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帝国国防方针”的战略规划，日本海军以美国为假想敌，努力构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优势，并接受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的约束，以不与美国发生正面战争冲突为前提，积极构建自己的海洋帝国战略。1930年以后，伴随着国内权力结构的急剧变化和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日本形成了政府与军部、陆军与海军、军政与军务等多元博弈的无核心决策体制。在国际冲突加剧和国内制衡机制缺失的背景下，基于职能主义的路径依赖，日本海军发生战略漂移，最终选择了对美开战。

关键词太平洋战争，海洋帝国，战略定位，战略漂移，多元决策体制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20-0013-09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各界一直在反思对美开战问题。1980年到1991年，由原日本海军将校军官组成的“海军反省会”举行了131次会议，回忆和反思当年日本海军对美开战的战略决策与行动。2009年NHK整理相关录音发行了专题片《日本海军400小时证言》。此后，由户高一成编辑出版了《证言录：海军反省会》，目前已经出版10集，其中心议题在于“反省”日本为什么会发动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

1945年10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尼采被派往东京，其使命之一就是：“查明日本为什么决心对美开战？”对于尼采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难以理解的怪事。日本为什么会发动一场“在当时的日本领导层中，没有一个人对结束战争是胸有成竹的”①战争？毫无疑问，日本军部法西斯上台是导致日本全面侵华并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原因。日本陆军、海军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为什么日本最后选择与美国正面开战，打了一场根本无法打赢的战争？日本海军为什么未能固守其不与美国开战的长期战略？日本海军发生战略漂移的根源是什么？日本海军的战争责任是什么？

对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许多日本学者将责任归咎于日本海军。伊藤正德认为，“亡国的责任主要在海军，责怪鲁莽的、手持长矛的陆军是愚蠢可笑的。无论是国家舆论还是天皇陛下都无法抑制这场战争，只有海军能够办得到。如果海军坚决反对开战，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即罪恶在于日本海军的屈从”。②手嶋泰伸认为，日本海军负有“不作为”的战争责任。“在日美开战的决策之时，日本海军以不干涉政治为由，逃避了阻止日美开战的責任。”③日本海军迫于长期与陆军斗争的惯性与国内反美情绪的高涨，无人愿意承担全面撤军的后果，最后不得不选择了对美偷袭和开战。

麻田真雄认为，导致日本开战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海军首脑领导能力不足。对于日本海军来说，走向太平洋战争的过程正是海军领导力的崩溃过程。“海军首脑作为暴力机器的管理者，未能在决策过程中通过具体操控和抑制这场毫无胜算的战争。从不能控制日美危机和内部危机（陆海军对立和海军内部管理）两个层面上说，海军领导层的危机管理都是失败的。”④

与上述论点不同，半藤一利认为不应该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单纯归咎海军，“日本海军虽然希望阻止日美战争，但却不能阻止日美开战”，“如果海军明确说不能开战，则可能引起内阁更迭，到那时不要说避免开战，反而会使国内陷入混乱，而且会进一步加快战争爆发”。①斯奈德主张，“日本人通常将纸老虎意象、追随理论、动荡不安的边疆的幻觉、机会窗口的逻辑等诸如此类的战略迷思结合起来，来为他们自取失败的战略做辩护”。②日本陷入帝国迷思——最后走向过度扩张，是基于错误战略指导下的组织行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民主化体制的崩溃。“日本战略观念的特性明显表明，它们是意识形态和组织操纵的结果，而不是理性过程或单纯认知扭曲的产物。日本战略家们压制对己不利的事实，有意识地调整他们的计算以支持自己的偏好。”③然而，对于为什么日本战略家们会有意识地压制对己不利的事实而去选择战争，民主化体制崩溃何以必然导致对美开战等问题，斯奈德未能进一步展开论述。

本文拟从日本海军的战略定位出发，通过探讨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决策体制及其战略漂移的政治过程，揭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制度逻辑和社会根源，进而探讨1930年以后日本社会的政治生态和演进规律。

日俄战争后，面对不断变化的东亚环境和国际竞争局势，日本陆军不断加快对外侵略步伐。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以美国为第一假想敌，设计了对美发生战争的可能区域，并力求保持对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但其对美战略是以不发生正面战争冲突为前提。日本与美国之间，虽然存在着多个冲突点，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战略克制。

1.“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与调整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国家命运为赌注，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确立了在东亚的强国地位和帝国发展方向。日本陆海军吸取两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开始摆脱原来的追随欧美路线，逐渐形成了日本独自的军事制度和战略战术思想。④日俄战争后，陆军参谋田中义一认为：“总长及大臣之意见一致，由其战后经营大方针意见的吻合明显看出战后经营之意义，并非单纯决定陆海军兵力，实为与帝国大政相关之根本方针。详言之，我在海外拥有保护国与租借地，且已缔结日英攻守同盟，不能再以昔日守势作战为国防之特点，必须以攻势作战为国防重点，以此为战后军事经营的基础。”⑤田中义一主张统一陆海军的战略和作战，以确保对战争的有效指挥。基于田中义一的意见，山县有朋向天皇建议制定日本国防战略。山县认为，今后可能阻碍日本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将是俄、美、法，因此要确立“攻势国防”，制定对俄法及对美作战计划，并在国际上利用日英同盟，使日本在远东地区对俄法或对美开战时处于有利地位。⑥

此后，经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进行了多次协商。“海军方面以美国为假想敌，整备50万吨的海军装备，以图南进。”但陆军方面主张，“在今后数十年内，则必须巩固北方国防，以对付可能出现的俄德联盟”。“在远东问题上应如何对待美国和意国，则暂可不予过多注意。”⑦1907年12月，日本统帅部出台了帝国国防方针，其中包括《帝国国防方针》《国防必要兵力》《帝国军队用兵要领》三个文件。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标志着日本从明治建军之初的守势战略转换为攻势战略。

帝国国防方针制定后，随着国际形势发展和国内政治变化，日本分别于1918年、1923年、1936年三次修改帝国国防方针。在修改后的帝国国防方针中，其假想敌曾经由俄国、美国、中国转变为美国、中国、苏联，后又转变为美国、苏联、英国、中国，但是，日本对外战略的根本方针没有发生巨大变化，其战略目标始终是以独霸中国及东亚利益为中心，其维持陆海均势、陆海分立的基调一直没有变化。

1930年代以后，日本分别退出了国联和海军裁军条约组织。面对日益孤立的国际环境，基于修改后的帝国国防方针，1936年8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在《国策基准》中明确提出：“外交国防相互配合，在确保东亚大陆帝国步伐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推进发展。”从而最终确立了陆军北进和海军南进的并列战略部署。由于陆军和海军一直分别以俄罗斯、美国为假想敌，因此，试图通过确立制定国防方针来统一国防战略的目标始终没有很好地实现。①

2.日本海军的发展与战略构想

日本海军长期受到萨摩藩阀的控制，有所谓“萨摩海军”之称。明治时期的15名海军大将中，有13位为萨摩出身。经历大正昭和时代以后，海军中的上层将领已经逐渐摆脱传统的萨摩藩阀控制，呈现多属地出身现象。这虽然有利于打破藩阀统治的弊端，但在近代民主体制尚未真正确立的制度前提下，却滋长了海军自身的本位主义职能化倾向。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长期奉行“陆主海从”的治军思想。日本海军虽然不断壮大，但陆军始终占据主导地位。1893年，天皇以敕令形式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参谋总长制定帝国陆海军大作战计划。其阁僚为陆海军将校，由此以法定形式默认了“陆主海从”的传统惯例。1903年，日本政府修改《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分别为幕僚长，参与帷幄机务，制定作战计划，彻底否定了“陆主海从”原则，日本军部开始进入陆海并立时代。日俄战争前夕，陆军被迫同意废除由陆军参谋总长任幕僚长的统合幕僚长制度，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分掌陆、海军统帅权，设立军事参议院，负责协调陆、海军作战，陆海军最终确立实现了平等统帅权。然而，对于日本的国家战略方向，陆海军之间存在尖锐对立。日本陆军积极主张向“大陆国家”发展，而海军则主张建立“海洋帝国”。

日俄战争后，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视角，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局势日趋紧张，日美利益冲突不断上升。日本逐渐改变了传统海军的封锁作战思想，实现了从战术封锁向战略封锁的转变。②美日双方都把对方作为未来战争的假想敌。在日本最初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中，明确规定美国为第一假想敌。与之相对，美国则制定了对日橙色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美国对外战略及其行动的刺激（加州排日移民法、菲律宾加比特军港开设、巴拿马运河开通等），以美国海军为标的，日本大力加快海军建设步伐。

帝国国防方针制定后，日本军部积极扩军备战。按照当时设定的假想敌，陆军平时维持25个师团，战时保持50个师团。海军则制定了八八舰队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争经济景气刺激下，日本国会分别通过了海军的八四舰队案、八六舰队案。1920年，日本国会最后通过了八八舰队建设预算。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法国虽然赢得了战争胜利，却失去了往日的帝国荣光。与之相对，美国、日本则迅速崛起。国际关系的中心舞台开始转向美洲和亚洲。美日两国围绕亚太地区霸权开始激烈角逐和扩军备战。各海军强国不断加大战列舰的规模和火力，主炮口径上升到16至18英寸。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不仅严重加剧了各国的财政负担，同时也急剧增加了亚太地区的战争风险。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掀起了反对军备竞赛的和平主义抗议浪潮。

1.加藤友三郎与华盛顿条约体制

为打造八八舰队，日本海军预算占全部国家预算的比例需要常年维持在20%以上。1921年海军预算甚至超过了国家预算的三成，严重威胁了日本国家财政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着大正民主运动和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推进协调和平外交的呼声日益强大。

1921年，日本政府派出以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为首的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海军裁军谈判。加藤友三郎同情大正民主运动并支持政党政治，反对军队干预政治，强调海军从属于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③加藤认为：国防非军人专有之物，如果不能通过经济力和工业力发展广泛充实国力，则难以适应新的总力战时代。因此，平时的军备最好与国力相适应。因此可以接受对英美主力舰六成比例的裁军方案。④1922年，加藤友三郎代表日本政府，与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五个海军强国达成最终妥协方案，并签署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在加藤友三郎的强力领导下，日本严格执行裁军协定。“加藤元帅回国后，一举把日本海军裁掉了一半，他忠实地恪守华盛顿裁军条约，甘心于世界第三位的海军力量，并期望在和平的日子里继续加强国家力量。”①加藤友三郎擔任首相后，继续支持海军裁军和政党政治。1923年加藤去世后，直到1930年伦敦裁军条约签订，作为加藤友三郎的后继者，冈田启介、财部彪、野村等继续执行了加藤的有限军备政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亚太地区的军备竞争。

2.伦敦海军条约与统帅权干涉问题

1922年签订的华盛顿条约，虽然在五国之间实现了海军舰艇建造比例的暂时妥协，但美日等国对海洋霸权的争夺却一刻也没有停止。由于华盛顿条约没有规定巡洋舰以下辅助舰艇的建造数量，因此，在条约允许范围内，各国不断加大条约限制外的舰艇建设。迫于国内外压力，1927年，美英日等在日内瓦开始协商海军裁军问题。然而，由于英国的舰艇规制主义和美国的比例主义尖锐对立，最终未能达成妥协。1929年，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各国国内政局变动的影响，英美日等海军强国又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1930年1月，美英日法意五国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在会谈前，日本海军军令部向日本谈判代表提出了确保最低限度的国防三原则。即补给舰兵力以1931年末现有量为标准，总体对美保持七成，大型巡洋舰对美七成，潜水艇为1931年末的保有量78500吨。浜口政府和海军省希望与欧美达成妥协协议，并得到西园寺公望、冈田启介、牧野伸显、斋藤实、铃木贯太郎等重臣支持。浜口认为，一旦条约谈判破裂，将给日本与英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使日本陷于国际孤立中。与英美发生冲突后，必将重新开启造舰竞赛，从而导致财政负担加重。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末次信正次长、原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军事参议官伏见宫等坚决反对签署裁军协议。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谈判，日本政府最终签署了伦敦裁军条约。

伦敦裁军条约签署后，作为舰队派的首领，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以浜口首相侵犯“统帅权”为名，直接上奏天皇，要求弹劾浜口首相，并以辞职相要挟。加藤宽治等舰队派的强硬立场，得到了以犬养毅、鸠山一郎为首的政友会的支持和响应。在第58届国会特别会议上，政友会利用侵犯统帅权问题发起倒阁运动，强调“浜口首相没有获得军令部的同意而擅自签署条约，是对统帅权的侵犯”，要求追究内阁的签约责任。加藤宽治在海军大佬东乡元帅和陆军元老荒木贞夫的支持下，联合 “国本社”等右翼团体，强烈要求参与签约的海军大臣财部彪引咎辞职。1931年11月4日，浜口首相在東京站被右翼分子刺杀。第二年，浜口内阁不得不最终解散。

围绕伦敦裁军条约和统帅权干涉问题的争议，不仅造成了海军内部的公开分裂，而且极大刺激了军部的危机意识，并为最终埋葬大正以来的政党政治开辟了道路。天皇虽然驳回了加藤的上奏，并委任海军大臣处理军令部长辞职一事，但军部法西斯势力已经十分猖獗。在西园寺公望和冈田启介等的斡旋下，约定未来“在兵力缺乏时，关于补充问题，海军大臣要与军令部长充分协商”。最后，围绕统帅权干涉问题的斗争以海相、军令部长辞职，海军次官、军令部次长被免职而得以暂时平息。

1931年12月13日，大角参生担任新海军大臣以后，加强海军内部人事调整，全面整肃了国际协调派、条约派，多数将领被转为预备役。舰队派将领复归重要职务，并逐渐掌握了海军的实权。1932年2月，伏见宫博恭王就任海军军令部长后，进一步加强了舰队派的实力。1933年9月，海军军令部条例修改，军令部长改为军令部总长，其权力进一步增强，传统海军大臣的指挥权、内部统治权进一步缩小。因此说，“伦敦海军裁军条约问题成为昭和动乱的导火索”。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拒不接受国际联盟通过的《李顿报告书》，并于1933年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12月29日，日本单方面宣布退出《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华盛顿条约》）。1936年1月15日，日本宣布退出自前年开始的第二次伦敦裁军会议，由此宣告自华盛顿条约签订以来执行13年之久的海军条约时代结束。由于日本率先抛弃了伦敦裁军条约，使世界海军正式告别了“海军假日”时代。此后，日本的海军军备不再受任何海军裁军条约的限制，并直接将世界海军送到了战争的十字路口。

对于日本海军来说，虽然从1907年制定帝国国防方针开始，就把美国作为未来的假想敌，但日本海军制定的对美战略，主要是集中在西太平洋，并以防御为主。日本海军一直强调的10：7战略优势就是以西太平洋海战为标准设定的。然而，“历史的讽刺性在于，陆军并不是对苏战争，而是深陷对中国战争的泥潭；海军也不是传统的迎击作战，而是以珍珠港突袭形式发起了对美战争”。①

1.日本海军对美开战的态度

对于日本海军将领来说，制定对美作战部署，一方面考虑未来可能的突发战事，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进一步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以满足海军自身建设和发展需要。一旦海军失去了战略假想敌，则无法向大藏省提出新的预算要求。对于日美海军实力及总力战的结果，日本海军上层将领一般具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他们虽然不断强调日美开战的风险，但更希望通过日美交涉达成妥协性协议，在不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处理好日美之间的各种问题。永野修身强调海军的任务是“基于国防方针，维护在西太平洋的国防稳固”。②

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制定《国策基准》，强调“在东亚大陆确保帝国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谋求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我民族之经济，在努力避免对他国刺激的同时，采用渐进的和平手段谋求我势力的进入”。③由此可见，《国策基准》主要强调以经济手段推进南进，而不是武力手段，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军部尚未真正做好正面挑战欧美主导的东亚殖民体系的战略准备。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强调：“我们决不干以英美为敌的蠢事。”④日本海军也被日本社会讥讽为“不战的海军”。日本海军大臣米内被称为“不战海相”“金鱼大臣”。1940年米内组阁后，海军与陆军关系更加紧张。元帅陆军大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指使参谋次长泽田茂，拿着他的印章逼陆相畑俊六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借此逼迫米内内阁垮台。1941年，近卫文麿再次组阁后，启用强硬派东条英机担任陆军大臣，并与德意结成三国同盟，从而极大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风险。

1941年，永野修身担任军令部总长以后，对美开战宿命论开始弥漫海军队伍。日本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长福留繁指出：“当一对一谈话时，大家都坚持避免战争。一旦集体讨论时，其结论总会向着战争方向又迈进一步，十分不可思议。”⑤日本逐渐变成一个典型的“集体非理性”战争机器。海军大臣及川曾经慨叹：“自己的想法是避免战争。陆军一直主张北进南进，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不置可否，则非常难以控制。”⑥ 1941年6月，由军令部与海军省主要科长联合组成的第一委员会提交了名为《现在情势下帝国海军应采取的态度》的报告，强调“应尽快明确和战决意，以达时机”，“对泰法印的军事进攻，应尽快坚决推行。当美英兰禁止供给石油时，应毫不犹豫，决意武力行使”。⑦受此影响，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对日美开战态度转为强硬。⑧永野修身认为，一旦日本加入了三国同盟，就必然导致对美邦交破裂。与其坐等日本石油储存一天天减少，倒不如先发制人，对英美开战，一赌国运。为此，山本五十六亲自策划了偷袭珍珠港事件，并由此全面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在发动珍珠港偷袭前，山本五十六说：“如果天助在我方，则奇袭大有希望；若中途失败，说明我们失去天助，应该立即放弃全部作战方案！”对于山本所谓“放弃全部作战方案”，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则耐人寻味。⑨

2.日美开战的最后决策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突变，日本受到极大刺激。7月2日，御前会议制定《伴随情势推移帝国国策要纲》，强调“不拘世界形势如何变化，应不择时期，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此将不惜与英国、美国开战”。按照御前会议指示，7月28日，日军开始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

针对日本在南亚地区的强劲攻势，7月26日，罗斯福发表命令，冻结日本在美一切财产。受此影响，美日之间的金融、商业活动完全中止。8月1日，罗斯福下令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预言，一旦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日本必然发动战争。所以，美国在最后完成其作战准备之前，一直没有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①面对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同美国继续交涉，并建议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南进计划，尽量强占对美作战先机。

对于日本来说，避免对美开战的条件是接受美国提出的四原则，即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干涉内政、通商机会均等、不承认通过武力打破现状。“日本如务必使谈判达成协议，只有放弃在中国驻军，但届时战略物资除石油外，将一无所获；如在驻军条件上不能作出让步，估计谈判迟早会中断。”②

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强调：“一、帝国为确保生存和自卫，以不惜对美（含英、荷）开战之决心，大致以10月下旬为限，完成战争准备。二、帝国在进行前项准备的同时，对美、英尽量采取外交手段，力求贯彻帝国的要求……通过外交谈判，至10月上旬仍不能达到我方所求目的时，即决心对美（含英、荷）开战。”③

近卫内阁曾经寄希望于通过首脑会晤，达成在华撤兵问题上的让步妥协，进而避免日美开战。然而，御前会议确立的10月上旬的谈判期限，极大加剧了日美开战的风险性。10月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委婉拒绝了“原则不明确”的首脑会谈，要求日本从中国及法属印度支那全部撤军。日美谈判陷入僵局，近卫文麿被迫辞职。

1941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后，连续召开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并做出最后决策：“如果实在没有维护和平办法或者现状实在恶化，造成外交破裂，只得诉诸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开出的谈判条件无法接受，即使没有打赢希望也无法接受，即使接受战争失败，也不愿意承担退兵中国的战争责任。日本一再强调美国的步步紧逼和威胁，而绝口不谈何以至此。事实上，日本政府真正担心的是，一旦接受美国条件，从中国撤军，则不仅可能导致政府垮台，甚至可能爆发内战和革命，而且还将丧失长期侵占中国的各项权益，丢掉其已经生吞的伪满洲国和朝鲜。

太平洋战争主要是以日本海军为主的对美战争。对于日美开战，日本海军上层基本上持悲观态度。在决定日美开战的最后时刻，已经陷入中日战争泥潭的日本陆军希望由海军直接提出关于避免日美开战的要求。但是，对于海军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因为担心战败而不能开战。因为在为争取预算而对抗陆军时，海军一直强调日美开战的风险。④斯奈德认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南辕北辙的特点，很难说是无法预见到的。事实上，在军部、高层政治圈和公共舆论中，很多人都指出这样做会有许多危险”。⑤

1.对外战略的形式化与战略漂移

李德哈特认为，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求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战略的前提是国家决策体制的一元化和行动机制的一体化。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目的多样化，或者说作为决定政治目的的权力核心被军部操控甚至转变为多个随机而动的行动主体时，即使这个国家确立了所谓国家战略，但其现实的政策选择也往往表现为战略的漂移。“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经常保持着一个目标，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标时，却应该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⑥1907年，日本虽然制定了明确的国家对外战略——“帝国国防方针”，但是，从战前日本的对外政策和行动选择角度看，日本政府、军部并没有严格按照既定的国家对外战略执行，而是发生了较大的战略漂移。

从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主体来看，军部负责制定日本的帝国国防方针。以帝国国防方针为核心的日本对外战略，是以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为中心的军部所制定和实施的。然而，军务与政务的分离，使日本内阁无法对国家的对外战略发挥有效作用。战前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具有不完整的政治权能，并不能全面代表国家利益。总理大臣根本无权或只能部分参与国家的对外战略制定。在制定帝国国防方针时，首相西园寺仅仅能够参阅《帝国国防方针》和《国防必要兵力》两部分，而对于《国防用兵要领》等内容，军部则以统帅权名义加以拒绝。在对外关系方面，日本政府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外交权力。军部可以凭借自己的行动来直接改变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路线。由此导致有时国家的政治目的与对外战略目标的扭曲和矛盾，使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军部行动之间常常出现严重分歧，有时甚至南辕北辙。

由于缺乏国家的政治指导和国际视野，日本军部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事实上缺乏从国家政治目的角度着手的政治理性。日本军部虽然主导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具体用兵纲要，然而由于军部自身的我行我素和政治目的的缺失，导致军部及其麾下的军事组织往往可以随意解释国家的战略方针，甚至采取冒险性军事行动，不断诱发国家的外交危机和战略被动。1907年帝国国防方针制定后，日本曾经长期坚持针对一国的战争原则。然而，一战之后，日本开始由一国作战原则转向两国或两国以上敌对作战原则，并设想了俄、美、英、中等多个假想敌，制订了南北同时出击作战的战略方针。日本政府、陆军、海军上层虽然曾经力主不扩大战争，但日本军部和政府却不断地默许下级军官的极端主义侵略行动，不断扩大对外战争的规模。在卢沟桥事变中，日本政府及军部虽曾多次强调不扩大战争，但在最后的集体决议过程中，却轻易放弃了既定政策而增派军队。在南进问题上，已经深陷中日战争泥潭的日本，其对华速战速决的战略部署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实现，然而，受到德国1941年进攻苏联的刺激，日本统帅部完全不顾日中长期战争泥潭的战略被动，开始全力进攻南洋地区，并最终直接对美开战。

2.无核心的多主体决策体制

研究战前日本军部的战略走向，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下克上”的被动性决策惯式。在军队内部，一些中下级军官经常编造理由或寻找借口，蓄意挑起对外争端或发动事变。陆军上层被中下级极端分子所牵引，统帅部为陆军所牵引，政府为军部所牵引。①陆军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北进；海军考量自身发展，鼓吹南进。由皇国主义情绪鼓舞下的中下层青年军官不断地制造“下克上”，甚至多次发动杀害国家政要的叛亂。日本政府、陆军、海军的最高领导层虽然都曾经主张或公开表示不扩大对华战争，不与美国开战。但是，当日本真正走向全面侵华、全面南进、对美开战的关口时，不仅仅是迎来了中下级军官的狂呼，而且在日本内阁、陆军、海军甚至议会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反对声音。“日本自‘二二六政变以后，所谓政治家，不能控制军人，反受制于军人。”②

一方面，明治宪法赋予天皇独揽一切的大权，与此同时，国务大臣的法定辅弼责任，使天皇根本无法实现所谓大权独揽，而且还事实上出现了多个互不统属的辅弼国务大臣和权力机构。1930年代以后，在藩阀元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日本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国务大臣为主体的无核心的多元决策体制。“日本天皇是国家精神权威，但天皇不亲政无实权。内阁执掌国家行政权，但不能统帅军事力量。兵权独立的军政分离原则导致日本的军权自重独大，最终由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等军事机关构成盘根错节的势力板块，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所在。”③

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决策是一个系统工程。统一意志与统一思路是必然要求。由于明治宪法的特殊制度体系，日本军部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而是形成了多个二元结构。它包括内阁与军部的二元结构，陆军与海军的二元结构，参谋本部与陆军的二元结构，军令部与海军的二元结构。在军队内部，“分别形成陆海军二元结构，即陆军省与海军省，陆军统帅部与海军统帅部的四元体制，最高层的联合统一机构，一直到战败（1945年）也没有建立起来”。④

“在德国，由于希特勒自始至终控制着一切权力，统帅意志相对集中，战略构想比较统一。而在日本，军制独特，统帅更迭频繁，故而其战略指导，总的来说是紊乱无章的，时而曲折古怪，时而葫瓢相画。”①貌似权力集中且组织完善的日本国家机器，事实上陷入了基于个别肢体行动的精神分裂状态。每个独立的军事机构甚至个体组织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职能定位而擅自行动，日本军部上层对其恐怖行动予以默认或支持，结果导致“下克上”的组织行动分裂、陆海军行动的国家战略分裂、政治与军事的国家主体分裂。军部存在的两个二元结构，導致军部在制定战略决策时，往往各行其是，相互掣肘，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目的和部署。到东条内阁时，虽然其身兼陆相、军需相等大臣，海军大臣兼任军令部长，然而，处于战时的日本政府已经难以回头。

3.明治宪法体制下的职能主义膨胀

由伊藤博文等藩阀元老制定的明治宪法，表面上赋予了天皇无上权力和荣耀，同时也为自己左右日本政局设计了有效的干涉机制。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在藩阀元老协商体制下，日本政党政治初见端倪，并稳定运行。1920年代前后，由藩阀元老、贵族院等非选出势力控制的权力格局逐渐被议会多数党政权控制。传统的元老贵族势力处于支离破碎局面。②一方面整体性藩阀势力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陆海军等军部势力尚不足以直接操作政权。日本政治出现步入近代民主制度轨道的曙光。

然而，进入1930年代以后，明治宪法的设计缺陷暴露无遗。伴随着日本元老贵族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掌握政府、军队的主要将领其出身不再主要是萨长土肥，而是开始遍布全日本。传统意义上的藩阀势力及其影响已经十分弱小，日本社会的主宰者代之以新崛起的非出身型官僚式将领。在传统地缘关系的藩阀势力退出之后，各政党组织、陆军、海军、参谋本部、军令部等特定权力中枢，逐渐演变为一个个没有固定地域归属的特殊利益主体。无论是政府还是国会，陆军还是海军，在制定特定国家政策时，这些特殊利益主体往往将本部门、本机构的利益置于主要政策着力点，导致职能主义、本位主义日趋盛行。各个国家机构逐渐演变为维护本部门利益的权力机器。

作为独立军事机构存在的日本陆军、海军、参谋本部、军令部，在四元权力结构运行体制下，各自竭力强化其自身职能，以谋求在军部乃至国家中的发言权和生存空间。“与基于国家利益角度倾注全力避免战争相比，直到最后，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海军自身的组织利益。”③一方面，他们不断鼓吹来自俄国、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威胁，不断制造各种侵略中国的借口，加大军备的预算投入。另一方面，他们借助青年军官的恐怖行动要挟政府和议会，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步伐。“军部当局反而善意或恶意地利用以青年将校为中心的军队内部的形势，作为帮助军部跋扈的推动力。”④日本海军最后宁肯选择战争失败，也拒绝承担为避免对美开战而从中国撤军的战争责任，充分展现了海军的职能主义、本位主义的战略定位。“回顾自日俄战争至太平洋战争大约40年日本的政治军事战略，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问题的本质在于明治以来的国家体制，尤其是明治宪法问题。”⑤

明治宪法本身的制度性缺陷，伴随着藩阀元老的逐渐淡出而日趋显现。多元主体背景下政策对立，日益演变为每个政治主体的独立意志，而作为统一意志的国家战略不仅难以明确表现，而且日渐模糊。由于不时发生的暗杀等恐怖事件更使国家意志表达遭受重创。国家各官僚机构（包括军部）的职能主义倾向日趋严重，内阁总理大臣的非核心化，日本政府、陆军、海军的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权力结构错综复杂，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失控的军事机器，任何外界的刺激都可能随时引爆这个业已精神分裂的脆弱神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基于“帝国国防方针”的战略规划，确立了以美国为假想敌的海洋帝国战略。在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体制下，日本海军以不与美国发生正面战争冲突为前提，努力构建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优势。然而，明治宪法体制本身的缺陷导致的国家制衡机制缺失，使日本社会在藩阀集团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后出现了无核心的多元主体决策体制。1930年代以后，日本海军之所以背离了其长期坚持的对美战略，发生了严重的战略漂移，并最终选择了对美开战，直接原因在于日本国家战略的内在矛盾及其战略的形式化，但其根源在于军国主义上台后形成的多主体决策体制和国家制衡机制的缺失。在日本政府与军部、陆军与海军、军政与军务等多元博弈的决策体制下，在制衡机制缺失的国家机器失控状态下，基于职能主义运行的日本海军，不得不最终走上对美开战的道路。

【作者简介】刘轩，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史、日本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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