间人和读者负责，对自译的目的负责，对跨文化沟通的效果负责，因此，尽管自译不像他译那样“忠实”于原文的局部和细节，从整体和宏观上来看，自译依然是“忠诚”的，而且质量往往高于他译。

冯欣欣通过对林语堂自译和宋碧云他译的《啼笑皆非》的对比指出：自译的质量高于他译[13]。刘红华通过对自译与他译在意义、风格、文化三方面的对比，认为自译比他译功能对等的程度更高[14]。李平、程乐通过研究林语堂的自译，认为：作家自译过程中，似乎更关注整体的忠实值，而牺牲局部的忠实值；自译的整体忠实值与局部不忠实值比他译都要大；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意识到自译可能是最忠实的翻译[15]（89）。陈文伯通过比较自译和他译得出结论：作者自译的译文可以作为翻译的典范[16]（7）。因此，与其无视其存在，不如通过自译来重新认识翻译过程，界定翻译标准。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研究利用英汉比较的一些代表性成果，以三获诺贝尔奖提名的著名双语作家林语堂的自译作品为例，尝试较为系统地验证并阐释如何发挥译语优势。本文的语料均来自《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下简称《文集》）[17]，因其中收录的多篇双语作品究竟孰为“作”、孰为“译”存有争议，本文所引例句姑且按照《文集》的编排方式，英文在前，中文在后，而且涉及双语优势的发挥，也就是说：在忠实于原文总体意义的前提下，写作或译为英语时，则充分发挥英语的优势，写作或译为汉语时，则充分发挥汉语的优势，从而使得双语文本各有千秋，相得益彰。本文根据研究目的，仅挑选《文集》中基本对应的例句，以便通过对照充分彰显英文、中文各自之美。因《文集》以书信、演讲、散文和短篇小说为主，因此本文针对的是散文类作品的英汉、汉英互译。

二、 汉英各自之优势在林语堂自译中的发挥

林语堂的语言功底是学界公认的。1936年前，就因其小品文写作而名声大噪，获封“幽默大师”；1936年因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国心》在美国大卖，他应邀携家赴美专事英文写作，直至1967年回台湾定居，31年间出版了30余本英文著作，大部分都跻身畅销书之列，成功成为世界舞台上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林语堂双语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机，欣赏林先生的如花妙笔，探讨他如何以其高超的语言技巧和敏锐的文化意识在双语的世界中自由游走，从而为英汉、汉英翻译实践提供借鉴，为翻译理论建设提供新语料，启发新思路。

林先生在双语创作时能各取其长，首先基于他深厚的语言、文学和文化功底，其次也得益于林先生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对两种语言的深入思考和深刻认识。他在《中国人》中指出，中国话和中国语法“显示出思考上之极端简性，拟想之具体性，和章句法之关联关系之经济” [18]（62）。这种认识直接体现在他英文作品的抽象与准确，以及对应中文的形象和精炼。根据这一认识本文结合实例归纳出英汉“抽象之美对形象之美”“严谨之美对简洁之美”。

庄绎传指出英汉在遣词造句方面有一个突出的不同，“英语体现一个‘紧字，汉语体现一个‘松字”[19]（81）。这是本文提出的第三组优势对比：紧凑之美对节律之美。

高健在“语言个性与翻译”一文中，总结了汉语的22条个性，其中多条指向汉语重“文采”的特性：仍然极易形成并偏爱使用对偶排比结构；与此相连的四字结构仍然出现频率较高；求雅的意识强；词藻的观念也仍然很强[20]（58）。与此相对的则是英语的“平实”——达意为主，不追求辞藻的堆砌。这是本文归纳的第四对特点：平实之美对文采之美。

以上四个特点互有关联，概括了英汉语言的相对优势。

（一） “抽象”之美对“形象”之美

林语堂在《中国人》中指出，中式思维的具体性体现在抽象词句的性质、俗语和比喻上，“一个抽象的意识，她往往用两个具体的品性组合而表达之”，如用“大小”“长短”“宽窄”表示“体积”“长度”和“宽度”[18]（62）。与之相对的，则是英语的抽象思维，看看那些由后缀ness，ability等构成的名词便可知一二。以下例句选自《摩登女子辩》：

例1a： There are any number of such sweet young souls who would slave and save for their men and give their affection for a loyal heart in return. （p.351）

例1b： 而这世上确有许多这样女子，只要换得男子一点真情，赴汤蹈火粗衣陋食皆所不顾。（p. 356）

英语句的slave and save简单直接且押头韵，令人过目难忘；汉语中则化为两个生动形象的四字成语“赴汤蹈火”和“粗衣陋食”，英汉字面用语不同而深层含义一致，在语言表达上各取所长，各有特色。林先生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确实令人称奇。

（二） “严谨”之美对“简洁”之美

“The English are proud of the preciseness of their language， while we Chinese are proud of the conciseness of our mother tongue”（英国人以英语之严谨为傲，中国人以汉语之简洁为傲——笔者译）[19]（81），这句话道出了英汉各自的优点：英文严谨而汉语简洁。

连淑能也有类似的表述：英语注重形合，注重结构、形式，常常借助各种连接手段，因而比较严谨；汉语注重意合，注重功能、意义，常常不用或少用连接手段，因而比较简洁[21]（81）。

英语是形合的语言，句中有各种关系词，如介词、连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等，可以将相关的内容紧凑地衔接在一起，行文严谨，表意准确，形成主干结构突出、枝叶茂盛的大树；汉语是意合的语言，句子结构比较灵活，少用介词、连词，没有关系代词、关系副词，又常省略较为明显的主语和代词，因此句子短小，不蔓不枝，呈典型的“竹状”结构。

例2a： Now we have never heard a Shanghai European praising Chinese food or Chinese dress or Chinese buildings or Chinese women， or if I personally have， the Chinese public as a whole is unaware of it.（p.263）

例2b： 盖向来上海西人未闻有称赞中国人之衣食宫室或中国女子者，即使有之，亦不刊之报章。 （p.267）

英文四个or，中文只留其一，代词we和I在汉语中省略处理，五个重复的限定词Chinese汉语仅留其两，相形之下，英语逻辑严密而汉语措辞简练，尤其是“衣食宫室”四字，简约之至，汉语中大量依然通用的文言字词与表达无疑为这种简约的表达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资源。

（三） “紧凑”之美对“节律”之美

此处的“紧凑”不同于上一小节的“简洁”。“紧凑”对应compactness，指的是英语可以调用各种形式手段将多重信息压缩在一个句子之内，因而句子结构紧凑、逻辑严密、层次分明；而“简洁”对应conciseness，指采用意合的方式联结小句，省略不必要的形式衔接手段，辞简而义丰。总的来看，英语句子环环紧扣、主次分明，长于说理与论辩，而汉语的短句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节奏感，长于抒情与描写。

例3a： Briefly， the four movements are： （1） Meteorology， （2） History， （3） Politics， and （4） what the fellow really wants. （p.192）

例3b： 这四段是这样的：（一）谈寒暄，评气候，（二）叙往事，追旧谊，（三）谈时事，发感慨，（四）所要奉托之“小事”。（p.196）

本句是对文化人讲话艺术的讽刺。英文句子有四个并列的表语，其中前三个都是单个名词，含蓄而幽默；第四个突然变为从句，前后对照，登门拜访的目的至此方明确。汉语中，每个名词都分化为两个三字动宾词组，对仗而工整，富有节奏感；第四部分结构也突然变化，“奉托”和“小事”二词调侃意味浓厚。英文尽显静态之美、含蓄之美，而中文充满动态之美、讽刺之美。

（四） “平实”之美对“文采”之美

上文例句已可看出英语的平实之美和汉语的文采之美。鲁迅曾引用汉学家高本汉的话，将西洋文字比作朴实无华但却方便实用的女仆，中国文字则像一个美丽优雅但却奢侈无用的贵妇[22]（76）。这话在当时白话运动的背景下虽有偏激之处，但“朴实”与“华美”确实概括了英汉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双语作家李彦则结合自己的自译实践表述得更加透彻：“当我想表达对生命更深层次上最真切的心灵体验时，似乎用只有26个字母的英文来得更顺畅自然，更能任思绪自由驰骋，不太受文字表象的干扰。而当我想追寻辞藻、韵律，或者视觉上带来的愉悦和享受时，中文因其文字本身的魅力，无疑更胜一筹”[23]（78）。这在林语堂的双语文本中同样不乏例证。

例4a： From that moment on， I forgot what happiness was， and I started with a heavy heart， on a threeyear voyage of discovery for the scientific toothbrush， from which I have just come back， emptyhanded. （p.145）

例4b： 从此以后，我便不复知平安快乐日子了，而从此我便开始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文明最衛生的牙刷了。荏苒于今，已历三载，到了今日，才一无所得，空手回来。（p.149-150）

此例叙述作者受到误导，以为牙刷主导口腔健康，因而不懈努力誓要买到最好的牙刷，其文风轻松幽默。英语是一个并列句，各成分之间的关系一清二楚，意思点到即止；而汉语按照时间顺序安排，非但要把话说清楚，而且要说得生动有趣，于是简单的scientific一变为四，成了“最适宜最科学最文明最卫生”，强化了表达效果； threeyear一词拆分出来，与前后相呼应，变为“荏苒于今，已历三载，到了今日”，以强调经历之曲折，比之英文显然有所“深化”，但增词未增意；emptyhanded不仅是“空手回来”，前面又加上“一无所得”，使得前后对比突出，强化了幽默效果。这两句，一个简单诙谐，一个夸张风趣，各得其长而相映生姿。

三、 发挥优势之语言资源

英汉表意各有其手段、特色与魅力，英汉互译的根本前提是掌握并充分利用两种语言各自丰富的词汇、语法和修辞资源，这要求译员不仅要有广博扎实的语言基础，而且还要通过大量的翻译和写作实践，灵活调用各种语言资源来为我所用。

与汉语相比，英语的资源优势在于各种前缀后缀辅助下灵活的词形、词性变化；丰富灵活的介词、连词、各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大量的外来词、同义词，以表达各种不同的语气、文体；大量源于宗教、神话、文学经典的习语、典故，源于民间的谚语，等等。

就汉语而言，其特色在于：大量的四字格和叠词；诸多简洁明了的文言字词、成语、谚语、典故；对偶、排比、重复、对照等以意统形的语言结构；紧缩句，等等。

其中，汉语四字格的使用最富争议，有人大力提倡，有人担心弄巧成拙、以辞害意。但是，正如杨清平所总结的，包括四字成语和普通四字词组在内的四字格虽常被误用，但四字格“是汉语的独特优势之一”，“一个很平淡的英语句子，用四字格来翻译，则显得简洁有力，文采斐然，琅琅上口，分外精神”[6]（149），这方面的佳译数不胜数，不胜枚举，上文例句已有所反映。四字格为广大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只要使用恰当得体，是为译文增色的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

例5a： Passing along the Suti， we got a most wonderful view of the lake， newly bathed in the April showers. Magic islands covered with tall， green trees seem to spring out of the water， and cast reflections as still as themselves. （p.219）

例5b： 路过苏堤，两面湖光潋滟，绿洲葱翠，宛如由水中浮出，倒影明如照镜。（p.223）

英文中bathe和spring两个词生动活泼，极具描写效果，along、of、in、with、out of和as等介词把句中各成分之间的关系交待得清清楚楚；而汉语四字结构“湖光潋滟，绿洲葱翠，明如照镜”使得译文简练优美，寥寥数语便勾勒出西湖的秀美风光。

作为具有悠久文学传统的两种语言，英语和汉语都典故众多，很多几乎家喻户晓，可以使行文意境深远、妙趣横生。

例6a： If I were to detail my spiritual Odyssey during those three weeks by day and by night， in the Joycean manner， I am sure it will fill three thousand good Homeric lines in verse， or a hundred fifty closely printed pages in prose.（p.61-62）

例6b： 若把此三星期中之心理历程细细叙述起来，真是罄竹难书。（p. 66）

此句文字中英都幽默，然而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作者采用了分属英汉的不同典故，英文表达夸张（three thousand， a hundred fifty）且富有艺术性（Odyssey， Joycean， Homeric），而中文相对简洁明了（心理历程，细细叙述，罄竹难书），但对于各自的读者来说，都有极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修辞的应用，英汉也是各有特色，翻译时若不便直译，也可失于此而得于彼，利用其它优势来补足效果。

例7a： Suppose we simplify the matter a little， and imagine that， in a distinguished gathering of Chinese and foreign friends at the home of a Chinese hostess， a bedbug should choose to make its social debut by crawling slowly but conspicuously across the specklessly white sofa cover. （p.93）

例7b： 为避免空论起见，假定在某高等华人寓中的中西士女宴会席上，忽有一只臭虫，明目张胆地，由雪白洁亮的沙发套出席。（p.98）

此例英文中make its social debut为拟人用法，汉语的“出席”也是拟人，但含义不如英语词组丰富，属于许渊冲所谓“浅化”的译法，但汉语却如神来之笔，将英语conspicuously译成了“明目张胆”，以此“深化”来弥补debut之损失。因此，只要始终秉持“发挥译语优势”的理念并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积累不断优化译语资源，就能在“忠实”的前提下改进表达的艺术效果。

关于词汇和修辞资源，不胜枚举，全在乎译者的个人修为，且深无止境。本文限于篇幅，仅举几例，权当抛砖引玉。

四、 结语：兼收并蓄，相得益彰

大千世界，千种语言，各得其所，各有所长，充分利用母语和外语的丰富资源以获得最佳的表達效果，不但能提升翻译能力和创作能力，而且两种语言还可互相碰撞、交融，造就具有更开阔思维、更广阔视角和更深层艺术境界的双语作家和双语作品，有助于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大目标。

林语堂就是一个范例，在1930年至1936年主持英文“小评论”专栏期间，林氏有时把汉语文章自译成英语在上面发表，有时又把英语文章自译成汉语在中文刊物发表，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切换自如，英文写作技巧伴随着英汉互译日臻纯熟，最终因其文笔和妙思得到赛珍珠的赏识，并获推荐写作英文作品《中国人》，一炮而红，从此开启了专注英文写作、传播中国文化的异族语创作生涯。通过六年的写作和自译经历，林语堂将两种语言的优点融为一炉，“归化”“异化”适度，收放自如，最终两种语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突破了单语的局限性，不断拓展语言表达的疆界，为“世界文化名人”林语堂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基础。

当代华裔双语作家李彦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范例。她的创作始于长篇英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1995年该书在加拿大出版后广受赞誉，之后李彦又创作出Lily in the Snow（2009），并将两本小说自译为中文《红浮萍》（2010）和《海底》（2013）。加拿大读者评论说“李彦的写作风格十分独特。同时使用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写作，产生了一种神奇的炼丹术般的效果，极大地丰富了书中的意象群和节奏韵感” [24]（77）；李彦自己也坦承“海外教学的经历加深了我对英汉两种语言文字特性的感知与理解。使我能够站在其他语言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母语，在创作中最大限度地享用汉语的美感特性”[24]（77），这种“享用”，不仅体现在其英文创作中，也体现在其中文译写过程中，使其中英文作品的语言风格都十分鲜明。批评家贺绍俊认为李彦的译写被低估，李彦在语言方面的突破给当代文学提供了重要启示：必须注意到现代汉语思维的优长和局限，从而在语言上有一种自觉，逐渐把现代汉语铸造成一种典雅性的语言，只有建立在典雅性语言基础上的文学，才会有世界性[25]（20）。

同为成功的双语作家，林语堂和李彦在翻译与写作的过程中，均有意发挥英汉语言的各自优势并能将不同语言的优势融为一炉，为我所用，因此，“优势竞赛论”倡导的不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对抗，而是充分利用语言内部和外部的优势资源来滋养当代语言与文学，这无论是对于翻译与创作，对于各国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还是对于文学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许渊冲. 翻译的标准[J]. 翻译通讯，1981，（1）： 1-4.

[2] 许渊冲.新世纪的新译论[J]. 中国翻译，2000，（3）：2-6.

[3] 许渊冲.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梦[J]. 中国外语，2014，（5）：11-18.

[4] 劳陇.怎样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83，（1）：74-77.

[5] 胡东平，杨思慧，余喜林.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54-156.

[6] 杨清平. 发挥译语优势与四字格运用之是非 [J]. 山东社会科学，2007，（8）：149-152.

[7] 杨士焯. 英汉翻译写作学[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225.

[8] 郑海凌. 解读“优势竞赛论”[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8）： 42-45.

[9] 宋学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兼评“新世纪的新译论”[J].中国翻译，2000，（6）：49-53.

[10] 江枫.“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J].中国翻译，2001，（3）：21-26.

[11] 茅盾. 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A]. 见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64-582.

[12] 傅雷. 《高老头》重译本序[A]. 见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623-624.

[13] 冯欣欣. 林语堂《啼笑皆非》自译研究——林语堂译本与宋碧云译本的比较研究[J]. 安徽文学，2013，（1）：27-28.

[14] 刘红华.自译和他译的功能对等——以《台北人》为研究个案[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15] 李平，程乐.从自译视角看忠实的幅度：以林语堂为例[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2，（5）：86-90.

[16] 陳文伯.译艺：英汉双向笔译[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 7.

[17] 钱锁桥.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8] 林语堂.中国人[M].黄嘉德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

[19] 杨全红.高级翻译十二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0] 高健.语言个性与翻译[J].外国语，1999，（4）：57-62.

[21]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2] 鲁迅.中国文与中国人[A].鲁迅作品集——鲁迅杂文全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3] 赵庆庆.风起于《红浮萍》——访加拿大双语作家、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彦[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10，（1）： 75-79.

[24] 李彦.双语创作的一些感悟[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1）：76-79.

[25] 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J].文艺研究，2011，（2）：14-20.

（责任编辑：高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