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璐

上周，我在浙江诸暨采访“枫桥经验”近几年的发展。一周采访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诸暨与国内其他一些地区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这让我意识到，国内许多城市，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县市在向诸暨学习“枫桥经验”的时候，不可能直接移植，只能部分吸收。

试举一例。近几年，诸暨市花了很多精力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政府能力不能覆盖的领域，社会组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对失独家庭、问题青少年家庭的关爱，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纠偏等等。社会组织的介入缓和了紧张的人际关系，避免了许多社会矛盾的产生。

但实现这一切是有基础的。诸暨市共有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728家，备案的社会组织2000多家，志愿者参与人数占到全市常住人口的18.8%。社会组織数达到这样的量级，对中国其他一些县市而言是很难想象的。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社会组织作基础，发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就无从谈起。

那么其他城市能不能下大力气发展社会组织，快速赶上诸暨呢？从我采访的情况来看，这并不现实。

诸暨的社会组织多，并不是因为政府的推动，大多数的社会组织是自发形成的。诸暨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运营一个社会组织非常耗费精力，一定要“有钱”又“有闲”的人才能做好。也正因为这样，社会组织是政府强求不得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工商个体户多，这才会涌现出这么多社会组织。

另一方面，即便在短时间内新成立了许多公益组织，有没有足够多的志愿者长期参与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