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磊磊 ，郭剑雄

（1.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710062；2.商洛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人力资本深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基于要素收益率趋同视角

郭磊磊1，2，郭剑雄1

（1.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710062；2.商洛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城乡关系的动态变化是生产要素在二元结构中为追求收益率自由流动形成的。劳动力、物质资本的流动缩小了城乡要素收益率，人力资本收益率因为工农业部门发展阶段的“错位”城乡差别并没有减小，文章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分性别、分区域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乡人力资本分布差距解释了城乡收入的差距，而教育收益率的差别又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人力资本分布差距。只有满足劳动力数量减少、物质资本存量丰裕以及人力资本的有利性出现等三个条件才能提升农业人力资本收益率，实现收益率趋同的城乡经济一体化。

人力资本；收益率；城乡经济一体化

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关系变迁概括为“城乡分离”—“工业化与城市化”—“城乡融合”三个阶段（任保平，2004）[1]，城乡差别是城乡分离阶段和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城乡关系的主要特点，正视城乡差别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称为“城乡对立”，与本文中城乡分离后第二个阶段一致，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9。，度量和分析城乡中产业部门诸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征、原因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内部原因。Lewis（1954）[2]、Fei和Ranis（1961）[3]等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并存的先进的工业部门与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提出解决劳动力的非均衡分布是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只有现代工业部门不断吸引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过剩劳动，直到跨越劳动力转移停止的转折点，两个部门均按照竞争市场决定要素市场价格，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也是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农村的金融抑制和城市的金融深化同时存在，一方面，农村资金大量流转到城市，乡镇企业由于缺乏担保和收益率较低等原因，很难获得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唐新建，陈冬；2009）[4]；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居民初始财富较高，能够利用金融市场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活动，而农村居民初始财富较低，无法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融资，资金也会基于趋利性而出现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转移。此外，城乡之间的技术进步水平也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甚至存在质（或“代”）的差别（陈璋，2008）[5]，这种城乡技术进步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受不同收入约束条件的影响，政府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二元性也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6]也就是说，城乡间劳动力、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并没有如一般均衡分析的那样，由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出现差距收敛，相反由于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资金的趋利性、技术扩散的限制等出现城乡间要素的质量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日益扩大的差距又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7]。根本上依然是城市先进工业部门同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导致了该结果，先进产业的异军突起于城市的原因在于历史偶然因素（Krug⁃man，1993）[8]、地理位置优势（如中心地区和港口）（Krugman，1993）[9]等，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城市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制造业份额等优势。众多原因导致城乡差距，而城乡差距引发的劳动、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非均衡积累又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考虑单一因素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显然无法系统的考察城乡差距的原因及转型路径，按照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分析动态的城乡关系发现，生产要素追求较高收益率自由流动是城乡关系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为工业发展提供较为便宜的土地、劳动力以及丰裕的资本以促进工业化进程，有效地扩大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率，吸引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提升了工业部门的收益率[10][11][12]。当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时，由于参与到部门生产中的诸要素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城乡间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资金等物质资本的乡城逃离的客观事实已经无法简单的通过城乡一般均衡理论、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反哺实践轻易改变。只有正视各种生产要素追求更高收益率而在城乡间动态流动的前提下，改变非均衡分布的各种生产要素，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下的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及人力资本深化提升农业生产要素收益率才能分析确定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满足条件以及实现路径。

二、收益率趋同视角的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

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包含了部门间收益率最终趋同的思想，“资本和劳动”通过收益率的比较“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直到“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上升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一般利润率才会重新平均化[13]。而面对当时强化、被动的城市化过程，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根本无法实现双向流动，所以马克思重点将收益率趋同的思想放在城市内部不同生产效率的工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流动的潜在原因是要素追求较高的收益，由于要素价格、资源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等原因形成不同的要素组合。索洛和斯旺（Solow and Swan，1956）[14]发展出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认为在技术条件中性下，人口、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最佳均衡点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而后曼昆、罗默和魏尔（Mankiw，Romer and Weil，1992）[15]在考察了各个国家趋向于其稳定状态的速度比资本份额为1/3的索洛模型所预测的速度慢一点，他们引入了人力资本形成了扩展的索洛模型。劳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起不同作用，利用其投入产出收益率考察工农业部门不同发展阶段和内在发展规律既能发现城乡差距的原因，也能够为城乡一体化提供对策[16]。

（一）劳动迁移导致劳动收益率趋同

工业化初期的工业部门发生了技术革新而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资本聚集性，由于工业部门进行生产时对土地的要求并非向农业生产那么严格，所以其生产函数的自变量中土地被忽略掉，仅有劳动和物质资本两个自变量，大量的经济现象表明在劳动密集型生产向资本密集型生产的工业生产进程中劳动和物质资本收益率表现出相反的发展趋势，城镇中大量存在的失业同样表明工业生产中的劳动收益率不断下降。劳动力选择性迁移背景下的农业部门仍然属于传统部门，主要依靠劳动、土地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农业劳动收益率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工农两大部门间共同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该流动对工业部门的影响是使得工业部门自身劳动收益率的下降，城乡劳动收益率收敛；更重要的是吸收率大于农村人口（劳动）增长率时，会有利于传统农业低技术和低收入稳态结构的打破，农业生产会摆脱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引致传统农业生产函数中自变量发生变化，物质资本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函数转变为索洛模型。

（二）物资资本流动导致收益率趋同

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化水平提高，劳动的贡献率不断下降，以先进技术支撑的物质资本由于劳动的相对充裕变得极其重要，其收益率不断提升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工业部门发展的驱动。工业生产函数表现为劳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自变量的生产函数，一些实证分析表明中短期看来，物质资本是工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收益率经历了由低到高再到低的过程，前期由于物质资本相对稀缺而收益率较高，机器替代劳动力的现象在工业发展中出现，而后期由于资本的不断积累，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不断下降，人力资本收益率不断提升，其有利性已经出现。农业部门刚刚脱离了马尔萨斯低态均衡进入索洛均衡，劳动力由于工业部门的不断吸引，导致传统农业生产函数的自变量发生变化，劳动不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驱动力，而物质资本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构建新型农业生产函数，人力资本尚无法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面对物质资本收益率在工业部门中由高向低而在农业部门中由低向高的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本为追求更高的收益率会出现以机械、化肥等农业技术为代表的物质资本的城乡流动，这种流动表面上看是工业部门技术向农业部门的溢余，本质却是物质资本收益率在工农部门的趋同，影响着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其结果导致工业部门过剩物质资本的转移，这种看似落后产能的转移倒逼工业部门不断进行技术更新，促进工业部门技术创新，进而走上以人力资本为驱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移为农业部门摆脱低层次的技术锁定提供物质保证，所引致的技术变迁导致农业物质资本收益率不断提高，物质资本取代劳动成为农业生产的关键性投入，传统农业发展成为工业化农业阶段。

（三）人口转型导致人力资本收益率趋同

在现代化阶段，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依然是劳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变量，由于物质资本的丰裕其收益率会下降，而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不断提升不会下降，打破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成为部门实现持续增长的动力，使得工业部门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部门的较高收益率也使得载负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拥有较高的工资，不断的人力资本投资替代增加劳动力数量进入先进的工业部门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拥有较高工资水平，实现良性循环。农业部门属于工业化农业生产阶段，其生产函数中含有劳动和物质资本两个变量，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出现下降的趋势，劳动的收益率很低，劳动者仅仅依靠熟练的农业技能获取工资，由于农业生产函数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以现代农业知识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无法与工业化农业紧密结合，人力资本有利性尚未出现，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此阶段城乡经济差距的本质是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较大，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就在于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农业升级对人力资本有利性的需求会倒逼人口的量质转型，这种转型会导致城乡人力资本趋同。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规律，虽然农民生育率的下降受到传统观念、生育成本等因素影响滞后于城镇，但是目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下降到历史较低水平，表面上看生育率下降是家庭劳动力供给受到生活成本上升、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本质上是家庭进行劳动力供给时受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追求人口质量甚于人口数量，而倒逼实现人口转型与人力资本深化，只有培养具备较高技能的劳动力才能获取较高的收入（实际是追求进入工业部门获取较高收益），即农村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会考虑较高的投资收益率，而农业部门劳动力人力资本收益率依然很低，只有跳跃农业部门发展对人力资本要求的“门槛”，实现人力资本与农业技术相匹配，才能实现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高，最终与工业部门人力资本收益率趋同，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17]。

按照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城乡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大规模的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从某种意义上缩小了扩大的城乡差距，通过各种资金、生产技术的城乡转移也在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然而在工业部门已经进入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劳动力的异质性，特别是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函数中的变量时，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更为复杂，城市工业部门因为人力资本要素的投入不再出现要素收益率递减的规律，而农村由于异质性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人力资本存量及流量的出逃减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按照一般均衡理论，受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的影响，城乡劳动力数量、物质资本的分布在追求要素收益率的过程中，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强度会减小；而人力资本作为新兴投入要素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却会因为打破了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成为城乡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

三、城乡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建立及数据来源

表1 2012年我国城乡劳动力具体变量的描述统计列表

文章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其调查点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总样本量为12000人，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目的，对原来的样本数据进行了一定的筛选，剔除了“未成年”、“年龄较大者或离/退休”、“数据缺失或不完整”、“丧失劳动力”等样本，最终选取了18到55岁的城乡居民5896人，其中，农村居民样本有3270人，城镇居民样本有2626人。选取的主要变量有性别、户籍、年龄、受教育年限、工龄、总收入，表1为连续变量观测值描述统计列表。

从表1可看出选取的样本中劳动力平均年龄39.13岁，城乡劳动力平均年龄差别不到1岁，能够反映城乡主要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收入情况。年收入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城镇居民年均收入是42919.54元，高于农村居民平均的23638.31元。工龄是通过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求出的，其计算公式为：当受教育年限大于9时采用工龄=年龄-受教育年限-7，如果受教育年限小于9，则工龄=年龄-16，农村劳动者的平均工龄为22年高于城镇居民的19年。

本文主要研究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城乡收入的影响，按照流行的研究方法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确定人力资本，将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技校或中专）、大专及以上分别定为0、6、9、12、16年。经计算表现出这样三个特征：第一，城镇人力资本水平明显高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城镇居民的平均教育年限为12.66年，高于农村居民的8.30年，超过4.36年，也说明城市居民基本上高中毕业而农村居民仅达到小学以上初中未毕业水平，平均差别一个学历层次以上，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严重偏低。第二，男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女性，不论是全国平均水平还是城乡分布，男性平均教育年限高于女性教育年限近1年。第三，教育的城乡差别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存在，其中东部地区城乡教育差距最为严重，而平均教育程度在区域差别上呈现东中西部依次减少的结果，也反映出教育差距成为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

（二）回归分析及结果

为验证城乡人力资本的差距以及对城乡经济差距的影响，运用明瑟收益函数构建模型，该模型通过建立劳动者的收入与其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和积累的工作经验的方程式，分析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差异的影响。

Y表示收入，a0是常数项，a1，a2，a3是回归系数，S表示受教育年限，E为工龄，u为误差项。

1.明瑟收益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CGSS2013数据调查的是2012年居民收入及教育水平的数据，该数据是横截面数据，进行OLS多元估计，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系数以及整个回归方程都是显著的，通过怀特检验和BP检验，发现其结果都是显著的，说明数据存在异方差，分别进行稳健标准差估计和加权最小二乘估计，都不同程度的拟合了方程，虽然影响系数不大，稳健标准差估计适用于更为一般的情形，而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更为有效，可决系数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见表2）但在条件方差函数具体形式未知或者估计不准时，更倾向于使用稳健标准差估计（Stock and Wat⁃son，2011[18]）。

表2 城乡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稳健标准差估计及加权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表3 分性别城乡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稳健标准差估计结果

教育水平均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正向影响，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为9.73%，而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为9.08%，城镇居民高于农村居民0.65个百分点（加权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表明差距更大，为1.22个百分点），说明城镇居民较高的教育水平是受其收益率更高影响的结果，在追求更高收益率的趋势下会选择更多的教育投资。工作经验也对居民收入呈现出正的影响，但两种估计方法在分析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结果不同，稳健标准差估计结果表明农民工作经验收益率稍高于城镇居民，而加权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表明城镇中居民工作经验的收益率要高于农村居民，说明以工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也会出现城乡收益率的差别，但总体上其收益率仍然低于受教育水平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所以在缩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人力资本因素中教育水平应该更为重视。

2.分性别城乡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稳健标准差估计结果

表3为分男女性别对城乡居民收入与教育、工龄进行稳健标准差估计，可以看出：第一，农村男性劳动力教育收益率为7.64%，高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这与农村中男性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女性的情况相符，平均教育水平差别深层次原因在于教育收益率的不同。第二，城镇中女性劳动力教育收益率为10.2%，高于男性劳动力1.35个百分点，说明城镇中女性劳动力教育程度越高，其预期收入也就越高。第三，男性劳动力城乡教育收益率差距远远小于女性劳动力城乡教育收益率差距，这与城乡平均教育年限的较大的差别不同。城镇中男女劳动力教育收益率与平均教育年限的差别相反，较大的城乡男性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差距与较小的男性城乡教育收益率差距并非一致，可能与农村男性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获取了一部分收入机会而稀释了城镇男性劳动力教育收益率水平有关。总之，分性别的城乡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稳健标准差估计结果表明较大的教育差距较好的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不同的教育收益率。

3.三大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稳健标准差估计结果

表4为三大区域对城乡居民收入与教育、工龄进行稳健标准差估计，其估计结果均是显著的，可以看出：第一，东部地区城镇教育收益率最高，高于其他地区教育收益率，也远高于本地区农村教育收益率，这与东部地区工业经济发达，已经进入以人力资本为驱动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有关。第二，西部地区城乡教育收益率差别较小，远远小于西部地区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这与西部地区工业化程度低、教育程度较高的城镇居民也只能获得西部地区落后的工业部门平均收益有关。第三，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收益率为8.12%，高于城镇教育收益率近3个百分点，这可能与中部地区几个省区农业较为发达而工业发展受到东部地区影响而呈现出城镇教育收益率较低而城镇教育水平较高的结果。

分性别以及分地区估计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结果可以看出，投资收益率很好的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的影响，而城镇较高、农村较低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又进一步分化了城乡居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人力资本的城乡分布，扩大了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要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必须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使得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出现有利性。

表4 三大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稳健标准差估计结果

四、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人力资本深化路径

从根本上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有高于工业部门收益率的农业人力资本投资才能促进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城乡趋同，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产出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决定农业增长路径的瓶颈，人力资本与农业增长存在多重均衡，而且在不同的均衡状态间存在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当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未超过门槛临界值时，农产生产长期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旦跨越门槛临界值，农业生产就以较高水平发展，呈现出非线性的增长路径；另一方面，农业部门快速发展带来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又会引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以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深化，既是农业增长的源泉，又是农业发展的结果。在不改变农业生产函数的前提下，如何在低水平均衡下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引发农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高，或者不改变人力资本存量，通过提高农业产出水平而倒逼人力资本投资有利可图，这是一个双向影响的问题，本文认为突破低收益率均衡的关键仍然在于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高于工业人力资本收益率先于农业部门效率的提升、结构的优化，让人力资本所孕育的知识和技能积累为技术进步提供保证，跨越门槛，触发农业增长由低水平均衡路径过度到高水平均衡增长路径。

（一）城镇化过程使得农业劳动力成为短缺性要素

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是建立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背景下，此时的假设是边际生产力为零，而不断转移剩余劳动力并不会减少农业总产出和农业剩余，在转移的后期由于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高吸收率，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稀缺，农业生产中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有利性出现，农业资本投资收益率大于农业劳动投资收益率，而且与非农资本投资收益率趋紧。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极大地改变了人口生产量—质收益率的对比关系，中国广大农户家庭的生育偏好明显地由追求生育数量转向为追求质量[19]，这种转变隶属于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但显然也造成劳动力的供给明显减少，经济发展的动力被动替代的客观现实。

（二）资本成为社会较丰裕的资源，农业生产中资本替代劳动成为可能

农业物质资本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来源是先进的城市工业部门增长的驱动力已经由物质资本转变为人力资本驱动，而物质资本的收益率不断下降，溢余的资本为寻求较高的收益率，通过资金转移、技术扩散等方式转移到农业部门；另一个来源是农业部门物质资本的积累，舒尔茨认为：“引进一种新技术，就必须采用一套与过去使用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的生产要素”，利用农用机械、化肥、农药和良种等新型要素作为新技术的载体实现农业技术进步，改造传统农业获取较大收益[19]。共同的结果是农业部门物质资本的积累表现为以农用机械和化肥为代表的物质资本深化，农用机械以及化肥的大量普及是相较于劳动力投入产出和成本都处于优势，1978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为11749.9万千瓦，2015年增加到了111728.1万千瓦，增加了数倍，呈现稳定持续的上涨；于此同时化肥的使用量也在持续上涨，由1978年的884万吨增加到了2015年的6022.6万吨。这是在劳动力数量以及可耕种土地面积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发生的，单纯从技术革新的角度看，农业生产的生产函数已经发生改变，由原来仅依靠土地面积、劳动力数量的传统农业已经转变为以农业机械和化肥为代表的资本驱动的农业增长阶段。

（三）农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有利性机会出现

不断增加物质资本与劳动力质量的矛盾会倒逼人力资本投资出现有利性。机械总动力以及化肥的使用量在不断增加，资本—劳动比不断提高，对农业总动力、化肥使用量以及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取对数取比值，可以看出机械劳动比、化肥劳动比在不断提高，机械劳动比由1995年的1.00稳步上升到2015年的1.16，而化肥劳动比也从1995年的0.7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0.87，尚没有回落的趋势，物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已经发生，复杂精密的机械、高产的化肥、生态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方法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成为农业总产出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劳动力的变化不仅仅表现在数量的变化，其质量也在发生变化，在选择性转移过程中，虽然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男性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但客观上这样的行为引起了普遍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在不断追求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中，进入农业部门使得农业人力资本资源作为一个重要的投入要素成为可持续增长农业生产函数中的变量，促使农业走上了可持续增长道路。

综上所述，三个条件的出现存在先后次序；前两个条件是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后一个条件是其充分条件；只有当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拐点才可能出现。在目前工业化农业阶段（生产函数符合罗摩均衡），物质资本依然是决定总产出的关键因素，此时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较小，无法出现有利性。在理想状态下，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报酬与农业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是一致的，即报酬为人均产出，处于可持续发展农业阶段中的报酬由于人力资本作为驱动力的农业较高产出而较高，然而现实是两者是分离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在农业未发生技术革新时是低的，也是无法改变的，而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报酬却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存量，引发农业过渡到可持续发展阶段，故本文采用人力资本投资报酬①投资收益率即人均产出，长期看高于投资报酬，文本研究过程中将投资报酬等同于投资收益。判断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及条件。依上文本文认为农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有利性出现在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农工业趋同，而具体到农村则表现为农民人力资本的农业收益率和非农收益率的趋同，这个拐点是农业人力资本投资有利性的体现。

五、结论和建议

文章基于要素收益率动态变化的视角，分析城乡劳动、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收益率的动态变化对应城乡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工业部门蓬勃发展城镇劳动、物质资本收益率在城乡分离以及城乡对立阶段增长较快，随着工业部门进入由人力资本驱动的发展阶段以及物质资本的丰裕，代表数量的传统要素收益率不断下降，农业从劳动绝对过剩阶段向工业化武装的农业阶段发展，劳动、物质资本等传统要素依然是农业发展的驱动力，此时城乡差距的表现变为以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在城乡中日益扩大的收益率差别，影响着城乡人力资本的存量及流量。研究发现：首先，以教育为代表的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较大。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基本差别一个学历层次以上，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严重偏低，教育的城乡差别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均存在。其次，造成城乡人力资本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收益率的城乡差别。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村居民0.65个百分点，而工龄收益率城乡差别不大，城乡人力资本差别主要是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所导致。再次，分性别、分区域的实证结果均表明城乡人力资本收益率存在较明显的差别。最后，分析得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农村人力资本的深化，人力资本深化需要满足农业劳动力短缺、资本丰裕以及人力资本有利性出现三个理论条件，而人力资本有利性是关键条件。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提高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是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根本道路，只有收益率的提高才能促进各种要素向农业部门汇集，而提升农业收益率就是在供给侧方面优化各种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现代农民的培养、农业现代市场的建立等。现代农民指的是有文化、懂管理、会经营的农民，不仅能够创造较高的农业收益，而且拥有较高知识水平，将其所学所用所知融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实现农业生产的优化升级。一方面要增加面向农村居民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降低农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政府采用政府采购等方式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为未来农业产业升级提供必要动力支撑；另一方面，推广农业技术、创新农业管理方式、提高农业市场化水平，使得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地、物质资本、技术、劳动等要素自由流动，推进农业索洛非技能偏态技术转向技能偏态技术，通过适时调整现行农村土地配置方式展等政策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增加农业部门收入，使得农业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支出，引导农民自发学习农业技术、提高农业技能，增加农业人力资本投资，创造人力资本农业投资的高收益率机会，为农业由索洛均衡向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促进农民人力资本收益率非农与农业之间的收敛，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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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Human Capital Deepen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y：Based on the Convergence of Factor Returns

GUO Lei-lei1，2，GUO Jian-xiong1
（1.Northwest Institution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Shaanxi，710062 ；2.Institution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Shaanxi 726000）

The dynamic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to produce some benefit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The flow of labor and material capital has narrowe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factors`returns，while the rate of return on human capital did not redu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The analysis shows that human capital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meanwhile the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 has further expande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uman capital using 2013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Only a small amount of labor，a lot of mater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to jo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ate of return on agricultural human capital，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an be achieved.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promote rural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which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ate of return of human capital in rural areas，can achieve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uman capital；Returns；Integration of urban-rural economy

F224

A

1007-0672（2018）01-0023-09

2017-07-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镇化背景下现代农民的成长机制及政策环境研究”（14BJY031）；陕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收益率趋同视角的城乡经济一体化”（17JK0225）；陕西省社科联软科学研究项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秦巴山区养老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划研究”（2017KRM199）；商洛学院科研项目“欠发达地区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16SKY-FWDF009）。

郭磊磊，男，陕西商州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商洛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郭剑雄，男，陕西府谷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