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 浩

（贵州民族大学，贵阳 550025）

一、贵州省反贫困形势分析

贵州省虽然因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导致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任务重，但通过各级政府有计划、有步骤的主导和引领，社会各界力量广泛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的实践中来，逐渐形成产业发展脱贫、转移就业脱贫、易地搬迁脱贫、生态保护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社会扶贫、“第一书记”驻村帮扶、政府兜底保障等一系列政策和行动，形成立体式、高强度、针对性强的脱贫攻坚局面，尤其是近年来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略取得极大成功。可以预期，到2020年贵州省全省定能如期脱贫摘帽，赢得这场脱贫攻坚战，同祖国各地区同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而且必将对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几十年，贵州省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飞速的提升，贫困问题得到了很大改观。不妨试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困之后又将是什么状况呢？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之后，是不是就不再需要扶贫事业了？显然不是。虽然当前主要是集中力量消除绝对贫困，但是也必须看到未来经济发展依然不能消除相对贫困这个大趋势。2020年之后，贫困已经是相对贫困大于绝对贫困的状况，相对贫困应该是政府未来重点扶持和救助的一部分，政府部门应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在宏观政策制定、反贫困协调和监管方面有所为，在微观的贫困治理上有所不为，政府应做好角色转变，将反贫困资源的分配逐渐过渡到市场领域。从相对贫困的角度去思考未来贵州省的扶贫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应重点关注农村居民返贫和留守群体和城市新贫困群体等新的贫困问题，他们也将处于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多维贫困之中。由于未来贫困群体的复杂和多变性，也应注重在贫困度量方式方法上的进一步创新以及反贫困软实力建设。

二、2020年后减贫问题的审视

（一）应关注未来贫困群体

纵观中国近30年来在农村和城市反贫困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当前的贫困监测体系、社会福利体系和贫困干预政策，不难发现，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逐渐在农村、城市涌现出新的贫困人群，贵州省亦是如此。

1.农村居民的返贫和留守群体贫困问题

当前农村居民的贫困标准是基于维持基本生存和生活的最低水平之上，同时农村居民由于受生存能力、信息技术和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将导致出现严重返贫问题。据相关数据显示，贵州省农村地区返贫率高，具有频繁性和易发性，返贫现象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未来扶贫都将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在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留守在农村的人群，尤其是老人和儿童的贫困状况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建议贵州省政府相关部门需进一步加强关注和研究农村居民的返贫和留守群体的贫困问题。

2.城市新贫困群体的贫困问题

中国空前规模的城市化，农村人员大规模进入城市，最根本的还是农村人口市民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并最终在城市生存，这对未来的贫困问题的方向有重大影响，在缓解农村贫困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新的贫困群体出现。第一，农民工群体。大量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由于身份确认问题导致出现不能得到城市基本的社会保障与社会融合问题突出，城市的农民工的子弟也享受不到正常的教育和生活，大部分都处于贫困状态，处于城市边缘化的地位。第二，失地农民群体。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用地面积增加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即使得到应有补偿但是由于对金钱驾驭能力不强还不断出现聚众赌博、盲目消费、扰乱社会治安的系列问题。这部分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差，长远的生计不能得到应有保障，使得他们逐渐成为城乡结合部的新的脆弱群体。政府应积极做好引导，解决好地方医疗文化教育的问题，使得他们有秩序、有尊严地活着，有一技之长贡献社会，从而获得均衡良性地发展。

（二）应创新贫困度量方法

贫困的度量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当下我国贫困的度量多数参考国际反贫困先进的实践经验。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形态，导致城乡之间贫富差距较大，经济发展步调不一致，导致政府在贫困监测和度量时在城乡之间单独开展，两者之间没有可比基础，进一步出现目前城市和农村之间贫困人口存在明显差距。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和中国一样也是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道路，但是他们没有出现明显的二元结构，他们没有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差别，在使用贫困度量方法和制定贫困治理方案时基本是全民覆盖。因此，其他发达国家的贫困度量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参考价值受限，也可以说是相对落后的。也就意味着我国在贫困标准制定方法上如果想有突破或者创新，必须本着理论联系实际，敢于尝试和创新。贵州省是大扶贫战略实施的重中之重之地，如果在贫困治理的同时可以总结和创新出更好的贫困度量方法，提高反贫困效率，那么将对国内和国外其他贫困地区贫困度量和治理提供更多实践经验的参考，意义非凡。

贫困度量方法的创新，不但可以更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未来新贫困人群的真实贫困特征，而且更为精准瞄准贫困人群、采取精准干预措施提供了更好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手段。通过多维度分析未来新贫困人群的特征不难发现，发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对其生活、生产方式产生了方向性影响，但又缺乏监测手段，没有足够完善的反贫困政策体系填补新贫困人群生活、生产方式转变所产生的风险。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农村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人口的流动也成为贫困监测和度量的一大障碍，增添了很多困难。以往的贫困度量往往采用收入或消费的单一维度的贫困测量方法，不免存在度量偏差问题，未来的贫困度量应超越收入或消费的单一视角，建立多维度的贫困度量，如可以从消费、收入、就业、健康、社会融合、社会信任与脆弱性等多个维度度量。

（三）应增强反贫困文化软实力

反贫困文化软实力包含反贫困价值观念、精神意识、制度创新等。在脱贫攻坚攻坚战打响以来，扶贫、脱贫宣传随处可见。但部分贫困群体的传统经济意识较深，“种田只为吃饭，种树为烧柴，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的得过且过，固守田园的小农经济观成为贫困地区的意识常态，尤其是民族地区相对较为突出。这样的生活意识对反贫困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因此可以将反贫困成效显著的成就打造建设成为反贫困文化软实力，树立正确的反贫困意识精神和价值观念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教育是立国之本，进行思想教育成为树立正确意识、打造反贫困文化软实力的可行之路，利用“村村通”，“户户通”，“长期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无线网络的普及，加强反贫困文化软实力网络的宣传，让广大群众能及时了解学习反贫困价值观念、精神意识、制度创新等信息，引导贫困群体学以致用，及时将其运用在生活生产中。例如可以用某地获得成功的反贫困方法来鼓励其他地区贫困群体，提升积极性，也可以定期评选出贫困地区优秀的自我反贫困成功的群体，宣传其榜样精神，形成良好的反贫困氛围，同时尊重贫困个体自我选择反贫困权利，建成行之有效的地方反贫困精神，以促进反贫困文化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最终形成长期可持续脱贫的良好局面。

三、结论

反贫困的实质是消除人类社会中贫困现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组织协调、机制运行、贫困识别、资金投入、资源配置、政策实施等各个方面。因此，对于2020年后贫困人口来说，提高发展能力，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创造条件、提供机会、赋予权利将在未来反贫困中占有重要位置。

中国扶贫治理体系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对日益增强的贫困监测和扶贫效率要求做出相应调整，建立可持续治理贫困的政策框架，注重增强反贫困软实力。要创造有利于贫困人群的益贫式增长的经济环境、采用更加灵活和实用的贫困标准、降低贫困人群应对自然环境冲击的脆弱性、建立城乡统筹的扶贫瞄准和监测机制、提高反贫困主体反贫困效率，改善扶贫机制、瞄准特殊类型和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及早开展对新贫困人群的研究不仅对于贵州未来扶贫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中国未来扶贫实践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这些发现和思考对于理解当前和未来扶贫事业的重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脱贫攻坚不会一蹴而就，只有未雨绸缪才能游刃有余、事半功倍，加强对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的新贫困问题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应对未来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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