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风

一

在我的青葱岁月里，最向往和期盼的日子就是春节了。其实，“春节”这个词在我生活的苏北小城里很少用，或者说几乎不用，因为按本地方言来念的话，它是很拗口的书面语，不够口语化。“过春节”，我们都说成“过年”，多简洁，多干脆，多实在！谁要是诘屈聱牙地说“过春节”，那肯定会被众人嘲笑为“侉子”，就是不着调、装洋腔的意思。

那时，大家真的没有“元旦”和“春节”的概念，更不知“圣诞”为何物。元旦就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日子，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国庆节和劳动节，没有谁会重视它。大家只知道“过年”，只知道过年是举国欢乐、合家团聚的日子。

一提到“过年”，我们就兴高采烈，就心驰神往，因为过年就意味着可以穿新衣、吃美食、看大戏，可以尽兴地玩、恣意地乐，可以在喜庆的鞭炮声中嗑着瓜子通宵守岁，可以让浓烈的亲情通过酒桌、牌局和聊不尽的话题得到交融，可以过上虽然为期短暂却值得长久回味的富足生活！

过年，那是我们唯一的盛大节日，是我们一年到头仅有的欢乐季和幸福期，是我们朝思暮想的圆梦时刻。

十二岁那年，我曾经和小伙伴们一起讨论什么是“共产主义生活”。书本上并没有给我们描绘出共产主义生活的具体图景，只是告诉我们它非常美好，值得用一生的奋斗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去追求，其他就都语焉不详了。

当时正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头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居然用自以为十分形象的比喻把共产主义生活简化为“土豆烧牛肉”。我们自然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却不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考量，而是纯粹从美食的视角来着眼：“土豆烧牛肉”有什么好吃的呀？但大伙实在想象不出共产主义生活究竟该是什么样子的。参加解放战争的老革命所憧憬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画面，那应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比共产主义要差了好几个档次呢！就在大家苦苦思索却脑洞不开时，我忽然福至心灵，想到一个最通俗、最浅近，也最贴切的比方：“嗨！共产主义生活就是每天都像过年哇！”小伙伴们人人拍手叫好，觉得我一语破的，揭示了共产主义生活的真谛。

把过年与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可见我们儿时对过年有多么向往！

二

最让我向往的是过年时的美食。

民以食为天哪！只有过年期间，平日可望而不可即的种种美食才能与我的味蕾亲密接触。美食不只是指往日难得降尊纡贵、现身于我家餐桌的鸡鸭鱼肉等菜肴，还包括蚕豆、花生等平常也轻易不肯造访的炒货。至于桃酥、麻饼、云片糕等茶食以及高粱饴、“大白兔”、伊拉克蜜枣等糖食，偶尔也会打一下照面，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能够得其一鳞半爪填塞牙缝，已是大喜过望了。

炒货中的至上珍品是花生。今日等闲视之的腰果、开心果、夏威夷果等洋玩艺儿，那时别说谋面，连尊名也没听说过。所以，炒货的王者地位非花生莫属。但能者多劳，花生往往更多地作为菜肴而不是炒货出现——一盘油炸花生米是过年宴客时最受欢迎的下酒菜。让花生加入炒货的行列，说得轻些是大材小用，说得重些就是暴殄天物了。

除非是工资高、人口少、负担轻，因而显得特别富裕的家庭，普通百姓家都会觉得拿花生当炒货来待客过于奢侈了。忍痛连壳炒上一斤半斤的，也要到重要客人登门，才将它从家中小孩全然不知的藏身处请出来，稀稀落落地摆满一盘后端到客人面前。客人一般只是象征性地剥食一至两颗，表示心意已经领了，哪怕主人不停地礼让着：“吃！再吃！”如果带孩子来的话，除了事先再三叮嘱他不要嘴馋外，还会时刻警惕他不识相地伸出咸猪手，让主人觉得他没有教养。临走，主人通常会抓起一把花生塞进孩子口袋说：“带着路上吃。”如果手头没有准星，觉得抓多了，主人会微微松开手掌，让即将远适他方的花生从指缝中漏下几颗，继续留在更需要它装点门面的故乡。客人大多会推辞，固辞不得后会说：“这又吃又拿的，多难为情哪！”

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过年期间，我在自己家里享用身价不菲的花生的机会也微乎其微，几乎不亚于“千年逢闰月”。来的客人必须很重要，同时又很熟悉、很谦让、很懂孩子心理，花生一放到他面前，就说：“不要省酒待客嘛，让孩子一起吃。”父母这时会解释说：“他刚才吃过了。”然后转向我说：“不过，既然伯伯让你吃，你就再吃一点吧。”他们把重音放在“一点”上。我心领神会，吃过一颗就退后了。如果芳香盈颊让我欲罢不能，父母会在我畏畏缩缩地去拿第二颗时，给我使一个眼色加以提醒，而不会当着客人的面阻止我。纵然内心的馋虫用它细细长长的爪子一刻不肯消停地挠我，我也不会斗胆去拿第三颗。不过，能够连吃两颗，把甘香的味觉巩固下来，我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

去别人家作客时吃到花生的几率要大些，前提是主人家境尚可，又足够好客。但为了显示我是个具有良好家教的孩子，我照样是根据父母的暗示行事的，绝不轻举妄动。装有花生的果盘端上来了，就像散落在山坳里的村庄，只有间隔得很开的寥寥十几栋房舍。如果父母只顾和主人聊天，自始至终不看我一眼，那么，无论主人如何殷勤招呼，我都会把魔爪掖在裤子口袋里。假使父母笑着向我颔首示意，或者虽然视线没有落在我身上，却无缘无故地干咳两声，我的魔爪就会猛地蹿出去，犹如在洞穴中蛰伏已久、急欲外出觅食的小兽，也有点像鸿门宴上埋伏在大厅两侧、只等项王以干咳为令杀出的刀斧手。

但此时的我仍然是有节制的，更像是军纪严明的刀斧手，而不是肆无忌惮的小兽。我一般吃三颗，最多吃四颗——吃完第三颗，我就踩刹车了。但有时车速太快，一下子刹不住，还会凭惯性向前滑行一段，便又吃了第四颗。家家户户的花生都是凭票定量供应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往往颗粒既不饱满，大小也不均匀，就像孤儿院的孩子聚集在一起。我不光是眼力好啊，眼与手的配合也很协调，每次都看准那颗最大的下手。这样，一颗往往抵得过两颗。所以，吃下去的是四颗，实际上则相当于八颗了。这就是眼明手快的好处。

出门作客实在要优于在家待客哇！辞别时，有的主人也会抓一把花生给我。这正是我眼巴巴等着的。但不管主人是虚情假意还是真心实意，父母都一律谢绝。谢绝的理由竟然是：“这孩子怪，多吃花生身上会过敏的。”这真让我无语！亏他们想得出如此荒诞的理由。我很想大叫一声：“撒謊！我吃任何食品都不会过敏！”但我哪有这样的胆量？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从来就没顶撞过父母。为了保住父母的面子，我只得委屈自己的肚子，眼睁睁地看着主人抓满花生的手在快要触及我的棉袄口袋时又像土拨鼠一样缩了回去。

相对于“高大上”的花生，蚕豆的供应量要大多了。炒熟了的蚕豆会装满一个容积为三公升左右的瓷罐子，想吃的话可以自己随意去取，直到吃光为止。待客时，蚕豆也会被拿出来充充场面。我家的做法是，先在果盘的底部铺上一层或几层蚕豆，然后将花生叠加（或者说点缀）其间。这样，果盘上就不至于留下空隙，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花生数量的稀少。蚕豆此时就像衬托红花的绿叶、铺垫盆景的草皮。客人会注意到它，却不会多看它，一般也不会去碰它。谁会傻到不吃花生吃蚕豆的地步呢？除非他是个嗜痂成癖的变态狂。因此，蚕豆就像婚礼上的伴娘，虽然一直陪在新娘身边，个别用心不良的宾客或许还会在她身上揩点油，但最后却是可以全身而退，不会被送进洞房的。这也就意味着蚕豆基本上用于家人自食。

即便是蚕豆，平时也不容易吃到哇！在距离我家百米左右的一条巷子里，有个无儿无女的老太太以出售“开花蚕豆”为生。所谓“开花蚕豆”，是指蚕豆被炒得爆裂开来，宛如花朵绽放。这个据说曾受到日本兵凌辱的老太太，炒蚕豆的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因而她卖的开花蚕豆特别松脆，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光顾。但其中几乎没有一次购买一角钱以上的豪客，大部分都是手里捏着一分或二分、最多不超过五分硬币的孩童。蚕豆不是论斤、论两而是论粒卖的，一分钱八粒，长年不变，童叟无欺。每次经过她的住处，我都会闻到开花蚕豆的特殊香味而情不自禁地深吸一口气。我恨不得天天都成为造访她的“上帝”，但事实上“上帝”的身份我每月才能拥有一到两次。

一个北风呼啸、寒冷彻骨的冬夜，我和二姐、三姐灯下枯坐，百无聊赖。忽然，二姐提议说：“去买开花蚕豆吃吧。”三姐马上赞同。两人一齐笑嘻嘻地望向我。我知道，又是要我去跑腿了。这是我们姐弟间早已形成的默契。我们都是价廉物美的开花蚕豆的忠实拥趸，手头不多的零花钱大部分都用来买它了。不管谁先提出买开花蚕豆的动议，跑腿的差事都会落在我头上。她俩都是羞于出头露面的大姑娘了，干这种事觉得难为情。不过，我也不会白辛苦。我们每次集资所得都是三分，可以买回二十四粒豆子。她們会从每人应该分得的八粒中各拿出一粒来犒劳我，说这是“跑腿费”。

她们以为我跑这么一趟也算不得辛苦，却可以多得两粒豆子，一点也不吃亏。她们有所不知的是，我实际多得的不是两粒而是三粒——我们玩的是“团购”，一次出手就多达三分钱，这差不多已经是大客户了。老太太一粒一粒地数出二十四粒后，会再多给我一粒，算是对大客户的“优惠”。这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商家给经办团购者的“回扣”。我对两位姐姐隐瞒了这一粒豆子的存在，回去的路上就把它吃了。不知这算不算一种贪污行为？

但这天晚上，听着窗外凄厉的风声，手脚都冻得有些僵硬的我却不想外出。她们不得不大幅度提高犒劳的标准：每人出资两分，各拿出两粒来作为我的跑腿费。一下子多得四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好事啊！开出新的价码后，两位姐姐就气定神闲地看着我，意思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可要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哟！”我心动了，抓起她俩放在桌上的硬币就往外冲。唉！要抵御物质利益的诱惑不易啊！

风吹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我后悔走得太匆忙，没有戴上帽子和口罩，只得以手掩面。但这样就挡住了视线，看不清脚下是高是低了。路面上一块突出的石头绊了我一下，我未及提防，重重地摔了一跤。倒是没有伤着筋骨，但面部被冰冷的石阶路面蹭去了一块皮。破相的恐慌尚未生成，火辣辣的疼痛感已先将我包裹。老太太以为今晚不会再有顾客登门，已经上床睡了。敲开门后，她纵然老眼昏花，也看出了我脸上的异样。但她什么也没问，轻叹一声后便披着棉袄开始数豆子。不知是可怜我负伤，还是因为今晚她仅仅接到这一单生意，她格外加大了优惠的力度，最后多给了我三粒。

我喜出望外，几乎忘记了脸上的疼痛。出门被风一吹，疼痛感又卷土重来，但我仍认为得大于失。我不是个矫情的孩子，不想让姐姐们知道我摔伤，不想借此夸大夜间出外采购的艰辛，让她们误以为我想索要精神层面的同情和物质层面的补偿。所以，我有意侧过脸去。但那样一块瘀伤怎能逃过姐姐们的火眼金睛？发现后，她们在原先承诺的跑腿费外，又各自另拿出一粒以表慰问。我一感动，便坦白了“回扣”的事情。姐姐们哈哈大笑说：“那是你应该得的。”我却决定改过自新，与过去的“贪腐”行为一刀两断。不仅如此，姐姐们额外给予我的补贴，我也坚决谢绝了。

那个冬夜连同开花蚕豆的诱人滋味一起成为我挥之不去的记忆。我多么希望有朝一日出现在面前的蚕豆不是十粒，而是二十粒、三十粒，甚至更多。那样，我就可以大快朵颐了，就无需与姐姐们为跑腿费的多少而推来让去了，也不用每放进嘴里一粒，心就会疼那么一下，觉得剩下的越来越少，细品慢咂的快感很快就不复能延续了。

这个日子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它会在过年时翩翩到来。那满满一瓷罐的蚕豆可以让我和姐姐们一次吃个够！瓷罐就放在我们两眼看得见、双手够得着的地方，想吃随时可以自取，这该是怎样一种奢侈作派啊！平时十分小气的父母一到过年，突然就变得大方起来了，至少在蚕豆的供应上是这样。仅仅冲着这一点，我也期盼过年！当然，我和姐姐们都不会敞开肚子来吃蚕豆，一来我们要给其他美食留下空间，二来毕竟总量有限——也就那么一瓷罐嘛！还是细水长流为好。第一次吃它个二十粒，稍稍过把瘾；第二次就降到十粒了，并将它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数量，极少上下浮动。等到余数归零时，我们就进入了新的漫长的等待期，等待瓷罐空空如也的腹部再度高高隆起。

三

过年时唯一可以无限量且长久供应的美食是馒头和年糕。

我们家乡的一大民俗是，过年时家家户户蒸馒头、蒸年糕。馒头、年糕是我们过年期间每天早餐的主食。由平日的稀饭、咸菜一变而为馒头、年糕，生活水准陡然提升了好几个档次——要知道，我们家乡所谓“馒头”都是有馅儿的，那就相当于包子了。馒头和包子的储量都很充足，可以一直食用到正月底，不像花生、蚕豆，元宵节没过就片甲不留了。

蒸馒头与年糕，是年关前最重大的家庭工程，每家都调集与投入尽可能多的人力与物力，欢天喜地为此而忙碌。蒸馒头与年糕的材料是自家备好的，加工制作却都委托给饭店，这样可以从外形到口感全面保证它们的质量。当然，这是城里人的做法，乡下人则完全是“土法上马”、“自力更生”了。因此，不仅城里人与乡下人并肩而立，各自的身份一望便知，连城里馒头与乡下馒头混合摆放，彼此的区别也一目了然。这也是某些妄自尊大的城里人傲视乡下人的原因之一。

那时还没有私人餐馆，小城里只有不多的几家国营饭店，一进入腊月，各店就开始承接馒头与年糕的加工制作业务。订单像漫天雪花般飞来，在饭店经理的桌子上自动堆成雪球，迅速滚大。大师傅们从早到晚连轴转，深夜了还在案板或灶台上忙活，连擦去额角汗珠的时间也没有，任其洒落在面粉、米粉和馒头馅儿上。

客户们即使看到了也不敢吱声。大师傅是得罪不起的，要是惹他生气了，整治你一下还不是小菜一碟？给面粉发酵时多放几块碱，让你家的馒头无端患上黄疸病；或者往蒸屉里添加米粉时乱洒一气，让你家的年糕厚薄不均，变成没发育好的怪胎……这些会让你哭笑不得的小招数，他们辗转传习，视之为在江湖上扬威立万的手段，随便使一招出来就够你受的。所以，别说洒下一点汗水，就是他们擤过鼻涕或解过小便后直接就把手伸进面粉或米粉里搅拌，客户们也敢怒而不敢言。真够牛逼的！

如果腊月初预约的话，加工的时间也要排到腊月十五以后了。敲定的日子有时会变更，因为经理要安插他的关系户。而大师傅们如果有三亲四戚临时找到他，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也会打乱原先的次序，将你自以为已经板上钉钉的时间挪后。你要是不服，告到经理那儿去，经理也奈何不得，就像明星大腕想调整一下档期，或者在片子里塞进几个小角色，制片人还能不依他？

在代客加工馒头、年糕的旺季里，店大固然欺客，店小也要欺客。谁让供求关系严重不平衡呢？经理难得亲临加工现场，我们一般看不到他的尊容，看到的只是大师傅那张因沾有粉末、馅泥和汗水而显得有几分怪诞与滑稽的面孔，让我想起京剧中的大花脸。大师傅都威风得很，客户们向他问话时都会露出近乎献媚的笑容，有的还会顺手敬上一支烟。大师傅则爱理不理的，偶尔答上一句，比皇帝下达谕旨还要简练与倨傲。

大师傅的双手根本没有空闲的时候，所以，有客户敬烟时，都示意他们直接塞进他嘴里，然后再替他点上。他腾不出手来弹烟灰，当烟灰形成长长的一截时，他将头往两侧一偏，烟灰就掉落到地上。但如果角度没掌握好，烟灰就有可能与制作馒头的原料融合在一起，让你家的馒头别有风味了。如果他嘴上已叼有香煙，新的客户又恭恭敬敬递上一支的话，他会让他们夹在他的耳朵上。在我记忆中固化的大师傅的形象，就是嘴上叼烟，两耳夹烟，手勤，面冷，干的奴仆活，摆的老爷谱。其实也难怪，一年到头，只有这段时间他们才能找到尊严，找到长久失落的存在感。

与蒸馒头相比，蒸年糕的前期准备工作要简单些，因为它是实心的，无需馅料，到约定的那天把米粉拿到饭店去，然后守在那儿就行了。不过，要把米粉备好、备足，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样需要倾注心力——

第一步要攒够糯米。米粉是由糯米掺和大米磨成的，判别一户人家是否富足，不仅要看他家拿来蒸年糕的米粉有多重，还要看他家的米粉有多纯，即糯米和大米的构成比例是怎样的。百分之百的糯米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为那样就太黏了，难以把年糕做得方方正正的像个“型男”，而小城人对年糕的外形是很看重的。所以，一定要掺进少量的大米。标准的配置比例是九比一，但能达到这一标准的人家不多，大多是七比三或六比四。如果降低到五比五或四比六，那就会影响年糕的口感，由此也就显示出该户人家经济状况的不佳了。糯米要到过年前一个月才供应，计划供应量是每人一斤。这哪够啊？因此，各家各户头一年刚过完，便开始积攒下一年所需要的糯米了。办法是用平时节约下来的大米与乡下人调换，一斤三两大米可换一斤糯米。一边“量多”，一边“质优”，不失为公平交易。当糯米攒到希望的数量时，年关差不多也就到了。

第二步就是磨米粉了。现成的米粉是没有的，家家户户都必须找地方把攒够的糯米磨成米粉。城里的机磨房就那么几家，每天门前都排成长龙，你一早赶过去，到傍晚也不一定能轮上。父母都要上班，排队的事情责无旁贷地落在已放寒假的我和姐姐们身上。但姐姐们这时往往会接一些缝麻袋、糊纸盒之类的活儿来干，美其名曰“勤工俭学”，所以，排队的重任往往就由我独力承担了——当然是在我有力气扛起二十斤的米袋之后。苏北的冬天虽不至于滴水成冰，气温也常在冰点以下。在寒风中苦候一天，滋味并不好受。米袋是可以坐的，但坐久了就会觉得四肢冰凉，不得不站起来活动一下手脚。我也会带本书去看，却不敢专注于其中，因为得防止有人插队，更得当心小偷拎走米袋，让你过不成这个年。我随着队伍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等移到机磨房门前时，耐心已快消磨殆尽，而一道曙光也就在这时闪现于眼前。想到甜糯松软的年糕不久后就能天天出现在餐桌上，让我既解馋念又饱口福，我顿觉排队的辛劳是应该付出的代价，弥满全身的疲乏与厌倦感也一扫而光。

蒸馒头的前期准备工作就更复杂了，因为要自己制作馅料。我家的馅料甜咸兼备，甜的是豆沙，咸的有萝卜丝和咸菜两种。咸菜在夏天就要开始腌制了，家里有一口大缸就是腌咸菜用的。腌咸菜的原材料是本地种植的大白菜，买来的大白菜要放在太阳下曝晒一天，中途还要替它们翻身，待水分晒干后一排排、一层层码入大缸，撒上食盐，再站上去用脚踩踏。踩踏必须着力均匀，是个准技术活儿，所以尽管我跃跃欲试，却只能在一边充当父亲的观众。腌成的咸菜一部分平时与稀饭相依为命，另一部分就在年底与馒头喜结良缘了。作为馅料的咸菜要切得很细，在我上初中以后，这道工序就由我来负责了。父亲会经常来督工，要我“再切细些”，同时也叮嘱我“小心切着手”。

更容易伤着手的活儿是刨萝卜丝。几十根白萝卜洗净、去皮后，要在一块特制的刨板上刨成细细的萝卜丝。刨到每根萝卜的底部时，手与刨板的距离就很近了，稍不留神，就会被擦破皮甚至削去肉，鲜血直流，染红刨板及刨板下的萝卜丝。因为这是机械劳动，而且是长时间的机械劳动，既非常枯燥，又容易倦怠，所以出现事故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那段时间常看到有邻居手上裹着白纱布，一问，都是刨萝卜丝惹的祸。而我原本就粗心，父母自然不敢把这件活儿交给我。还好，小心谨慎的姐姐们倒是都很胜任，所以，我们家从无“流血事件”发生。

咸菜和萝卜丝是不能独立充当馅料的，里面得加进肉丁或肉丝，条件好的人家还会再加进切碎的虾米。在我家，虾米是从大姐读完大学、挣到工资那年开始添加的。咸菜与萝卜丝是主料，肉丁（或肉丝）与虾米是辅料，将它们合理搭配后用烧得红红的油锅炒熟，那是我们家的烹饪高手父亲的职责。只见他此时衣袖高挽，神态严肃，两眼放光，右手使劲挥动铲刀，左手则时而撒进细盐，时而倒进酱油，时而又加进味精。等到满满两脸盆馅料炒好，他也像饭店里的大师傅那样汗水涔涔了，而他脸上的神情，用母亲的话来说，则好似“得胜将军回朝”了。

至于豆沙，制作工艺就更加繁琐了。但我们不怕繁琐，不辞辛劳，人人累并快乐着，因为这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而是为自己谋一段好日子。三种馅料备好的时间不早不晚，一般赶在饭店预订日的前一天，这样可以保鲜。如果蒸馒头与蒸年糕的时间能订在同一天的话，那么这天一早，家人便倾巢出动，有的拎米粉，有的扛面粉，有的捧馅料，浩浩荡荡开赴饭店；将所有的材料归放到饭店指定位置后，留下一两人守护在前线，其余人则先撤回后方修整待命。而我，从小学三年级起就主动请缨，担负起留守的使命。

留守中的我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要目不转睛地盯住自家的材料，以防有人无心拿错或故意窃走，也要牢牢记住自家的排序，竖起耳朵等着听大师傅叫号。所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留守的话，我就像伫立在瞭望塔上的哨兵一样一刻也不敢擅离岗位，连大小便也都憋着。但父母一般会再增派一位姐姐与我互为辅翼。但姐姐们不太习惯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中被无聊的男人扫视，经常出出進进，所以，我的哨位是固定的，姐姐的哨位则是移动的。我守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观察着屋内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尤其是大师傅的行为作派，并试着在心底为他画像，倒也不觉得时间特别难捱。

当看到上一户人家的面粉和馅料即将告罄时，我就处于蓄势待发状态了。大师傅叫号声未落，我已用尽全身力气将自家的材料逐一搬上案板，稳稳地占领住这块阵地，然后传令后续部队火速驰援。不一会儿，父亲这位主帅就统领一众“肖门女将”急匆匆杀来，分兵把守各处，而我也就欣欣然退下火线，高跷起二郎腿，笑等蒸熟的馒头出笼了。

刚出笼的馒头滚烫滚烫的，吃到嘴里连舌头都给烫麻了，但我就喜欢这种带有年味的感觉。我吸溜着麻而不僵的舌头，一口气吃下去三个，把肚子撑得圆圆的。姐姐们则要斯文得多，当着别人的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下去一个就作罢了。但我要揭发她们的两面派行为：回到家后，她们又连着狼吞虎咽了两个，总量并不比我少。一年的怀想，一年的渴盼，在此时终于变成了让我们放纵食欲的现实！

蒸馒头与蒸年糕的时间，其实很难约在同一天；甚至地点也很难约在同一家饭店。所以，大部分人家都要去饭店等候两次，我家也不例外。但我们绝不会因此而抱怨，仿佛这是过年的一个必经程序和必要环节，少了它，反倒有一种残缺感。蒸好的馒头晾干后储藏在一个口小肚大的瓮缸里，年糕则浸在水缸中，这是各家统一的保存方法。稀饭复稀饭的早餐模式由于馒头和年糕的联袂加盟而得以转型升级，带有了一些华丽色彩，我们何等快意！但正月十五过后，天气趋暖，馒头和年糕都开始散发出霉味。当我们对着霉味越来越重的它们食欲大减时，它们差不多已经全部离开藏身处，成为我们的腹中之物了。

四

当然，过年时最让我期待的还是那顿丰盛的年夜饭。

丰盛是相对于平时而言的。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一干两稀”，即中午吃干饭，早晚喝稀饭。这种大众化的饮食习惯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渐渐改变。并不是小城人对稀饭情有独钟，而是受限于口粮供应标准以及购买能力。这也就意味着正餐是中饭。说是正餐，通常也就烧一碗蔬菜，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嬗替为黄芽菜、黑菜、芥菜、青菜、菠菜、茼蒿、芋艿、茭白、茨菇等等。蔬菜的量不少，能堆满一只海碗，但在五双筷子的轮番夹击下，很快便见底了。只有到星期天，才会同时烧两碗蔬菜。

也有开荤的日子，但它的间隔期一般要两个星期以上，除非家里临时来了重要客人。开荤分大荤和小荤，大荤是红烧肉或红烧鱼，小荤是在蔬菜里放入少量的肉丝或肉丁。大荤与小荤在我家是交替出现的，每月各出现一次。这也就是说，基本上能做到半月一小荤、一月一大荤。当地形容富裕人家的用语是“三日一小荤，五日一大荤”，甚至在“忆苦思甜”报告会上，老贫农提到恶霸地主骄奢淫逸的生活时，也不说他们天天“山珍海味”，而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太好了，三日一小荤、五日一大荤哪！”当我母亲后来过上天天开荤的生活后，曾不止一次地感叹：“咱现在的日子，地主老财也赶不上啊！”因此，我家当年的餐桌上每月都能迎候大荤与小荤前来作客，在当地已经跻身中等生活水平行列了。

大荤以红烧鱼和红烧肉为主，偶尔也会是排骨汤或肚肺汤。肚肺相对便宜，但弄起来比较费事：猪肚要清洗许多遍才能去腻去腥，猪肺则要灌水好多回才能去污去血。家中没有自来水，所有的用水都要雇挑水夫担来，这样，喝一回肚肺汤就要耗费太多的人工与水费，渐渐地，肚肺汤就被剔除出大荤之列而淡出了我的视线。红烧鸡或鸡汤也不在大荤之列，因为鸡的价格要高于鱼、肉。除了家里有人坐月子，平时几乎没有哪家杀鸡、吃鸡。只有过年时，鸡才会走进千家万户。

而且，鱼与肉这两位大荤家族的主要成员，似乎是天生的宿敌，秉持“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敌对态度，平日从不同时现身，一定要你方“唱罢”、我“登场”。鱼，我所欲也；肉，亦我所欲也。既然两者不可兼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会取鱼而舍肉，有异于孟老夫子的舍鱼而取肉——从大类来说，“熊掌”也是肉嘛！但选择权并不在我手里，父母排除个人的喜好，纯粹从实用性来考量，觉得肉比鱼更有营养，也更能解馋，所以，在我们家里，红烧肉登陆餐桌的机会更多。打个很不恰当的比方，红烧肉就像住在正房的原配夫人，因为既端庄又有内涵，动不动就被老爷叫出来见客；而居于偏室的姨太太，虽然老爷心里也许更喜欢她，却难得让她出来露面。

年夜饭就完全不同了。大荤家族的成员会“相逢一笑泯恩仇”，悉数登场亮相，而且会凭空增添许多平日从不见踪影的新贵，比如香肠、烩鱼、硝水肉、狮子头等等。这么多色香味俱佳的大荤一齐摆上餐桌，该是怎样一道让我眼花缭乱的风景线啊！

年夜饭的筹备工作同样要提前很长时间启动。三个月前就要着手灌香肠和腌制硝水肉了。把新鲜猪肉切成均匀的小块，加入黄酒、味精、细盐等多种调味品后，徐徐灌入薄薄的肠衣内，两头扎紧，悬挂在屋檐下风干，两个月左右就变成美味的香肠了。硝水肉，顾名思义，腌制时要加入硝水，还有大量的花椒。父亲是制作这两种美食的高手，经常有人登门求教或请他上门指导，有的还干脆把鲜肉和调料拿来恳请他帮助加工。父亲其实并没有什么祖传秘方，之所以能把这弄成独门绝活，全靠在实践中琢磨出最佳调料配置方法。这时，他往往表现得非常乐于助人，而不像饭店的大师傅那样搭足架子。这也就为我家撑足了面子。

制作烩鱼和狮子头的提前量要小得多，大致在腊月二十五左右进行。所谓“烩鱼”，是将去骨的青鱼块裹上面粉后放到油锅里炸熟。吃年夜饭时，有一道名为“杂烩”的菜肴很受家人欢迎，它的主料就是烩鱼。狮子头在我们当地有个俗名叫“粘（zhān）肉”，我想应该是把碎肉粘合在一起的意思。我们习惯上都把它称作“粘肉”，而摒弃“狮子头”这个形象化的洋名。父亲炸烩鱼和狮子头时，我就守在他身边打下手。根据他的指令，我及时递上各种调味品，中途还殷勤地给他端来茶水，目的是等待他的赏赐。烩鱼炸熟后，父亲会如我所愿，让我品尝一块。真的只有一块，每次都以一块为限。有一年，原料备得特别足，父亲盘点炸好的烩鱼，觉得已超出预算，便善心大发，喊来母亲和两个姐姐，让她们每人也尝了一块。我心里有点不平衡：早知如此，我就不必费时费力守在这儿了。父亲看出了我的鬼心思，又额外多赐我一块。这算是破例了。至于粘肉，因为它个头大、数量少，炸熟后，父亲只肯拿出一只来让全家人共享，但不是分成五等分，而是一大四小。不用說，那“一大”是属于我的。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年夜饭伴随着鞭炮声拉开帷幕后，倒是没有“犹抱琵琶半遮面”，各种冷菜、热菜一股脑儿端上了桌面，加起来有十多样，阵容豪华得令人叹为观止。父亲照例要喝一杯白酒或一碗黄酒，当我读初中后，也被赋予了抿几口的权利。母亲和姐姐面前的杯子里也会倒上一点酒，供碰杯时用，但她们一般不喝，最后都倒进父亲杯子里。小城人都不善言辞，也不喜饶舌，所以，父亲从不致什么祝酒词，说一声“吃吧”，就等于宣布年夜饭正式开宴了。

除夕那天的中饭被剥夺了往日的正餐资格，沦落到十分潦草的地步。我们都是随便扒拉半碗米饭、几口蔬菜，好让肚子留下足够的空间，迎接组成年夜饭的各种精美菜肴的到访。中饭后，我们还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做，那就是贴春联。春联是父亲早就写好的，内容无非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之类的流行口号。“财源广进”、“福禄双全”、“人寿年丰”等传统用语犹如失宠的妃子一样被幽禁在冷宫，须等到后来才能重见天日，而那时我早已走出青葱岁月了。父亲早年跟爷爷学过“花鸟对”，之后又在剧场写过海报，毛笔字还是拿得出手的。所以，我家的春联就不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印刷品，而是父亲的珍贵手迹了。邻居也有来索要“墨宝”的，父亲却惜墨如金，无论他们如何恳求，都不愿“惠赐”，这与他制作香肠、硝水肉时的助人为乐判若两人，让我参不透其中的玄机。春联要贴遍每间房门，贴完春联后，还要顺带收拾房间、擦拭窗户。等到窗明几净时，我们已是饥肠辘辘，只盼年夜饭能早些开席了。

但还有一道程序是不可免的：祭祀列祖列宗。父母洗净双手后，极其恭谨地捧出列祖列宗的牌位，把所有的菜肴一一移到供桌上，让他们先一步享用。“文革”前，父亲会带着我们磕头礼拜，“文革”后就改为鞠躬致敬了，而且祭祀的时间也大为缩短，生怕被外人撞见，以为我家又在偷偷搞“四旧”了。父亲口中念念有词，但把声音锁在喉咙里，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我想大概是祈求列祖列宗保佑我们吧。母亲则大声说：“各位老祖宗，你们吃饱喝好，别怪我们平时怠慢，心里一直念着你们呢！”穿堂风吹动了供桌上的筷子，母亲又惊又喜：“老祖宗体谅咱的孝心，下凡来用餐了！”但菜肴却不见减少。这是我小时候感到诧异的。我问母亲：“老祖宗真的吃过了吗？”母亲肯定地说：“吃过了。”噢，我明白了，老祖宗一定是想让肚内清汤寡水的后代多吃点，自己才象征性地吃了一下吧？或许他们在天堂里天天吃着这样的菜肴，并不觉得它们是稀罕物呢。祭祀完毕，我腹中已经雷鸣不已，坐上餐桌后，父亲一声令下，我就挥箸“直捣黄龙”了。

冷菜中我最爱吃香肠，热菜中最爱吃的就是烩鱼了。粘肉吃一只就觉得有些腻了，烩鱼则百吃不厌，多多益善。但杂烩中的烩鱼总共也就十来块，我起码得给家人各留一块，所以在运箸如飞时，虽然我的主要目标指向是烩鱼，但夹到六块以后，就自觉转移目标了。我的眼睛不时瞟向那条体格壮硕的红烧青鱼，很想在它肚皮上下箸，但我知道它是动不得的。“鱼”者，余也，端上桌后，必须再原封不动地端下去，这才可能“年年有余”，吃了它就犯忌讳了。这是小城里代代相传的做法，父母早对我启蒙过了。偏嗜鱼类的我纵然垂涎欲滴，也不会违反乡规民俗去碰它。

父亲酒过三巡时，我也填鸭似地把自己的肚子装得满满的了。嘴巴还没过瘾，还想与疏离已久的美食相依相偎，食道也依然畅通无阻，但美食穿越食道后，在我的肠胃里已找不到一丝容身的缝隙。我像个怀胎七八个月的孕妇，连站立起来都有点艰难。时隔多年后，一位朋友跟我说，吃自助餐的最高境界是“扶墙进，扶墙出”。之前是饿的，之后是撑的。我没有过这样的切身体会，却勾起了少年时代吃年夜饭的回忆。那时，的确撑得有点想扶墙行走了。如今，虽然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却已经天天像过年了。不过，年夜饭反倒不如童年时丰盛，而胃口也大不如前了。

五

因为年夜饭吃得过于饱胀的缘故，大年初一我们会吃得少一些、素一些，让肠胃功能及时得到修复。我们把这叫作“减量消食”。从年初二开始，我们与亲朋好友开始相互宴请，于是进入一年中最热闹的走亲访友季。

走访的日程是早就商量好的：年初二去姑母家，年初三去姨母家，年初四她们两家回访。这三天的日程基本上是固定的。年初五以后就不固定了，要根据对方的邀约先后决定走访的顺序。不过，我家需要相互宴请的亲朋好友不多，初八以后就按兵不动了，而那时肚子里的油水已经积累起厚厚的一层了。

姑母的拿手好菜是蛋饺。但蛋饺不可能成为主菜。家乡待客的酒席有约定俗成的规格，那就是四冷四热六大碗。六大碗中最先端上来的那一碗被视为主菜，充当主菜的通常是鸡肉炖山药、走油肉焖笋干或狮子头烧黄花菜。就中，公众舆论视为最高规格的是鸡肉炖山药，我们称之为“鸡领头”。在它的引领下，同样盛在大碗里的蛋饺、杂烩、红烧鱼、红烧肉等逐一粉墨登场。“鸡领头”没有用整只鸡的，一般人家过年就买一只鸡，要将它分成几次待客，所以鸡肉只是横铺在表层，仅能遮盖住碗面，出手慢的客人可能连一块也搛不到。即便如此，第二天问起他昨日作客吃席的主菜，他回答说是“鸡领头”时，仍然充满快感，觉得自己已被当作贵客款待了。姑母家的主菜长年不变的是走油肉焖笋干，母亲私底下评论说：“真是阵阵不离穆桂英哪！”这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暗讽姑母总爱掺和我家的事情，见出姑嫂之间的龃龉。我嫌走油肉肥，从来不碰它，但姑母做的蛋饺十分美味可口，完胜其他所有人家，在我心目中它才是主菜，一年只能享用一次的主菜。有了这道主菜，别的菜肴都可以忽略了。

但去姑母家作客，我有两点纠结：一是能不能上桌？这个问题在我上中学前常常困扰我。因为场地狭小，各家的酒宴一般只摆两桌。如果客人坐不下的话，小孩子就不上桌了，给他们另设一席，那只能是屋角的小矮桌。既然是小矮桌，坐的也就是小板凳。菜肴没有什么不同，位置却很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我在十岁前后，把上桌当作一种待遇。小伙伴们也是如此，寒假后谈论过年的感受，相互打听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上桌了吗？”或者：“你上桌了几次？”每当遇到正桌坐不下的情况，姑母也很纠结：我是她娘家唯一的男孩，按身份应该上桌，按年龄又不该上桌——姐姐们已经成年，总不能让她们屈居于屋隅吧？这时，母亲会主动出面为她解困，把我拉到小矮桌上。问题迎刃而解，但我内心却有些受伤，因为我虽年幼，却很爱面子，和另几个比我还小的孩子一起坐在小矮桌上，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深知我心理的母亲这样做，恐怕也是想借此引起我对姑母的不满，多少带有点离间的意图。我理解姑母的难处，绝不会因此而疏远她，但年初二去姑母家赴宴前心底却总是有些担心：这次能不能上桌。到那天如果能上桌的话，就情绪高涨，反之则情绪低落。

另一点让我纠结的就是压岁钱了。说真的，在我所向往的种种年节胜事中，并不包括压岁钱，因为在我家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给压岁钱的习惯。不仅如此，父母还与亲朋好友约定：互免了给压岁钱的旧俗。这样倒是省心，不必为给多给少而盘算了。但我们这些孩子却少了一个盼头。我对这种做法是一直腹诽的，哼！别的“四旧”都没破，唯独破了这个，这不是直接损害我们小孩子的利益吗？不过，每次去姑母家作客，她却会背着父母给我一元压岁钱，说：“留着慢慢花，别让你爹妈知道。”但母亲仿佛脑后也长着一双眼睛似的，第一次给就被她发现了。当时不动声色，回家后很快就弄清了真相，一元纸币被她没收了，因为我“违规”。但她另给我一张一角的纸币，算是补偿。她还威胁我：“不许对姑母说，说了的话，以后这一角钱也不给你了。”第二年，姑母再给我压岁钱时，我就在拿与不拿以及说与不说的问题上纠结了。纠结到最后，每次都拿了，却一次也没说。

说到压岁钱，我曾经得到但旋即失去的最大一笔压岁钱高达六元！按照当时的压岁钱标准，这该是天文数字了。给我这笔巨额压岁钱的是父亲的一位老友，当时担任大队会计，手中掌有集体经济的支配大权。他的小弟与我大姐同在省城某大学读书，他很希望两家能成为姻亲。父母知道大姐另有所爱，所以对这桩婚事并不热心。年初六那天，他领着弟弟来我家拜年，一进门便给我一个红包，说是“压岁钱”。他们告辞后，父母拆开一看惊呆了，当即予以没收，并且不给我任何补偿。九岁的我哪知其中的机关，大哭大闹。因为在过年期间，父亲不便责骂我，哄我说：“先存在我这儿，等你长大后，给你买呢制服。”当时穿呢制服的只有小城里的头面人物，“人靠衣装”的古老定律在他们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在我眼里，穿呢制服的人都神气活现，威风八面，所以，“买呢制服”的远景对我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但真的长大后，父母却彻底忘了当年的承诺。等我自己当了父亲，父亲才告诉我，那笔超常的压岁钱，第二天他就專程跑去退还了。不久，他的这位老友便东窗事发。

年初三是去姨母家作客的日子，这天纠结的则是母亲了。外婆膝下无子，只生了姨母和母亲这两个女儿。外公抗日战争期间便死于非命，外婆不愿改嫁，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女儿养大。等到两个女儿都待字闺中时，外婆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难题：两人都不想出嫁，把谁留在家中招上门女婿呢？犹豫来权衡去，外婆最终选择了相对老实的姨母，而将相对泼辣的母亲外嫁。这让母亲非常不爽，觉得外婆偏心。姨父本姓杨，入赘后改姓姜。他和姨母生的两个男孩也承祧姜姓，被外婆看作嫡孙。我同样是男孩，在外婆口中却永远是“外孙”。这就显出了内外有别。每当有不认识我的邻居来串门，外婆都会喜滋滋地介绍说：“这是我的外孙。”而这正是让母亲不满的地方。她试图纠正外婆：“将来还不是一样孝敬你，干吗硬要分成孙子和外孙，手心手背难道不都是自己的肉吗？”外婆笑笑，从来不反驳她，称呼则照旧，一点也不愿改变。每次去和外婆一起居住的姨母家，母亲都会为此而纠结。

母亲对外婆还有一点不满：她十三岁时，驻村的一位新四军干部看中了她，想带她去参加革命，外祖母担心她在战场上牺牲，死活不让她走，所以贻误了她的大好前程。她经常埋怨外婆当年拉后腿：“要是你这榆木脑袋能开窍的话，我早就是穿列宁装的女干部了。”惟其如此，作为裁缝的她特别愿意承制列宁装，制作时也特别用心，制成后还会反复试穿，以弥补未能跻身女干部行列的缺憾。当母亲抱怨时，外婆总是一脸歉容地检讨说：“确实是我的错。”只有还不懂事的我有一次截断母亲冗长的怨言说：“哎呀，要是你参军打仗牺牲了的话，我不就没有妈妈了吗？”母亲一时语塞，随即训斥我说：“你懂什么？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许插嘴！”这时，我看到父亲在一旁偷笑。

但抱怨归抱怨，母亲对外婆的孝心却数十年如一日，家里一有好吃的，就让我给外婆送去。外婆每次来我家，家里的伙食也会大为改善，所以外婆说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年初三回娘家这天，她都坐在外婆身边。外婆不停地给我夹菜，她则不停地给外婆夹菜。我后来才意识到，母亲年复一年地抱怨，与其说是发泄对外婆的不满，不如说是向她的子女炫示她被外婆改变了的光荣史，让我们认识到她潜在的未获开发的价值，从而不敢对她小觑。

姨母家的宾客不多，我每次都能上桌，而且每次都被外婆安排在桌子的正中央，因而感觉特别好。姨父比姨母还要老实，只知道嘿嘿嘿地干笑，要不就是劝大家：“吃！吃！吃！”因此，母亲有时会反客为主、吆五喝六的，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不过，在她阻止我做这做那时，原本一声不响的外婆却会出头干预，让我顺利实现放鞭炮、打弹子之类的小小愿望。所以，我会觉得这一天过得格外宽松，到最后，竟乐不思蜀地想留下来过夜了。

六

过年前后的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惬意的、舒心的，对父母来说则该是苦乐参半、忧喜交集了。这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的。

我相信在不少地方都流传着“富人过年，穷人过关”的说法，“文革”结束前，它在我所生活的苏北县城里仍然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我家不算穷人，但平时也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好余下钱来用于过年的开支。过年开支的每一笔都要列入家庭预算，实际使用时决不允许超支，一旦出现赤字，就要“拉下饥荒”，影响年后的生活了。因此，过年前一个月，父母会在昏暗的灯光下掐着指头算了又算，往往直到深夜还算不出头绪，久久无法形成不留下窟窿的预算方案。

父亲是一家杂货店的“主任”，管理着十几位店员，不加深究的话，也算有个一官半职。我和小伙伴们一样虚荣心很强，填学籍登记表时，我看到同学在“父亲职业”一栏里自豪地填上“副镇长”，不禁自惭非名门之后。迟疑半天，我将这一栏模糊地填写为“县商业局职工”。我父亲在商业系统工作不假，但商业系统有“国营”与“大集体”之分，只有国营商店才隶属于商业局，我父亲所在的杂货店则属于大集体性质，是不与商业局直接挂钩的，称其为“县商业局职工”，有抬高身价之嫌。本来，因为父亲好歹也是“主任”，我还曾经犹豫要不要把他填成“县商业局干部”，但仔细思量，“干部”通常意义上是指捧有铁饭碗的国家干部，父亲只是个杂货店的小头目，称其为干部，恐怕多少有些离谱，会让别人笑话，这才把“干部”二字换成了“职工”。

父亲的特权仅限于能帮亲朋好友多买到一些香烟、火柴之类的计划供应物资，工资是不高的，每月只能发到三十多元。母亲在服装店当裁缝，生意时好时差，平均每月能赚到二十多元。用六十元左右的家庭总收入来维持六口之家的生活，本不算困难，问题是我们姐弟四人同时在上学，尤其是大姐还在省城上学，这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父亲有一个厚厚的记账本，每天的所有开支都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记在上面，细到“一分钱葱”、“两分钱蒜”、“三分钱桂皮”。每天晚上，我和姐姐做作业时，父母都没闲着：母亲在纳鞋底或补衣裳，父亲则在仔细记账和轧账。他歪着脑袋回忆当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的用途，如果有一分钱想不起下落，他就不胜懊恼，直拍脑门说：“看我这记性！”母亲每隔一两天就会对父亲的记账本进行严格审计，发现她认为不够实、不够细的地方，马上提出质询。两人常常因此产生争辩。

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肢体冲突，不像一些小伙伴的父母动不动就相互撕扯着头发打成一团。但吵架却是家常便饭，“三日一小荤，五日一大荤”做不到，就用“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来替代。而吵架的原因，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经济纠葛。愈到年关就愈是吵得频繁，仿佛两块一擦就着的打火石，只要相互接触，就会火星四溅。我和姐姐不胜其扰，却难以劝解。有时我实在忍无可忍，仗着自己是要为家族传宗接代的男孩、父母不会把我怎么样，便会冲他们大吼：“吵什么吵？烦死了！还让不让我们做作业？”吵架声戛然而止，但母亲会不甘心地骂一句：“还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讨债鬼！”这就连一声不吭的姐姐也骂进去了。

不过，到了除夕那天，父母都会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它因琐事而冲动，破坏欢乐祥和的过年氛围。但在我十三岁那年的除夕，他们却失控发生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吵，把家中搅得天翻地覆，也在我内心深处罩上一层抹不去的阴影。

那天，新婚燕尔的大姐携姐夫一同回家过年，本来比往年的除夕要更加热闹、更加开心，但吃年夜饭时，父母就都板着脸，不见一丝笑颜。我们猜到他们心里有疙瘩了，却不明究竟，便搜肠刮肚说些笑话来调节气氛。大姐不停地讲着省城的趣闻，我和二姐、三姐故意笑得非常夸张，想用富于冲击力和感染力的笑声驱散密布在他们脸上的乌云，却一点效果也没有。

这顿年夜饭吃得索然无味。其实，下午我已看出他们爆发冲突的一些端倪：四点钟左右，父亲大致做好了年夜饭的烹饪准备，说要出去看一下生病的同事，随手还拿走了一根香肠和一块咸肉。母亲追上去问：“大过年的，哪位同事让你这般上心？”父亲回答说是“蔡××”，母亲马上现出鄙夷的表情，高声嚷嚷说：“他哪值得你去看？回来！”父亲却固执地走了。

蔡××是父亲手下的店员，我觉得他特别和蔼可亲，只是他身上总是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香味，让我很不习惯。我听到很多人，包括他的同事，在背后都叫他“屁精”。我以为这是嘲讽他和女人一样喜欢涂脂抹粉，不知道这个蔑称还有更深的用意。他终身未娶，五十多岁了还孤身一人，晚上就住在店里兼任保安。有风言风语说，他有时会把年轻男人招到店里喝酒，酒后还会干点别的什么。究竟干了什么，谁也不肯对我明言。

去年，父亲怜他独自一人过年孤独，想把他请到家里来吃年夜饭，因为母亲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母亲当时说：“请他来？你不嫌脏我还嫌脏呢！”我有些不解：他衣着干净得很，一点也不脏啊，就是有点娘娘腔而已。今年，父亲不敢再提请他来家的话题了，听说他一早感冒发烧了，便想去看看他。我并不觉得父亲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不知母亲缘何反对。

父亲一走，母亲便翻开父亲的记账本，一一检查核对，并很快皱起了眉头。父亲说好五点钟就回来的，家里等着他掌勺烧年夜饭呢，但他回到家却已是快六点了，全家人都已经等得心急火燎的，尤其是对着满灶台的半成品垂涎三尺的我。父亲的面孔红红的，说是陪蔡伯伯喝了一杯酒。母亲强忍着没有发作，但直到吃完年夜饭也不与父亲搭话。父亲也没有主动修好之意，见母亲满面冰霜，便也沉下脸来。

这是爆发前的沉默。吃完年夜饭，我们姐弟在堂屋里一边喝茶聊天，一边留心着父母房间里的动静。两人先是压低嗓子争论着什么，似乎不想让我们姐弟听到。争论持续了半小时左右，母亲突然压抑不住地狂叫一声：“你是不是想把这个家败光？”声如炸雷，震得整个屋顶发颤。我悲哀地想到，一定会波及左邻右舍，在这个除夕夜，我家成为一个爆炸声不断的火药桶，惊得四邻不得安生。

父亲不甘示弱，也厉声呵斥：“你从来就是这样小心眼！”于是冲突升级，迅速演变为唇枪舌剑的厮杀。这对在包办婚姻制度下结合的怨偶，一旦发生口角，便恶语相向，谁也不会让步。从他们你来我往的语言攻防中，我们听辨出了争吵的最主要原因：母亲审出父亲瞒着她借给蔡××五元钱，并为此做了假账。

只听母亲声嘶力竭地哭喊说：“这五元钱肯定是有来无回打水漂了，这可是正月过后一个星期的菜金哪！谁知道他用这笔钱去干什么勾當？”父亲的声音也提到高八度：“他被人敲诈，也是没办法才腆着老脸向我开口。我还要跟你说多少遍？”母亲痛责说：“这样的人，值得你救吗？你又有能力救吗？为了救他，你连家都不顾了，真不知你的良心是怎么长的！”父亲被彻底激怒了，用双拳猛力捶击自己的胸膛说：“那好，我就把心掏出来，让你这蛮不讲理的婆娘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

我们姐弟四人再也坐不住了，大姐领头冲进父母房间，一边死死摁住父亲用以自残的双拳，一边大放悲声。紧随其后的我没有哭，但我知道内心在滴血。等父母慢慢恢复理智安静下来时，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了。

诚然，关于过年的往事，给我留下的大多是愉快的回忆，但在欢乐的主旋律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音，比如父母在这个除夕夜的剧烈争吵。它告诉我，生活并不是那么轻松，平时如此，过年也如此。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