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欣

摘 要：央视《国家宝藏》栏目以9大博物馆的27件国宝的前世今生的故事为基础，用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综艺与纪录片结合的新形式展示给公众，成功改变了公众对于文物的认知，特别是新一代年轻人。中国的公众考古的发展历程得到质的飞跃，以《国家宝藏》节目为媒介，加强了公众考古和大众之间的联系，让大众可以参与到考古文博事业中，感受到文物所带来的文化和艺术的魅力。

关键词：《国家宝藏》；公众考古；发展

央视《国家宝藏》节目自17年底开播以来，舆论反响强烈，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可和极大赞誉。9家博物馆，27件国宝的展示激起了国人对文物领域的关注和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这档节目传递了一个理念：历史，不仅仅只是上下五千年简单的数字，而是鲜活的人、事、物的构建；文物，也不再是居庙堂之高的陌生事物，而是携带民族文化基因的密码。

1 中国版的“博物馆奇妙夜”

《國家宝藏》以国宝前世今生的故事为线索展开联想，被网民喻为中国版的“博物馆奇妙夜”，出镜的文物与演员成为传媒平台争相关注的热点，更多的社会群体加深了对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关注程度，它不再是一门神秘的学科，一个百姓口中收藏鉴宝的行业，一座看不懂的象牙塔，更不是误解中的官方盗墓行为，考古文博工作成为值得尊重的职业，拉近了公众与文物考古之间的联系。用《国家宝藏》的导演于蕾说的一句话：“博物馆和国宝一点都不沉闷，只是以前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去讲述它。”《国家宝藏》通过大气磅礴的开场白和华丽酷炫的舞美效果，以及家喻户晓的明星担任国宝背后故事的叙述人，配合近些年火热的舞台情景剧的综艺展示形式，既避免专家学者讲述时晦涩难懂的表达，又改变了传统考古纪录片播放时的沉闷无聊，与时代感相融合的呈现方式，得到了不同年代人群的关注，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传统的文博工作在“人性化”展示平台助力下，给予公众考古新的释读方式，探索出公众考古新的发展路径。《国家宝藏》的大视角、大情怀、大文艺通过国家大舞台的形式，向国内乃至全世界观众讲述了中国故事，宣扬了中国精神，传承了中国文化。所有的国宝和明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种魂魄相依的联系，他们身上共同拥有着某种品质或者某种气度，与国宝背后所讲述的故事有一致的表达，每件国宝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性格或特征。于蕾导演请九大博物馆的“掌门人”联合坐席，九位文博届的重量级学者为节目站台，提升了《国家宝藏》的形象和质量，在不失去综艺性的同时，增强了节目中文物诉说历史的庄重感和使命感。

2 国内外公众考古的发展历程

考古文博专业领域转变了纸媒和纪录片的传统展示方式，以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呈现在公众的眼前。随着考古学发展，新的发现及成果不断刷新人们对历史的认知。

2.1 国外公众考古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早在1888年，美国牛仔理查德·韦斯瑞尔和他的亲属查理·麦森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发现了弗德台地遗址，由此开启了大众对考古学的制度化支持。这大概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考古”的开端。[1]“公共考古”概念第一次出现于1972出版的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遗址保护专家Charles R. McGimsey的同名专著之中，[2]但是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公共考古的定义，公共一词的实际含义一直都是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共”蕴含着公众和公共两层意思。公共考古作为一个较新的研究方向，最早于20世纪60、70年代首先出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1973年大英博物馆的对外开放可能是最早的建立考古文物公共展示机构的公共行为，美国有些大学已经开设了公共考古本科及硕士研究层面的课程。与此同时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开展了“国家考古日”“考古周”“考古月”等一系列向公众开放的考古活动，大量的科普书籍、杂志、刊物开始发售，学校组织开展考古夏令营，使用网站与广播加以宣传，公众逐渐理解并参与到公众考古中去，西方的公众考古也相应的取得了一些发展和成果。

2.2 国内公众考古的发展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各类国宝级文物的相继出土，推动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因此向社会公众宣传和普及有关于文物保护和管理的要求迫在眉睫。“公众考古”（Public Archaeology）是考古学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中国对于公众考古学的认识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是由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首倡，可解释为“保护考古资源，在诸如学校、公园和博物馆等公共场所进行的公众教育和各种解释”。其目的是：保护考古遗产资源；向公众灌输关于考古资源的管理理论。简而言之，即“考古学的大众化”。张忠培先生曾说过：“大众考古的追求，是以考古启迪大众之智，应实行提高前提下的普及。”‘提高是源，‘普及是流，源不竭，流长流。[3]中国的公众考古学经历由西方的全盘引进到不断探索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早期李济先生对于殷墟发掘时允许开放参观到苏秉琦先生1950年在《进步日报》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理论体系的“面向社会、就是面向人民群众、面向未来”思想，[4]该文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这一论点，标志中国考古学家开始转变模式，探索考古与公众关系，但并未形成有关“公众考古学”的成熟理念，随后为中国考古事业全面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夏鼐先生的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版）和《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版）中都可以看到公众考古事件的记载，也成为了中国早期公众考古迈开了第一步。如今，电视媒体、网络社交媒体等新传媒的发展流行，公众考古传播已从“知识普及型”阶段过渡为“公众介入型”阶段。考古影像如《探索·发现》《考古中国》等，国家和各省市文物和考古研究网站、考古板块、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类公众参与考古活动的方式越来越多，考古公众化发展迅猛。中国最早的考古纪录片应该是明万历的定陵考古发掘纪录片，而早期公众考古活动就是通过以出土文物展览和出版文物考古普及图书这两种最主要形式。1957年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地下宫殿》，[5]是由当时主持定陵发掘工作的夏鼐先生得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批准而拍摄的。为了把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的考古题材拍摄好，当时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品厂就决定拍摄成彩色的纪录片，该影片详细记录了定陵的发掘过程，在国内外放映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社会公众第一次通过以纪录片的方式参与和了解考古发掘的过程，考古文博不再是一门神秘的职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考古文博产生了兴趣，甚至是投身于考古文博事业中。随后《考古新发现——马王堆一号汉墓》更是被国外电影纪录片编年史学家誉为代表了同时代世界同类纪录片的最高成就。考古文博曾以多种途径向公众揭开神秘的面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10月成立了公共考古研究所，致力于推进和增强我国公众考古事业的发展，公众考古有了国家级的队伍保障。

3 《国家宝藏》与公众考古的发展

3.1 《国家宝藏》营造公众考古氛围

《国家宝藏》的成功，一方面在于其打破了固有的传统文化节目的思路，勇于创新，采用了一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讲述方式、话语体系，更甚者出现“三维立体环绕Diss”、乾隆“农家乐审美”等这样的新兴网络流行语，与此同时保持一贯高冷严肃的央视主动与二次元氛围浓厚的弹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进行首次合作，B站也获得了节目的网络首播权，顺利打破了与年轻观众的“次元壁”。另一方面央视通过早期成功举办的《见字如面》和《诗词大会》等节目也为《国家宝藏》的构思和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沿袭央视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一贯的精良制作，它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观众可以在一个轻松、舒适的氛围里面学习中国历史、感受中華文化。真正做到了考古影响公众，公众参与考古，公众考古得到一次质的发展，通过由传统的纪录片到纪录片式综艺的平台，加强了与公众之间的联系，巧妙地把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方式结合到考古文博事业中，让大众有能力、有机会参与到考古文博事业中。《国家宝藏》成功做到了电视媒体娱乐属性之“鱼”和文化传承、价值引领之“熊掌”兼得之路的探索者。

3.2 公众对于考古人的新认知

无论是祖祖辈辈供职故宫博物院守护石鼓的梁金生先生还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和云梦睡虎地秦简相遇、还原大秦文明的陈振裕先生，以及让商代妇好鸮尊重新面世的郑振香女士和唐际根先生，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坚守和传承，才有今天可以呈现给公众欣赏的一件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重器，公众通过《国家宝藏》逐渐开始了解和关注那些为了延续璀璨的华夏文明而默默无闻的考古文博工作者们。公众考古不是考古人的自娱自乐，而是公众与考古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因为《国家宝藏》的走红，一方面既打破公众眼中考古工作的神秘，陌生，甚至是“高冷”的印象，又纠正公众对于“官方的盗墓人”的误解，另一方面，也改变因为近些年《盗墓笔记》《鬼吹灯》等盗墓题材给公众认知带来的混淆，让公众深刻地认识到盗墓是违法的。《国家宝藏》成功做到了让文物走出博物馆，为世人所知，成为大众眼中的“网红”，与此同时也拉近了文物背后的考古工作者和公众之间的距离，公众开始了解考古人，尊重考古人，赞扬考古人，让“博物馆游”变成一种时尚，要想了解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历史，博物馆是最好的也是最方便的去处，《国家宝藏》这座连通公众和历史之间的桥梁，让考古和公众之间联系更加紧密，中国的公众考古事业的发展日益加快。

3.3 文物内涵和魅力的全新释读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博物馆是浓缩的历史，集纳着泱泱中华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6]《国家宝藏》节目的口号是“让文物活起来”通过融合演播室综艺、纪录片、戏剧等多种艺术形态，以综艺为外壳，以文化为内涵，以记录为语言，以文物前世今生的故事为轴，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表达，用时尚的现代方式唤醒深沉的古老的历史，将一件件珍贵文物淋漓尽致地展示给每一位观众，一件件国宝的前世今生的故事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一场场精心演绎的舞台剧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每一件文物都是由一位当红明星作为其国宝守护人，当宣读庄严而神圣的守护誓词时，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感慨国家之强大，民族之凝聚，历史之璀璨。每一件国宝背后的故事同样让人感动，那些守护在国宝身边默默无闻的文物工作者们，以血和汗谱写着中华文物华丽的篇章，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的复制过程中体现出的匠心精神，那种为文物鞠躬尽瘁的奉献；“中华瓷王”乾隆各种釉彩大瓶集十七层不同釉彩与一身让绚丽的世界顿时为之黯然失色；“世界第一剑”——越王勾践剑深藏地底千年之久，取出之时仍寒芒四散；唐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双轴相连、环环相扣、玲珑剔透，历经千年仍然转达自如，平衡不倒，其设计之科学与巧妙，令人叹绝大唐的盛世芳香；一根粗糙简陋的骨管却是震惊世界的最早可吹奏乐器，贾湖骨笛的出土向世界宣布中国九千年的音乐文化史；被誉为”世界第七大奇迹“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是精美绝伦的琉璃塔拱门让世人惊叹其曾经的辉煌和不朽，每一件文物其本身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价值，都是值得我们沉下心去细细品味每件文物上保留下来微弱的历史信息。现如今，9大馆藏甄选的27件文物已经家喻户晓，《国家宝藏》成功引导了越来越多的公众走进博物馆，把博物馆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让公众参与到考古文博事业当中。《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承载的是历史的记忆，人文的精神，大国的气息，越来越多的公众认识到保护文物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于极大地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有着无可厚非的作用。

4 余论

作为一名文博专业的学生，每一次观看都深深地被一件件国宝所感动到热泪盈眶，也一次次被文物的内在价值和意义所震撼，同时也为自己的专业所自豪，希望可以为中国的考古文博事业做出贡献，同时自己也深知所背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国公众考古的出现和发展是学科和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的公众考古还要经历很长的发展历程，因此需要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公众考古理念和经验，同时还要结合中国考古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从而促进中国公众考古的发展，让公众真正可以参与到考古文博事业中。

参考文献

[1]贺云翱.“公共考古”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进步[J].大众考古.2014.（4）：1.

[2]郑蓉妮.梅建军.美国公共考古教育的实践与启示[J].湖南社会科学.2013.（5）：275.

[3]高蒙河.论中国考古不是西方的舶来品[J].东南文化.2013.（6）：28.

[4]贾博宇.中国考古学大众化历程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1.

[5]王沛，高蒙河.中国考古纪录片的发展过程[J].东南文化.2016.（1）：25.

[6]杨骁.让综艺节目彰显“国家舞台”气度[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