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长

榜单首先是一群人的趣味，其次是一群人的权力，最终成为人情纠缠的现实生活。榜单的出台都会有一个正确而舒缓的缘由。只有天真的榜单制作者，才会一开始就想着抢夺话语权的阵地。一份榜单的敌人，不是另一份榜单，而是别的新物种。

趣味是安全的导向，也是堂而皇之标榜优秀作品的理由。趣味可以被狭隘地理解为好恶，也可以被宽泛地理解为彰显一种文学价值。一个榜单是否得人心，取决于评审者、评审方式、评审对象等多种客观和非客观的因素，想要做到面面俱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趣味就是群体性的偏见，也是文学榜单的陷阱。调动一群专业人士做这个活儿，不过是将他们的眼光以合理的方式进行展览。既是一场展览，就缺少不了策展者和策展的思路，邀请什么人，提什么主张，用什么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规定工作。

榜单的权力不是天生降临的，它诞生于日益圆熟的体制内部，成熟于机构经久的运作，被感受和命名为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这类权力是无形的，越是影响力大，越会构成纷繁复杂的权力场。在这个意义上，榜单和文学奖的本质一样，即权威的主张和读者的接受之间，横着一条难以调和的观念的沟壑。正是囿于可能的权力影响，以及无处不在的人情世故，一份榜单总是难以避免地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往积极的方面说，这是榜单——特别是优秀榜单——需要承受的压力，哪怕是吹毛求疵，甚至无理取闹。要知道同普通读者相比，所谓的专业者们更擅长叫嚷不休，更有欲望表达不同的“正确”的文学意见。

进入榜单对写作者总是好事，至少没有人会表示自己不合适，或者为进入榜单感到耻辱。少有人会做出这样拒绝的姿态来，那会被视为不领情和惺惺作态。写作者都是明白人，有时候甚至显得过于明白，不仅明白如何娴熟地配合榜单，还热衷于想方设法进入榜单评委们的视野，而不是埋头苦练写作的技艺。他们盼望着被选中，就像宫女那样期盼着有朝一日被皇帝相中，没有多少人可以真的忍受一生的不闻不达。不能仅仅责怪写作者们，评论家们也一样，即便板着脸的说真话的人，也难免陷入人情的泥淖。这是一出戏，无论戏的好坏，人马得齐全。导演、演员、观众都是演员，谁要不守规矩，伤害的是大家的利益。正所谓，都吃着一个锅里的饭呢，不指着你能加菜，不能往锅里吐痰啊。要真吐痰，你最好是做出吐痰的样子，把痰吐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大家伙儿心知肚明，也会成全你，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小争执不断、大面积平和的生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榜单就是文学粘合剂，张开翅膀，试图粘住南来北往的文学买卖人。有时候粘性比较大，难免也捕获了一些苍蝇蚊子。

如果只是将眼光停留在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制作出的榜单，那我们会错失一些来自“普通读者”的意见。之所以要打上双引号，因为这群人早就不认为他们只能是读者，他们早就开辟发表意见的新战场，正在像模像样地成为伍尔芙意义上的“普通读者”。这群人原本是榜单期望影响的群体，但是他们没有被动地等待专业的指令，而是试图利用人多这个优势，发展出一种民主式的群体性表达。从规模上而言，这个群体比专业者们更广大；从意见的表达上，方式也更接近于众声喧哗。发言的规则将决定他们的影响力。当数十万人同时对一部电影、一本书、一场演出进行表态时，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声势浩大的正面作用以及难以避免的负面问题。这就是移动互联网下的表达机制，混杂着商业诉求、大众心理、日常消费导向和现实生活等多种因素的庞然大物。弄得不好，这个大家伙就会变成怪物，会优雅地吞噬着各种不同的意见、评价和感想，会毫不费力地毁掉一部作品，从而让写作者、导演和投资人心惊胆战。如何讨好他们成了新课题，有人噗通一跪，跪出了黄金票房，成为如何打苦情牌的营销案例；后来也有人学习演绎这一“跪”，有的打脸，有的腿折。写作者正在习染这种风气，努力地经营自己，不乏赢得鲜花和掌声的成功者。

是相信一个专家或者多个专业人士，还是相信一群人——而且是花钱消费过的一群人——的日常表达，这会是一个问题么？原本可能是，但现在不再是。大众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后者，即和他们一样花钱去消耗时间的人，而不是专家们。所以说，一份榜单的对手，不是另一份榜单，更不是另外一群专业人士。无论有多少不同，他们都还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不过爱吃的菜不一样，还不至于掀翻桌子——虽然现实中总有这样天真的傻瓜。真正的对手来自另外一个桌子——桌子可能还不足以形容人多，应该是源源不断的流水席，来自完全不同的人群，即那些拥有了表达渠道和方式的“乌合之众”们，开始庄严地投票了。乌合之众，还会是一如既往地扮演嘲讽对象么？会是糊里糊涂的消费者？在一边被掏空口袋的同时，一边为文化生意人唱着赞歌？当然不会，拿电影来说，产业者们必须不露痕迹地、艺术地、尊重地讨好他们，不然无数个差评就毁掉票房——尽管有些电影死得难堪完全是咎由自取。当一个群体可以互通意见，在互联网领域将会形成发散的并且可以随时修正的影响。

必须说到豆瓣网了，尽管这个网站至今还没弄清楚如何赚钱，改版一次比一次让用户揪心，但至少在阅读数据这一块，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跳过这座被讽刺为“伪中产阶级趣味”的山头。豆瓣阅读的打分机制，以简单粗糙的方式，在短短十几年间，累积了数量庞大的意见。试想，当一本新书获得了几千个人打分，且综合分数超过八分的时候，这本书会被自然地理解为是一本好书，这个作者会被认为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者。一个现实中的写作者，如果他的书在豆瓣上的阅读者只有区区个位数，那无论如何也不能轻易地说，这是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写作者，即便他在现实的圈子中的确如此，但那依然是在圈子内。这样说无意批评任何圈子，只想说圈子总是小的，尽管文学价值评判的权力可以掌握在小众手里，但这就是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是满足于圈子还是试图向外。圈子本身并无优劣的道德标签。

豆瓣的独特之处，其一就在于用户的多层级构成。在阅读这一方寸之地，聚集了作者、书评人、读者、出版人、书店人以及媒体人，可以说整个出版链条中的人都在豆瓣中有一個ID，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种彼此牵扯的阅读生态。你无法期待所有的人都保持一致，当这些人同时为一本书打分时，最终分值（严格地说，是一个动态的最终分值，不断有新人在加入）的参考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民主表达的好处。在没有暗箱操作的前提下，一本书超过一千个人打分，并且分值达到8分以上，就会被认为是一本好书，为后来的购买者自然地形成参考。我们有许多理由来质疑这种分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一本得分9分的书，是否就真的比8.5分的书更有价值？反过来的问题同样成立。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实际上，这种质疑的深层次原因依旧在于，对价值能否量化表示怀疑和不确定。那么豆瓣的分值是否就是价值的体现？不能片面地把这种分值理解为价值判别，而应该是文学价值+传播热度+读者喜欢+口碑的综合评价。否则的话，我们无法理解《追风筝的人》得分是8.9，钱钟书的《围城》同样是8.9分，两者如何区别？区别在于，为《追风筝的人》打分的人有三十三万多，而为《围城》打分的人有二十多万，仅此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是近些年的新书，有营销行为的参与；后者是经典旧作，基本属于自发的打分。明白了这个前提，再看这两个相同的分值，就能明白两本书的侧重根本就不在一根线上，尽管它们的分值是一样的。分值只能是一个参考，当然不是一个孰高孰低的判断书。

其二是豆瓣网的评论系统。在最早的豆瓣网上，书评都来自读者自发的上传和分享，与传统的文学评论相去甚远，更接近于读后感的轻松、自我和单纯。随着更多出版人和写作者的涌入，豆瓣的书评水准开始提升，相对专业的解读性文章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所谓的“豆瓣红人”开始出现，即拥有更多粉丝和号召力的写作者。这一点在豆瓣电影的页面中更为引人注目，有的影评人的早期评论可以左右一部电影的票房。图书是小产业，且产品众多，不像电影一样能够上院线的毕竟是少数，图书就分散多了。为了适应新媒体的速度，豆瓣开发出了“短评”功能，与相对较长的评论形成支撑。从《百年孤独》来看，综合评分9.2分，打分人数为十四万人，短评五万多条，书评3538篇，其中标题为“在你觉得阅读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的书评，被7800多人认为“有用”，列为最热门。有意思的是，这篇最热门的书评并没有触及到小说本身，只是表达一种观念：有些书不到年纪，不到真正懂得孤独，是读不懂。如果读不进去，就不要勉强。如果生命厚待你，会给予你第二次阅读它的机会。毫无疑问，这种带有自我反省和安慰意识的文章，总是容易打动那些不读书的人。标题为“那些关于时间和孤独故事”的书评，有3800人点赞，算是真正的“技术贴”，文章分层级将《百年孤独》的故事进行了梳理，尤其是对家族中的七代人物进行了整理，有助于读者进入小说本身。我们依然不难发现，即使如此细致的报告式阅读，依然谈不上是深入的文学评论。不过，用户并不在乎这一点，他们期望获得的是共鸣和分享，而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引导。

豆瓣的价值在于十年之功积累下来的数据。有一个阅读公号“书单来了”，开始挖掘和消费这座矿藏，对豆瓣打过高分的书进行分类，每条微信内容推个三五本，冠以标题党式的标题。有一篇“5本文学经典，讲述5个对抗平庸生活的普通人”，点击率超过了十万加。第一本书就是《斯通纳》，豆瓣打分最新数据超过17000人；第二本是库切的《青春》。评分数都来自豆瓣。潜台词无非是豆瓣打出的分数值得信赖。据说这个公号粉丝目前已经超过五百万，正走在商业化的路上，流量迟早会具有商业用途。豆瓣的这些数据还会有多少用处，目前不得而知，但我们需要面对这些数据，正如所有做出版的人，理论上都需要掌握自己的书被谁买走了、读完之后给出了怎样的评价。这些豆瓣知道，当当知道，京东也知道，唯独出版社不知道，更别说读者了。大众点评时代让人人都成了美食家，这多少丧失了很多乐趣，失去了发现的乐趣，不过对普通的食客来说，减少了进错饭店的时间成本和心情成本。我们谈论豆瓣的评分机制，不是为了大众点评背书，而是想指出在传统的桌餐之外，另一桌流水席或者说自助餐已经开始了，并且所安排的食物都来自食客们自己探索和评点过的。

民主式打分有好处，自然也有坏处。如今豆瓣不是唯一的意见空间，它正在没落，正如人们所批评的那样，豆瓣的趣味正在变得狭隘和固化，也同样在慢慢变得圈子化，以至于流失了大量的老用户，新来的年轻人至少在阅读这一块，并不像他们眼中的“大叔”和“阿姨”们那样有着情结。加上水军的来势汹汹，数据的注水越发变本加厉，当一个出版商雇佣了百十来个水军，每人负责操作十个账号，在短时间给一本书打分，显然可以掀起一点风浪，让一本劣质书变成热门。譬如当年李继宏的最优译本事件，先是在豆瓣引起口水，继而全国引起争议。豆瓣网曾经有过的黄金期，并不容易重现，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心化”并不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如今新书在豆瓣的阅读率变得日益稀少，尽管豆瓣内设的“最后关注图书榜”看似活跃依旧，但难以避免地开始呈现出图书馆式的暮气。

传统的文学榜单不会因为关注少而失去地位，它们依然是圈子内部循环必要的环节。新媒体榜单也不会因为负面影响而走进死胡同，它们身上从一开始就具备的商业基因，有欲望进行自我调整。群体性评分就是商业点，有人在就会有商业在。资本的全部逻辑在于用户数量，其余的不过是锦上添花。群体性的民主意见的缺陷也清晰可见，就是选出了相对中庸的好书，譬如豆瓣文学书中，参评人数最多的是《追风筝的人》，有近三十三万人进行了打分，短评九万多条，书评七千余篇，可谓壮观。不能否认，这是一本好小说，但它的文学性显然算不上一流。即便这样看似浩荡的人数，和它的全部读者相比依然是一小部分：一部分读者在销售平台的刺激下，进行评论和晒单；还有大量的人静默无言，无从知晓他们的态度。

这样的生产机制和传统文学榜单的区别，就在于十几个人和十几万个人的差别。十几个人如果犯错了，也就是十几个人的事。十几万人犯错了，那就不仅仅是错，而是阅读口味变了，本质上是生意方式变了。十几个人做主，有可能推出新颖的具有探索性的写作方式。群体性的综合平衡得分，则剜掉了创新的可能。《平凡的世界》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话题。在许多专业学者的眼里，这部长篇小说谈不上多好，譬如学者洪子诚先生就没有在文学史中谈起它。在读者群中，这部小说却扮演着青年人精神火炬的角色，每年都在卖出数以万部。问题由此而来，这种巨大的差异是怎么诞生的，专业的批评意识和大众的接受认知是否会越走越远？弥合这种距离的方法，除了强硬地假装友好地拉近他们，是否还有别的温和的法子？《平凡的世界》只是一个案例。这个远远称不上有意为之的个案，其意义在于时时刻刻提醒人们，专业的声音可以推崇一本书，却无法阻止一本书被不断地阅读，那么在所谓经典化的过程中，谁才是经典化的主力部队，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普通的阅读者？

金宇澄的《繁花》则是另外一种情況，真正地叫好又叫座，在当当网有七万七千多条评价，豆瓣打分是一万两千余人，京东网可见评论数据“2.3万+”以上。这些可观的数据折射出很多信息。事实上，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繁花》的势头已经像火焰一样燃烧着。回观这本书的传播史，可以思索的问题在于，谁发现了这本书，又是谁加速了这本书的传播。关于《繁花》的传播历程，当然有许多故事可以讲述。

一个合格榜单的全部使命，仅仅是选摘出优秀的作家作品，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工作是在选择之后，花费更大的力气对入榜者进行推介，如此才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问题是如今的榜单制作者们会有这样的公心么？毕竟物质上受惠的未必是他们，而是出版商们。奈保尔曾经建议作家们说，再独特的想法，也得找到容易被读者理解的传播方式来传达。置换到榜单，道理是一样的，再好的榜单，也得找到容易被读者理解的方式来传达，必须与读者群体联合起来，必须去影响销售，不然做出来就烟消云散，何必费这份心呢？

榜单应该是一种驱动，尤其是在新作和新人出来之后，借助专业的眼光，用大众接受的表达方式，完成引擎的点火，一旦进入跑道，自然会万物花开。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