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亚林

摘 要：通过对考古学材料的分析，天生城并非孤立的单一城圈，而是由山顶台城、东外围城和北外子城组成的内外双重城圈的布局结构。宋代以降城址范围收缩，山顶环城继续作为城址重心，北外子城基本废弃不用，而东外围城则在原址上局部扩建与重修。

关键词：天生城；宋蒙战争；布局；变迁

天生城遗址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街道天生城社区，地处长江北岸，临近苎溪河与长江交汇处。城址依山势而建，绝壁凌空，峭立如堵，自古便被列为“万州八景”之一，誉为“天城倚空”。《万县志》载：“凡地上物之生成，不假人力者谓天生，故邑西石城曰天生城，苎溪石桥曰天生桥。”2013年，国务院将天生城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天生城遗址开展了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工作。调查面积约2平方千米，新发现城门（卡门）、城墙、采石场处、炮台、道路及洞居建筑、防空洞等各类文物点28处，清理揭露城墙、城门、房址、道路、排水沟、水池、灰坑及石（砖）墙等各类遗迹68处，发掘面积3000余平方米。本次工作取得系列重要收获，为重新认识天生城遗址布局结构与沿革变迁提供了新的契机。

1 城址概况

万州之名始于唐贞观八年（634），原称浦州，古属梁州地，周属巴国，秦汉时属巴郡朐忍县。《华阳国志》载：“朐忍县，郡西二百九十里。水道有东阳、下瞿数滩。山有大、小石城势。”《读史方舆纪要》载：“天城山，在县西五里，四面峭壁如堵，惟西北一径可登。又名天生城，相传昭烈驻兵于此，常璩所云小石城是也。”清代以降，《大清一统志》《四川通志》、道光《夔州府志》、同治《万县志》等沿袭此说，称天生城即《华阳国志》所言“大、小石城”中“小石城”。

蜀汉时期，传昭烈皇帝刘备曾驻兵于天生城，故又名天子城。《舆地纪胜》载：“天城山……俗亦为天子城，以昭烈名也。”现天生城摩崖题刻《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亦有“万在江北，城号天生，昔昭烈上经蜀汉，下窥三峡，于此乎插剑，盖荆蜀之要会”语，可为佐证。

目前所见考古材料，天生城应始建于宋末抗蒙（元）战争时期。淳祐三年（1243），南宋王朝以“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余玠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入蜀后“大更弊政、遴选守宰”，接受播州冉氏兄弟及田、杨土司的建议，“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值得一提的是余玠筑城时，“悉迁蜀郡平旷之地分险治要”，即当时万州州治亦迁于天生城上。此后，至德祐二年（1275）夏，元阆州都元帅杨文安攻万州，招降万州守将上官夔不果，“八月辛未，一鼓而拔其外城”，万州“军民大窘”，“是月甲申，王旅如飞，一刻即平”，上官夔“巷战而死”。杨文安部将王师能于天生城题刻《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详载此役经过。至此，天生城彻底沦陷，結束了其33年的抗蒙（元）战争历史。

明末清初，天生城为“夔东十三家”之“三谭”抗清武装据点。新编《万县志》载顺治三年（1646），“三谭在夔州、万县等地起兵反清”。顺治十六年（1659），谭弘、谭诣杀谭文降清，谭弘封慕义候、谭诣封向化候。后至康熙二十年（1681），清兵攻取万县，谭弘被杀，其子谭天密被困天生城，逃亡后被杀于云南。天生城作为抗清据点，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三谭”以后，天生城作为民间聚居寨堡防匪避。天生城现存遗迹中，除顶部大型清代建筑基址群外，“咸丰三年”（1853）修筑的前寨门卡门、“光绪辛卯”（1891）修筑的后寨门卡门以及西南崖壁上调查发现的“地主姚老爷咸丰七年三月”所修“泰平洞”、中寨门南侧的“疯子洞”等，即为这一阶段历史的实物见证。

民国时期，天生城继续延续其地方乡绅地主结寨自保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民国27年（1938），万县防空指挥部在天生城设监视哨、瞭望哨，并布置高射机枪。据乡人指认，前寨门上两座“炮台”即为当时所留，附近还有“海军第一司令部”等抗战时期临时机构。

2 既往文物工作与认识

天生城遗址文物工作开始较早，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有历史、文物专家到天生城进行调查。1976年和1984年，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系胡昭曦教授两次至天生城实地考察，并将考察报告收录于《巴蜀历史考察研究》[1]中。万州本地专家学者也一直关注天生城遗址的研究，如三峡学院滕新才教授和万州博物馆颜泽林副馆长祝定龙先生等，多次实地踏查，并陆续发表《宋末万州天生城抗元保卫战》[2]《〈天城石壁记〉的文献价值》《天生城峥嵘史》《天生城刍考》等研究成果。《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消落区地下文物保护”项目启动后，2014年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万州区博物馆，开始对天生城遗址进行正式的初步考古调查及局部试掘工作，调查登记清代为主的文物点30处。

通过相关的调查、试掘工作，我们对天生城的文物分布情况、时代面貌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但是，由于少有深入、长期的考古工作，致使城址文物考古工作主要围绕清代山顶环城开展，长期以来天生城遗址存在布局结构细节模糊，遗址内现存遗存的时代归属未能有效区分，城垣等核心遗存的历次修建过程未全面廓清等系列问题。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编制《万州天生城遗址保护规划》时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遇：城址的核心构成要素——城圈闭合与布局结构情况不明，城址作为宋蒙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部分（也是遗址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依据），可确定宋代遗存极少的尴尬局面。文物考古工作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天生城遗址研究、保护、展示、利用的瓶颈问题，极大影响了城址的价值认可及保护展示。

3 城址布局结构

天生城所在山体为一南北向展布的脊状独立残丘，由鸭嘴壳、鹅公包、鹅公颈和天城山主体四部分组成，大致呈南北走向，东西两侧多为缓坡与陡崖交替上升至山顶。地势由北向南大体呈增高趋势，长约1500米。山体南宽北窄，最宽处位于天城山南端，宽约500米，最窄处位于鹅公颈段，宽约40米。

既往对天生城布局结构的认识，主要依据现存的三座清代寨门及城墙，将天生城的城垣分布局限于天城山本体，即沿天城山外缘分布的的单城圈布局，据最新考古发现，天生城由山顶台城、东外围城及北外子城三部分组成为内、外两重城圈三个片区的布局结构（图1）。

3.1 内城

山顶台城，即环绕天城山顶部一周的山顶环城。城圈周长约1820米，面积约111145平方米。城门3座，分别开于南、东及北部，即前寨门、中寨门与后寨门，现存各门均为瓮城结构，主城门外另附卡门一道。内城城圈东侧主要为人工砌筑的石构城垣，自前寨门开始沿山崖外缘延伸，经中寨门至后寨门，全长约749米，残高1.1～1.8米。其间布设突出城圈外的半圆形墩台7座，其中前寨门至中寨门4座，中寨门至后寨门3座。西侧主要依山崖为天然城垣，多未砌筑人工墙体，仅在甘堰塘西南山崖外侧发现炮圆形墩台1座，两侧延伸约15米城墙，残高3.2米。

3.2 外城

主要分布于天城山二级山崖。目前主要发现有北外城、东外城两部分。

北外子城，位于后寨门北部鹅公颈至鹅公包一带。鹅公包遗址发现有保存较好的宋代城墙，绕鹅公包一周，残长约83米，残高约1.6米。鹅公颈中部残存清代卡门遗址1处。

东外围城，由南北两道一字墙及沿二级山崖外缘砌筑的城墙围合而成，南北长约408米，东西宽30～55米，面积约16500平方米。南一字墙位于中寨门南侧约120米，北一字墙位于后寨门卡门下，均西端起筑于山崖根部，向东延伸至二级山崖外缘。南、北一字墙中部各开卡门一道。两道一字墙由二级山崖外缘城墙连接，其中南段及中段为人工砌筑城墙，北段依山崖为天然城垣，未砌筑人工墙体。中段现存半圆形墩台1座。

4 城址沿革变迁

天生城东外城现存多处摩崖题刻，分别为吕师愈天生城题刻、刘应达增筑天生城记题刻、吕师夔重修天生城题刻、万州守臣李某题刻、“天生城”题刻及王师能《天城石壁记》。结合文献梳理，可知天生城于1243年建城之后，前后经历了四次增修补筑，依次为淳祐十一年（1251）万州知州李某增修；淳祐十二年（1252）吕师夔增修；宝佑五年（1257）刘应达增修；咸淳六年（1266）吕师愈增修。考察前后寨门的纪年题记，清代天生城至少有明末清初、咸丰及光绪年间3次较大规模补筑。

据此分析，天生城沿革较为频繁，宋清以来至少有7次较大规模的修筑补葺活動。据最新考古学材料，可初步梳理宋、清两个时期的变迁情况。如上所述，天生城自宋代建城，已基本奠定了内、外城的两重防御体系格局，以下分别介绍。

4.1 内城变迁情况

城门方面。目前，前、中、后寨门3座城门处均发现有宋代遗迹，结合宝佑五年（1257）刘应达增修材料，分析宋代亦至少有3座城门。前寨门，据调查资料推测，清代卡门位置较宋代瓮城内收；中寨门，宋代称“东门”，清代修筑中寨门卡门，将宋代东门下采石场包裹；后寨门，清代卡门基本修葺于宋代瓮城基础之上，主城门向北推移，将宋代城门包裹。

城垣方面。据现有调查材料分析，宋、清两代城垣位置变化不大，目前可指认的为后寨门东段城墙，因寨门位置变化，清代城墙较宋代靠外。此外，宋代西侧可能全部依山崖为墙，清代则补筑了炮台1座及城垣1段，应与外侧崖居建筑有关。

4.2 外城变迁情况

北外子城。据鹅公包遗址发现的宋代城墙叠压道路情况分析，宋代天生城建城之初，鹅公包处为北方出城的道路，后期又补筑鹅公包城墙，构建北外城防御。清代缩小防御范围，放弃鹅公包区域，将外城退缩至鹅公颈卡门处。道路作为北部重要出城通道，仍在继续沿用，仅将鹅公包顶部段移至西侧，下部直接叠压宋代道路。

东外围城。据东外城北门解剖情况及东外城东墙调查发现，城门、城墙均存在直接叠压现象，宋清两代东外城北墙、东墙及北门基本重合。据此推测，东外城南墙可能也较为一致。清代仅于东墙南部增筑炮台一座。另据中门外道路堡坎调查情况分析，东外城东墙可能有城门分布，位置应在现中部上山道路与东墙交汇处。

5 结语

天生城为川渝宋蒙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鹅公包、东外城及前、后寨门瓮城等宋代遗存考古发现，填补了城址年代的关键空白，深化了对天生城文化内涵的全面认识，有力支撑了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梳理，将遗址本体的分布范围由孤立的山顶环城，向北扩大到西北鹅公包一带，向南扩大到东外二级山崖，这种由山顶台城、东外围城和北外子城组成的内外双重城圈的布局结构，也印证了《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中“一鼓而拔其外城”的相关记载。前后寨门（卡门）瓮城城墙、东外城北门及鹅公包遗址宋、清两个时期城门城墙的叠压关系，表明宋代以降城址范围收缩，山顶环城继续作为重心，北外子城基本废弃不用，而东外围城则在原址上局部扩建与重修。

参考文献

[1]胡昭曦.巴蜀历史考察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7.

[2]滕新才.宋末万州天生城抗元保卫战[J].四川文物，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