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玥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00)

当我们提及十七年电影，似乎总是难以脱离对政治的考量，似乎艺术家们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都只是为了让政治意图得以图解。但电影自拍摄完成起，便不再属于导演，而是属于观众。也正因为它是一门大众艺术，电影是不能跳脱历史实际，单独存在的。十七年影片中的女军人形象便是在此情况下产生的独特形象。

一、历史的战士

要谈及女军人，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军民关系。1950年，根据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发出的《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工作指示》，新疆军区从内地征战而来的17万官兵除少数驻守边防，进军西藏外，其余均参与到天山南北的开垦建设工作中。据统计，“1950年，新疆军区共开垦荒地96万多亩，播种近83万多亩，超额完成计划40%。1950年，新疆官兵将士们通过开荒屯垦实现了粮食自给7个月，蔬菜、肉、油全部自给。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推进，直到1952年，全军播种面积达166万多亩，主副食全部自给”。而近乎超负荷运转的官兵们，却面临着“平均年龄38岁，98%以上的官兵家在内地，96%以上的士兵尚未成家”的境况。为稳定军心，让这17万官兵在新疆彻底扎下根来，湖南省委对此高度重视，特批长沙市上营盘街四十七号小楼一层给新疆军区招聘团作为办事处，并从1951年1月开始，《新湖南报》就频频刊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军区司令部湖南招聘团的招聘启事，将新疆描述成“耕地不用牛，电灯不用油，收割机械化，住的是高楼，出门坐汽车，上学不用愁，电话通四方，生活乐悠悠”的乐土，引得对新疆这方近乎异域的热土一无所知的湘女们在“有志青年到新疆去，为祖国大西北贡献青春”的召唤下聚集，高唱着《共青团之歌》西行入疆。

对祖国的热爱，对异域的向往，对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求，促成了这次进疆之行，也使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战争中幸存的年轻人们对参军的热爱与信仰。也正因为这种信仰是社会性的、整体性的，才成为创作者唾手可得的素材和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如果说母亲与妻子的形象是一种来自性别本身的伦理特性，那么女军人形象则可视为十七年影片对于女性与男性平等视之的社会共性的讨论。

与母亲和妻子形象不同的是，十七年影片中的母亲和妻子形象多在努力探寻着一个女人在作为母亲或妻子之外的价值，她们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命运也多与家庭交织。而女军人形象的身份则是单一的、纯粹的，她们很少拥有家庭，大多数命运只与革命事业关联。

在大部分着力刻画女军人的影片里，女军人们从一开始就是战士，一开始就为一切苦难做好了准备，面对困难她们总是临危不乱，深明大义，深知解放全中国是她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坚定而无畏。她们被塑造为近乎完美的偶像——神圣，勇敢，坚韧，不容侵犯且不食烟火。

于是我们很难在十七年影片中看到一个女军人的爱情。我们或可看到《中华儿女》中胡秀芝不畏艰险的坚忍，或可看到《上饶集中营》中施珍不屈不挠的勇敢，或可看到《地道战》中林霞嫂对毛主席战争策略的烂熟于心，或可看到《赵一曼》中赵一曼对革命事业奉献终生的坚韧，或可看到《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金环银环姐妹的智勇双全，而对于爱情的描绘，也不过是《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被燕姐问及恋人时那低头不语的一笑而已。

这样的处理使得女军人们很难具有生活化的共情性，我们看不到她们的瑕疵，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行动力上都近乎完美。这很明显违背男女生理机能上的差异，却给观众带来了坚不可摧的完美偶像，满足了群众对于女军人的想象，增强了民族自信，形成了一种“全民可兵”的群像。

无论是从世界角度来说还是从中国本土角度来说，女人都从未对战争置身事外。1926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打算从社会上招收一批女兵，与男子接受同等现代军事教育，然而由于女青年们报国热情高涨，报名人数过多，且报名者多数十分优秀，不得已放宽了名额，然而经过层层选拔，实际招收人数又比拟定名额多出不少。其时女学员简况如下表。

姓名年龄家境学历启蒙刊物或思想社会关系及身份政治面貌婚姻备注王亦侠23开明商人太原女子第一师范北平世界语专科学校新文化思想;“五四”思想其夫张稼夫(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已婚女子高小校长张瑞华17小康之家信阳女子第二师范《新青年》 《向导》高警予、饶辉南(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未婚耀忙社发起人危拱之18落魄绅士信阳女子第二师范革命周刊周以莲(共产党员)介绍加入共青团军校入党未婚学生杨庆兰22中医世家信阳女子第二师范《向导》《新青年》其姐杨庆桂介绍入党军校入党未婚姐妹同学杨庆桂24中医世家信阳女子第二师范《向导》《新青年》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军校入党未婚姐妹同学施祖谦16家资殷实湖北省立女子师范《新蜀报》同龄人黄幼玉等人关于解放妇女的谈论进步青年未婚学生黄杰16封建大户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北京世界语学校《共产主义ABC》世界妇女运动史恽代英(共产党员)进步青年逃婚学生史明恕17落魄绅士湖北省立女子师范《新青年》革命思想熏陶不详无党派未婚学生张友亲17贫家子弟湖北省立女子师范男女平等、爱国主义不详进步青年未婚参加过游行等王鸣皋19农民家庭樊城教会中学受反日宣传的影响继父表妹(教师)的照顾;张国威、左泽民(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未婚国民党光化县妇女部长周越华22封建知识分子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反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不详军校入党逃婚学生黄静汶15同盟会革命家庭初中学历《东方杂志》《湘江评论》《向导》《新青年》胞兄黄文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未婚县妇女协会负责人等曾宪植16家境贫寒湖南古稻田师范向往和追求革命徐特立(革命家、教育家)进步青年未婚学生

续表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女兵们尽管身份背景各异，却多接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在婚姻问题上有较高自主性，多有抗婚或逃婚的情况，且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大部分担任着重要的社会职务，对抗战多有支援。而救亡图存的思潮也从杂志、文集、报纸、集会运动等各个方面感染着她们。可以说，实际上我们并不缺乏独立自主且文武双全的女兵，电影中不过是就她们的独立、勇敢、坚强方面做了着重表现而已，这并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

二、平等的女性

那么，为什么要对女军人形象做“去爱情”化处理呢？相较于“主题先行”的图解政治，这样的处理或许是出于更为实际的考虑。女权主义领袖、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向警予就曾说过：“只为革命死，决不为爱情死，一点泪一点血都应为我们的红旗而流，为爱情死，可耻！”从中不难看出，“心无旁骛”干革命是我军一视同仁的革命传统，也是这些平均年龄不过20岁左右的姑娘们得到“女子在军事上，有几种特长的工作，如充司令部的参谋副官，党代表，担任政治部的工作，陆军经理，谍报勤务，通信勤务等，都是女子性情相宜，而且优于男子的事”的高度认可的“思想保障”。且这样的思想广泛传播，也必然会使电影创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女兵形象产生先入为主的“去爱情”化印象。而刻画一个为爱情不顾一切的女兵形象，不仅是与当时党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的，也是与实际情况和电影创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印象中的女兵形象不相符合的，恐怕会产生创作上凭空臆想脱离实际，观影上群众难以接受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环境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军队作为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尤为不可侵犯的神圣话语空间。展现一个女军人的爱情生活，不免有个人利益先于集体利益，侵犯军队神圣性的嫌疑。且在救亡图存之际，作为拯救国家与民族的行动主体，尚将儿女私情作为行动和思想核心，的确不合时宜。因此，对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电影人来说，着力刻画一个女战士的爱情生活，诚然不是明智之举。

那么为何在十七年影片中，女军人们的独立、勇敢、坚强又到达了“模范化”的高度呢？首先我们不妨来看看新中国电影在其时观众文化娱乐活动中的地位。由1917年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提出推行普通话的重要性，并随即开展“审定国音、核定音素、采定字母”工作起，至1949年，普通话的推广已获得相当经验与基础。1956年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普通话遂在全国范围内被作为“严肃的政治工作”迅速推广开来。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三次扫盲运动，从1949年至1958年间，也不过扫盲5800万人而已。相较于作为视觉符号的汉字，作为听觉符号的普通话更易传播，因此，相较于纸媒，电影拥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和群众基础。而新中国的国家电影网尤其发行网计划，从延安电影团和“东影”时期便开始酝酿。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2日至11月6日，文化部电影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电影发行会议，随后又在11月21日到12月14日召开首届行政会议，基本确立了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原则方针、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而根据《全国报刊文章目录索引(1949—1979)》显示，1949—1979年间，国内出版的62种报纸和108种期刊中，大约发表电影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三万篇。可以说，电影是新中国最具有组织性、领导性和基础性的娱乐活动之一。因此，十七年影片并不是拍给小范围观众观看的，它更大程度上是一门“全民艺术”，需要满足的并不仅仅是塑造英雄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民众对于英雄的认识和期待。抗战题材的影片由于契合民族历史记忆，二元对立明显，并符合观众猎奇心理，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相较于其他题材更易于被群众接受和喜爱。在1962年举办的首届百花电影节的评选中，《红色娘子军》《革命家庭》《红旗谱》与《洪湖赤卫队》四部革命题材影片囊括了故事片方面的全部奖项，足见群众对该题材的喜爱程度。

但与此同时，电影更为强大的受众基础决定了它对人性的挖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1952—1956年间农民的支出构成如图所示。

1952—1956年农民人均支出构成(按当年价格计算)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群众对于文化生活服务的消费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电影成为群众精神文化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相较于塑造形态各异、性格各异的英雄，在中国人对英雄的定义还与“侠客”文化相交织时，如何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时代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新英雄，就成为对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刚刚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人而言都颇为重要的问题。塑造强大而值得依赖的共产党形象无疑是政府树立政治威望，推广意识形态，民众增强民族自信，寄托个人信仰的重要工作。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构建一个具有“同质化”英雄群体，包罗新政权对于自身的各种注解，契合群众对于统治阶层的诸多想象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我们需要关注到的是女性的地位。1949年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同纲领》在第六条明确规定了男女权利的平等。在同年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其题词。次年，毛泽东又亲自领导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在其后为《中国妇女》创刊号题词。更在1955年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可以说，中国妇女是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的。因此在塑造英雄形象时，女性被自然地纳入可被塑造的英雄形象范围中。

也恰恰是因为女军人形象的出现，体现了男女的平等。她们向世人传递出一个共同的信息——女人可以女性的身份和形象成为一个民族的普世英雄。这对于习惯了在男性话语体系里审视女性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极为珍贵的进步。女军人形象的出现为中国女人在政治话语、艺术审美和现实生活层面都提供了一种可以成为英雄的可能。这无疑产生了极为积极正面的导向作用。她们的独立、勇敢、坚强并不逊色于男子，在国家危亡之际，也并未落入封建礼教的窠臼，一味地让渡“英雄”的角色，充当被拯救的弱者。她们与男子一同奔赴战场，展现出同样过人的飒爽英姿和个人魅力，与男性一同展现着国家意志，构建着国家形象，无形中使独立、勇敢、坚毅、刚强等充满男性气质的特质转化为女人也可以拥有的气质，使孔令俊等身着男装、行事果断的女性不再成为异类，真正让女性在“人”的宏观立场上拥有了与男性对等的位置。

最后，我们需要考量的是十七年时期的影像语言问题。十七年时期的影片整体影片时长在90分钟左右，其中包括了起—承—转—合的封闭结构，这使得影片在塑造人物时不可避免地缺乏了对细节的呈现，对人物性格的深层挖掘造成了损失。且考虑到十七年时期的新中国城乡文化水平差异，观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实际情况，影片确实不得不放弃对于一些人性问题的探讨，只着力凸显人物的单一特性，甚至必须做出一些“扁平化”的妥协。如在大部分抗战题材的纪录片中，我们都以旁白的形式听到了故事背景的讲述。

如果说母亲形象代表着回忆，妻子形象代表着希望，那么女战士形象，则代表着标杆。女战士们很容易与职业女性区分开来。职业女性热爱工作是为了使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女战士热爱革命是为了革命信仰，为了解放全中国，几乎与个人利益无关，甚至准备好了随时赴死。可以说，女战士们无一不是时刻准备着与死亡共舞的。而美也在此——一个人，为了个人信仰，突破人类的生理极限和心理恐惧。这种为了信仰向死而生的勇气正是来自生命本身永恒的美好。当它体现在一个女人身上，尤是如此。

注释：

① 孔令俊(1919—1994)，又名孔令伟，原民国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宋霭龄夫妇次女，人称“孔二小姐”，圆山大饭店经理，与宋美龄交往甚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