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江

摘 要：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共同体”为阐释基础，提出民族国家的铸造不仅需要发达的工业、出版传播行业和统一的市场，同时也需要战争作为具身性的催化剂。而在和平年代，失去了战争这个残酷的外部力量，足球作为战争的最佳隐喻，成为继续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体。足球以其第一运动的传播力、召唤力和切身性特征，提供战争一样的带入情境，激发参与者的激情，把大众的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来，而这种想象共识的达成，则成为了铸牢“个体身份-集体身份-国家身份”三位一体身份的内在力量。

关 键 词：足球运动；民族共同体意识；身份认同；想象共同体；具身

中图分类号：G8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5-0013-07

Abstract： Based on Benedict Andersons “imagination community” as the interpretation foundation，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the forging of a national country needs not only developed industries， publishing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and a unified market， but also war as an embodiment catalyst； while in the era of peace， such a brutal external force as war is lost， as the best metaphor for war， football becomes the cultural entity of continuing to solidify the national community awareness； based on its number one sports communicating power， summoning power and pertinence characteristics， football provides a war like entry scenario， inspires the participants passion， and converges the masss community awareness， while the reaching of such an imagination consensus， becomes the intrinsic force for solidifying such a trinity identity as “individual identity – collective identity –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football；national community awareness；identity recognition；imagination community；embodiment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思想精华[1]。民族意识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综合心理倾向[2]。找准民族的情感共鸣点和心理契合点，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了新时代的重要课题。

2017年6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时表示：“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在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人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3]2017年7月5日，习主席在德国柏林奥林匹亚体育场观看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时强调：“希望孩子们在德国期间发扬团结拼搏精神，学习和交流足球技巧”。[4]习主席在进行外交活动中常以足球迷“身份”的形象示人，如他在英国欣然接受了卡梅伦赠送的英格兰队战袍，在美国称自己是小贝的粉丝，在德国穿上勒沃库森的10号球衣，在荷兰同范德萨进行亲密交谈[5]。习主席对足球的特别重视绝不仅是出于他的个人愛好，更是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具体行为阐释。实现民族复兴，首要在民族能够融贯一体，每一个成员在意识与情感上能够相互认同、相处融洽。那么，作为一个体育项目，足球究竟何以与“爱国”“集体”“团结”这些精神有如此关联，以至于习主席几次与足球相关的谈话中都会提及，这种关联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呢？足球运动是否可以成为民族的情感共鸣点和心理契合点？这是需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

1 “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铸成的重要历史节点

安德森[6]于1983年提出的“想象共同体”概念重要意义在于，它明晰了民族国家并非自古就有，而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工业化、城市崛起、传媒技术（印刷术）发展而兴起的“意义实体”和“精神共同体”，因此是“特殊的人造文化体”。安德森认为：国家“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兼有有限边界意识和主权两者的想象的集体。”在一个民族共同体内，“即使作为民族最小单位的成员永远不会认识这个国家内的大部分同胞，不会见到他们，或是听说过他们，但在意识中却能将彼此之间想象为一个紧密联接的共同主体。” 换言之，虽然古代中国也存在“族类”意识，也需要构建共同合作的社会关系（荀子称“群居合一”），但那种群的意识，或者是儒家“家国一体”的父权宗法和血缘之群，或者是政治派系的群（如东林党、清流派），抑或是村落宗族的生活群，都缺乏清晰的领土权和主权意识。古代的“国”和“族”主要指有使用价值的土地，或是宗庙及皇权的借代，或是直接用于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因此，考察当代人意识中的“民族”“国家”是如何被铸造的，则成为了讨论如何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

以中国为例，古代的“中华、华夏”就是一个在地理、政治和内涵方面，都非常模糊、碎片化和形态多变的“共同体”概念，“中华民族”这个观念实质上是一个近代“发明”。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对欧洲世界史著作作评价的基础上，破天荒地使用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1902年，梁先生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由此导致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当时的精英阶层萌发。然而，这一萌芽成长是缓慢的，即便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广大的民众仍然秉持着臣民意识。鲁迅先生的小说对此刻画得尤为真切，民众眼观同胞被杀害的漠视，诱发了他弃医从文的想法，在他眼中麻木不仁的国人，实质上就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匮乏。相对于中国，欧洲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工业化致使其同时成为了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滥觞地。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摧毁了封建割据、削弱了王权，开创了高流动性的统一市场；在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印刷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与广度；同时，资本主义需要有基本文化程度的工人，推动了初等教育的发展，使得文盲率大规模下降。这一切都奠定了安德森民族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的“物性基础”。

然而，安德森的论证中有一环是缺失的，即：民族国家如何从想象的观念最终切实转化为爱国观念的呢？Ismer的一个设问——国家的理念如何变成了个人身份具身的一部分或是身体经验的一部分[7]，实质已经很大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换言之，民族国家真正铸成源自具体的民族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态度。这种实践的本质是身体活动的参与和具身的认知，德国社会学家Gerhards[8]认为：身体化的经验表现为情感，情感则是最为真切和纯然的主体显现。另一位社会学心理学家McCarthy[9]也指出：“感觉和情感是回答我是谁、我的真实性、我如何感知和如何发现真实自我的关键所在。”反过来，触发这些情感的最直接因素就是具身体验感，尤其是共同体的具身情绪，更是让个体真切地相信自己是这个民族真实的组成部分。换言之，情感是比想象共同体更为原初、更为朴素自然的共同体身份和忠诚爱国的来源。

战争是一种能集中激发出民众集体意识与主体身份感的特殊触发器，战争的苦难能够唤醒潜藏在人们生命深处最为强大的情感，同仇敌忾，使本民族的同胞相互认同和相互扶持。从欧洲30年战争灰烬中生长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再到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联合体（国联与联合国），都是民族国家自诞生后经过一步步强化而走过的历程。

战争，从本质上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是灾难，但人的潜力往往能在痛苦面前被最大化地唤醒，这种潜力在战争中的表达即是达成普遍的共识和目标。在抗日战争之前，虽然中国与其他侵略者之间的战争已发生过多次，但那时，作为“非民族国家”的中国，其战时动员能力非常的羸弱。在大部分民众的认知里，甲午战争不过是北洋集团与日本的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南方督抚联合实行“东南互保”，各自明哲保身，不相互合作共御外敌，相比之下，抗日战争却让当时的国民政府调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这场战役之所以能够将举国资源全面投入战争，一方面是其广泛开动了宣传机器，利用一切能够传播民族观念的媒介向民众宣传；另一方面，在思想教育领域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傅斯年提出“历史的人”之概念，强调在中小学教育中加强历史教育，蒋介石曾在1939年12月至1944年1月之间先后11次下达手令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指示教育部改革中小学课程及教科书内容，加强民族主义教育，建构民族国家认同[10]。从此，这个古老的、被宗法结构连接起来的农业民族真正构成了一个“想象为一体”的民族国家。

抗日战争时期才真正意义上铸成了民族国家，抗战成为中华民族意识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节点，这使内涵有政治主权、领土意识、族群等概念的“中国”得到广泛认同，并作为一个联合体而存在。战争迫使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权统一对外，推动了全国宣传机器的大规模开动，促使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成为各级教育的主体，加之全国范围内的物质资料动员，使得民众对民族国家有了切身的认知和真切的体验。

跨过抗日战争的这个历史节点，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就难以再被外力所动摇，尤其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任何战争的威胁都只会强化这种意识。我们之所以回溯历史，一是为了说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二是为了援古证今，即中国作為民族国家，其铸成之要素与其他的想象共同体是基本相似的：（1）强大统一和被广泛认同的合法政权；（2）可以将民族意识传播到基层的媒体工具和教育机制；（3）能够集中调配资源和生产资料。

然而，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是和平与发展，战争已经成为局部的“杂音”，在某些方面来说，失去了这一外部催化剂，尤其是在阶层分化、民族分治、宗教差异、价值分野等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认同有可能发生自内向外的瓦解，或者出现松动的趋势，民众在各自小圈子中的安逸生活渐渐消解了构成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消解了激情燃烧的身体经验。那么，在新的时代，有什么力量能够抵消这种内部瓦解呢？

2 足球运动：战争隐喻与当代民族共同体意识铸造

当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都重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宣传和教育，但其努力的结果却逐渐显得力不从心。虽然互联网的媒介传播力量无孔不入、远胜于以往，国家集中调配资源的能力也更强，大部分国家的合法性本身也未遭受民众普遍质疑，但究其根本原因却是，作为国家政治象征的中央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间接，人们很难在情感上直接与其发生关系，而且一旦遭遇困难和不平等待遇，认知模式就会倾向于去责难政府，会导致民众意义、精神和情感的丧失，民族国家的集体想象体会面临缓慢解体的危险。

和平来之不易。当今再也不能通过战争手段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还有一种“类”战争的“游戏”能够直接地打动并切入广大民众的情感、体验和意义认知世界，这种游戏就是足球比赛。那么，足球为何能够在铸牢民族共同体想象上发挥类战争的作用，又如何发挥这种作用呢？

第一，从历史维度上看，战争和体育比赛本身从一开始就水乳交融。体育兼为一种训练手段、祭祀仪式与非战争时期的游戏而存在，自上古时代的图画和原始文字记载中就已经大量出现，在轴心时代的古代希腊、古印度和古中国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到了足球运动勃兴的近代，足球比赛对军事训练的工具性作用就更加突出，德国甚至将国家足球队视作准军事组织。Campbell[11]在《体育训练即战争演练》中指出：足球需要高水平的技术、合作精神和敏捷身手，具备这些特质才是一个充满勇气和力量的优良团队，所有这些令人满意的特质既可以作为游戏竞技的團队，同时还可以为军队作储备。

第二，足球被称作世界第一运动，集中表现在其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上，这是其他运动项目难以企及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仅网民的访问频率就达到151亿人次[12]，新浪微博上关于世界杯的总讨论量达到19.6亿条，社交平台用户的互动量不断递增，呈现滚雪球式累积效应，相关微博总阅读量更是达到297.5亿次[13]，而且随着网络技术向偏远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进行扩散，这种影响力还会继续增强。这种传播力量与抗战期间民族共同体铸成时的民族身份传播力是相似的，甚至更强于前者。

第三，足球比赛本身是一种战争的隐喻，竞技项目除了直接表达战斗技能之外，通常会以某种表演形势来象征战争的必胜之貌。End等[14]的一项研究表明，体育迷与对照组相比，更热衷于将体育名词与战争词汇相对应，如NBA的选秀间被他们称为“作战指挥室”，一个足球长传被称作“投弹”，坚韧不屈的球员被称作战士，压倒性优势被称为“屠杀”……更重要的是，这些体育迷彼此的认同感和身份感远强于非体育迷群体。体育媒体的相关报道上也会常常使用“战争词汇”来描述体育赛事，如：揭开战幕、策略、战术、防御、主帅、小将、X家军等等。

第四，从足球对人战斗本能的唤醒角度而言。“追逐球类”是人类和猎食类动物共有的本能，足球给人带来的快感蕴含了猎杀猎物与击发武器的双重象征性意向[15]。足球的“射门”更能唤起人的原始欲望，是男性性隐喻的最显著表征。作为游戏，足球本身就是一种角色扮演，而且是具身化的直接体认，运动者参与到整个运动过程中，通过与队友和对手进行身体接触，形成身体表象和身体图式，欢笑、嘲弄、愉悦、观察和领导[16]都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一支国家队所带来的身份认同感是直击人最本源的情感世界的，是无中介的。因而，从情感激发和创造共同感的效果上看，足球与战争有着相似的作用和效果。体育竞技与战争动员一样都能充分激发人的斗争精神，对于在团体中的个体而言，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群情激昂的环境浸染中，人能够感觉到与他者相似的情绪和浓厚的集体归属感。两者都会营造一种直接的情感体验，一种身体与身体的直接对抗，肉与肉的直接较量，紧张、恐惧、慌乱、躁动、亢奋、激动充斥着整个过程。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看者，都极容易产生巨大的情感共鸣和知觉投射，甚至观众也会不由自主地融入其中。

第五，足球的大众性能够引领广泛的参与度，这与反侵略的战争类似，能够深度调动全国的宣传媒介、动员观众的热情和激情，让他们能够将自己情感投射到在赛场上拼搏的运动员身上，形成情感共鸣和知觉投射。大众通过各种媒体观看自己国家队的比赛，从自我投射中获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在媒体强大传播力的助推下，使得每个热爱足球、观看足球比赛的人都时刻被提醒着：我们是自己国家的一份子。更重要的是，足球比赛胜利的背后，实质上反映了这个国家对资源的综合调配能力、动员能力和利用效率的高低。尤其是足球这种复杂性和团体性的项目，需要从基层、从儿童时期就开始选材和培养，需要充足的营养供给、优秀的教练员人才、良好的团队配合、其他相关辅助人员的努力，还需要良好的国内竞赛选拔机制和法律配套机制，所以它是一个民族国家整体力量和综合国力的体现。

第六，足球比赛进攻的持久性和艰难性，使其相对于其他项目更加接近“战争”的状态，这种很少一蹴而就完成胜利的比赛使得它的战争隐喻更强，也更能唤起人们对于不可知未来的期待，克服不确定性与厌恶确定性在人的原始欲望中总是保持着强大的内在张力，这种动力在诸多体育项目中是首屈一指的。

第七，足球比赛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角色扮演”，公众通过观赏来寻找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和反派，并带入其中。这种欲望亦是基于集体身份认同的本质，英雄象征自我团体，反则象征对立面。人们在角色扮演时划定了边界的规定[17]。Brookes[18]指出，一个民族历史上的荣耀总是与沙场紧密相关，而当今它被移植到了足球场上，足球大赛的胜利能让一个衰落的帝国重拾它黄金时代的辉煌，让民众在怀旧话语中找到民族的身份认同。人的身份感和自我定位都取决于其所在的集体之中，当集体亟需建立连接的时候，个体就会在这种力量之下迅速完成自我的建构。足球竞赛和战争类似，都是一种极强的连接，其特殊身体知觉场和情感场的作用不仅会容易让参与者产生集体认同感，也会让参与者产生处于特殊场所的情感共鸣。

基于以上7点，足球可称得上是和平时期新的“身份粘合剂”，它具备了铸造和巩固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特性。当然，足球比赛本身并不具备强力的权力话语和行政功能，因此它在想象共同体的意义构造上主要起到粘合剂或催化剂的作用，这也仿似战争的作用，虽本身并不铸成共同体，却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催化剂角色。

3 “身份粘合剂”：足球运动在民族共同体意识铸造中的意义

人是社会性动物，在人的潜意识层中存在着得到他人接纳和肯定的内在欲望，因而每个人实质上都潜藏着成为群体中英雄的期待，无论是自己还是自己的投射，都是这种期待的显现。现代媒体的重要作用就是把这种内在欲望更加明晰化和夸大化，媒体利用人的原始需求，以话语的方式构建了英雄，再由英雄构建了不同国家“共同体的身份”。足球对人原始力量的唤醒力和马太效应似的传播力，使其当仁不让的成为最佳选择。所塑造的足球明星则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角色象征中心，他们的个人史被赋予了具有特定时代的文化身份，并由此成为民族的英雄[19]。尤为重要的是，足球英雄所体现出的是平民精神，所创造的是贫民英雄的形象，“无限制”和“无障碍”的跨阶层表象使大众极易产生自我投射感。不像其他对抗性强项目的职业选手，足球运动员在表面上与常人的身高、肌肉和力量等方面相仿，足球英雄看起来似乎比较平常，再加上拉丁美洲的很多足球明星出身贫困（最典型的如马拉多纳，他就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菲奥里霍镇一户拥有8个孩子的贫困家庭），更是强化了大众心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声。像马拉多纳这样的平民叙事在阿根廷持续了二十几年，将平民话语推向了高潮，也深刻影响到了世界其他国家。一旦人人都有一个成为“共同体英雄”的期待，该共同体的相互认同度和集体力量就与缺乏期待的团体不可同日而语。Michel Billig[20]曾将这种形态下的民族共同体情感称之为“平庸的民族主义”，一种在每日生活中所熟识的民族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铸成方式对于起步较晚、贫困阶层体量较大的后发现代性国家而言更为重要。

足球对巴西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意义举足轻重，并因此诞生了一个葡萄牙语专属词“futebol”[21]，其内在意涵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足球”，由地方性足球扩展为国家化的认同。巴西学者Alabarces[22]甚至毫不讳言地称足球即为巴西民族基础的转喻，巴西本身就是“足球化”的共同体，统一的家园并非是政治的权力叙事，而是足球的史诗。Sarlo[23]进而认为，足球作为一种战争隐喻和文化机器，是当代民族叙事生产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在一个大众媒体发达异常的平民社会，日常民族主义和平民英雄相對于“伟大领袖”这样的政治、官方民族主义要更加深入身心、切入情感。英雄不再是少数人“精神的肉身化”，而是每个人的肉身化，足球这个激动人心的叙事方式始终激荡在英雄与日常生活之间。唯有人人都属于勇士团队，民族国家的意义结构才不至于从内部瓦解。可以说，足球之于巴西人、巴西民族的地位更像是“存在”本身。世界杯的辉煌战绩则成为巴西民族最引以为傲的“战争胜利”，而且是作为日常生活的战斗者之胜利，由此，巴西人成为巴西战士[24]。当这种观念进入到个体的生命当中，民族国家的认同情感就会悄无声息盘绕其间，深入到生活世界，切入到日常体验，从孩提时代就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中，强烈的民族情绪自然构建为坚实的身份。

巴西并非是个案，在亚洲，备受欺凌的民族国家在完成了民族独立和铸成了民族共同体之后，足球也继而成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粘合剂，它作为“体育的力量”的代表项目也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身份符号”。这种符号的力量既具有政治话语的强力作用，也无时无刻地连接着日常生活。韩国的一项研究就认为，自朝鲜战争之后，在冷战的背景下，韩国的足球事业变成了承载民族意识形态的战车，足球运动成为了促进体育民族身份、表现意识形态优越性和民族地位的宣传主体之一，也成为韩国民族主义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25]。

相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足球运动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其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身份权力斗争的脉络则更为清楚。早在19世纪初，足球在英国仍方兴未艾时，德国体育界曾试图以推崇体操运动而与之相抗衡，即所谓要“英国体育”还是“德国体操”的话语权争锋，报纸上甚至还发出“废除拙笨的足球”之倡议，德国高校学者Planck出版了宣传册“拙笨的足球：超越足球比赛与英国病人”[27]，宣传德国人应坚持“自然”体操的哲学和模式。但很快德国就认识到足球的影响力和受喜爱程度已经远在体操之上，为了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德国体育界决定提升其足球比赛水平，并将足球“德国化”[28]。德国历史学者Eisenberg[29]指出，这种争夺的背景实质上是与德国和英国在“第一工业强国”地位上的争夺有关，尽管这种争夺是以足球这种“加密形式”来呈现，但这个看似次要的意识形态领域，却确定了德国足球的基础，此时，足球在德国被定义为了一个“国家事件”。因此，足球成为唤起民族自信、推动德意志民族身份感、镶嵌于民众意识深处的符号。到了20世纪初，足球在德国已经成为军队训练的项目，德国足球协会（DFB）甚至加入了准军事部队——青年德国联合会[30]，这使得足球在政治层面上成为了民族国家整体身份铸成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无论是早期就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诸多曾遭受欺侮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足球以诸项“第一”的特殊动力，聚集、唤醒、推动和催化了民族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的铸成，使得原本陌生人们产生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感，这个作为一项“在和平时期的战争”和“和平的战争”的体育项目，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背景的当下就更具意义。

4 足球运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身份粘合剂”

我国足球运动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最早被称为“蹴鞠”或“塌鞠”。汉唐时代曾一度风行，出现了汉武帝、唐玄宗等“帝王球星”。20世纪初，现代足球传入中国，中国足球曾称霸亚洲，获远东运动会的九连冠，出现了“亚洲球王”李惠堂。而当代中国足球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振兴足球成为了时代呼声。2015年出台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31]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中国足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运动本身，上升到国家意识层面。因此，发展足球运动、振兴足球无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具体可操作化路径之一。

首先，以普及足球运动为主，促使“我是足球人”的“个体身份”认同与发展。“个体身份”强调自我认知，注重个体身心体验。马约翰先生曾强调：体育是培养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32]。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少年强则国强，中国当代青少年严重缺乏运动和体质的逐年下降已成为社会现象，这将会导致国家军队优秀兵源缺少，长此以往将会潜藏着民族体质集体退化的巨大风险。足球以其本身的特点成为全面促进青少年身体素质的必然选择，同时足球项目可以促进其他运动项目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营造良好的全民锻炼氛围，实现全民健康[33]。正如2016年出台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强调中国足球的近期发展目标为“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要保障足球运动的场地、经费和时间，形成全社会支持和关心足球运动发展的良好氛围[34]。因此，全面普及和发展足球运动，促使全民“我是足球人”的“个体身份”的认同，这必将全面提升国民身体素质，以此为突破口可以进一步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

其次，以建立足球项目社会生命体为主，促使“我们足球队”的“集体身份”认同与发展。“集体身份”强调群体属性，注重群体成员归属感、群体内聚力以及对其他群体的包容和融入[35]。当代我国青少年多以独生子女为主，其自身的担当品质、勇敢精神、集体意识、奉献精神和爱国精神出现严重缺失。而足球运动项目具有极强的“群体效应”，极易引起参与者和观众的广泛认同，这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奉献精神与团队意识，从而促进其社会化进程。因此在满足增强国民体质和培养竞技后备人才的基础上，形成“足球发展-青少年成长-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体”[36]。这需要以发展老百姓自发性的“草根足球”、教育普及性的“校园足球”和社会产业化的“社会足球”为载体[37]，建立起缜密的、有序的年龄级联赛制度，使各年龄群体、各个学校形成有机的统一社会生命体[38]。因此，建设“足球项目社会生命体”，达到全民有归属的“我们足球队”，促使“集体身份”认同，才能使中国足球活力更强、动力更足、影响力更大。

再次，以实现足球一流强国为目标，促使“我国足球”的“国家身份”的认同。“国家身份”强调国民集体身份和公民身份的认同，突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足球项目强烈的群体效应和集体认同也被赋予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战争符号的隐喻。在办好全民足球、提升国民身心素质的基础上，提升足球竞技水平，跻身国际一流强队，承办国际足球精品赛事、塑造国际精品足球明星，从而形成国家品牌、塑造国家形象，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发展目标。因此振兴足球、实现足球一流强国是国民精神塑造、民族团结促进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足球”的“国家身份”的认同需要。

和平成为时代的主题，战争凝聚民族共同意识的功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体育竞赛成为最佳的替代品。足球以其第一运动的传播力、召唤力和切身性特征，隐喻了战争的内涵，体现了“爱国”“集体”“团结”精神，成为了继续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的载体。它对国民身心素质提升、国民精神塑造、民族团结促进和国家形象的建立都具有重要意义，足球运动能够把大众的共识聚集起来，这种想象共同意识的达成是铸牢“个体身份-集体身份-国家身份”三位一体身份的内在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的今天，发展和振兴足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作用更加不容小觑，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尤为重视足球运动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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