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溢

一天，我的微信显示有人要求加我为好友，留言是：老师，怎么才能写好作文？一看头像上她穿着校服，显然是我校的学生。这个问题太大，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于是我接受了她，并回复：我在文昌楼4楼教科室，有问题来我办公室交流。

几天过去了，毫无反应，我几乎把这件事忘了。

又是一天，她在微信中说：“老师，给我发个红包吧！”

我觉得这事来的太突兀，但不好拒绝，就给她发了一块钱的红包。她居然满心欢喜。然后，我问她怎么找到我的微信的。她说：“你不是发了征文吗？”哦，是的，我们作家协会搞了一个征文活动，由我负责，投稿的邮箱和联系电话赫然留在征文的广告上，前几天，我委托耕耘文学社社长发下去了。她大概是看到了我的电话，而我的微信和电话是捆绑着的。

之后，我就记起她最初提出的问题。我告诉她：“你提的那个问题太沉，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如果愿意，你来我办公室面对面交流。如果是咨询征文的事，那就微信上说吧。”她似乎不记得问过的问题，只是说：“这次征文容易得奖吗？”我笑了笑，说：“只要你写得不错，我是评委，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过了半小时，她给我发过来一段话，问我行不？我看了一下，简直糟透了，内容空洞，语句不通，错别字满天飞。我给她指出问题所在，并鼓励她好好写，多读名著。

她显得很不耐烦，说：“老师，我不想念书了，考上也念不起！”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的成绩很差劲，几乎在班里是倒数几名。家里姐弟六个，父母都是老乡里的农民，为了要男孩，前面都是女孩子，生到第六个的时候，终于盼到一个男孩。大姐出嫁了，二姐在上三本，三姐在子中上高三，她是老四，在子中读高二，五妹也在子中，读高一，小弟在读初三。也真是的，一串串，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太不容易了。我劝她：“不要灰心，现在时代好了，只要你学习好，国家是有明确的政策的，政府一定不会放弃你的。”她似乎转悲为喜。她的名次太差了，就当时的成绩来看，考专科都悬。为了让她迎头赶上，我和她约定：只要她下次考试进步了，在年级上进步多少个名次，我就发给她多少块钱的红包，反之，退步几个名次，就发给我几块钱的红包。她非常高兴，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月考成绩下来了，她在全年级进步了76名，我就发给她76块钱的红包。她特别高兴，劲头十足。

她问我：“我们的约定还有效吗？”

我说：“一次约定，终身有效。”

期末，她居然在全年级进步了220名。我毫不犹豫地发给她220块钱的红包。这次，她虽然高兴，但同时表现出担忧，下次会不会退步呢？我鼓励她义无反顾地往前走。但她总是担心会退步，根据约定，退步了，她要给我发红包的。于是我把约定修改成一个非对称约定：每进步一个名次，我發她两块钱的微信红包，而每退步一个名次，她给我发一块钱的微信红包。如此约定之后，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她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