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威丽



论梁武帝时期的乐制变革及文学影响

贺威丽

（南阳师范学院，河南南阳 473061）

梁武帝时期的乐制变革主要体现在：第一，以雅为名，定国乐十二部，建立了较完善的雅乐体系；第二，乐律“标准器”及理论的革新；第三，配合制定五礼，新定礼乐，用于特殊的礼仪场合；第四，仪式用乐曲目的变化；第五，礼乐歌辞的重新创作；第六，乐府官署的变革；第七，礼乐规模、用具、次序的变化；第八，宗教音乐的引入与改造。乐制变革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礼乐歌辞创作的兴盛；第二，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第三，皇族中心和皇室文学集团的形成；第四，促进了诗歌语言、形式的变化；第五，宫廷诗风倾向及宫体诗特质的强化；第六，宗教诗歌的兴起。

梁武帝；乐制变革；文学影响

天监元年（502）四月，齐和帝萧宝融禅位于梁武帝萧衍，萧衍即位，齐、梁易代。萧梁立国之初，“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齐典”[1]34。这一乐制因袭的过渡局面很快结束。《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载天监元年梁武帝乐制变革诏书及群臣奏答云：

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曰：“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护》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于是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沈约奏答曰：“……乐书事大而用缓，自非逢钦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见详议。汉氏以来，主非钦明，乐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圣之德，应乐推之符，实宜作乐崇德，殷荐上帝。而乐书沦亡，寻案无所。宜选诸生，分令寻讨经史百家，凡乐事无小大，皆别纂录。乃委一旧学，撰为乐书，以起千载绝文，以定大梁之乐。使《五英》怀惭，《六茎》兴愧。”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2]287-288

儒家强调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3]1103-1110。梁武帝君臣乐制变革亦循此思路，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而“陛下以至圣之德，应乐推之符，实宜作乐崇德，殷荐上帝”，故其“制定礼乐”主要缘于政治动机，即强化君主威权、巩固新生萧梁政权，此即“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之义[3]1091。

一、 梁武帝时期的乐制变革

在“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的历史背景下，梁武帝时期的乐制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以雅为名，定国乐十二部，建立了较完善的雅乐体系。梁武帝时期依据儒家经典改定乐名，将之前的礼仪用乐整合为《十二雅》。《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载：

国乐以“雅”为称，取《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则天数也。乃去阶步之乐，增撤食之雅焉。众官出入，宋元徽三年《仪注》奏《肃咸乐》，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俊雅》，取《礼记》：“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也。”二郊、太庙、明堂，三朝同用焉。皇帝出入，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奏《永至》，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皇雅》，取《诗》“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也。二郊、太庙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诗》“君子万年，永锡尔胤”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书》《周官》“贰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寿酒，奏《介雅》，取《诗》“君子万年，介尔景福”也。食举，奏《需雅》，取《易》“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也。撤馔，奏《雍雅》，取《礼记》“大飨客出以《雍》撤也”。并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元徽二年《仪注》奏《引牲》，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涤雅》，取《礼记》“帝牛必在涤三月”也。荐毛血，宋元徽三年《仪注》奏《嘉荐》，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牷雅》，取《春秋左氏传》“牲牷肥腯”也。北郊明堂、太庙并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仪注》奏《昭夏》，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诚雅》，取《尚书》“至诚感神”也。皇帝饮福酒，宋元徽三年《仪注》奏《嘉祚》，至齐不改，梁初，改为《永祚》。至是改为《献雅》，取《礼记·祭统》“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今之福酒，亦古献之义也。北郊、明堂、太庙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三年《仪注》奏《昭远》，齐及梁不改。就埋位，齐永明六年《仪注》奏《隶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2]289

第二，乐律“标准器”及理论的革新。在前代积黍、截管、校弦等定律方法的基础上，梁武帝创制四通十二笛，通过依弦定律与依管定律的结合比对，建立新的乐律“标准器”，作为正音之基。《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载：

又立为四器，名之为通。通受声广九寸，宣声长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大吕弦，用二百五十二丝，长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阳通：太簇弦，用二百四十丝，长八尺；夹钟弦，用二百二十四丝，长七尺五寸弱；姑洗弦，用二百一十四丝，长七尺一寸一分强。三曰朱明通：中吕弦，用一百九十九丝，长六尺六寸六分弱；蕤宾弦，用一百八十九丝，长六尺三寸二分强；林钟弦，用一百八十丝，长六尺。四曰白藏通：夷则弦，用一百六十八丝，长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吕弦，用一百六十丝，长五尺三寸二分大强；无射弦，用一百四十九丝，长四尺九寸九分强。因以通声，转推月气，悉无差违，而还相得中。又制为十二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大吕笛，长三尺六寸，太簇笛，长三尺四寸，夹钟笛，长三尺二寸，姑洗笛，长三尺一寸，中吕笛，长二尺九寸，蕤宾笛，长二尺八寸，林钟笛，长二尺七寸，夷则笛，长二尺六寸，南吕笛，长二尺五寸，无射笛，长二尺四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用笛以写通声，饮古钟玉律并周代古钟，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2]289

在四通十二笛的基础上，梁武帝还总结出“八十四调”理论。《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音乐志·下》载：“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得八十四调，与律准所调，音同数异。侯景之乱，其音又绝。隋朝初定雅乐，群党沮议，历载不成。而沛公郑译，因龟兹琵琶七音，以应月律，五正、二变，七调克谐，旋相为宫，复为八十四调。”[4]1940

第三，配合制定五礼，新定礼乐，用于特殊的礼仪场合。梁武帝在东晋、宋、齐的基础上制定五礼，规模浩大，《梁书·徐勉传》载梁武帝所定五礼云：“五礼之职，事有繁简，及其列毕，不得同时。《嘉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尚书，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条；《宾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书，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军礼仪注》以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书，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吉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书，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条；《凶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书，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条：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1]382配合制定五礼，梁武帝时期增加了一些新的礼乐，用于特殊的礼仪场合。例如，萧梁之前，皇太子元会出入并不用礼乐，“旧东宫元会仪注，宫臣先入，入时无乐”[5]3763；梁武帝时期，开始新增皇太子元会出入用乐，《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载：

天监四年，掌宾礼贺玚，请议皇太子元会出入所奏。帝命别制养德之乐。玚谓宜名《元雅》，迎送二傅亦同用之，取《礼》“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之义。明山宾、严植之及徐勉等，以为周有九《夏》，梁有十二《雅》。此并则天数，为一代之曲。今加一雅，便成十三。玚又疑东宫所奏舞，帝下其议。玚以为，天子为乐，以赏诸侯之有德者，观其舞，知其德，况皇储养德春宫，式瞻攸属，谓宜备《大壮》《大观》二舞，以宣文武之德。帝从之。于是改皇太子乐为《元贞》，奏二舞。[2]304

第四，仪式用乐曲目的变化。从“三礼”等儒家礼乐规范出发，梁武帝时期用于重要仪式场合的乐曲较萧齐时期多有变化。例如，萧齐时期，皇帝出入奏《永至》，迎神奏《昭夏》；梁武帝时期，皇帝出入改奏《皇雅》，迎神改奏《诚雅》[2]290。又如，南齐时期，祀祭郊庙遍奏六代乐（黄帝之《云门大卷》、唐尧之《大咸》、虞舜之《韶》、夏禹之《大夏》、商汤之《大濩》、周武王之《大武》），梁武帝认为“推检载籍，初无郊禋宗庙遍舞六代之文……若依肃议，郊既有迎送之乐，又有登歌，各颂功德；遍以六代，继之出入，方待乐终。此则乖于仲尼韪晏朝之意矣”[2]291，故取消遍奏六代乐。又如，梁武帝时期取消三朝乐中的登歌、凤凰衔书伎，“旧三朝设乐有登歌，以其颂祖宗之功烈，非君臣之所献也，于是去之……自宋、齐已来，三朝有凤凰衔书伎。至是乃下诏曰：‘……一日元会，太乐奏凤凰衔书伎，至乃舍人受书，升殿跪奏。诚复兴乎前代，率由自远，内省怀惭，弥与事笃。可罢之’”[2]302-304。

第五，礼乐歌辞的重新创作。梁武帝时期，部分礼乐曲调得以保留，但歌辞则多进行了新的创作。例如，梁武帝时期袭用汉代至宋、齐以来的鼓吹曲调用于朝仪，但歌辞则由沈约重新创作。《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载：

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其第一，汉曲《朱鹭》改为《木纪谢》，言齐谢梁升也。第二，汉曲《思悲翁》改为《贤首山》，言武帝破魏军于司部，肇王迹也。第三，汉曲《艾如张》改为《桐柏山》，言武帝牧司，王业弥章也。第四，汉曲《上之回》改为《道亡》，言东昏丧道，义师起樊邓也。第五，汉曲《拥离》改为《忱威》，言破加湖元勋也。第六，汉曲《战城南》改为《汉东流》，言义师克鲁山城也。第七，汉曲《巫山高》改为《鹤楼峻》，言平郢城，兵威无敌也。第八，汉曲《上陵》改为《昏主恣淫慝》，言东昏政乱，武帝起义，平九江、姑熟，大破朱雀，伐罪吊人也。第九，汉曲《将进酒》改为《石首局》，言义师平京城，仍废昏，定大事也。第十，汉曲《有所思》改为《期运集》，言武帝应箓受禅，德盛化远也。十一，汉曲《芳树》改为《于穆》，言大梁阐运，君臣和乐，休祚方远也。十二，汉曲《上邪》改为《惟大梁》，言梁德广运，仁化洽也。[2]304-305

第六，乐府官署的变革。较之南齐，萧梁乐府官署变革有三：一是鼓吹乐地位上升，由隶属太乐改为与太乐并列。二是清商乐地位上升，因而在太乐下设清商署丞。三是乐府官署规模扩大，官职增多，包括太乐令、太乐丞、鼓吹令、鼓吹丞、协律校尉、总章校尉监、掌故、乐正、清商署丞等。《隋书》卷二十六《百官志上》载：

天监七年，以太常为太常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而太常视金紫光禄大夫，统明堂、二庙、太史、太祝、廪牺、太乐、鼓吹、乘黄、北馆、典客馆等令丞，及陵监、国学等。又置协律校尉、总章校尉监、掌故、乐正之属，以掌乐事。太乐又有清商署丞，太史别有灵台丞。[2]724

第七，礼乐规模、用具、次序的变化。例如，宋、齐时期，祭祀天地、宗庙尽用宫悬。梁武帝认为，“《周官》分乐飨祀，《虞书》止鸣两悬，求之于古，无宫悬之议。何？事人礼缛，事神礼简也。天子袭衮，而至敬不文，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则以少为贵矣”，因而加以简省，“不备宫悬”[2]291。又如，南齐时期，舞人冠帻并簪笔，梁武帝认为：“笔笏盖以记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笔？岂有身服朝衣，而足綦宴履？”[2]291萧梁舞人因此不再以簪笔为舞具。又如，东晋、宋、齐时期，“悬钟磬大准相似，皆十六架。黄钟之宫：北方，北面，编磬起西，其东编钟，其东衡大于镈，不知何代所作，其东镈钟。太簇之宫：东方，西面，起北。蕤宾之宫：南方，北面，起东。姑洗之宫：西方，东面，起南。所次皆如北面。设建鼓于四隅，悬内四面，各有柷爆”[2]291。梁武帝时期，礼乐中钟磐乐器的使用异于前朝，“于是除去衡钟，设十二镈钟，各依辰位，而应其律。每一镈钟，则设编钟磬各一虡，合三十六架。植建鼓于四隅。元正大会备用之”[2]291-292。又如，梁武帝时期，礼乐演奏的次序也有变化，依五音而非月次，“普通中，荐蔬以后，敕萧子云改诸歌辞为相和引，则依五音宫商角徵羽为第次，非随月次也”[2]302。

第八，宗教音乐的引入与改造。梁武帝时期，佛教音乐首次进入宫廷雅乐系统中，“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2]305。此外，梁武帝还改造道教音乐，首创《上云乐》七曲，写道教列仙故事，用于三朝礼，“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2]303。

二、 乐制变革的文学影响

梁武帝时期的乐制变革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礼乐歌辞创作的兴盛。如前所述，梁武帝时期制定五礼，扩大了礼乐使用范围，增加了礼乐应用场合，新定礼乐需创作歌辞以配合使用；梁武帝时期部分礼乐曲调得以保留，但歌辞则多进行了新的创作，以适应新朝所需。这促使梁武帝君臣致力于创作礼乐歌辞，形成一时之盛。例如，如梁武帝创作《白纻辞二首》《上云乐》七曲等用于三朝礼。又如，沈约创作十二雅歌辞三十首用于二郊、太庙、明堂、三朝等礼仪场合。

第二，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梁武帝时期的乐制变革密切了诗乐关系，促成了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6]统计，梁武帝诗歌现存95首，其中乐府54首，即《芳树》《有所思》《临高台》《雍台》《长安有狭邪行》《拟青青河畔草》《拟明月照高楼》《阊阖篇》《邯郸歌》《子夜歌二首》《子夜四时歌十六首》《欢闻歌二首》《团扇歌》《碧玉歌》《上声歌》《襄阳蹋铜蹄歌三首》《杨叛儿》《白纻辞二首》《河中之水歌》《东飞伯劳歌》《江南弄七曲》《上云乐七曲》，大都为文人乐府诗。在梁武帝的带动影响下，文人乐府诗创作空前繁荣。据《乐府诗集》[7]统计，萧梁时期有150人创作了223曲431首文人乐府诗，具体见下表。

表1 《乐府诗集》所见萧梁文人乐府诗

第三，皇族中心和皇室文学集团的形成。萧梁时期，规范化的吉、凶、宾、军、嘉五礼以皇家礼仪为主，皇帝、太子等皇室人员成为各种礼仪活动的核心，礼乐多因之而制作。伴乐而行的皇室礼仪的举行可以聚集文学人才，提供诗歌的创作动机和场合，形成以皇室成员（如萧衍、萧统、萧纲、萧绎、萧综）为核心的文学集团等。萧梁皇族利用政治地位、创作才华，领导萧梁文坛，引领文学潮流。当时重大的文学活动、重要的文学主张大都由皇族成员主持或倡导。萧梁文士则多为皇族文学侍从，如沈约、范云、任昉之于萧衍；王筠、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之于萧统；庾肩吾、刘遵、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之于萧纲等。

第四，促进了诗歌语言、形式的变化。萧梁诗歌常在伴乐的礼仪场合，由多人共时同题应诏、应制而作，具有竞争色彩，这促进了诗歌语言、形式的新变，形成萧梁诗歌声律工巧、繁富绮丽的特征。此外，受其影响，萧梁时期七言诗创作开始兴起，其中又以七言歌诗居多，如梁武帝《白纻辞二首》《河中之水歌》《江南弄》七曲；沈约《需雅》八曲，《江南弄四首》《四时白纻歌五首》《上巳华光殿诗》；刘孝威《禊饮嘉乐殿咏曲水中烛影诗》；萧纲《上留田行》《乌夜啼》《乌栖曲四首》《采菊篇》；庾肩吾《三日侍宴咏曲水中烛影诗》《行路难》；萧绎《燕歌行》《春别应令诗四首》《别诗二首》等。

第五，宫廷诗风倾向及宫体诗特质的强化。如前所述，萧梁诗歌作者多为皇族及其文学侍从，诗歌创作场合多在宫廷，诗歌内容常写宫廷礼仪、宫廷生活，诗歌多为共时同题而作，诗歌语言、形式多有新变，这些强化了萧梁时期宫廷诗风倾向，此途衍化则为宫体诗。萧梁后期，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并影响到陈后主、隋炀帝及唐太宗时期的宫廷诗歌风格。

第六，宗教诗歌的兴起。如前所述，梁武帝时期，佛教音乐首次进入宫廷雅乐系统中；梁武帝还改造道教音乐，首创《上云乐》七曲，写道教列仙故事，用于三朝礼。这些都促成了萧梁时期宗教诗歌，特别是佛、道诗歌的兴起，如梁武帝《游钟山大爱敬寺诗》《十喻诗五首》、沈约《游沈道士馆诗》《酬华阳陶先生诗》、江淹《吴中礼石佛诗》、陶弘景《告游篇》、萧统《和武帝游钟山大爱敬寺诗》《开善寺法会诗》、刘孝绰《东林寺诗》、萧纲《升仙篇》《往虎窟山寺诗》《望同泰寺浮图诗》《蒙预忏直疏诗》、刘缓《游仙诗》、王台卿《奉和望同泰寺浮图诗》《奉和往虎窟山寺诗》、陆罩《奉和往虎窟山寺诗》、王训《奉和同泰寺浮图诗》、庾肩吾《咏同泰寺浮图诗》、戴暠《神仙篇》等。

由上可知，在“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的历史背景下，梁武帝时期的乐制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以雅为名，定国乐十二部，建立了较完善的雅乐体系；第二，乐律“标准器”及理论的革新；第三，配合制定五礼，新定礼乐，用于特殊的礼仪场合；第四，仪式用乐曲目的变化；第五，礼乐歌辞的重新创作；第六，乐府官署的变革；第七，礼乐规模、用具、次序的变化；第八，宗教音乐的引入与改造。乐制变革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礼乐歌辞创作的兴盛；第二，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第三，皇族中心和皇室文学集团的形成；第四，促进了诗歌语言、形式的变化；第五，宫廷诗风倾向及宫体诗特质的强化；第六，宗教诗歌的兴起。

[1]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 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940．

[5]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3763．

[6]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The Reform of Music System in the Periodof Emperor Wu of Lia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HE Weili

The music system reform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Wu of Liang dynasty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eight aspects: First, in the name of Ya, twelve musical compositions were confirmed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which implemented a more perfect system of Ya music. Second, music prosody “standard” and its theory were innovated. Thir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ive ceremonies, the new ceremony for the special ceremony of the occasion was determined. Fourth, the ritual changes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song. Fifth, the rituals were recreated. Sixth, official institutions of music were changed. Seventh, ritual scale, appliances and musical sequence changed. Eighth, religious music were introduced and transformed. The influence of music system reform o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period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first,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reation of ritual music; second, the prosperity of literati Yuefu poems; third, the formation of royal centers and royal literature groups; fourth, the promotion of changes in poetry language and its form; fifth, the court poetic tendenci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lace poetry; sixth, the rise of religious poetry.

Emperor Wu of Liang dynasty; music system reform; literary influence

贺威丽（1982—），女，山东威海人，文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古音乐与文学。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魏晋南北朝乐制与文学研究”（2016CWX029）。

I206.2

A

1009-8135（2018）06-0053-06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