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虹艳 徐春伟/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

嘉靖《宁波府志》定海（镇海）县治图

一、总兵：明中后期省镇的最高武官

明初，地方最高的军事长官是都指挥使司，执掌一省军事。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地方官权力过大，将元朝行省丞相的权力拆分到三个平行机构，分别为掌军事的都指挥使司（正二品）、掌民政的布政使司（从二品）和掌刑狱的按察使司（正三品）。都指挥使司的长官一般有都指挥使1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2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4人（正三品），简称都司，位次在布、按两司之上。都指挥使司管辖本都司下属卫所等军管政区。

都司上又有五军都督府，每个都督府管辖几个都司（省），但调兵权力还是在兵部。《明史·职官志五》说：“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恩功寄禄，无定员。”都督府的都督后来变为空头的寄禄官，而统兵之官则须别加总兵、副总兵等实授官官职。

明朝中叶以来，沿海各地卫所废弛，卫所士兵不堪使用。明廷不得不进行募兵，都司卫所制也因此逐渐变成省镇营兵制，总兵官逐渐成了明中后期省镇的最高武官。“明初武事，俱寄之都指挥使司。其后渐设总兵，事权最重。”[1]“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无品级、无定员。”[2]明朝总兵本身是差遣性质的临时职务，充任者的身份等级、薪俸待遇皆系于其原本官阶。总兵官因要节制都司，其本身官阶就必须高于都司，“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3]明朝的总兵、副总兵最初都由公、侯、伯等超品官员担任，如世袭云南总兵的是黔国公沐英家族成员。但在“土木之变”中公、侯、伯损失惨重，袭爵者没有经受过战争的洗礼，总兵只能从高级武官中选任，于是五军都督府的长官正职（左右都督）、副职（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逐渐成了总兵的实际官阶。

考察明中叶以来的总兵官阶，会发现其并无固定品级，可分别以都督佥事入正二品序、都督同知入从一品序、左右都督入正一品序。明中后期常见的总兵列衔，如“钦差镇守某处总兵官、都督佥事/都督同知/左都督某”：钦差系指奉皇帝敕命处理重要国家事务的高级官员，亦指受皇帝派遣的朝廷大臣；镇守某处是其管辖区域，总兵官是其职务；都督佥事则是其支俸的级别即官阶。有时官阶前会加“署都督佥事”之类头衔，这是没完全升迁上前署理职权之意。

明朝还规定有一部分总兵可以称将军挂印，其将军名号一般与历史典故或与征讨对象有关。如云南总兵称征南将军，大同总兵称征西前将军，湖广总兵称平蛮将军，两广总兵称征蛮将军，辽东总兵称征虏前将军。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总兵，没有历史典故的，不得称将军挂印。

二、浙直总兵的驻地和职责

《明史·职官志五》记载: “镇守浙江总兵官一人，嘉靖三十四年设，总理浙直海防。三十五年，改镇守浙直。四十二年，改镇守浙江，旧驻定海县，后移驻省城。分守参将四人，曰杭嘉湖参将、曰宁绍参将、曰温处参将、曰台金严参将。游击将军二人，总捕都司一人，把总七人。”

浙江总兵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浙直总兵”，此职最初设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总兵府驻地一开始不是省城杭州，而是余姚的临山卫（今浙江余姚临山镇），“总镇衙门设自嘉靖三十四年，驻扎临山。”[4]《明世宗肃皇帝实录》记载：“（浙直）总兵则曰镇守，屯临山。副总兵则曰协守，屯金山……其体统视巡抚。”当时浙江、南直隶统筹为一个防区，总兵驻浙江，副总兵驻南直隶金山卫。

按照《明史》的说法，两省最高武官驻地理应设立在“沿海大都会”，临山卫只是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上的小卫城，于是“三十五年议以定海为倭贡道，改驻弹压。”[5]明代定海城在今宁波市镇海城区，为定海县治所在地，也是定海卫城所在地。定海是日本朝贡明朝的第一站，日本人的朝贡船来华要先在定海入关接受检查，再经水路抵达府城上岸，然后通过大运河去京城。我国最早的有关日本的专著、当地人薛俊所编的《日本考略》明言了镇海的地位：“凡贡献必由于定（海），次于宁（波）郡（城），以及杭（州）省（城），然达于京师。故定为喉舌所也。” 嘉靖皇帝也说：“浙江天下首省，又当倭夷入贡之路。”[6]明初即在定海布置了重兵，定海卫下辖9个千户所；而府城所在的宁波卫未辖沿海千户所。明廷如此布局，恰体现出对定海要害的认识。所以，浙直总兵驻地从临山搬到定海是理所当然的事。

设立伊始，浙直总兵的职责是“总理浙直海防”，次年即成“镇守浙直海防”。从“总理”到“镇守”是一关键变化，可以看出明朝以文制武的政策，“总理”大权只能由地方最高文官浙直总督掌握。事实上，“总理浙直海防”的总兵就只有首任刘远一人，他的下任俞大猷职权只是“镇守浙直海防”。文武官员权力也和品级无关，嘉靖三十六年，浙直总兵俞大猷官阶升都督同知（从一品），而当时浙直总督胡宗宪官阶只是兵部左侍郎（正三品）。

总兵的职责在嘉靖《观海卫志》中有具体说明:“近以倭乱，更置总兵、副总兵、参将、钦依把总。其总兵都督一员，镇守浙直地方，备御倭寇，保安军民。开府定海县，凡浙直之事，一皆总之，俱得便宜行事……事其重大者，会同抚按及副总兵计议而行。文职自知府而下，武职自参将而下，得施其节制。”本志又说，浙直总兵可以“调度各省沿海军马逐捕”。从这些史料看出，作为浙江和南直隶两省的地方最高武官，总兵的职权相当大，除了能够直接节制浙江、南直隶两省地方文武官员外，还有统帅所有沿海省份兵马之权。这样才可以充分动员辖区内各方面力量协调作战，有效抵御倭寇侵扰。

三、“嘉靖大倭患”时期的历任浙直总兵

首任浙直总兵是刘远。其最初在广西、江淮等地任职，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升镇守广西副总兵署都指挥佥事刘远为署都督佥事，佥书南京中军都督府事”[7]，这是他调任浙江之前的职务。同年十一月，“命南京中府佥书署都督佥事刘远充总兵官，总理浙直海防军务”[8]。纵观刘远生平，可知刘远没有经历过抗倭事宜，对海防缺少足够的认识和必要的经验。《明世宗肃皇帝实录》中，他没有任何与倭寇战斗的记录，甚至没有备倭、防倭的记录，“数月无所为”。其“不作为”的行径，令嘉靖帝和有司无法容忍。次年三月，刘远就因不习水战而被免职。“海上将官惟卢镗、俞大猷可用，宜贳罪还职，责其后功。浙直总兵刘远未谙水战，宜罢为南京左府带俸。”[9]《明史》则记载：“以倭患急，特命都督刘远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数月无所为。廷臣争言大猷才。三十五年三月遂罢远，以大猷代。”

次任浙直总兵是抗倭名将俞大猷。嘉靖三十一年起，俞大猷来到浙江抗倭一线，“并设分守浙直参将各一员，以琼崖参将署都指挥佥事俞大猷、中都留守司都指挥佥事汤克宽为之。”[10]从此，俞大猷与浙江抗倭大业结缘，也开始了其数度升迁、降职的传奇经历。《明史·俞大猷传》记载：“越二年（指嘉靖三十四年），贼据宁波普陀。大猷率将士攻之，半登，贼突出，杀武举火斌等三百人，坐戴罪办贼。俄败贼吴淞所，诏除前罪，仍赉银币。贼自健跳所入掠，大猷运战破之。”三十四年，升浙直副总兵。是年，浙直总督张经发起王江泾战役。俞大猷所领的兵力不足三百人，调集的各路兵马尚未到来，倭寇却有两万人，俞大猷寡不敌众，在金山被倭寇击败。张经让俞大猷出战，但俞大猷坚守按兵不动，等到永顺、保靖的援兵到来后方才出战，于王江泾大败倭寇，但功劳却归于赵文华、胡宗宪等人，俞大猷因金山之败被降职。三十五年，因为刘远“无所为”，在朝廷有识之士争取下，以署都督佥事的官阶代刘远为总兵。是年冬，以平徐海的功劳升都督佥事。年底，俞大猷乘大雪天平舟山倭寇。三十六年三月，俞大猷因舟山之役升都督同知。三十七年，俞大猷与戚继光对岑港展开猛烈的进攻，倭寇虽然死守，但终于抵挡不住，流窜到闽、广一带。此役，俞大猷先后杀倭寇四五千人，但由于围攻倭寇一年不能攻破，胡宗宪觉得让倭寇出走更有利，于是暗地里让敌人逃跑。三十八年三月甲午，御史李瑚上奏弹劾胡宗宪纵贼，胡怀疑是俞大猷为其同乡李瑚提供了军情内幕，故诿罪大猷以自掩。于是，嘉靖帝将俞大猷免职并下狱。后俞大猷好友、锦衣卫掌事陆炳送钱于严世蕃，内阁次辅徐阶亦为之担保，才被释放到大同戴罪立功。

第三任浙直总兵是名亚于俞大猷和戚继光的卢镗。与俞大猷、汤克宽、戚继光等名将相比，卢镗的抗倭资历亦是最早的。嘉靖二十年十一月为署都指挥佥事，其时诸将遇倭望风而溃，唯独他与汤克宽英勇抗敌。嘉靖帝遣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朱纨要求调卢镗率兵从福建前来清剿。二十七年，卢镗率军攻克倭巢双屿港，擒获倭寇大头李光头等。次年，朱纨因受到御史陈九德的弹劾而被革职查办，卢镗也被当作朱纨的党羽遭受打压，被关押入狱，还被定了死罪。三十一年，王忬任浙江巡视（巡抚）。因倭患严重，在王忬的奏请下，嘉靖帝同意赦免卢镗，令其戴罪立功。三十三年，与俞大猷在王江泾大败倭寇。王江泾战役后，卢镗主动靠拢胡宗宪，于是职位提升得也很快。三十五年，与俞大猷一起升职，“大猷充镇守总兵，镗充协守副总兵。”[11]是年八月，卢镗设伏沥港，生擒倭寇首领辛五郎，击沉倭船数十艘，擒斩倭寇六百五十余人，取得烈港平倭大捷。定海知县何愈在沥港立“平倭港碑”记其事，并将沥港改名“平倭港”。这几年间，卢镗还与胡宗宪共谋灭徐海、捕王直，立不世奇功。三十八年三月己亥，因俞大猷被免，升协守浙直副总兵署都指挥佥事卢镗为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浙直。而后以平王直的功绩，进都督同知。

卢镗另一功绩就是建造威远城。他根据多年抗倭的经验，认为从招宝山俯视县城，如果倭贼一旦登上招宝山，且置火炮于山顶，县城将不攻而破。三十九年，卢镗与海道副使谭纶议请胡宗宪筑城于招宝山巅，即为威远城。威远城不仅在抗击倭寇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在后来清朝抗击英国和法国侵略者的战争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招宝山月城碑》说“前明筑沿海七十二城以备边也，最要者莫若招宝山之威远城”，确非虚语。

四十一年，浙直总督胡宗宪因严党牵连被捕。此时，江南的倭患大致肃清，嘉靖帝顺势撤销了统辖东南的最高文官浙直总督，“上特命锦衣卫械系宗宪至京问，于是浙直总督缺，遂罢不补。”[12]次年正月壬辰，卢镗被视作胡宗宪同党，也遭下狱，“革镇守浙直总兵卢镗职，仍同原任，游击王应岐俱下，御史逮问镗，初在胡宗宪军门用事，及宗宪败，镗不自安求去，时应岐已革职充军给事中。”[13]癸卯，升协守浙直副总兵署都指挥佥事杨尚英为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浙直。不过，杨尚英很快变成了“浙江总兵”。浙江巡抚赵炳然提议浙直总兵分设，“改南直隶狼山副总兵为镇守总兵官，兼辖江南江北，以署都督佥事刘显充之。”[14]兵部尚书杨博奏：“总督既已裁革，总副自难兼制，欲要画地专统，无非责成捍御之意合无……以后将见任总兵官杨尚英专管浙江一应水陆兵务，副总兵王应麟专管南直隶一应水陆兵务。”[15]因为明廷裁汰“浙直总兵”的决定，此前镇守浙江、南直隶两省军务的“浙直总兵”杨尚英被降为镇守浙江一省水陆军务的“浙江总兵”。这样，与浙直总督一职相伴，负责浙江、南直隶两省最高军务的“浙直总兵”亦遭裁汰。浙江总兵此后遂成定制，一直沿用至明末。

“嘉靖大倭患”时期的浙直总兵名录

综上，“浙直总兵”一职设于嘉靖三十四年，仅仅存在八年不到，后来则以“浙江总兵”的官名延续下去。但是在俞大猷、卢镗任职时间，抗倭大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决定性胜利，浙江倭患基本平息，倭寇再也不敢来浙江，为荡平东南倭寇奠定了基础。浙直总兵一职设置虽然短暂，但却见证了东南平倭的光辉历史，官名由此威名远播，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万历四十七年（1619），长崎代官村山等派遣到台湾的“远征军”侵扰浙江沿海，浙江总兵王良相因此投书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要求他严惩。王良相正式官职应为“浙江总兵”，但投书德川秀忠之际，并没有使用“浙江总兵”这一现行官名，而是使用了在明朝御倭战争史上更有影响力的“浙直总兵”这一旧称。崇祯末年（1644年），末任浙江总兵王之仁被授予“镇倭将军”称号和官印，就是来源于浙直总兵平灭倭寇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