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

我的史部书

人类重史书，实际是重现实。是想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释或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我在青年时，并不喜好史书。回想在学校读书的情况，还是喜欢读一些抽象的哲学、美学，或新的政治、经济学说。至于文艺作品，也多是理想、梦幻的内容。这是因为青年人，生活和经历都很单纯，遇到的，不过是青年期的烦恼和苦闷，不想，也不知道，在历史著作中去寻找答案。

进城以后，我好在旧书摊买书，那时书摊上多是商务印书馆的书，其中《四部丛刊》、《丛书集成》零本很多，价钱也便宜，我买了不少。

书是零星买来的，我阅读时，并没有系统。比如我买来一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认真地读过了，后来又遇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我就又买了来，但因为部头太大，只是读了一部分。读书和买书的兴趣，都是这样引起，像顺藤摸瓜一样，真正吞下肚的，常常是那些小个的瓜，大个的瓜，就只好陈列起来了。

还有一个例子。进城不久，我买了一部《贞观政要》，对贞观之治和初唐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就又买了《大唐创业起居注》、《隋唐嘉话》、《唐摭言》（鲁迅先生介绍过这本书）、《唐鉴》、《唐会要》等书。这些书都是认真读过了的。

还有一个小插曲：五十年代，当一个朋友看到我的书架上有《贞观政要》一书，就向别人表扬我，说：“谁说孙犁不关心政治？”其实，我是偶然买来，偶然读了，和“关心政治”毫无关系。

再例如，因为从《贞观政要》，知道了魏徵，就又买了他辑录的《群书治要》，这当然已非史书。

买书就像蔓草生长一样，不知串到哪里去。它能使四部沟通，文史交互。涉猎越来越广，知识越来越增加。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喜悦。

我买的史部书很多，对胜利者虽无羡慕之心，对失败者确曾有同情之意。

但历史书的好处在于：一个朝代，一个人物，一种制度的兴起，有其由来；灭亡消失，也有其道理。这和看小说，自不一样。从中看到的，也不只是英雄人物个人的兴衰，还可看到一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兴奋和血泪，虽然并不显著。

进入天津以后，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

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和经验，我对文艺书籍的虚无缥缈、缠绵悱恻，不再感兴趣。即使《红楼》、《西厢》，过去那么如醉如痴、倾心的书，也都束之高阁。又因为脑力弱，对于翻译过来的哲学、理论书籍，句子太长，修辞、逻辑复杂，也不再愿意去看。我的读书，就进入了读短书，读消遣书的阶段。

这一时期，我觉得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比起文学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更引人入胜。《史记》《三国志注》的人物描写，使我叹服不已。《资治通鉴》里写到的人物事件，使我牢记不忘。

阅读史书，是为了用历史印证现实，也必须用现实印证历史。历史可信吗？我们只能说：大体可信。如果说完全不可信，那就成了虚无主义。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古训，还是有道理的。

读一种史书之前，必须辨明作者的立场和用心，作者如果是正派人，道德、学术都靠得住，写的书就可靠。反之，则有疑问。这就是司马迁、司马光，所以能独称千古的道理。

读《史记》

对历史事件，司马迁有自己的见解；对历史人物，司马迁常常流露他对这一人物的感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常常在文章结尾处，使读者回肠荡气。这是历史家的评判。但又绝不是以主观好恶代替客观真实。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于刘、项。在《项羽本纪》之末，司马迁流露了对项羽的极深厚的同情，甚至把项羽推崇为舜的后裔。对他的失败，表现了极大的惋惜。但项羽的失败，是历史事实。司马迁又多次写到：项羽虽然尊重读书人，但吝惜官爵；刘邦虽多次污辱读书人，对封赏很大方，“无耻者亦多归之”，终于胜利。历史著作，除占有材料，实地考察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司马迁所到之处，都进行探寻访问，这种精神，使他的《史记》不同凡响。后人修史，就只是坐在屋里整理文字材料了，也就不会再有《史记》这样的文字。

司马迁虽有黄老思想，但在一些伦理、道德问题的判断上，还是儒家的传统。他很尊重孔子，写了《孔子世家》，又写了弟子们的传记。记下了不少孔子的逸事和名言。他也记下了老子、庄子。对韩非子的学说，他心有余痛，详细介绍了《说难》一篇。其中所谓：“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今日读之，仍觉十分警策。在学术上，他是兼收并蓄的，没有成见的。析六家之长短，综六艺之精华，《史记》的思想内涵，是博大精深的。

耕堂曰：余尝怪，古时文人，为何多同情弱者、不幸者及失败者？盖彼时文人自己，亦处失意不幸之时。如已得意，则必早已腰满肠肥，终日忙于赴宴及向豪门权贵献殷勤去矣！又何暇为文章？即有文章，也必是歌功颂德，应景应时之作了。

耕堂曰：《史记》出，而后人称司马迁有史才。然史才，甚难言矣。班固“实录”之论，当然正确，亦是书成后，就书立论，并未就史才形成之基础，作全面叙述。

文才不难得，代代有之。史才则甚难得。自班、马以后，所谓正史，已有廿余种，部头越来越大，而其史学价值，则越来越低。这些著述多据朝廷实录，实录非可全信，所需者为笔削之才。自异代修史，成为通例以来，诸史之领衔者，官高爵显；修撰者，济济多士，然能称为史才者，则甚寥寥。因多层编制，多人负责，实已无人负责。褒贬一出于皇命，哪里还谈得上史德、史才！

我以为史才之基础为史德，即史学之良心。良心一词甚抽象，然正如艺术家的良心一词之于艺术，只有它，才能表示出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

司马谈在临死时，告诉儿子：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这就是父子两代，史学良心的发现和表露。

用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史学的职业道德。这种道德，近年来不知有所淡化否，如有，我们应该把它呼唤回来。

史学道德的第一条，就是求实。第二就是忘我。

写历史，是为了后人，也是为了前人，前人和后人，需要的都是真实两个字。前人，不只好人愿意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坏人，也希望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夸大或缩小，都是对历史人物的污蔑，都是作者本身的耻辱。慎哉，不可不察也。

史才的表现，非同文才的表现。它第一要求内容的真实；第二要求文字的简练。史学著作，能否吸引人，是否能传世，高低之分全在这两点。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称赞司马迁：“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事核”就是真实；“词省”、“文微”，就是简练。

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一分材料，写成十分，乱加描写，延长叙述，投其所好，取悦当世，把干菜泡成水菜等等办法，只能减少作品的真正分量，降低作者的著述声誉。

至于有意歪曲，着眼势利，那就更是史笔的下流了。

班固能撰《汉书》，是史学大家。据说他写的“当代史料”，几不可读。这就是刘知幾说的“拘于时”的著作，不易写好。

能撰写好前代史传，而撰写不好当代的事，这叫“拘于时”。而司马迁从黄帝写到汉武帝，从古到今，片言只字，人皆以为信史。班固的《汉书》，有半部是抄录《史记》。就不用说，后代史学界对他的仰慕了。这源于他萌发了史学的良心。

我有暇读了一些当代人所写的史料。其写作动机，为存史实者少，为个人名利者多。道听途说，互相抄袭，以讹传讹，并扩张之。强写伟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长文章，多换稿费。有的胡编乱造，实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去阅读那些大小报刊，无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辩驳。如此，这些人就更无忌惮。这还事小，如果以后，真的有人，不明真伪，采作史料，贻害后人，那就造孽太大了。

这是我的杞忧。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见要人就巴结，见名人就吹捧的角色。各行各业，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有时是帮忙，多数是帮闲，有时是吹喇叭，有时是敲边鼓。你得意时，他给你脸上搽粉；你失意时，他给你脸上抹黑。

但历史如江河，其浪滔滔，必将扫除一切污秽，淘尽一切泥沙。剥去一切伪装，削去一切芜词。黑者自黑，白者自白。伟者自伟，卑者自卑。各行各业，都有玩闹者，也不乏严肃工作的人。历史，将依靠他们的筛选、澄清，显露出各个事件、各个人物本来的面目。

一个文过其实的人——读《后汉书卷五十八·冯衍传》

传称：“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他原来忠于更始，很晚才归顺光武。光武对他没有兴趣，又有人谗毁他，得不到重用。

冯衍自己有个想法。他说古代有个故事：有人挑逗两个女子，长者骂他，幼者顺从。他选了长者为妻。他以为皇帝用人，也应该这样，不要摒弃反对过自己的人。这个想法太浪漫了。他屡次上疏陈情，光武终以“前过不用”；“显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过其实，遂废于家”。

耕堂曰：“文过其实”，是什么意思呢？不过是指冯衍的为人并不像他写的文章那样好。这是可能的。很多文人，都不能用他的行实，同他的文字相比照。文章是做出来的，是代圣人立言，当然是正确的。一个人的行为，就很难说。他是一个人，一生之中的多种表现，是充满变化和矛盾的，要受社会现实、时代风尚的影响。“名不副实”，或“文过其实”，是历史的、自然普遍的现象。

另外，“文过其实”，文章还是被肯定的。本传保存下来的，冯衍的几篇文章，从文字、见识、学问来看，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出来的。

历史上，又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本来，这个人的文章无可观，行为不足称，却不知为了什么，为当时权贵所重视，为小人所吹嘘。过不了几年，又证实：这个人，这个人的文章，这种重视，这些吹嘘，不过是一个连锁性的骗局。这当然不能叫做“实过其文”，只能说是文、实两空。在人民道德、文化素质普遍下降的时期，这种“人文”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冯衍的为人，确是言行不一，文实相违。他一方面，在言志时，反复申述：“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处清静以养志兮，实吾心之所乐。”一方面，又不安于贫贱，向皇帝求情不得，又频频给权贵上书，请求支援，帮他找个官位。言辞卑微，和文章大相径庭。

既无治国的机会，也没有“齐家”的办法。他两次离婚，名誉受损。第一次，只是因为他的夫人不让他纳妾。他非常气愤，在给妇弟的信中，竟胡言乱语地说：“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好像他的失败，都由于妇人。

休妻后，又娶了一个，这个更厉害，差一点没有把前妻留下的儿子毒死。结果又散了。只好自叹：“贫而不衰，贱而不恨。年虽疲曳，犹庶几名贤之风，修道德于幽冥之路。”

他的命运，也只能说是不逢时，并不完全是自身的过错，还是值得同情的，应该原谅的。

耕堂曰：古之所谓少年奇才，因专心读书，遂丧失生活技能。即俗话所说，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既不能耕，又不能牧。只剩“学而优则仕”一窄途。仕有遇，有不遇；有达，有不达。要看社会环境，要分时代治乱。所以说，士人的命运和前途，是很不乐观的。

“惟吾志之所庶兮，固与俗其不同；既倜傥而高引兮，愿观其从容。”这样说说，或是写写，都是容易做到的。如果遇到衣食不继，或子女号寒，甚至老婆闹着要离婚的时候，那就得另谋出路了。

即使还没有闹到这种地步，念了若干年书，又被人称做“奇才”，也是不甘清苦的。他会看到比他得志的人，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坐的什么。为什么他能这样，我就不能呢？他是怎样得到的呢？我不会学习着来试试吗？于是冯衍之所为，就无需责怪了。

读《朱熹传》记

熹生于建炎四年。成名很早，年十八贡于乡，中进士第。但官一直做得不顺利，有人为他统计，“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朝仅四十日”。主要是因为他的主张，与当时的朝论不合，皇帝不肯重用他。淳熙六年，朱熹上疏言事，皇帝读了大怒说：“是以我为亡君也。”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益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

这是宰相替他说了好话，救了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例子，有人自以为忠，向皇帝直言进谏，结果惹得皇帝大怒，闯下杀身大祸，这时就常常有人，从旁讲这一类好话，使言者转危为安。不然，这也要看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皇帝。南宋之时，国家偏安，人才为重，注意影响，皇帝的脾气也好些。如果遇到的是清朝雍正、乾隆那样的“英明之主”，就不听这种劝告。他们要想对付哪一个人，是先收集能使此人名声扫地的“材料”，或是动用酷刑，叫他招承一连串耸人听闻的罪状。这样一来，就是杀了这个人，他的名誉也不会再在群众中存在了。

因为朱熹赈济灾民有方，皇帝称赞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见他还是有一些实际工作能力的。《四部丛刊》本的文集中，就保留了不少他从吏时的文书。

但他是继承周、程之学的，不甘心做地方官，而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道统，推行于天下。他屡次上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话，既惹得皇帝厌烦，也得罪了不少权贵。于是他的下场，就和他的前辈程颐一样了。

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后来监察御史陈贾又对皇帝说：“臣伏见近世道学，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邪？”

这样，政府开始禁止他的学说。

后来因为他得罪了韩侂冑，韩竟诬他“图谋不轨”。把他和他学生定为“伪党”、“逆党”，有人还上疏“乞斩朱熹”。

此时，他的“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认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别其非党”。这种情景，和十年动乱中有些人的遭遇何其相似！也可以说是够悲惨够凄凉的了。他活了71岁，死后才得平反。

我对朱子的学说，因为缺少研究，不敢妄加评议。但我尊重这位学者，我买了不少他的著作。

他的一生，除去极力宣传他的正心诚意的学说，还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古书的整理集注工作。不过我也有些管窥之见，以为：孔子的学说，本来是很实际的、活泼的、生动的。孔子的言论，很少教条，都是从经验得来，从实际出发，以启发的方式，传给弟子。因此能长期不衰，而为历代帝王所重。而性理之学，把圣人的学说抽象了，僵化了，变为教条，成为脱离实际的意识活动，一般人既难以理解，难以领会，做起来也很困难，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也就常常与追求实效、习惯变通的政治，发生抵牾和矛盾，作为点缀还可，要想施之行政，就不为政治家所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