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华



万州唐墓出土人物俑服饰研究

谭建华

（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重庆 404000）

重庆万州唐永徽五年（654）墓陪葬有大量珍贵湘阴窑青瓷人物俑，其类型包括文吏、武吏、武士、骑士、侍从等。这些瓷俑所着服饰反映了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物特性，显示出初唐服饰承上启下、糅合胡汉的特征，体现出唐人独特的审美观。

万州；初唐；人物俑；服饰；

华夏服饰在不断传承、吸纳、融化中发展演变，蕴藏着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唐朝社会繁荣昌盛，开放包容，其服饰文化集中体现了时代特点，带来“袒露”“女着男装”“时世妆”等前卫时尚，对日本、朝鲜等邻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世界服装史上有重要地位。1980年代以来，关于唐代服饰的专著、专论相继问世，但运用第一手考古实物、全面系统探析的成果不多。受出土文物的地域、收藏、保密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学者很难将其资源整合，跨学科研究更是不易。重庆万州唐永徽五年（654）墓目前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形制结构、丧葬制度、出土青瓷等内容，而对随葬瓷俑所着服饰关注甚少。本文拟用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所藏部分随葬青瓷人物俑为例，依据文物自身的真实性、可靠性、直观性，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对其服饰的基本特征和社会意义进行探讨，为研究初唐服饰的演变、发展提供参考。

1978年8月，万县（今重庆万州）驸马公社在改土造田时发现一座古墓。四川省博物馆会同当地文教局进行发掘，根据两块残存墓志铭和《夔州府志》相关记载，考证此墓为唐永徽五年永州（今湖南零陵）刺史冉仁才夫妻合葬墓，妻为“汉南县主”，即汉南王之女，从二品，故当地人称“驸马坟”。墓中出土大量金、铜、玉、玻璃、青瓷等器物，部分现藏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其余分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四川省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内有青瓷人物俑65件，今据其所着服饰的类型，对初唐服饰的发展和基本特征进行分析。

一、文吏俑、武吏俑与衣冠服饰

中国衣冠制度在商周时代初现端倪，东汉时全面执行。汉明帝永平二年（59），下诏采用《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制定了官服制度。隋文帝、炀帝先后下令制定服制，严格规范服饰等级制度：“裘冕之服，历代不行。后魏、北齐，舆服奇诡。至隋氏一统，始复旧仪。”[1]卷四十五《舆服志》唐初车服皆因隋制，至武德四年（621）高祖颁令，“始著车舆、衣服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2]卷二十四《车服志》511。初唐衣冠在隋制基础上进行完善，得以系统地确立，对后世衣冠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衣冠制度是维护社会地位的工具，充分体现了着装者的权力、等级、尊卑贵贱。初唐规定，“凡天子之服十四”[2]卷二十四《车服志》514，“皇后之服三”[2]卷二十四《车服志》516，“皇太子之服六”[2]卷二十四《车服志》517，“皇太子妃之服有三”[2]卷二十四《车服志》518，“群臣之服二十有一”[2]卷二十四《车服志》519，“命妇之服六”[2]卷二十四《车服志》523。万州唐永徽五年墓出土的文吏俑、武吏俑所着服饰均符合“群臣之服二十有一”之规定：“平巾帻者，武官、卫官公事之服也。金饰，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绔，乌皮鞾，白练裙、襦，起梁带。陪大仗，有裲裆、螣蛇。朝集从事、州县佐史、岳渎祝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服之，有绯褶、大口绔，紫附褷。文武官骑马服之，则去裲裆、螣蛇。”[2]卷二十四《车服志》521

（1）文吏俑也称文官俑，共出土12件。头戴平巾帻，身穿交领右衽宽袖短袍，上腰系宽带，双手或曲于胸前执物（物不存），或笼于袖，拱手腹前，下着裳至地，正面及背面均刻衣褶纹，足穿尖头靴，靴头微上翘，立于方座上。形象庄重，生动传神。有的面目和蔼，流露恭谨之态（图一：1、2、3）。有的深目多须，竖眉怒目，状似胡人。

（2）武吏俑也称武官俑，共出土15件。头戴平巾帻，身穿交领右衽宽袖短袍，上腰系宽带，双手曲于胸前，手持带鞘环柄刀，下着裳至地，正面及背面均刻衣褶纹，足穿尖头靴，靴头微上翘，立于方座上。有的庄重虔诚（图二：1），有的竖眉怒目，有的张口狂笑。其中10件深目高鼻，颚下留长须，状似胡人（图二：2、3、4）。

以上文吏、武吏俑均着平巾帻服。帻是中国古代冠饰中的一类，最早的帻就是裹发的头巾。早在汉代就有帻使用，社会底层人士服之。《说文解字》：“帻，发有巾曰帻。”[3]158《册府元龟》载：“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汉官仪》曰：帻者，古之卑贱不冠者之所服也)。”[4]卷十二《中兴》119发展至唐代，帻有多种样式，并形成固定的服饰礼仪制度。平巾帻服是唐代最普遍的官服之一，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官员都能穿着，只是服饰色彩和配饰材料有所区别。同时也是一种常服，骑马时使用。

二、武士俑、骑士俑与甲胄

初唐的戎装基本沿袭了南北朝以来至隋朝的造型和款式，并加以改进、不断完善，渐渐形成了具有唐代风格的军戎服饰。盛唐时期整个社会综合国力强盛，太平安逸，服饰崇尚奢华、新潮，戎装也不例外，中晚唐由于社会动荡，戎装回归简单实用。总的来讲戎装包括作战时的服饰和武官朝参时的官服和官常服，前面已对武官朝参时的官服和官常服进行了一定的阐述，本节就以唐永徽五年墓出土的青瓷武士俑、骑士俑为例浅析武官作战时的装束。

（1）唐湘阴窑青瓷胡人武士俑。共出土2件。头戴盔胄，面容严肃，颚下留有络腮胡，上身着短袖铠甲，甲片成长条状，甲外胸前及后背均罩蝶翅形护心铠，并在肩上用带前后扣连，下着战袍至地，露出尖头靴，靴头微上翘，小臂裸露，左手按长方盾，盾面起脊，右手曲置握物状（原持物已失），立于方座上（图三：1）。

（2）唐湘阴窑青瓷铠甲骑士俑。共出土6件，其中2件完整，4件残破，造型完全相同。骑士俑面相威严，专注前方，头戴兜鍪，其顶端有一圆洞，原插有长缨，身穿长至膝部铠甲，下着长筒靴，前臂裸露，双手曲举，左手作勒马状，右手屈指握空心拳，空心处所执兵器已失。左大腿侧挂一带鞘刀，右大腿侧系一箭菔。马俑身披具装铠，具装铠由长方形甲片编缀而成，甲片上刻有鲮纹，只有四肢下部、眼睛、鼻孔、耳朵外露，寄生直竖马尻部，形似喇叭，口沿作莲瓣状，外表饰以圆圈纹。两耳间前伸一角状饰物，项颈部右侧斜挂一枪囊。俑身布满冰裂纹（图三：2、3）。

从出土的2件武士俑和6件骑士俑可以看出，初唐武官作战时的装束大致包括头部护具、躯干护具、下肢护具和盾牌。

作战时保护头部的主要护具是头盔，秦汉以前称“胄”，后叫“兜鍪”，也称“首铠”。初唐时期的头盔与隋代基本相同，同属“兜鍪”期，形制较简洁，没有过多的装饰，注重实用。武士俑（图三：1）所带兜鍪呈球状铁帽，顶部加半圆形铁顶，两侧中部向外凸起成耳状，用以护耳，其下部一直延伸至肩部，略往外翻卷，以保护整个颈部。兜鍪外均匀饰有宝相花纹，后部中间竖直刻划三道凹弦纹，弦纹间饰两排戳点纹，每排戳点纹由九组半圆形组成，每个半圆形又由六个戳印的小方点组成，彼此连接，状如波浪纹。骑士俑（图三：2）所带兜鍪与武士俑头盔外形上大致相同，但没有护耳凸起。在半圆形铁顶中间有一圆孔，以插饰品。兜鍪外前后左右相对饰三道凹弦纹。上述两件兜鍪与隋代和初唐早期相比，加了少许纹饰和装饰，但与盛唐的美观豪华相比，仍以实用为主。

躯干护具包括战袍和铠甲。武士俑（图三：1）上着短袖甲，甲外罩护心铠，铠似蝴蝶展翅状，翅中心印1朵大宝相花，四周各饰4朵小宝相花，与圆圈纹相间排列，下着长条纹战袍至地。骑士俑（图三：2）所着短袖甲与武士俑相同。总体上看，初唐铠甲与隋代相似，而与盛唐时雍容华贵相比则更注重于实战。

下肢护具仅见武士俑（图三：1）所着尖头战靴和骑士俑（图三：2）所着长筒战靴。

盾牌是古代作战时的手持护具，呈长方形或圆形。盾的中央向外凸出，形似龟背。武士俑（图三：1）左手按长方盾，盾面起脊。盾牌的纹饰，两边饰直线凹弦纹为边框，框内各饰10朵宝相花。下边框饰网格纹。盾牌中部刻一花瓣纹，花瓣正中饰褐色点彩，以示花心。花瓣外饰一周联珠纹，均匀分布着4朵带褐彩的宝相花。盾牌上部配以夔牛纹，下部配以神龟纹。夔牛又名雷兽，能发雷鸣声，并伴有日月般光芒。此纹饰用在盾牌上，寓意持盾人敲击声响彻远方，震慑敌军，威服四方。龟在古代被认为是灵兽，是长寿和不死的象征。此纹饰用在盾牌上，寓意持盾人在战场上有盾的保护不受伤害，长命百岁。

具装马铠是重装骑兵的装备，骑士俑（图三：2、3）所骑战马均装备有具装马铠，仅四肢、眼睛、鼻孔和耳朵外露。

唐湘阴窑青瓷胡人武士俑（图三：1）护具上，大量出现宝相花纹。这是一种传统吉祥装饰纹样，将自然界花卉如莲花、石榴花、牡丹花等花头经艺术加工，形成不同的纹饰符号，以造型优美、富贵吉祥、幸福美满的象征含义成为中国特有的传统纹饰。初唐以来，宝相花纹在唐代服饰上大量出现，成为人们喜爱的图案。

三、其他人物俑与服饰

除文吏俑、武吏俑、武士俑、骑士俑外，万州唐永徽五年墓还随葬有其他不同职业类型的人物俑，如牵马俑、牵骆驼俑、侍从俑、伎乐俑等，其身份卑微、低下，更能体现当时普通百姓的服饰特征。

（1）唐湘阴窑青瓷男侍从俑，共出土10件。其中5件头戴风帽，身穿翻领胡服，两侧贴花扣，着窄袖短袍，袍至腰部向内紧缩，似系一腰带，左手下垂，右手内曲执物（物失），下着裳至地，正面及背面均刻衣褶纹，足穿尖头靴，靴头微上翘，立于方座上（图四：1、2）。另5件头戴遮耳帽，身穿交领右衽宽袖短袍，腰系宽带，左手下垂，右手内曲于胸前执物（物失），下着裳至地，正面及背面均刻衣褶纹，足穿尖头靴，靴头微上翘，立于方座上（图四：5）。

（2）唐湘阴窑青瓷男牵马牵驼俑，共出土6件。头戴幞头，顶部高隆，两角系于脑后，形成自然下垂的两根软脚，也称垂脚，另两角反结于头上。身穿圆领窄袖袍至膝部，圆领直立于颈部，袍至腰部向内紧缩，似系一腰带。足穿长筒尖头靴，靴头微上翘，立于方座上。正面及背面均有衣褶刻划纹。有的双手曲于腰前，右手贴腰，左手作握缰状（图四：3）。有的右手曲于腹侧，左手弯曲至胸前，作牵缰状（图四：4）。其中3件，高鼻鼓目，满腮胡须，状似胡人（图四：3）。

（3）唐湘阴窑青瓷持杯女侍从俑，共出土4件。梳圆形发髻，双目微闭，面部丰满，鼻梁高挺，口微张，身材修长，双手举于胸前捧杯，着圆领长袖窄衣，袖口较小，紧身条状长裙上束至胸，上胸袒露，长裙前后以两根吊带相连，长裙曳地，下露尖头靴，靴头微上翘，立于方座上（图四：6）。

（4）唐湘阴窑青瓷女伎乐俑，共出土2件。头梳圆髻，发尾露出向后缠绕，身穿圆领窄袖衫，袒胸，胸系条状长裙，正面及背面均刻衣褶纹，双手曲于胸前弹琵琶，屈膝跪坐方座上（图四：7）。

（5）唐湘阴窑青瓷骑马男吹笳俑，出土1件。头戴遮耳帽，身穿交领右衽宽袖外衣，胸系宽带，下着裳，长至脚面，脚穿尖头靴，双目凝神，端坐于马上。左手执笳至嘴处作吹奏状，右手前曲作握缰绳状。马背上有桥形鞍，头上有辔饰，口两侧各有镳一个，胸前鞅及股后鞦革带上有铃饰，马尾下垂至地（图四：8）。

（6）唐湘阴窑青瓷骑马男擂鼓俑，共出土3件。头戴风帽，着圆领窄袖袍，腰束带，下着裳，脚穿尖头靴。头微昂，鼓目圆睁，注视远方，右手执鼓锤，举至胸前，左手握拳抬起，拳中一小孔，所执物已失，左腿侧有一鼓，系挂腰间，脚穿尖头靴。马背上有桥形鞍，马胸前鞅及股后鞦革带上均有铃铜（图四：9）。

唐初服饰与隋代大体相同。男子主要穿窄袖圆领袍，女子衣衫小袖窄衣，外加半臂，肩绕披帛，紧身长裙上束至胸，上胸袒露，显得身体修长，风格简朴。盛唐时衣裙渐宽，裙腰下移，服色艳丽。至中晚唐，衣裙日趋宽肥，女子往往褒衣博带，宽袍大袖。袒领服为一种半袒胸的大袖衫褥，盛唐时广为流行。总体来讲唐初女子的妆饰朴素大方，盛唐服饰华丽鲜艳，美得奢华、富丽，晚唐妆饰则由富丽、大气走向了穷奢极欲。

牵马、牵驼俑（图四：3、4）头戴幞头。幞头之制出于北齐，隋、唐初逐步定型。头上系幅巾，裹住头部，在脑后和头顶系结，这是幞头的雏形。隋代幞头直接系在发髻上，顶部低平。唐初幞头顶部较隋代要高，为了裹出不同的形状，使其高高隆起，人们在幞头内加入巾子，初唐时巾子稍稍前俯，盛唐时变为直立，晚唐巾子则变得微微后仰。唐代的幞头脚由最初自然下垂的软脚发展至具有弹性的硬脚，以装饰出不同的样式。

唐朝是个开放的朝代，与周围各国交往密切。初唐大量胡人俑及胡服的出现，说明胡人带来的胡服文化已融入唐朝社会。“中唐时期……当时人耳闻目睹了‘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转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以及‘臣妾人人学圆转’的时尚与盛况。”[5]充分反映出西域的音乐、舞蹈和服饰流行中原，穿胡服成为流行风尚。“唐代胡服盛行主要是在初盛唐时期，中唐以后虽不复以往，但异族服饰风尚的影响更加润物无声。”[6]

四、社会意义

1．万州唐永徽五年墓是永州刺史冉仁才夫妻合葬墓。通过考证，既明确了该墓的纪年，又弄清了墓主人的身份，为研究唐朝衣冠服饰明确了时间范围和研究对象。

2．万州唐永徽五年墓中胡人俑及胡服的大量出现，体现了唐朝的强盛。胡人纷纷前往中原谋生，主要从事牵马、牵骆驼等工作，在该墓出土的文武吏俑中，胡人形象俑占有相当比例，反映出胡人及其后裔已深深融入到初唐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同种族的人物俑都身着胡服，说明胡人服饰在初唐广泛流行，深受人们喜爱。墓中出土的大量人物俑为研究初唐胡汉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3．“中国古代自十六国至隋代，一直以‘甲骑具装’即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为军队主力，而到了唐初，却演变为以人披铠甲，马不披甲的轻骑兵为主力。”[7]而甲骑具装俑在唐代冉仁才夫妻合葬墓、懿德太子墓、李寿墓和段元哲墓中均被发现，数量极少，总数只有139件，是研究唐时期甲骑具装仅有的考古资料。以上表明唐代仍保留有少量的重装骑兵，只是在功用上发生了变化。笔者认为在当时主要受其机动性差的制约，虽不是疆场上的中坚力量，但以优美精良和威武庄重的特性，却在盛大的典礼仪式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重庆万州唐永徽五年墓中出土的6件唐湘阴窑青瓷铠甲骑士俑，所骑战马均装备有具装马铠，其中2件各部分俱全，寄生保存完好，这使学者对初唐寄生的具体形状有了较清楚的了解，为学者研究唐代重装骑兵的演变、发展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考古实物依据，同时也为学者全面探析唐代军事历史、装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庆万州唐永徽五年墓随葬的青瓷人物俑刻画得栩栩如生，直观地表现了初唐时代的服饰艺术。因受其色彩单一、职业类型不全等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全面系统地体现当时衣冠服饰。所以笔者通过借助文献资料和考古出土实物相结合的方法，对重庆万州唐永徽五年墓随葬的青瓷人物俑所着服饰进行探析，最大程度阐述出当时衣冠服饰的状况。由此得出，初唐衣冠服饰多沿袭隋制，是对南北朝以来至隋代服饰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展，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中形成了唐代独有的特色，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唐代服饰文化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后半期服饰的发展，还对周围日本、朝鲜等邻国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服装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无论是在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在考古出土实物上都已充分地体现。

[1]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1929-1930．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58．

[4]王钦若．册府元龟：卷20[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19．

[5]谢建忠．白居易诗中的西域乐舞考论(一)[J]．四川三峡学院学报，1999（3）：38-41．

[6]王若诗．论唐代丝绸之路影响下的服饰新变——以唐代诗歌为研究视角[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7（1）：84-88．

[7]贾潍．中国古代铠甲的历史变革分析[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0．

A Study of Figurines’ Costumes of Tang Tomb Excavated in Wanzhou

TAN Jianhua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celadon figurines of Xiangyin kiln in the Tang tomb the fifth year of Yonghui excavated in Chongqing Wanzhou. These celadon figurines types include civil officials，military officials，warriors，knights and attendants. The costumes of these figurines display the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identities and occupations，showing that the costume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is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following periods，and a combination of Hu and Han clothing features，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 aesthetics of the Tang people.

Wanzhou; the early Tang dynasty; figurine; costume

谭建华（1976—），男，重庆万州人，文博馆员，主要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

K872

A

1009-8135（2018）06-0010-06

（责任编辑：滕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