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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契丹族金银器的动物纹饰的含义

2018-12-04李楠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8年15期

李楠

摘 要:文章主要简述了契丹族金银器皿动物纹饰的特点、种类,阐述了它与其他纹饰如辽、匈奴、鲜卑族金银器皿纹饰的不同之处,论证了契丹族金银器皿所体现出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证明了契丹族文化在我国草原文明历史上存在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契丹族;金银器皿;动物纹饰

契丹族是我国古代的游牧民族,存在于公元4~12世纪的内蒙东部草原上。在公元10世纪,散乱的契丹部族被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国由此形成。契丹族的金银器一直被视作权利、财富、身份的象征,只有契丹贵族才可以拥有。

1 契丹金银器的种类

目前出土的契丹金银器主要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内蒙古赤峰市耶律羽之墓、辽驸马墓等;第二期为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庆州白塔、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等;第三期为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窖藏、辽宁省建昌龟山一号辽墓等。

金银器在匈奴和鲜卑时期主要是用作贵胄的衣饰或者首饰。辽国的金银器皿则用在服饰、首饰、宗教器皿、生活用具等多种方面。契丹族的金银器皿以贵族们平日里的生活用品为多,它象征着贵族独有的身份、权利。从用途上金银器的种类可以分为饮食用器具、妆洗器皿、马具、宗教用器皿、日杂用具和殡葬器具等几大类。这些器皿上的纹饰又根据其不同的用处设有龙、凤、狮子、兔、鸟、鱼、猞猁、摩羯、朱雀等多种形态,和植物纹饰的牡丹、莲花等相互映衬,体现出了草原文化的艺术特征。这些金银器皿上不同的兽纹都有着各自的寓意。龙纹:龙纹器皿以耶律羽之墓的鎏金龙纹银砚盒为典型代表,伴随着其出土的龙首金镯也属于典型的龙纹饰物;陈国公主墓的双龙金镯镯面上也錾刻着双龙纹饰;辽驸马墓的鎏金团龙纹银钵、团龙纹高足银杯等也都是龙纹的金银器皿。凤纹:陈国公主墓中公主穿戴的银靴、银冠等錾花银器皆为凤纹;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錾花鎏金银盘中心也是双凤纹饰;双凤纯金方盒盒顶的凤鸟、鎏金双凤纹顶银方盒錾刻的双凤等等均属于凤纹。

2 契丹金银器的主要表现手法

契丹族的金银器具特色鲜明、纹饰生动,大体可以总结出一下几点特色。

2.1 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

契丹的金银器物纹饰多种多样。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中,契丹人将草原文化中传说的神话人物、宗教形象或者身边真实存在的形象加以渲染、结合,然后由工匠将这些画面錾刻在金银器物的表面。镶嵌、细工、镂空等手法相组合,来表达人们独有的草原文化和情感精神。如内蒙古赤峰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摩羯金耳墜,采用镶嵌工艺将绿松石镶嵌于龙首鱼身的摩羯造型之上。它将印度传统文化和中原文化巧妙结合,体现了手工艺人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创意。二者造型和谐、相映成趣。契丹族的金银器中动物造型被广为运用,内蒙古赤峰出土的迦陵频伽金耳坠人首鸟身、花叶为尾,造型小巧可爱,活灵活现。伽陵是佛教文化中存在的一种神鸟,声音优美,善歌,人首鸟身,佛经中讲到此鸟声音空灵,可以净化心灵。由此可见当时佛教在契丹族的文化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契丹族金银器皿的动物纹样生动、灵活,体现出了契丹族草原文化粗狂豪放的文化特点,而中原文化的渗入,则使其工匠将粗放、细腻完美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了对美好生活和幸福吉祥的期盼。

2.2 连续重复的表现手法

连续重复是指将一种花纹、图案重复、多次地运用在一个事物上,达到整齐丰富的视觉效果。无论在中外还是古今,连续重复的表现手法在很多艺术领域中都有所运用和体现。但就其工艺难度来说,在我国古代将其运用到小小的金银饰品上绝不是轻易就可以做到的。以少数民族胸前或者腰部佩戴的雁纹金牌牌饰为例,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宁县小黑石沟的牌饰,直径约为7.1厘米,总重108克,中间雕刻寓意太阳的原型图案,四周环绕向心飞翔的大雁纹样,意为一群大雁在朝着散发着光芒的太阳聚拢。从这一牌饰的图案上可以判定其应该为一有着崇高地位的贵族所拥有,象征着像太阳一样吸引人们向着同一方向行进,有着相当高的向心力和领导地位。这里运用概括性的手法表现出了群飞的大雁,并且将形态不断重复运用,形成了既像阳光又像大雁的独特纹路,形态生动,造型美观。

2.3 对立统一的表现手法

对立统一可以说是契丹族金银器皿纹饰表现中的一个典型手法,它将对比鲜明、相互矛盾的两个事物搭配组合,经过工匠匠心独运的设计和精妙技艺的制作,将一个个生动美好的艺术品呈现在众人面前。对立统一的表现手法主要是由于契丹人源于草原的豪迈和渴望征服的情怀。如在通辽出土的人物双狮纹金牌饰,此牌由黄金打造,是萨满法师在祭祀时需要佩戴的饰物。它中间打造了一个人的形态,人物的两边各自打造了一只狮子的造型,人和狮子的头部相抵起到平衡的作用。狮子是契丹民族心目中的猛兽,人和狮子处于同一画面,不但可以看出契丹人渴望征服野兽、驰骋草原的豪迈气概,还表现出了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相处模式。从这件作品的表现手法和制作工艺上都可以看出,契丹匠人在当时的金银器雕刻技术上已经非常的高超娴熟。

3 匈奴、鲜卑等民族与契丹金银动物纹饰的对比

在耶律阿保机将契丹部族统一之前,北方草原上一直统治大漠的民族是匈奴族。这也是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民族,而它所独有的游牧文化也给这片草原留下了极深远的影响。匈奴族的金银器动物纹饰主要以衣饰、首饰、带饰为主,并且独具一格。其中比较出名的有战国时期的鹰形匈奴王冠和用于装饰革带的动物纹金银饰牌,它们分别是匈奴的动物纹王冠和匈奴带饰的代表。另外在内蒙古的西沟畔墓葬、伊盟阿鲁柴登等地出土的四虎吃牛金饰牌、鹰形银缀饰等文物上,动物纹主要以野生动物、猛兽等为主,在艺术风格上融合了写实手法和动物肢体反转。汉代时期,动物纹饰由猛兽逐渐走向温和化,龙纹等代表农业文化特色的形态慢慢成为了表现主体,宁夏同心倒墩子墓中出现的龙纹图案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明。

鲜卑族在匈奴族经历南北分裂时取代了鲜卑族的地位,成为了草原的新霸主。鲜卑族经历了从最开始的林区到草原最后到中原地区的变迁,其精神思想和生活习惯都有了巨大的调整,各个方面也受到了不同地域环境的冲击,进而使他们的民族文化和艺术作品都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情调。鲜卑族的金银器主要用在首饰和腰饰上,其动物纹饰充分秉承了变形的艺术风格。此时的动物形态已经完全变体,将抽象性和概括性更好地融入其中,典型代表作品是四鸟纹金饰牌。

十六国中期,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成为了整个北朝的统治阶级,拓跋鲜卑南下较晚,但其一进入内蒙古的中南部,其文化就受到了匈奴文化的浸染,很多匈奴族传统的动物纹饰都被鲜卑很好地传承了下来。比如西沟畔4号墓中出土的金片头饰、内蒙古三道弯鲜卑墓地出土的双面马纹金饰牌、辽代的冠饰、捍腰等文物上都开有小孔,这是为了方便将其缀在头巾上而设计的,三者之上都同样有小孔,说明三者文化间都有着浸染和联系。

在契丹金银器皿中可以发现,龙纹是运用最为广泛的纹饰之一,这说明它在契丹文化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契丹龙纹以唐龙为最基本原型,但是唐代的金银器皿却并不以龙纹为主要纹饰,契丹人对龙纹的独特喜爱其实是始于北方草原先民的爱好。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中都可以随处见到有龙纹的文物,这些都可以证明内蒙古是龙的故乡,它们对匈奴族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匈奴族的龙吸收和糅合了中原的龙文化与北方农牧民族的龙文化,给日后的鲜卑族、契丹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匈奴族、鲜卑族、契丹族的金银器皿上都可以发现鹿纹、鹰纹、神马纹的身影,这些形象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现于不同的部族中,是因为三者之间存在着文化继承的关系。唐代金银器上也会有鹿纹,但主要是肉芝顶鹿,而匈奴族、鲜卑族的牌饰中出现鹿纹则是花角鹿,二者间有着明显的不同。遼代金银器上也会出现花角鹿,这应该是源于北方草原的独特风格。

神马纹是鲜卑纹饰的典型代表,在鲜卑族生活过的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和吉林榆树老河深地区都曾出土过神马纹(即翼马纹)的铜饰牌或者鎏金饰牌,这些文物都说明神马纹在当时的鲜卑族中存在着特殊的意义。在早期的辽墓中也发现过有神马纹的带饰,这些带饰的纹样和鲜卑族的纹样非常相似,并且在《辽史》中也出现过关于神马的记载。

在中国历史上,突厥族可以认为是与契丹民族最为接近的民族之一,它对契丹族金银器皿的影响十分大。与其他民族一样,突厥族对金银器也有着独特的喜爱,它的金银器皿种类不多却独具风采。突厥族现已被发掘的文物有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狩猎纹金带饰,其突厥族游牧文化的特征明显。另外,内蒙乌盟地区出土的银龙项饰和呼和浩特附近出土的龙纹金冠饰等也体现出了突厥族将东西文化相融合之后的文化特点,说明了突厥族因处在东西文化的中间地带,受二者文化影响深远。还有代表了突厥民族特色的折肩罐也在多地墓葬中被发掘出土,其中原文化气息浓郁,足以看出当时突厥族、唐朝、辽国的文化已经开始相互影响和融合。

4 契丹金银器动物纹的文化特征

契丹族金银器皿的动物纹饰其实受到中原影响比较重,纹饰的主体充分吸收了唐宋的文化特征。契丹在辽国建立之前和中原的联系长达5个世纪之久,耶律阿保机极为重视汉族文化、汉人学者,而且袭用了汉官制。随着唐代后期位于河北的汉人流入契丹地区,辽代的文化受到唐朝文化的影响更加深远。辽代中期的金银器皿与唐代晚期的风格极为相似,可谓是源于统一体系,两朝的金银器上都可见瑞兽珍禽,鎏金、錾刻技术也同样精湛高超,让人难辨出处。契丹族的金银器中有很多大型器物,这在匈奴族和鲜卑族器物中是很少见的,可见是传承了唐代风格。

辽宋历史中双方为“澶渊之盟”,辽国强大的军事后盾维系着双方国家政局的稳定。宋国时长将银两钱财赠与辽国,辽宋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发展一直相对稳定,到了辽国中期,两国间来往频繁,汉文化不断深入契丹人的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中。辽宋两国以金银器皿、马鞍、金带等作为礼物互相赠送,使得辽代的金银器呈现出两个不同朝代的文化特色。辽代早期的金银器主要体现的是唐朝文化特色,而到了晚期具有明显宋代风格的金银器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宋代的金银器制造工艺比较先进,辽国将其技艺不断吸收同化运用到自身的金银器制作上,比如辽代金银器中出现的镂刻装饰、錾线纹饰、阴槽作法、涂饰漆画等工艺都是源自宋朝,陈国公主墓中的银障泥彩绘就是运用了宋代的金银器工艺。

5 结语

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后,契丹的金银器与中原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契丹族的金银器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草原民族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各地出土的契丹族金银器皿种类繁多、纹饰花样各具特色,不仅体现出了当时草原民族文化的粗犷豪迈,还充分体现出了我国草原民族的智慧和工艺水平。契丹金银器皿充分体现了中原与草原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发展,契丹的生活方面、军事方面都有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本文浅析了契丹金银器动物纹样的特色,目的是深入了解契丹族的民族文化、器皿文化,契丹民族和其制造的金银器都是我国古代草原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鲍红凌.草原动物纹饰牌的审美特征浅析——以鄂尔多斯动物纹饰牌为依据分析其审美特征[J].前沿,2009(1):88-90.

[2]王雪梅.匈奴青铜器动物纹饰的艺术流变[D].西安:西安美术学院,2008.

[3]王妍.古代青铜器动物纹饰的文化内涵[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3):122-123.

[4]王宏伟.草原青铜饰牌动物纹饰造型分析[D].赤峰:内蒙古大学,2010.

[5]乌兰拖亚,海日汗.狂野之美——草原青铜器动物纹饰的艺术魅力[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111-117.

[6]龙真.浅析青铜器上动物纹饰的文化内涵[J].大舞台,2011(2):252.

[7]竹晓翠.从早期动物装饰纹样看先民主体意识的觉醒[J].美术大观,2011(8):78-78.

[8]佐川正敏.第四种动物的探索——中国内蒙古地区赵宝沟文化尊形器动物纹饰再考[C]//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