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顺和 杨文捷 吴 耀



区域贸易协定的经贸效应实证研究

朱顺和 杨文捷 吴 耀

（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澳门 999078）

随着更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迅速开放，全球区域经济与贸易整合已成为潮流，所以中国更加重视区域经济与贸易整合协定的相关问题。采用1984—2016年的数据，通过分析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以及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区域经济贸易整合的贸易效应和经济效应，发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以及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之间都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之出口值及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之出口值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中国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之进口值及中国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之进口值对中国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

贸易效应；经济效应；区域贸易协定

目前世界各地的经济区域主义迅速蔓延，这种扩张最显而易见的产出之一是各国之间自由贸易协定（FTAs）的增加[1]。中国自加入WTO以来，积极与其他国家或组织建立经贸合作关系，以促进彼此的经济发展。其中，上海合作组织（SCO）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是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上重要的经贸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于1989年基于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的谈判进程而成立，后为了促进经济联合发展，于2001年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以下简称《成立宣言》）；另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于1981年成立，基于政治、经济与贸易的联系签订了《海合会经济一体化协议》，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于2004年与中国签订了《中国-海合会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可以看出基于不同的目的，区域经济贸易整合不断兴起。

自《成立宣言》签定后，2016年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进出口贸易总额937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54%，较2001年增长了81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7.70%。这说明签订《成立宣言》后，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进出口贸易水平都有大幅度上升。另外，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签订了《框架协议》后，2016年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之间进出口贸易总额1 122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3.05%，较2004年增长了87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9.04%，说明了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有大幅度的上升。

据上所述，本研究尝试对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及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的经贸关系，进行贸易效应与经济效应实证研究，并进一步比较分析，提出相关建议。

一、 文献探讨

最早在1950年Viner提出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相关概念：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在关税同盟签订后，在关税同盟国之间优惠关税及贸易条件下，可增进关税同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同时，可以增加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技术及提高规模经济[2]。这是由关税同盟成员国之间内部贸易壁垒障碍减少所致[3]。另一方面，Viner还认为，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签订关税同盟后，在关税同盟优惠关税及贸易前提下，有效降低贸易壁垒，清除贸易障碍。但是，对关税同盟成员国区域外国家则形成贸易壁垒障碍；关税同盟成员国会从生产成本高的关税同盟成员国进口商品替代由生产成本低的其他非关税同盟国进口商品，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浪费与规模不经济[2]。这将导致其经济福利的损失。

近来国外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Fukao，Okubo and Stern在探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认为延伸到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优惠后，消除了关税产生的贸易壁垒，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与贸易迅速发展。这表明了贸易壁垒消除的必要性[4]。Susanto，Rosson and Adcock研究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AT），通过不断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下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加拿大与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一与第三大贸易伙伴[5]。Yang and Martinez-Zarzoso研究了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研究表明关税壁垒降低之后，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之相关研究[3]。董莉探讨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的贸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会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但贸易转移效应并不明显；其次，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正向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6]。李涛等根据1993—2014年数据，分析中国与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之间存在贸易转移效应[7]。王可借鉴Balassa模型，根据1981—2014年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存在贸易转移效应[8]。朱顺和根据1980—2015年数据，分析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论坛成员国之间存在贸易创造效应[9]。

国内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李涛等利用1993—2014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的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协整关系；其中，出口值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进口值对经济增长有消极影响[7]。王可对1981—2014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进出口值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且存在积极影响[8]。朱顺和运用OLS方法对1980—2015年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论坛成员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值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9]。

全球区域经济与贸易整合已成为潮流，随着更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深度经济与贸易整合得以实现[10]。所以，各国越来越重视对经济与贸易整合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 研究设计

（一） 贸易效应实证分析模型

借鉴Balassa提出的衡量公式[11]：

其中：Mi为i国的进口值，a为常数项，Yi为i国的国内生产总值，b为进口收入需求弹性，u为误差项。将上述衡量公式取对数，则其衡量公式为：

据此，本文提出贸易效应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其中，MTi是第i年中国总进口值；MGi是中国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或海合会成员国的进口值；MNi是中国从非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或非海合会成员国的进口值；GDPi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D为虚拟变量，D = 1表示区域经贸协定签订实施后，D = 0表示区域经贸协定签订实施前。b1为协定签订实施前的进口收入需求弹性，b2为协定签订实施后的进口收入需求弹性；μ为误差项。若b2﹥0，表明存在着贸易创造效应；b2﹤0，表明存在着贸易转移效应。

（二） 经济效应实证分析模型

本文藉助Ramos的研究框架[12]，采用协整分析与矢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出口值与进口值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以及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出口值与进口值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据此，本文提出经济效应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其中，GDPi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EXPi是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或海合会成员国的出口值，IMPi是中国从非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或非海合会成员国的进口值，μ为误差项。

三、 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中国人民银行以及统计年鉴。其中，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效应研究数据以正式实施《成立宣言》作为分界点，经济效益实证研究数据为1984—2016年的年度数据，1984—2000年为实施前之样本期间，2001—2016年为实施后之期间。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的贸易效应研究数据以正式实施《框架协议》作为分界点，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数据为1984—2016年的年度数据，1984—2003年为实施前之期间，2004—2016年为实施后之期间。

本研究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进出口值、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和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之间进出口值等数据均取自然对数，然后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来确定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以避免实证结果出现伪回归。ADF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进出口值、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和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之间进出口值等原始数据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因此本研究可以进行协整和回归分析。

（一） 贸易效应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表1模型Ⅰ、Ⅱ、Ⅲ分别为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及中国—海合会成员国的贸易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及中国—海合会成员国的模型Ⅰ、Ⅱ、Ⅲ拟合度很好，F统计值在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本模型的解释度良好；经LM检定显示，模型序列不存在残差自相关。

表1 中国与上合组织、海合会成员国的贸易效应回归结果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表2中的贸易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进口总值在《成立宣言》实施前，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为－0.050，实施后之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为－0.047，进口收入需求弹性微幅上升，其上升的幅度为0.003。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口值在《成立宣言》实施前的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为1.003，实施后之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上升1.021，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上升，其上升的幅度为0.018。中国与非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口值在《成立宣言》实施前的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为0.973，实施后之进口收入需求弹性增加为1.023，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上升，上升的幅度为0.050。研究表明，《成立宣言》实施之前后，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b2> 0，表明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与非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b2> 0，表明存在贸易创造效应。

表2 中国-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之贸易效应分析表

表3显示中国进口总值在《框架协议》实施前，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为－0.038，实施后之进口收入需求弹性增加为－0.029，其上升的幅度为0.009。中国从海合会进口值在《框架协议》实施前的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为－0.228，实施后之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上升为－0.204，上升的幅度为0.024。中国从非海合会进口值在《框架协议》实施前的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为－0.033，实施后之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上升为－0.020，上升的幅度为0.013。研究表明，《框架协议》实施之前后，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的b2> 0，表明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与非海合会成员国的b2> 0，表明存在贸易创造效应。

表3 中国-海合会之贸易效应分析表

（二） 经济效应实证分析结果

本研究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值和中国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口值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表4是协整检验结果，根据迹（Trace）检验结果，得出至少存在1个协整关系。

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协整方程式：

CNGDP = 0.900SCOEXP－0.120SCOIMP （3）

（0.157）（0.164）

注：括号内值为标准差。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值对中国GDP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中国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口值对中国的GDP存在负相关关系。

经过协整分析，通过AIC值以判定序列的最优滞后阶期数为1，本研究进一步进行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矢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分析，得出VEC模型如下：

CoinEQ1= DCNGDP(－1)－2.002DSCOEXP(－1)+1.079DSCOIMP(－1)+2.999 （4）

其次，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对海和会成员国出口值和中国从海和会成员国进口值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表5是协整检验结果，根据迹（Trace）检验结果，得出至少存在2个协整关系。

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的协整方程式：

CNGDP = 4.309GCCEXP－2.935GCCIMP （5）

（0.714） (0.573）

注：括号内值为标准差。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中国对海合会成员国出口值对中国GDP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中国从海合会成员国进口值对中国的GDP存在负相关关系。

经过协整分析，通过AIC值以判定序列的最优滞后阶为1，进一步得出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的矢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如下：

CoinEQ1= DCNGDP(－1)－1.075DGCCEXP(－1)+0.325DGCCIMP(－1)－7.475 （6）

表4 中国-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协整检验结果表

注：**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

表5 中国-海合会之协整检验结果表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

五、 结论与建议

经实证分析结果，本研究获得以下结论：

1．贸易效应分析方面。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签订《成立宣言》前后之进口收入需求弹性增加，存在着贸易创造效应；而中国与非上合组织成员国存在贸易创造效应，并且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也是增加的。同时，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签订《框架协议》前后之进口收入需求弹性增加，存在着贸易创造效应；而中国与非海合会成员国之间存在着贸易创造效应，并且进口收入需求弹性也是增加的。

2．经济效应分析方面。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出口值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中国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值对中国经济增长则存在负相关关系。其次，中国对海合会成员国的出口值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然而，中国从海合会成员国的进口值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

3．比较分析。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值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而进口值对经济增长则产生负向影响。近几年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出口要远高于进口；其中，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主要出口建材、设备和服装等，主要进口原油等能源，且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国家采矿业、服装、制造业都有大量直接投资[1]，部分产出品运输回国，但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出口仍远大于进口。

另外，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之间也存在互补关系，中国对海合会成员国出口值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而进口值对经济产生的是负向影响。近几年中国对海合会成员国的进口值高于出口值，进口的主要是原油等初级工业材料，这些工业原材料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工业发展。因此，中国从海合会成员国进口值虽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却有其积极作用。

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出口值要大于对海合会成员国的出口值；但近两年，中国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值反而小于中国从海合会成员国的进口值。中国对海合会成员国直接投资比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要多，造成中国从海合会成员国的进口值大于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值。

依据研究结果与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贸易中，进口增长率远远高于出口增长率，并且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出口值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但是，中国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口值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因此，针对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本研究认为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发展重点如下：

（1）提高产品技术含金量。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主要出口轻工业制品，中国应借助与上合组织合作优势，大力提升高新技术产品，逐步转向技术含量高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大力承接高新电子信息产业的贸易转移，获得产业链始端相对较强的话语权[13]。所以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贸易，应利用轻工业制品的出口优势，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金量。

（2）制定合理能源战略。上合组织中存在两种能源国家，一种是能源生产丰足但是由于人口和经济消耗比例不多的，一种是中国这种资源相对于人口经济比例消耗比较大的国家，所以在上合组织中能够进行能源互补合作[1]。考虑到上合组织的能源互补优势与地域临近优势，中国应该加强与上合组织中的能源国合作，制定合理的能源战略。

2．中国对海合会成员国出口值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中国从海合会成员国进口值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由于中国从海合会成员国的主要进口产品是原油等能源，这些能源多用于国家工业发展制造，虽然最初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是负向影响，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利用这些能源发展我国工业，进口反而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针对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本研究认为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的贸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

（1）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中国与海合会自签订《中国-海合会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框架协议》后，形成了区域经济与贸易整合。借鉴李涛等学者的建议，本研究认为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之间应该优化出口的产品结构，加强贸易合作，不要拘泥于轻工业等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应该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以促进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发展[7]。

（2）加强双边互补性经济往来。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之间也同样存在强烈的经济互补性，中国的贸易美元和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都在寻求投资价值[14]。所以中国应该利用海合会成员国急需对外投资的机会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中国特色区域产业，积极引导这些资本投资相关区域以及行业。例如，透过宁夏与海合会成员国的清真行业和伊斯兰教金融等交流，实现以伊斯兰金融合作为引进来战略，以清真食品出口为走出去战略，进行双边经济互补合作[15]。

3．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属于中亚地区，海合会成员国属于西亚地区，经济丝绸之路横穿中亚与西亚地区，所以，针对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及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结合中国经济丝绸之路的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综合建议：

（1）加强能源外交，实现合作共赢。白永秀等认为，基于我国与西部大周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及互补优势，结合经济丝绸之路这个重要的战略布局，能源合作应当置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中之重的位置[16]。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以及与海合会成员国都存在能源交流，丝绸之路中突出能源合作符合双方发展战略需求，推动和深化经济丝绸之路的相关能源合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以及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必然能够实现合作共赢。

（2）加强人文交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做出的重要决策，在此背景下发展与中亚及西亚等国家的友好关系，既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关系到中国西北地区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的实现。在加强能源合作的基础上，同时也要拓展非能源的合作与交流，加强人文交流，以构建经济丝绸之路为突破口，全力深化以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关系[17]。所以中国与上合会其他成员国以及海合会成员国在加强能源合作的基础上，也应该加强各国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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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Effect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ZHU Shunhe YANG Wenjie WU Yao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apid opening up of more countries, it is a trend to integrate global regional economy and trade. China attaches greater importance to related issues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integration agreements. The paper, with the data from 1984 to 2016, analyses the trade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member state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and between China and member states of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Arab States (GCO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de creation effect do exist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member states of SCO and between China and member states of GCOAS. Meanwhile, the export value of China and other SCO member countries and the export value of China and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GCOA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China’s import value from other member states of SCO and from member states of GCOA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rade effects; economic effect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朱顺和（1957—），男，台湾台北人，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银行管理和退休金管理。

2018年澳门科技大学研究基金“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之实证分析研究——基于人力资本视角”（FRG-18-009-MSB）。

A

1009-8135（2018）06-0038-08

D668；F272

（责任编辑：张建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