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

很多年以前的一个夜晚，我陪一个很尊敬的老师在院子里散步，我们在院内不长的道路上来回走，具体谈的内容很多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时至今日依旧清晰记得那晚我问过他的一个问题。我当时问他，后来你怎么不写了呢？他的回答平静当中透出几分黯然：写不出来了。这个老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创作了一部颇具争议并产生了非常大影响力的作品，其关于战争、信仰、青春、爱情等等丰富的思想内蕴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与反思，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像同时代的作品一样广为流传，而是悄然淹没在历史的角落里。也正是他的这个回答，促使我第一次对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问题有了直接印象。

十年前，《扬子江评论》曾开设专栏讨论作家的可持续写作。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篇文章，分别是王彬彬的《当代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问题》与刘川鄂的《从“自由人”到“官人”——作家身份与可持续写作》。王彬彬提出了作家可持续写作的四个要素，分别为才华、情怀、文化修养及与现实的文学性关系。他说：“才华、情怀、文化修养， 是使得一个作家可持续写作的三要素。要持续性地进行高水平的写作， 这三者缺一不可。但却又并非具备了这三者就一定能保证写作的持续性。还有一种内在因素， 即与现实的文学性关系， 也影响着作家的可持续性写作。”何谓与现实的文学性关系？它指得是：“对现实所具有的那种文学性的感受、文学性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