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民族化：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

2018-12-04孙晨晨邓星华宋宗佩

体育学刊 2018年5期

孙晨晨邓星华宋宗佩

摘要：现代体育运动全球化传播与民族化的互动如影随形。现代体育运动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互动，促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经历从文化冲突中民族文化身份的捍卫，到文化模仿中民族文化身份的缺失，再到文化冲击中民族文化身份自省的变迁。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互动日益突显的时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应重估西方现代体育运动文化传播的价值、坚守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精神、培养全球与本地融合的世界主义视野、注重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人本主义关怀，从而在他者借鉴和自我坚守、个体自觉和群体共享的辩证中，重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并促进世界多元体育文化的繁荣。

关键词：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现代体育运动；文化认同；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5-0030-05

Abstract： The globalized spreading and nationalized interaction of modern sports are a close pair.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modern sports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promoted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to experience the changes from the defense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n cultural conflict， to the loss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n cultural imitation， and then to the introspe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n cultural impacts. In an age w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is ever increasingly promin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we should reevaluate the value of cultural spreading of western modern sports， stick to the cultural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ivate the cosmopolitan vision in which global and local are fused， value the humanist ca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thus in the dialect of other-reference and self-adherence， as well as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group sharing， rebuild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world multiple sports cultures.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modern sports；cultural identity；globalization

“認同”（Identity），即身份认同，涉及“我或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系列问题的追问[1]。而文化作为身份界定的一种方式，文化认同是对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2]，是对某一特定文化或文化群体的归属感[3]，是凝聚一个民族、国家及区域共同体的“识别象征体系”[4]。概言之，文化认同，即对某一文化的集体承认，意味着群体身份的共享。文化身份是动态变迁过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核心价值观的承认，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共享，凝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在西方体育运动文化传播的历程中，全球化与民族化始终作为二元交互的力量，推动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动态发展。

当今全球化与民族化互动日益突显，加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对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5]，对外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是我们每一位华夏儿女的重任。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需要在“文化现代化”和“文化全球化”，即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语境中思考[6]。为此，本研究通过考察现代体育运动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互动历程，厘清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身份变迁，反思全球化与民族化、自我与他者、现代与传统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为新时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播提供理念借鉴。

1 中西方体育文化互动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身份变迁

1.1 文化冲突中民族文化身份的捍卫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西方列强殖民入侵，在民族危难和救亡图存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觉醒，为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凝聚民族文化力量、振奋民族文化精神，在近代民族主义的诉求下，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具有“民族性、国民性”的文化载体被凸显出来，在军国民主义思潮下，承担起强国、强种、强兵的重任[7]。同时，伴随殖民扩张而来的现代体育运动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之间互为他者的文化冲突，也增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本位身份意识。现代体育运动在欧洲的发端即蕴含着精英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念，其在亚洲、非洲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传入便承载着一种文化道德上的优越感[8]。在西方人看来，相对于自我“现代”“文明”“强健”等身体文化形象，他者即非西方的中国则是“传统”“落后”“孱弱”的“东亚病夫”。而在倡导儒家文化“重文轻武”的中国人眼中，相对于自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天人合一、修身养性”，他者即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则是只重视外观身体而忽视内心修养的异域游戏。

为此，在近代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以及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冲突中，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符号的表达，扛起捍卫民族文化身份、凝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大旗，从而引发经典的“土洋體育之争”。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西方传来的体操与运动竞赛等是无益于身体健康且耗时耗钱的无聊游戏，根本不适宜中国积贫积弱和民族危难的国情。为此，在体育救国和保存国粹的主旋律下，武术作为“土”体育的代表，其蓬勃发展便体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对西“洋”奥林匹克体育文化的抵抗。精武会、中华武术会等类似社会民间武术组织的兴起，马良创编《中华新武术》在学校教育开设，以霍元甲为代表的中华武术精英对战西洋力士胜利等，不仅促进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而且武术作为民族文化身份承载者也发扬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的价值。

1.2 文化模仿中民族文化身份的缺失

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传播之初，经受民族体育的抵抗，但后期为缓和西方殖民扩张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在传教士和军人对西方体育文化宣扬中，以及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推动下，中国对西方体育生物观无用论的认识开始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开始走向模仿与变革之路。在康有为、梁启超等崇西、尚力人士鼓舞下，同时伴随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传入对军国民主义的冲击，近代中国已卷入西方现代体育运动主导的大潮中。尽管存在捍卫民族体育本位身份的“土洋体育之争”，但却促进人们对西方体育科学化的了解，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开启借助奥林匹克运动文化模式进行自我改造的现代化进程[9]，并且在内容、形式、组织方式等方面均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10]。在民族主义情绪逐渐稀释后，原本学校体育中的武术教学内容、竞赛形式等却无不都是西方现代体育运动模式的复制，造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空间的压缩、本真精神的削弱和自我身份的缺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寻求文化自尊，进而提升国际地位、鼓舞民族士气，现代体育运动被赋予历史重任，走向中心性舞台，从而加重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代表的边缘性。在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奥运争光计划之下，源于英国的乒乓球运动成为中国“国球”在20世纪70年代外交之中用“小球撼动了大球”，排球也在20世纪80年代被中国女排的五连冠赋予崭新的体育精神，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无疑使现代体育运动凝聚起“中华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与此同时，民族文化身份的典型代表——武术，在卸下强种、强国的工具性价值后却似乎失去官方的瞩目，尤其是在现代体育成为中华民族荣耀的光环下更显暗淡无光。为此，西方现代体育入侵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空间的挤压、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模仿与变革中民族本位精神的丢弃、金牌价值取向下民族传统体育政府保障制度的欠缺、市场利益追求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扭曲造成传统体育民族文化身份的缺失。

1.3 文化冲击中民族文化身份的自省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四五十年中，西方体育文化始终占据中国体育主流地位。伴随着世界冷战结束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体育运动全球化进程又冲击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凭借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在媒介帝国主义、全球现代性、国际话语权掌控等途径下宣扬美国体育文化价值，谋取经济利益，造成全球体育文化产业的同质化[11]。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实力提升，体育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凸显，但也无可避免受到全球同质化力量的冲击。在全球跨国消费主义的逻辑下，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再次影响着中国的体育文化产业市场，削弱着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内涵。

尽管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造成新的冲击，但也为世界各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机遇。正是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促进了各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抵抗与自省。为此，寻求中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差异和定位，回归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精神，进而反对世界体育文化的同质性，倡导文化的多元化成为当下全球化时代的主旋律。在同质性和多样性并存的文化全球化时代，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率先提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倡导人们对文化过往和未来的自知，以在新时代中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12]。费孝通“文化自觉”理念的提出，不仅成为诸多体育研究学者后续阐发的核心理论基础，也切实促进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复兴之路。而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中，反思西方现代体育运动传入历程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革中主体精神的丢失，也反思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真价值对西方体育文化中消极成分的制衡，以及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与全球传播路径等，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省的主题。

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未来省思

2.1 重估他者文化传播

回望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中文化身份的本位，到新文化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中文化身份的失位，可见民族传统体育对民族文化身份的承载似乎陷入两极化状态。而这种现象源于没有辩证审视西方体育文化传播的价值，导致对西方现代体育运动文化传播中文化帝国主义隐喻的认知以及文化民族主义抵御心态的产生。为此，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中国建设体育文化强国的新时期，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身份的重建以及文化全球化时代中的跨文化传播，应辩证审视他者文化传播，抛弃文化帝国主义的偏见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抵抗。

尽管西方体育文化传入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存空间造成一定挤压，但仍需认识到现代体育运动传播在推动非西方国家开启现代化发展道路中的正向价值，认识到受众群体在西方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认识到传统体育适应性变革中理性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没有现代体育运动文化传播的激荡，就没有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活力。若将现代体育运动传播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去看待，那么在21世纪文化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未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就可以抛弃文化抵御的心态，避免用“东方文化中心主义”代替“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合理把握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在民族文化身份承载中的位置，不能在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中延续狭隘的民族主义、捍卫民族身份而影响跨文化传播之路以及对其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吸收，也不能在世界各民族加快体育文化传播和多元体育文化渗入过程中，因文化猎奇心态和多元文化选择丢失了民族文化身份。

2.2 坚守民族的文化主体精神

在中西方体育文化互动历程中，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转型或适应性变革的问题在于对西方体育几乎极致的偏执模仿，即只是形式上对项目内容、技术规则等方面的改造，而缺乏主体文化精神的延伸，这是对自己文化无知和缺乏自尊的一种表现，也是创造力匮乏的一种无奈之举[13]。如中国传统武术进行的竞技化改造，便脱离了对传统武术所承载的深层文化价值的解读，一味陷入对西方竞技体育表层文化的模仿[14]。然而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在自身文化精神基础上更新和改造[15]。为此，建构本民族的文化身份以及在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应该充分注意到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但又不应该导向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16]。在积极参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历程中，不仅要吸取现代化中的先进元素，也要坚守本民族的文化主体精神。

坚守文化主体精神，首先要确保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自知，反思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过往、审视未来前景，纠正文化自卑、树立文化自信。尤其是当今西方现代体育运动中工具理性价值凸显导致人文价值异化背景下，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精神理念颇感兴趣的前提下，需要提炼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涵，寻找其与西方体育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在世界体育文化中的定位，从而为世界体育文化的多元、健康、和谐发展做出贡献。其次，建立本民族传统体育的话语体系，挣脱西方思维方式的延续和禁锢、走出西方话语体系的套用和束缚。长期以来，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总是习惯于移植借鉴西方的学术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试图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理论研究。这种研究无疑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忽视了中国传统体育固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17]。而针对本民族传统体育话语谱系的内在冲突、零散与他者套用，需要在明辨并整合民族传统体育自我主体思想和话语框架基础上，合理吸纳西方体育中的现代性元素，从而建构以“自觉”为基础的话语体系，形成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我解释”而非迎合“他者想象”。

2.3 培养世界主义视野

现代体育运动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或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陷入自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抵抗他者，或如建国后将他者视为提升民族文化认同的载体而忽视自我，自我和他者间总是处于文化博弈之中。而在冷战后全球化文化冲击与地方文化复兴二重张力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需要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寻找辩证平衡点，不能因抵制文化全球化而落入原教旨主义的陷阱。而在当下人群移动、跨国消费、跨国组织等推动下，伴随全球性相互联结和依赖的“地球村”形成，以及跨越社群、民族、國家等不同层次跨区域社会体系的组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应该在坚守地方性文化精神的同时培养世界主义视野。

培养世界主义视野需要合理把握自我文化认同的边界。在新世纪多元文化融合的进程中，每种文化都应以保持其自身独特性来适应并加入到全球文化的流动中，使具有明显差异性的地方性认同感和属于全人类的融合认同感共同发展[18]。为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做到自我与他者、地方性与全球性的辩证，不能片面或刻意强调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我差异性、独特性而舍弃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和关怀。本民族传统体育的认同与发展要拥有宽广的视野和宽阔的胸襟，除加强对本民族或本地区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播研究之外，还应多从宏观的视野，学习理解他者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和平等对话，寻求文化间的差异与共性，合理吸收借鉴，在体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色的同时，迎合全球现代体育文化的普世性价值要求，创造出既有民族“自性”，又有全人类“共性”的新文化[19]，才能建构起真正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并形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体育文化繁荣发展景象。

2.4 注重人本主义关怀

东西方体育文化互动历程中，在“国术救国”话语框架下，身体不再是个人生活娱乐的载体，而是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根基。身体的国家性，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成为国家政治民族主义规训的工具，在国家身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重大命脉下承担着不能承受之重。为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宏大叙事中便缺少个体价值关怀，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背离人本价值、脱离个体生活世界。而随着当代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媒介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选择与接受多样性的增加，个体自主自觉意识的逐渐增强，当代文化价值正发生着转型，即文化越来越成为个体自我实现、自我创造的表达，因此个体自觉成为文化身份构建的关键[20]。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传播发展只有建立在尊重个体价值认知、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基础上，回归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活世界，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社区或村落居民的日常生活、生活仪式相融合，与个体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愉悦相附随，让个体在传统体育运动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从而形成民族传统体育的个体认同。而在个体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体性和群体性价值自觉的内在力量。也就是说只有做到个体和群体文化身份认同的辩证，才不会因片面强调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中群体的刻板和一致，遮蔽个体的灵活与多样，导致传统体育文化认同与传播缺少内部活力，也不会因一味偏重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中的个体表达和实现，忽视群体的协调与共享，从而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碎片与分离。另外，只有建立在个体价值关怀基础上形成群体性文化身份认同，才能确保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立于服务民族国家建设的高度，为民族国家的安全与强盛铸就民族基石，为民族国家的建设与治理奠定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民族自信[21]。

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互动日益加深的时代旋律下，伴随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提升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身份定位与文化传播将不仅会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且将在构建世界体育文化共同体、促进世界文化和谐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在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全球与本地交互中不断变动的概念。为此，反思他者文化传播中自我身份变迁的历程，审视当下新全球化的时代诉求，只有积极看待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与外来体育文化传播的关系，对待文化传入与输出采取适宜的态度，抛弃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既正视他者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又坚守自我文化主体的精神，避免“中心主义”陷阱、培养世界主义关怀；同时，既注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个体价值自觉，又维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身份的整体性，才能在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辩证中确保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身份的合理定位，才能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中促进“和而不同”“多元一体”世界体育文化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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