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

很多年以前的一个夜晚，我陪一个很尊敬的老师在院子里散步，我们在院内不长的道路上来回走，具体谈的内容很多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时至今日依旧清晰记得那晚我问过他的一个问题。我当时问他，后来你怎么不写了呢？他的回答平静当中透出几分黯然：写不出来了。这个老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创作了一部颇具争议并产生了非常大影响力的作品，其关于战争、信仰、青春、爱情等等丰富的思想内蕴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与反思，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像同时代的作品一样广为流传，而是悄然淹没在历史的角落里。也正是他的这个回答，促使我第一次对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问题有了直接印象。

十年前，《扬子江评论》曾开设专栏讨论作家的可持续写作。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篇文章，分别是王彬彬的《当代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问题》与刘川鄂的《从“自由人”到“官人”——作家身份与可持续写作》。王彬彬提出了作家可持续写作的四个要素，分别为才华、情怀、文化修养及与现实的文学性关系。他说：“才华、情怀、文化修养， 是使得一个作家可持续写作的三要素。要持续性地进行高水平的写作， 这三者缺一不可。但却又并非具备了这三者就一定能保证写作的持续性。还有一种内在因素， 即与现实的文学性关系， 也影响着作家的可持续性写作。”何谓与现实的文学性关系？它指得是：“对现实所具有的那种文学性的感受、文学性的情思。这里的现实， 当然不仅指眼前发生的事， 也包括记忆。”王彬彬的论述较为全面，指出了影响作家可持续写作的几个重要方面。与王彬彬关注作家自身内在素质不同，刘川鄂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论述了身份对一个作家可持续写作的影响。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有几个作家在入会（ 驻会） 之后写出了更好的作品？有几个先前写过好作品的作家当了‘家长之后还能算‘作家？作家只有一个身份： 作家， 以笔为业、以笔为生的文化人， 他的身份是自由的， 他的心灵也是自由的， 如果要给他一个什么官， 或相当于什么级别， 不仅无助于他创作的提升， 反而妨害了他的可持续写作， 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在他看来，可持续写作是一个作家对既往作品的提升与超越，更偏重于作品的质量方面，这一观点，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有其道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存在以偏概全的地方，但其对作家创作出更好作品的殷切期望，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

作家的可持续写作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无关时空，始终与写作紧紧纠缠在一起。一般而论，我们发现，某些知名作家，尤其是那些曾经创作出极具影响力作品的作家，当他们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便会切身体验到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每个写作者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在知名作家的身上体现得更明显罢了。所以，在这篇文章当中，我试圖从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阐述一下对于作家可持续写作的认知。

一个作家要从事写作，首先要有写作资源。写作资源分两种，一种是直接资源，一种是间接资源。直接资源主要由个人的人生经历与生活阅历构成，大部分作家走上写作之路，其最初的作品主要依据直接资源创作而成，这样的作品数不胜数，文中开头提到的这个作家的作品也是如此，在间接资源中，阅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一个作家的可持续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但间接资源所起到的作用更多是补充与修正作用。当然也有例外，我在完成“当下自由撰稿人创作与生活状况”课题的过程中，有次曾与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络文学作家交流，当我问及她的写作资源时，她说是阅读。每次她都要阅读大量的相关作品，通过阅读形成自己的认知与见识，通过文学的方式加以呈现，这样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并且还将会进行下去。直接资源与间接资源共同组成了一个作家写作的仓库。范小青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每一个作家的写作资源都相当于一个仓库，那么库存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库存的内容、库存的数量，都能决定作家的作品品质以及写作的时间长度。如果库存是固定的，作家长期坐在书斋里面写作，长期使用他的库存，那他的库存就会日益减少。这就需要不断地补充库存，以及更新库存。”

作家在拥有资源的前提下，如何能够做到持续性写作，而非一再重复惯有的套路与模式，一再停留在固有的水准之上，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作家的自觉意识。虽然也有作家对别人要求他适当改变写作套路很排斥，因为他认为作家熟悉一套模式是需要长期的摸索形成的，这里自觉意识就显得更为重要。所谓自觉意识，是一个作家从普通写作者变成一个作家的必备要素，更是一个作家可持续写作的必备才能。完全依靠本能进行创作的作家，不管他写出多么优秀的作品，待等到自身熟悉的资源用尽的时候，写作也就难以为继了，当他的资源一次性消耗完结后，再次写作就变得异常困难。自觉意识是一种重要的写作能力，唯有拥有这份能力，才可以将自己拥有的资源进行筛选、整合、消化并最终加以呈现。

谈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六十多年前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它的建立有很多的因素，从内因上而言，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作家队伍水准提升的必然要求，当时进入文学研究所学习的作家中，和谷岩的话虽质朴，却有较普遍的代表性，他说：“我学习写作虽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但由于文化水平低、底子薄，写出来的东西自己看了都不满意，经常处于一种‘肚子里有东西，就是写不出的苦恼中，正如俗话说的那样：‘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即使是当时的著名作家马烽也在创作中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躺在床上想着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常常一写出来就没有意思了”，“一方面是自己体验生活不深刻，一方面手头上有一些材料，不知道怎样处理。”关于自觉意识，贾平凹也曾经专门谈及，他说：“我是如何当上作家的。这种自觉意识一旦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就能找到所需要的题材，而你所需要的题材也必然会向你涌来。我们常常对一些人或事说‘神奇，其实做任何事情做久了，‘神就上了身。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后来成了我们村的阴阳先生，婚嫁、丧葬、盖房全是他来看穴位和日期，凡是按他看的穴位和日期办事的都很顺利，凡是不按其行事的都出了事。大家都说他是个神人，但我了解他，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对《易经》也不是很精通，为什么他那么内行，就是这项工作干久了，神气就附了体。写作也常有这种现象，如果你变成一个磁铁，钉子、螺丝帽、铁丝棍儿都往你身边来。当然，对磁铁来说，木头、石头、土块就没有吸引力”。换言之，只有当一个作家拥有了这种自觉意识的时候，写作库存才能得到源源不断地补充，进而支撑自己、持续写作。

除去自觉意识，对一个作家可持续写作而言，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也同样重要。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较之以往更难以把握和描摹的时代，正确认识这个时代充满了困难，成为一个作家的难度也增大了许多。如何保证可持续的写作，我想首先是一份好奇心，即恒久保持对这个社会与世界的新鲜感与好奇心，余华曾在《河边的错误》后记中写道：“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琢磨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余华在此所指出的是那些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正是由于严格遵循，所以眼光不免狭窄一些，并最终走入创作的窄门。但作家所谓的“变”，更多还在于表面而非内在，正如文学之“变”一样，当下的文学风格和手法看似在不断变化，但不管外在形式如何变化，文学所以称为文学，正是因为内在有一种常态的东西，即对世界的永远新鲜的好奇与探索欲望，而这一点，相比起绚丽多变的形式，却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拥有好奇心的同时，作家更需要沉下心来，融入生活当中，并学会在生活的内部真正体验“生活”，切实感受到生活的内在肌理与气息。甚至可以说，谁拥有生活，谁就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写作宝库。范小青谈及写作问题时，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十分清晰明白，“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大地，就是我们鲜活真实的社会生活，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源。就目前整体的文学创作来看，比起新鲜丰富、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我们的作品还远不到位，远不生动，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索、去实践的问题。作家们要在感情上跟各阶层的人们沟通，触碰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所以，作家无论人在何处、家在何处、工作岗位在何处，心一定要在下面。下面是群众，是百姓，是大地，是我们坚不可破的基础。只要大地还在，我们的根就不会动摇；只要大地一直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作品就能不断地创新创优。”

而所谓深入生活，需要做到三入，分别是“身入”、“心入”、“情入”，这三者缺一不可。陈建功2004年在《文藝报》刊发了一篇题为《陈应松引发的思考》的文章，他说：“比如关于生活——或者，用另一种表述方式更为准确，那就是：关于一个作家的活法。‘深入生活的号召一直在喊着，可是有多少作家像陈应松那样，真正在神农架，在秦巴山脉的交汇高地，焕发了激情，找到了‘这个时代各个角落里人们生活的逼真气息，要像热浪一样扑来的那种劳动的气息。”正是因为看到了当下作家创作中的一个问题，即在深入生活中并未真正地扑下身子，并未真正的做到“身入”、“心入”、“情入”，陈建功才高度赞赏陈应松这种深入生活的做法与精神。

在我以上谈及的作家可持续写作的几种可能当中，不管是自觉意识的培养、把握世界能力的提升以及深入生活的必需，均与作家如何提升自己的“手艺”密切相关。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把目光向内转，转向作家自身以及他们的内心。我在鲁迅文学院工作多年，时常听到作家以手艺人自居，每天困扰和刺激他们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把写作这个手艺活做得更好。我初时听到深以为然，可细细思索后却又难以赞同。“作家的写作不是一种墨守成规的手艺， 也不是一种行当。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使命。”作家应该把充满他内心的巨大丰富的思想和感情，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的读者，甚至跨越时空的界限，奉献给整个人类。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有这样一份使命感，听从社会的召唤、时代的召唤，最重要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镇青年、酒及酒事》的文章，文中结尾处写道：“瓶子里的苍蝇，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我讲过的比喻。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就是瓶子中的苍蝇——前途一片光明，但却不知出路，起初听到时我会与他们一起大笑，可慢慢觉得不可笑，甚至有些可悲。可是环境的艰苦与生活的复杂，让他们早早陷入各自的困境与无奈之中？还是这是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中无解的永恒困境，只是他们过早沉溺其中？小镇散落于群山的缝隙之中，是否这地理的设置早就预示并注定了他们生存空间的促狭？他们在早早看清的人生之路面前，是悲是喜？若是喜，我为何一点都体会不到快乐，若是悲，又要把多少怪罪于生存空间的促狭？多少归结于个体安于现状的软弱？我真的是没有答案。”这是我在甘南藏区挂职时写下的，那时我深深陷入到一种低落的情绪里，我所熟知的那些乡镇青年人的情绪令我感到一种憋闷，内心总有一种声音驱使着我将它们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原来在小镇的角落里，有这样一群积极向上、开心快活，同时又充满悲观情绪的年轻人。

关于作家的可持续写作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只是从我的角度谈及了几种较为重要的可能，但是在这几种可能之中，我有一点是特别坚信的，那就是作家不是手艺人，作家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匠气，摒弃这些观念，重申对文学的敬畏，我们的文学才会拥有更加繁荣丰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