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

摘 要：本文首先论证日本大正年间旅华作家对南京这座城市抱有的情色幻想，并将这份幻想融进他们的创作中。其次，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及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谷崎润一郎 芥川龙之介 秦淮 风月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正如这句诗的描述那般，南京作为一座拥有美丽与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不仅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向往之城，也是邻国日本文人作家的憧憬之地。古代受交通条件等制约，日本多数文人仅能从古人的诗词里一窥南京的风貌。直到近代，尤其是大正年间（1912-1925），日本文人作家群体中兴起了一股“中国情趣”的风潮。这股风潮由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的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等作家先后展开的中国旅行为代表。其中有一现象不容忽视，即当时的日本文人作家对南京持情色幻想。

一、大正旅华作家对南京情色幻想之存在现象

大正年间，日本国力日渐强盛，走上强国之路，相较之下中国正积弱积贫，饱受半殖民地之苦，这一巨大的反差为日本作家旅行中国创造了经济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自古代起，日本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学作品世界的向往是促使作家去中国旅行的内生动力。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作家先后踏上中国的土地，试图在民国政府的首都南京感受古代中国文人笔下的意境与情怀。在笔者看来，这其中包括了他们对南京秦淮河畔花柳街文化的神往。以谷崎为代表的旅华作家既有前往秦淮河畔买春的经历，更将其作为创作素材，写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作品。以下将试做论证。

（一）大正旅华作家在南京的风月之旅

在上文提及的大正日本“中国情趣”的风尚中，谷崎润一郎率先来到中国展开旅行。在其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选取由北向南，继而由西向东的路线。例如在奉天会旧友，在北京看京剧，观赏天津租界的街景，由汉口乘船经九江到达当时的首都南京。当到达南京后，除了观赏名胜古迹，遍尝美食外，还展开了夜游秦淮的风月旅程。关于这一点，谷崎在其纪行文里仅提及“在这个南京的秦淮河也试着稍微坐了一下画舫” ①（苏州纪行：161），并未言明有买春的行为。但其后发表的，虚实难辨的文学作品《秦淮之夜》中描述主人公在秦淮河边的花街柳巷里买春时遇到了一个名叫“花月楼”的娇小姑娘。有趣的是，一个久居中国且颇具考证精神的日本文人井上红梅在读到《秦淮之夜》后，特意去那里向妓女打听是否真有一名叫“花月楼”的女子，得到了那名妓女的肯定回答：“那孩子（花月楼）怪可怜的，给拆白党骗了，卖到镇江去了，现在可受苦了” ②162。由此，可以推断，谷崎润一郎在秦淮河的旅行中有买春行为。不仅如此，经日本作家久米正雄的证实，谷崎曾向他吹嘘过自己在“上海还是南京”逛妓院的感悟②163。久米正雄的回忆亦可为谷崎的买春行为提供佐证。

在谷崎之后，作家芥川龙之介也展开了中国的旅程。据其后发表的《中国游记》中记载，芥川曾在上海参与过有名妓作陪的花酒宴席，并对席间作陪妓女的才情大加赞赏，但没有买春行为。由于突发旧疾，令他草草结束了南京之旅，回到上海就医。尽管如此，在南京逗留的短暂数日里芥川也去欣赏了秦淮风光，同时也表达了对南京史上的名妓李香君充满敬意和欣赏之情“至于《桃花扇传奇》之香君，非独秦淮娼家，纵遍历四百余州，恐也难得一人” ③128，例如，在南京旅行期间他很想去凭吊古代歌舞名姬莫愁，因病未能成行，深感遗憾。“今天只去了孝陵，没去莫愁湖就回来了。在西湖凭吊了苏小小，在虎丘凭吊了真娘，对同为三大美妓之一的莫愁也十分想凭吊一番，（中略）不得已只好放弃了。” ③130

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对南京的游记和创作影响了他们的好友——作家佐藤春夫。雖然佐藤游历南京的时间已非大正年间，而是昭和2年，但其对秦淮烟花地的兴趣丝毫不比谷崎润一郎浅薄，更为确切的说，尤甚于芥川龙之介凭吊秦淮的兴致。例如佐藤走在秦淮河畔的花柳街巷里时如此写道：“除了星辉以外毫无亮光的路旁，我发现这世上压根儿也料想不到会有的东西。一条犹如凝脂般雪白、直暴露到大腿附近的女人酥腿正蟠绕在路旁……” ④。这种在被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称为“俗臭纷纷”之物，到了佐藤春夫的眼中却有了猎艳和赏玩的趣味。

由此可以说明，不论谷崎润一郎还是芥川龙之介，抑或是后来的佐藤春夫，他们对多次出现在中国古代诗句中的秦淮文化有一份憧憬和向往。中国之旅中的南京风月旅程也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为实现这份幻想的一场必然为之的游历。如果说秦淮的风月之旅只是作为中国旅行的一个娱乐环节，尚不足以证明旅华作家对南京持情色幻想，那么，将此番经历改编成故事，寄形于文学创作，则更加能够证明对南京的情色幻想不仅长存于心，更是他们文学创作的触媒。

（二）大正旅华作家有关南京情色幻想的创作

日本人到中国买春，怀拥娇小“之那少女”的主题，可以说始于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在谷崎同主题的一系列作品里，他在对南京的妓女的文字描写时重点突出了她们的娇小与柔弱。例如《秦淮之夜》中，“（我）用两手抱起她细长的脸庞。这么一抱，那张脸几乎就消失在了我的掌心之中，是那样的娇小可爱。骨架也是那样的柔软，一用劲简直就能挤碎的样子。” ②162此外，在《蓝色的花》（1922，大正11）中，“在南京的妓院，看着那忘了名字的妓女摆在桌子上的手指，是那样的柔软美丽，仿佛是温室里的花朵” ②163等等。通过此类描述不难看出，民国时代南京妓院中的女性被谷崎刻画成玩偶形象。这一形象的创作实则受《菊子夫人》的影响。不同的是，后者是西方人对当时日本女子的形象认知，这一缺乏尊重的印象显然也受到东方主义观念的影响。即，在西方人眼里，当时身为弱国国民的日本女性并非是其平等交谈的对象，仅是满足其玩乐心理的对象。这一“有色眼镜”潜移默化地用在了大正时期日渐强大的日本和同时代日渐衰落的中国之间。谷崎笔下主人公眼中的妓女“花月楼”同西方人眼中的“菊子夫人”一样，都是“沉默的他者”。

有别于谷崎创作的玩偶形象，芥川龙之介笔下的南京妓女的形象突出其真诚、善良的品格。在《南京的基督》中，妓女“金花”“与同行姐妹不同，既不吹牛说谎，也不任性虚荣，”，“嫖客丢下的钱偶尔比说好的要多，这时她会高高兴兴地让孤单的父亲多喝一杯特别爱好的酒。”当她得知自己得了会传染的性病，她坚定地拒绝与嫖客发生关系，在向基督像的祷告中她表达了不愿“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干坏事，让与己无怨的人得不到幸福。”的想法。这篇以谷崎《秦淮之夜》为蓝本的作品，作家芥川令作品中南京妓女不再沉默不语，描画了除美丽之外的美好品德。这表达作家对作中人物的同情与赞赏。不仅如此，芥川更将谷崎笔下带着几分优越感的嫖客形象打碎，直面揭露了他恶劣的本质——美日混血，品行恶劣的坏家伙。这一刻画表达了芥川对当时的中国饱受列强凌辱的同情，也表达了他对日本伙同美国侵犯中国的批判和愤慨。遗憾的是，当时日本同芥川龙之介同样想法的人极少，受到谷崎作品影响的读者显然更多。加之与谷崎同样风格的佐藤春夫于创作中的“添油加醋”，他们不仅于笔下满足自身对南京秦淮妓女的情色幻想，更因作品的发表影响到了当时的普通读者，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情色幻想对象的范围，从秦淮河畔的花柳街女子扩大为整座南京城的女性。

二、大正旅华作家对南京情色幻想的原因之探究

前文论证了大正旅华作家对南京存在情色幻想现象后，笔者认为有必要探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具体可分为三点。

第一，受中日两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在有关秦淮的古代作品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杜牧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诗长久以来在日本广为传诵，构建了日本文人及日本受过正规教育的普通国民对南京秦淮的想象。必须指出的是，杜牧写这首诗时，对秦淮风月持批判态度。他于诗中借古讽今，批判和暗讽晚唐走向衰落的政治，有忧国忧世的情怀。然而，这首诗传至日本大正年间时，或许出于他国国民的身份，对诗中的忧愤无法产生共鸣，倒是对诗人描述的秦淮风月文化印象深刻。尤其是日本文人，他们渴望能像诗中的人那样，在夜晚的秦淮河上泛舟，品美酒佳肴，听歌妓唱曲。另一方面，日本的古代文学中存在将女性物化为玩偶的错误认知。以日本古典文学最高杰作《源氏物语》为代表，作中那位短命的女子“夕颜”就是位如同玩偶一般的存在。她曾是头中将的情人，因不为正妻所容而带着女儿离开头中将。偶然之下遇到光源氏，继而又成了光源氏的情人，依然是天真、单纯、没有心机的形象。这么一位有抚养子女之责任在肩的女性照理该“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然而夕颜依旧没有成长、成熟起来，依旧如孩童一般。而这份成熟的缺失恰恰迎合了古代日本男性内心扭曲的女性观。更有甚者，作中那位被视为完美女性的“紫上”实则为光源氏按照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评判标准严格塑造而成，成了被贵族圈男子称赞为“理想女性”的，光源氏的“理想玩偶”。随着紫上的成长、成熟，其遭到压抑的个性和對光源氏滥情的伤心是其早夭的主要原因。总之，《源氏物语》和其人物设定近似的日本古代文学作品，深深影响了包括作家在内的日本读者，强化了他们视女子为玩偶的内心倾向。

第二，受东方主义观念的影响。所谓东方主义，简言之是指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的方式，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受制约、施与与接受的关系。学者萨义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东方情趣的背后，是建立在帝国主义背景上的，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著作《东方主义》的日译本译者今泽纪子针对日本所扮演的角色指出“从西方的角度看，日本无论从地理的、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说都属于非西方世界，自然属于客体等于被观察方。但是由于近代日本选择了跻身帝国主义列强队伍的道路，在殖民地经营上积极汲取西方思想。（中略）因此，日本同样摄取了西方的东方视点，将自己置身于东方主义的主体等于观察方一边”。笔者认为，这一倾向不仅存在于日本官方，更普遍存在于日本各阶层，包括作家群体。大正时期旅华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东方主义视角可以从对南京的纪行描述中读出。例如他的纪行文关于游历南京的文章标题处使用的是“秦淮”。众所周知南京自古至今有多个别称——“建康”、“金陵”、“钟山”“秦淮”等，其中“秦淮”一词给人的主要印象是佳丽汇聚的文人风月地。所以，谷崎于标题中刻意使用“秦淮”一词来指代南京，表明他对南京的主要认知便是美女和风月。加之前文中论证了谷崎在作品中将南京的妓女比作“玩偶”，亦可证明其对南京高傲的俯视与亵玩之意，反映出谷崎具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视角。至于芥川龙之介是否也同样具有东方主义视角，在这一问题上评论界有观点认为芥川在《中国游记》中说上海竖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公园却叫“大众公园”是“妙极了”的评述，此乃明显的歧视、侮辱中国人，因此也明显具有东方主义的视角。笔者熟读该游记后发现这一既成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芥川龙之介自幼深受汉学熏陶，对中国文化很是景仰。这点可以从《鼻》等作品中读出。例如《鼻》中主人公禅智内供费尽心力地从中国典籍中找寻可以安慰自己的相同病症的记载，也努力从中国典籍中找寻治愈疾病的希望。芥川对古代中国有景仰之情，然而初到中国后对民国政府治下的腐败景象颇感失望和愤怒，但同时又对中国进步青年团体能否在将来改变中国抱有希望。他对中国之旅的见闻多了一份不同于谷崎的，理性的，多角度又矛盾性的思考。此外，在《中国游记》中芥川还例举了自己在东京中餐馆听闻的对于“全家宝”菜肴来自于剩菜，后在中国向餐馆老板求证后得到纠正的故事。通过这个事例芥川反映了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偏见的事实。他更进一步于游记中讲述了自己和友人村田在中国遭“美国佬”侮辱一事，道明了日本虽国力变强，在西方（美国）眼中仍是被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歧视的，并非可以平等对话的国家。由此可证前文所述《中国游记》中那句“妙极了”的评述并非是东方主义视点，实则为其惯用的讽刺方式，点明了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围猎中国的事实。其实，芥川不仅没有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中国情趣”，还明确地于《长江游记》中写道“在目睹了国民性的腐败之后仍然能够热爱中国的，不是那些颓废之极的感伤主义者，就是浅薄的中国情趣的憧憬者吧”。③136此处，芥川将东方主义视角的“中国情趣”视为浅薄。上述足以证明芥川对中国不具有东方主义情结，自然也便没有视南京为情色幻想对象的倾向。当然，更为直接的证明便是读者从芥川的诸多作品里读不到关于南京的情色幻想的文字。

第三，受日本当时媒体导向作用的影响。大正年间，以《中央公论》为代表的官方纸媒刻意打造“中国情趣”的主题。1922年1月《中央公论》发表了《中国情趣研究》的特辑，刊载了5篇相关文章，有2篇标题与文中反复出现“中国情趣”一词（佐藤功一《我的中国情趣观》，谷崎润一郎《何谓中国情趣》）。文章多次出现“中国情趣”字样，这明显含有应杂志社编辑要求的应景语调。众所周知，媒体肩负向大众宣传官方导向和反映大众动向的双面功能。《中央公论》和其后《新小说》《中外》等媒体刊载谷崎等作家的有关中国情趣的作品，无不表明大正时代的媒体非常关注中国，打造“中国情趣”的氛围。满含对南京情色幻想的谷崎作品显然比芥川作品更迎合媒体的需求（据史料记载，芥川的《中国游记》还曾遭业内人士批判）。媒体的宣传扩大了谷崎作品的影响力和受众范围。加剧了当时的日本国民尤其男性对南京的情色幻想。

三、对南京情色幻想的恶劣影响

以谷崎润一郎为代表的大正日本旅华作家对南京所持的情色幻想给南京这座城市带来莫大的伤害和恶劣的影响。这或许是谷崎润一郎自己也未曾想到的。具体来说，用作为风月场的“秦淮”一词指代南京，将南京的女性物化为“玩偶”，都以偏概全的误导了日本读者，在他们内心产生南京盛产美人，且可纵情渔猎女色的这一情色印象之偏见。这一偏见在昭和早期与谷崎近似风格的佐藤春夫的有关中国之旅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例如佐藤发表诗篇表达了想买一个“支那少女”的心愿。这一社會意识淡泊，只追求艺术之美的作家派别间接煽动了日本男性读者对南京女性的情色幻想和占有欲。这一普遍存在于日本男性群体的心理活动与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大肆奸淫南京女性的现象脱不了干系。另外，由于当时南京是民国政府首都，对南京的情色幻想，实则也代表了对包括全中国女性在内的觊觎心理。所以二战期间日军不论到达中国的哪一片土地，都发生过奸淫女性的事件。他们将包括南京在内的全中国女性皆物化为可供其纵欲的“玩偶”。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物化女性为“玩偶”，不仅在南京或全中国，也包括朝鲜、韩国等国。更加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当日军被打败，日本宣布投降后，他们竟然也将自己国家的女性物化为“玩偶”，诱骗她们去海外“卖春”。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既与日本近代近似变态的耽美主义思潮有斩不断的关联，也与日本自古有之且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女性观有关。以古典巨著《源氏物语》为代表，书中的女性不论是近似完美的紫上抑或家世显赫的公主，无一不是贵公子们追逐的猎物，无法摆脱遭男性玩弄的命运。这种自古绵延至今的女性观，可以说，也是导致对南京情色幻想的深层根源。它不仅深深伤害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广大战争受害国的女性，也伤害了日本自己国度的女性。令人遗憾的是，日本至今没有对该现象背后的原因展开深刻的反思、反省，只刻意片面地强调自己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身份，没有真正地以史为镜，笔者对此深感遗憾和愤慨。

参考文献

[1] 西原大辅，著，赵怡，译.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M].中华书局，2005，8.

[2] 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M].中华书局，2007，1.

[3] 芥川龍之介集[C].講談社，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