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芃

摘 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诗教”传统，把“温柔敦厚”作为诗歌的审美标准，而对娱乐、嘲戏性的文字评价不高。但是，娱乐调笑是人的天性，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历朝历代都不乏嘲谑之作。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手法多样，并且具有多种功能。有些作品在娱乐和调笑之外，往往还体现着当事人的思想性情和聪明才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时代风貌，蕴含着更深刻的社会内容。

关键词：嘲谑文学； 流变； 功能； 手法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5-0099-07

一、嘲谑文学的流变

“嘲谑”一词，在词典中通常被解释为“调笑戏谑”或“嘲笑戏谑”。广义上看，可以算作是“幽默的一种手法与情调”，也有人认为它是“讽刺的轻度形式”。总体来说，“嘲谑”应该更接近于朱光潜在《诗论》中所说的“谐”：“就谐笑者对于所嘲对象来说，谐笑者是恶意的，而又不尽是恶意的……一个人拿另一个人开玩笑，那么对于他就是爱恶参半。恶者恶其丑拙鄙陋，爱者爱其还可以打趣助兴。”[1]“嘲谑”二字，嘲的更多是针对“丑拙鄙陋”的一面，而“谑”则更多带有“打趣助兴”的意味。本文所指的“嘲谑文学”包括了三方面内容：一是纯供玩乐消遣的游戏之作；二是生活中表达于己于人、对事对物的揶揄调侃或以調笑嬉戏的口吻阐明道理、自抒怀抱的作品；三是采用嬉笑、嘲弄的态度对否定性的人和事表达间接的否定与作弄的文字。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关于嘲谑文学的记载。《卫风·淇奥》的“宽兮绰兮，骑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说明胸襟宽广，善于说笑，举止得体的君子才是惹人喜爱的；《邶风·终风》有“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描写青年男女见面后相互嬉闹的景象；《郑风·溱洧》中“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记录了男女相谑，互赠芍药的场景。由此可见，相互之间以言辞打趣、开玩笑，甚至带有善意地戏弄、嘲笑，已成为当时调节人际关系，增添乐趣的独特方式。《豳风·狼跋》的调谑意味则更加明显：“狼跋其胡，载惠其尾。公孙硕肤，赤易几几。狼惠其尾，载跋其胡。公孙硕肤，德音不瑕。”[2]据闻一多研究，其作者正是公孙的妻子，她嘲笑丈夫身穿宽大的礼服，体态丰硕，进退艰难，走起路来像一只肥大的狼。闻一多表示，“这首诗整个的氛围是幽默的，诗人对于公孙，是一种善意的调弄的态度。”[3]先秦散文中有许多寓言故事，也颇具嘲谑意味。如《庄子》中的螳臂当车、东施效颦；《战国策》中的狐假虎威、画蛇添足；《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这些寓言无不用精短的语言对世上可悲之人与可笑之事情进行一番嘲弄，直到今天仍然脍炙人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家本无意嘲笑他人，更不会为了取乐而去搜集笑料，他们只是借此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以一种“寓庄于谐”的方法更快地求得他人的认可和君主的任用。

另外，将调笑、戏谑作为本职工作的，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专门负责取悦统治者的俳优。俳优的本职工作虽然是取悦皇帝，却往往以“戏言”的方式实现了对现实的考察和干预，并形成了意义深远、备受好评的“优谏”传统。当然，俳优更多地带有“表演者”的身份，不能算作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取悦君王”还是“优谏”传统，俳优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群体，对后世嘲谑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影响深远。

两汉时期，嘲谑文学有了进一步发展。汉武帝时，以诙谐滑稽著名的文臣不少，最负盛名的有东方朔、枚皋等人。武帝对东方朔“以倡优蓄之”，《汉书·东方朔传》中就有东方朔与俳优郭舍人用谜语相互嘲戏的故事，其目的就是取悦皇帝，争取宠幸。从此处亦可看出，当时文人与俳优之间相互影响，有时甚至可能存在冲突的微妙关系。汉宣帝时期王褒所作《僮约》《责须髯奴辞》等，则是一种脱离政治的生活化调弄。东汉时出现了一批篇幅短小的嘲戏形貌的作品，如戴良《失父零丁》、蔡邕《短人赋》等，都是拿别人容貌玩笑取乐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游戏娱乐倾向。同时，东方朔“高自称誉”，对自己的才能颇为看重，曾写过《上书自荐》自夸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他最终却只在弄臣之列，只好作《答客难》自嘲。可以说，在东方朔的文章里，除了取悦帝王的滑稽之语，更有他以自嘲的方式完成对自我价值的思考和自身命运的反思。西汉末年扬雄的《解嘲》《逐贫赋》，东汉班固《答宾戏》等，也都是用诙谐调谑的口吻感慨文人命运和自身际遇的佳作。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礼教松弛，整个社会掀起一阵嘲戏之风。《文心雕龙·谐隐》有言：“魏晋滑稽，盛相驱扇。”[4]此一时期依然存在大量篇幅短小的“嘲人赋”：如刘思真《丑妇赋》专门嘲笑女子貌丑；朱彦时《黑儿赋》嘲弄别人皮肤黝黑……刘义庆《世说新语》专设俳调篇记录士人的幽默言行，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笑话集《笑林》也在此时期产生，《文心雕龙·谐隐》更是第一次对谐谑性的文字做出了理论总结。

唐宋时期，嘲谑风习未减。在唐代，最高统治者也爱好嘲谑。据《隋唐嘉话》载：“唐太宗尝宴近臣，戏以嘲谑。”[5]宋朝时，欧阳修与韩绛、梅尧臣等人的礼部唱和诗即“时发于奇怪，杂以诙嘲笑谑”。在统治者们的大力推动下，嘲谑文学获得长足发展，达到初步繁荣。唐诗领域，《全唐诗》中有“谐谑”四卷，几乎都是娱乐调笑性的作品，除此之外，一些著名诗人也常有此类诗作。如李白之《嘲鲁儒》、杜甫之《戏作花卿歌》、韩愈之《嘲鼾睡二首》等，从题中就可见其嘲戏之意。宋朝黄庭坚更是有云：“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6]宋代词学兴盛，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记载了宋代谐谑词的创作情况：“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娱戏污贱，古所未有。”[7]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不乏嘲戏之作，其中《稼轩词编年笺注》中收录的题中含有“戏、嘲、调的词作共39首”[8]。散文方面，韩愈虽然受儒家影响颇深，其文章亦有“以文为戏”的特色。他的《毛颖传》被认为是“以文滑稽”，《送穷文》被黄庭坚称为“谐戏”，《进学解》被看成“《送穷》之变体”[9]。与之同期的柳宗元作《愚溪对》《乞巧文》《骂尸虫文》《蝜蝂传》等名篇，亦颇具“以文为戏”的风采。而宋代论文、杂文中的嘲戏性文字较少，但在许多诗话中诙谐雅趣者甚多。另外，在唐宋两代的笔记小说中，都为嘲谑性的文字设有专章，如《本事诗》有“嘲谑第七”，《因话录》有“谐戏附”，宋人李昉的《太平广记》中有“嘲诮”“诙谐”类等。不难看出，唐宋时期的嘲谑风习，在各式文学体裁中均有体现。而这些戏谑性的文字，无论是自抒怀抱还是调侃玩笑，大多都显露出封建社会物质精神文明之高潮期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

元明清时期，封建社会高潮期已过，文人失去了优游生活的土壤。雅文学衰落，俗文学发展，嘲谑文学也不可避免地由雅转俗。元曲语言通俗自不必说，元代因异族入侵，所以元曲中多有对传统士人形象的嘲谑和对传统文人雅趣的解构之作。试看张养浩《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在官时只说闲，得闲也又思官，直到教人做样看。从前的试观，哪一个不遇灾难？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庄逍遥散诞。”[6]191把传统的英雄人物看成是闹剧中的人物，觉得他们的一生毫无价值，甚至连屈原投江都可以拿来调谑。又如《中吕·朝天曲·咏四景》之一：“此杯，莫推，雪片儿云间坠。火炉头上酒自煨，直吃的醺醺醉。不避风寒，将诗寻觅。笑襄阳老子痴，近着这剡溪，夜黑，险冻的来不得。”[6]192写踏雪寻诗却毫无雅趣可言，只觉寒气逼人，笑前人痴狂。写天作之合男才女貌也完全不是才子佳人花好月圆的风格：“我事事村，他般般丑。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则为他丑心儿真，博得我村情儿厚。似这般丑眷属，村配偶，只除天上有。”[10]而明清两代，虽然传统的诗词散文中亦不乏嘲戏性的作品，但真正最能体现“嘲谑”这一特点的文体是笑话。笑话集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但数量不多，有些已经散佚，唐宋时期的笑话大多都是由文人创作，常常涉及真人真事，内容大都是当时的文坛掌故或野史趣闻，与真正意义上的笑话有所区别。明清两代则有大量笑话集涌现出来。“明代以前的文人雅士还不肯于对民间通俗笑话给予整体的关照，而明代文人则迥然不同，他们不避俚语笑谈，不废滑稽科诨，崇尚诙谐调侃。”[11]据王利器《历代笑话集》辑录，明以前的笑话集共18种，而明清两代则有48种。这些笑话是谐谑与讽刺的结晶，它们在调侃戏谑引人发笑之余，亦发挥出投枪匕首似的刺世功能，体现出笑骂世情的风采。

二、嘲谑文学的功能

通过以上对嘲谑文学在历代主流文学体裁中流变过程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嘲谑文学在历代文学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除了展现我国人民乐观幽默的性格特征之外，还有其自身的功能和价值。概括说来，嘲谑文学的功能至少有四点，分别是：娱乐、抒怀、交游和刺世。而这些功能，通常和作品的时代和内容密切相关。

（一）娱乐功能

谑，在《说文》中解释为：“谑，戏也”，《尔雅》中解释为“浪笑”。很明显，不管何种解释，都带有游戏、玩笑的意思。前文也说到，无论是先秦时期的俳优还是汉朝东方朔这样的“弄臣”，其本职工作就是取悦统治者。嘲谑文学之所以为“嘲谑”，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娱乐性，能够引人发笑。此类作品有的是嘲戏他人的相貌肤色，如魏晋时期流行的“嘲人赋”，嘲谑女性貌丑，孩子皮肤黝黑；有的嘲谑人的生理缺陷，如《咏佝背子》：“出得门来背拱天，同行难可与差肩。若教倚向闲窗下，恰似箜篌不著弦”[16]，是拿他人佝偻的身材取乐；有的是故意揭他人的短处，如欧阳询的《嘲萧瑀射》就是着意描写萧瑀射箭时虽用尽全力却仍不得其法的样子。这些作品没有什么寄托与深意，虽是调侃玩笑，读来却有一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感觉，总体格调不高，有的甚至流于低俗。

有些诗虽然也是娱乐游戏之作，但并不嘲弄他人短处，而是将日常事物变得新奇有趣。如唐代李贞白《咏刺猬》：“行似针毡动，卧若栗球圆。莫欺如此大，谁敢便行拳。”[12]刺猬本是常见事物，如此写来好像是猜诗迷一般，将内容看作谜题，题目看成谜底，也别有趣味，类似的作品还有《咏蟹》《咏月》《咏狗蚤》《咏金刚》等，这些咏物之作短小精悍生动有趣，充分体现了唐人的智慧与谐思。

（二）抒怀功能

嘲谑文学的抒怀功能首先体现在那些带有自嘲性质和反思性质的作品中。例如扬雄在写《逐贫赋》时隐居山野，家境清贫。而他“逐贫”的理由从衣食住行到内心感受再到社会地位，无一不与金钱息息相关。而后又借“贫”之口说明金钱是万恶之源，最后表明要“长与汝居，终无厌极，贫逐不去，与我游息”[6]180-181的态度。其以自嘲的方式描绘贫穷困窘的生活状态，一番挣扎之后最终坚定心智，表达了清贫自守安贫乐道的志向。唐代韩愈的《送穷文》《进学解》等与此相类。诗词领域也有不少这样的自嘲之作，如苏轼之《洗儿戏作》，一句“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9]419看似戏言，却表达了自己对命途多舛的无限感慨和对社会的清醒认识。辛弃疾词“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也是看似洒脱实则愤懑，自嘲自慰的典范之作。有时，嘲谑文学的抒怀功能还表现为对现实的曲折抗争。如曹操评价孔融的文章：“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在《圣人优劣论》中，他把狗马比作圣人，用狗马并走有先后之分暗示圣人也有优劣之别，看似不伦不类，实则巧妙新颖，戏谑中可见其对虚伪礼法的反抗。曹操征战四方，为保证足够的军粮而下令禁止酿酒，孔融作《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列举酒给历代圣贤帝王名臣们带来的种种好处，而滴酒不沾的屈原却只能投江含恨而死。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在孔融写来却理直气壮，妙趣横生。因此，有人评价道：“孔融杂以嘲戏的文风，来自他专喜和曹操捣乱。”[9]225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抒怀之作抒发的都是心中郁结、胸中块垒。在面对“老之将至”这样的事实时，白居易可以写下《览镜喜老》《喜老自嘲》这样咏老喜寿的诗篇，毫无迟暮之悲，体现了唐人积极乐观的心态；宋代杨万里有《嘲蜂》：“薰笼供药较香些，引得蜂儿绕室哗。笑死老夫缘底事，蜂儿专用鼻看花。”《嘲蜻蜓》：“饵花春蝶即花仙，饮露秋蝉怕露寒。只道蜻蜓解餐水，元来照水不曾餐。”[6]186题目中虽有“嘲”字，但全诗轻快活泼可爱趣致，无疑是作者生活情趣的真实写照。

（三）交游功能

《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中，“嘲谑部”位于明伦编交谊典之下，《古今谭概》专设“酬嘲部”，可见嘲谑与人际交往是有密切联系的。当然，在嘲谑文学发挥交游功能时，“嘲弄”的意味自然减少，更多的是朋友熟人之间单纯的戏言，有时也含有委婉的赞美之意。《本事诗》中就有一则关于张昌龄和苏味道两人运用对方诗句巧妙谐音后形成对仗，互相夸赞对方有文采的故事。这样的对话不仅雅致有趣，还非常有利于增进彼此感情，维护人际关系。同时，这不仅需要彼此熟悉对方诗作，还要真心欣赏对方，并且才思敏捷反应迅速，由此我们也可以一观唐人风采。另外，中唐白居易的诗集中多有“朋友戲投”之诗，到宋代广泛流行于各大诗人、诗派之间，有蔚然成风之势。南宋时就有著名的“尤杨雅谑”的故事传之于世。这种诗记载着朋友之间的交流往来，目的是增进感情，增强诗人之间的认同感。因为“戏谑”打破了传统儒家“礼尚往来”的相处方式，让人感觉“狎而少庄”，能够接受别人的戏谑并且在愉快的氛围中你来我往，这本就需要彼此之间的熟悉与认同，而这种认同感，往往又能在戏谑中得到巩固。

（四）刺世功能

这一功能，在元明清三代的嘲谑文学里较为突出。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文学的讽刺特点早已有之，先秦时期的《诗经》，就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美刺传统。但纯粹的讽刺诗很多都如当头棒喝，是严肃忧愤的。如《相鼠》：“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甚至有要和统治者同归于尽的愤恨：“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尚书》）然而这些诗都毫无戏谑之意。而将讽刺与嘲谑相结合，所产生的效果必定介于强烈的攻击性与温软的调侃性之间，将“咒骂”变为“笑骂”。比如元代散曲讽刺官员以权谋私中饱私囊：“那的是为官富贵，只不过多吃些宴席，更不呵安插些旧相知，家庭中添些盖作，囊箧里攒些东西，教好人每看做甚的？”[10]144 乍一看，轻描淡写，好像还在为为官者写辩护词，实际上正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明清之际的笑话善于用高度集中的形式去描写典型人物或事物。它们短小精悍，卻能够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世人贪婪、吝啬、虚伪、愚昧、欺诈、纵欲等各式各样的丑恶面孔，既有意料之外的幽默，又有一针见血的讥讽。如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就被认为是“愤世嫉俗之作”，全书共分为三十六部，批判对象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皇帝官僚、农商百工、僧道方士、乞丐盗贼……都成了被“笑骂”的对象，甚至对历史上著名的明君贤相名士高人嘲谑起来也不留情面。如《迂腐部·讳父名》一条就讽刺武则天思想守旧、宠信朝臣，《悦容部·天后好谄》一条直接在题目中指出她“好谄”的问题。其他著名的笑话集还有冯梦龙的《笑府》、赵南星的《笑赞》、清代石成金的《笑得好》、独逸窝退士的《笑笑录》等。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嘲谑文学作品并非只有一种功能。除了早期包含在先秦典籍中的部分带有嘲谑性质的说理性文字以外，所有嘲谑文学首先都是引人发笑的。即使是讽刺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明清笑话，首先亦要着眼于“笑”字，《笑府》序中有言：“古今世界一大笑府……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13]在自嘲抒怀性的作品中，往往也隐含着对社会现实的笑骂与批判。在交游性的嘲谑作品中，往往包含着对朋友的欣赏、批评、提示，或是对往日生活的回味与追忆，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另外，嘲谑文学有时因为受到政治、世风等多重因素影响，可以由一种功能引申出另一种功能。如唐代统治阶级多爱好嘲谑，这种爱好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它的娱乐功能。但是，当统治阶级的这一爱好影响了选拔人才的标准时，嘲谑就不仅仅是调侃娱乐那么简单了：“唐高士廉选，其人齿高，有选人自云解嘲谑，士廉时着木屐，令嘲之，应声云： ‘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高生两个齿，自谓得胜人。士廉笑而引之。”[14]选人因善谑而自荐，选官也因其善谑而引之，这充分说明了是否善于嘲谑已经成为选拔人才的一个标准，这就引申出了求仕的功能。再者，由于明清笑话的讽刺恰到好处一针见血，让我们一下就知道该厌恶什么，反对什么，所以往往在发挥其刺世功能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笑得好》初集卷首诗云：“人以笑话为笑，我以笑话醒人。虽然游戏三昧，可称渡世金针。”[15]今人栾保群点校《古今谭概》前言中也说到：“骂古以刺今，未尝没有以此感化醉梦中人的意思。”[16]所以说，嘲谑文学的功能往往是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并且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引申。

三、嘲谑文学的表现手法

嘲谑文学之所以会戳中笑点引人发笑，而不会让人感到枯燥无聊，和作者对生活材料的艺术加工是分不开的。作者会运用多重手法对现实进行提炼加工，最后生动地表现出来，令读者会心一笑。

（一）新奇的比喻

比喻是常用修辞手法之一。在一般情况下，运用比喻时要求抓住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做到生动、贴切、自然，但嘲谑文学中的比喻又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与一般比喻相比，嘲谑文学里的比喻要更加大胆、新奇，本体喻体之间乍一看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仔细一想才发现其中妙处。正如钱钟书所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的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17]如唐代无名氏《嘲佝偻人》：“拄杖欲似乃，播笏还似及。”[12]725乍一看人与字的相似度极低，但是作者抓住佝偻人的特点——脊柱弯曲，难以直立，用“乃”字形容佝偻人手持拐杖的样子，而用“及”类比他们手持笏板的样子。汉字的形态正好与他们的身材特点相似，还是很有画面感的。又如《笑府》中的一则：“一秀才将试，日夜忧郁不已。妻乃慰之曰：‘看你作文，如此之难，好似奴生产一般。夫曰：‘还是你每生子容易。妻曰：‘怎见得？夫曰：‘你是有在肚里的，我是没在肚里的。”[13]31读书人写文章本该是家常便饭，和十月怀胎之苦相差万里，却被秀才拿来比喻。初觉惊奇，读完才发现，原来这个秀才空有头衔胸无点墨，写不出文章十分煎熬。尤其最后一句“我是没在肚里的”，在今天也还常用。读完之后，愈发觉得这个比喻贴切生动，又因其生动贴切，这则笑话的荒诞讽刺意味才更加突出。

（二）适当拟人

有些作品是通过拟人手法来增加新鲜度和幽默感的。班固的《逐贫赋》和韩愈的《送穷文》都是典型的例子。班固在《逐贫赋》中把“贫”拟人化，描写自己在“惆怅失志”的状态下“呼贫与语”。一番抱怨后换来“贫”的不满和抗议：“……言辞既磬，色厉目张，摄齐而兴，降阶下堂。‘誓将去汝，适彼首阳。孤竹二子，与我连行。”[6]181在这样一番对话中，作者逐渐改变想法，表示要“长与汝居，终无厌极”，整个过程形象生动，仿佛确有其事。虽然意在明志说理，却避免了干瘪枯燥的说教，让人读之一笑，饶有趣味。《送穷文》也是一样，韩愈把穷化作“五鬼”，他们不仅能与人沟通，还有自己独立的动作情感：“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扑，扺掌顿脚，失笑相顾”给人以很强的画面感，好像真的有五个鬼在眼前上蹿下跳一般。

（三）巧妙双关

双关是指在语言活动中，利用语音或语义条件，构成互不相同的两重意义。就表达内容而言，其字面意义与另外意义有轻重之分，而就形式而言，双方的意思就都要关顾得到。双关又可分为语音双关和语义双关两种。语音双关即日常所说“谐音”，运用汉语中的同音字或近音字来表达两种不同的意思，达到嘲谑的效果。传说在一次宴会上，和珅指着墙上一幅画中的小花狗问纪昀：“是狼（侍郎）是狗？”纪昀答曰：“上竖（尚书）是狗。”[6]129和珅本来想借由官职谐音侮辱纪晓岚，没想到却被纪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偷鸡不成蚀把米。姑且不论传说真假，如此讽刺对骂，却又不动声色，着实令人捧腹。语义双关指的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使语言具有两种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古今谭概·专愚部》有一则笑话：厙狄伏连居室患蝇，杖门者曰：“何故听入！”冯梦龙评曰：“左右皆蝇营之辈，偏不自觉。”[16]46“蝇营之辈”既实指屋内的蝇虫，又暗指像苍蝇一样到处钻营的虚伪小人。其既设置了笑点，又达到了讽刺批判的目的。又如《酉阳杂俎》里黄蟠绰嘲笑张说的事：“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酺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蟠掉曰：‘此乃泰山之力也。”[6]39这里的“泰山之力”表面是说郑镒因泰山封禅而升迁，实际上，“泰山”也是古人对岳父的敬称，暗指郑镒是依靠岳父的裙带关系才能骤升四级。既说出了实情，有嘲讽之意，也没有过于直露让人难堪。

（四）大胆夸张

夸张也是文学作品常用的修辞手法之一。嘲谑文学中时常运用大胆至极、不合常理的夸张手法来逗乐或讽刺他人。夸张手法常用在嘲戏他人外貌的诗作中。如描写胡人女子的外貌：“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12]715胡女外貌本就是高鼻梁、深眼窝，这本来不足为奇。但是若是眼睛比湘江还深，鼻梁比华山还高，好像是戴了放大镜似的，将五官放大到极致，就令人发笑了。杜牧也曾用夸张手法嘲弄女子肥胖：“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裩。”[12]710一车白土才够涂满她的脖子，十幅红旗才能补上她的裤子，也真是胖出了新境界。有时，夸张手法也会出现在批判性较强的作品中，如元散曲《醉太平·讥贪小利者》：“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10]279如果前两者是极力夸大，那么这首散曲的特点就是极力缩小。就是在如此微小的事物中，贪者也要夺、削、刮、劈、刳一番，无所不用其极，可见其贪得无厌，穷凶极恶。

（五）含蓄反语

“反语是用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的方式把意思表达出来的一种修辞方式，作用是曲折达意，语含讥讽。总的来说，反语在故意肯定或貌似赞扬某种现象的掩盖下，瞄准事物最敏感之处来进行嘲讽。”[18]所以，运用反语嘲谑，在语言上虽显得委婉含蓄，在讽刺力度上却只增不减。

据《太平广记》记载，唐代宰相王玙很喜欢为别人写碑文。有一次正好有人来送润笔费，却不小心敲开了王维的家门。王维指着王玙宅邸的方向说：“大作家在那边。”[19]王维此话当然不是恭维，只是巧妙地化解尴尬，又将自己的骄傲不屑、轻视嘲讽藏匿在“大作家”的夸奖之下，堪称高明。另外，反语在嘲谑性的文字中经常被用来抒发不满，表达忧愤。以辛弃疾词为例，他一生都没有忘记抗金的使命，却难以抵挡奸佞陷害，宦海沉浮。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他有苦难言，常常借笑语抒愤懑。在《千年调》里，他写“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明面上是说自己曾经年少轻狂，不通世故，而今才懂做人的道理。实际却是讽刺官场虚伪逢迎，忠言难觅；在《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中，他说：“而今何事更相宜？宜醉宜游宜睡。”“管山管竹管水”，寄情山水的表象下是一腔孤愤，反语自嘲。愤朝廷奸臣当道抗金无望，嘲自己壮志凌云空付山水。

除此之外，对比、对偶、用典、衬托等也是嘲谑文学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当然，嘲谑的技巧有很多，不仅仅只是巧用修辞手法。古人时常拆析文字、歪解词句、滑稽戲仿，都能为生活增添许多笑料。有时候，戏谑的笑点也来自逻辑上的漏洞。《古今谭概·塞语部》有一则关于司马光的笑话：“司马温公夫人，元宵夜欲出观灯。公曰：‘自家有灯。夫人曰：‘兼看游人。公笑曰：‘我是鬼？”[16]311这番对话之所以有好笑戏谑的意味，是因为这实在是一番存在逻辑问题的狡辩。司马光的回答看似有理，其实是在“偷换概念”。司马夫人所说“观灯”，是指元宵花灯，而司马光无疑将“灯”的概念扩大了，才会说出“家中有灯”，而夫人所说“看游人”，实际是指“看热闹”，完全不是司马光所说与“鬼”相对的“人”。总之，嘲谑文学的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正是这些手法的综合运用，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同时也带来了思考。时至今日，嘲谑文学依旧活跃在日常生活之中。笑话段子、相声小品等，都是我们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尽管由于观念原因，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对嘲谑文学并不重视，但它始终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均有体现。嘲谑文学内容丰富，手法多样，雅俗共赏，既可娱乐大众消愁解颐，也可抒发怀抱讽喻时事。可以说，嘲谑文学是我国人民智慧和灵感的结晶，它不仅是生活的调剂品，还是研究社会世情的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朱光潜美学论文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9.

[2]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226.

[3]闻一多.闻一多文集·时代的鼓手[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246 .

[4]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89.

[5]〔唐〕刘餗.隋唐嘉话[M].北京：中华书局， 1997：26.

[6]闵定庆.谐谑之锋·俳优人格[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78.

[7]〔南宋〕王灼.碧鸡漫志[M]//魏裕铭.中国古代幽默文学史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0.

[8]汲军.解读庆元二年的辛弃疾——兼论稼轩俳谐词[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1-15.

[9]魏裕铭.中国古代幽默文学史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0.

[10]赵琪均.元曲举要[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75.

[11]陈如江，徐侗.明清通俗笑话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

[12]〔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八）[M].湖南：岳麓书社，1998：717.

[13]〔明〕冯梦龙.笑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

[14]〔唐〕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 1979：86.

[15]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57.

[16]〔明〕冯梦龙.古今谭概[M].北京：中华书局，2016：1.

[17]钱钟书.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7

[18]李锦. 唐代幽默文学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6：19.

[19]〔北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61：1942.

Abstract：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lways had a tradition of “poem teaching”. The aesthetic standard of Chinese poetry is “gentle and generous”. People are unlikely to think highly of recreational works， but entertainmen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uman life.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every dynasty has many recreational works. These works are rich in content， diverse in techniques and have many functions. Some of them are not on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reflect the characters thoughts， pers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To some extent， they also reflec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and contain profound social content.

Key words： recreational literature； evolution； function； techniques

编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