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楊

(首都師範大學甲骨文研究中心，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商代後期，活躍在王朝周圍的戎夷方國逐漸强大起來，時常侵擾商境之同盟國族，給商王朝的統治帶來極大的威脅。爲了平定叛亂，帝乙、帝辛時期多次組織兵力，東征西伐，最爲突出的就是對東部人方和西部盂方的征伐。(1)關於帝乙帝辛時期的戰争情况請參看宋鎮豪主編： 《商代史·商代戰争與軍制》第四章第三節“帝乙帝辛時期的戰争”，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頁298—334。尤其是對人方的征伐，甲骨卜辭材料非常豐富，有不少學者嘗試對這些卜辭進行整理並予以排譜，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大致復原出商末征人方的時間、路綫等具體情况。

相較於商代末期征伐人方、盂方而言，帝乙、帝辛對某些國族的征伐並没有那麽顯眼，保留在甲骨卜辭中的材料也不多，長期以來被研究者忽視。隨着甲骨綴合成果的發布，一些内容相關的殘斷甲骨片經過拼綴，復原出比較完整的甲骨卜辭，這些復原出的新的甲骨卜辭連同先前存在的甲骨材料，共同向我們展示了商朝末期對西部邊境一次大規模用兵的史實，這極大豐富了我們對商代末期的邊境危機以及用兵情况的全面認識。現不揣簡陋，試揭示如下。

先看一組黄類卜辭：

《合集》36347+36355+36747(李學勤、陳劍、殷德昭先生綴合)[黄類(3)關於卜辭類組的稱謂請參看黄天樹師： 《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北京： 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合集》36344 [黄類]

《合集》36348[黄類]

《合集》36182+《輯佚》690(《輯佚》綴合(7)段振美、焦智勤、党相魁、党寧： 《殷墟甲骨輯佚——安陽民間藏甲骨》，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頁151。)[黄類]

《輯佚》689[黄類]

《合補》11242(《合集》36181+36523)[黄類]

這些“兔”字形體，皆有上翹的尾巴，這是“兔”字區分其他動物的典型特徵。我們討論的“”字下部所从的偏旁，尾巴下垂，顯然不能是“兔”(或)字。考慮到甲骨文晚期“象”跟“兔”的區别，“”下部的偏旁可能是“象”字。上部偏旁左右兩個“木”没有問題，關鍵是中間的構件的辨認，過去有“方”、“才”、“屯”、“亡”等隸定，結合《國博》246的照片看，二木中間似是“矢”，如此上部可以隸定作“”，“”作爲地名或族名見於《合集》6946、8013、《醉古集》62等。當然，由於照片不清晰，關於這個字的隸釋，還可以進一步討論。

《合集》27885正(《甲》2830清晰)[何組]

A字形體作：

又，1985年甘肅崇信于家灣3號西周早期墓地出土的銅戈上也有這個字，形體寫作：

董珊先生指出，這兩件銅泡、銅戈上的族氏文字就是前引天禦尊、《甲骨文合集》36747上的“”字，並且把周公廟甲骨中兩見寫作左上从、左下从、右側从王的“”字也與之繫聯。董先生綜合考察上述一系列从“曾”的字認爲，“”、“”當从“曾”得聲，是表示國名“繒”的專字，這個繒族活動於陝西和甘肅的交通要綫上。而“”字右側从王，應該是“繒王”的專字，如同古文字“”字之从王表示豐王一樣。至於湖北武漢出土的天禦尊，這個“”族活動地域明顯跟甘陜的“”不同，董先生指出，這應該是商末周初同一個“”族的兩個分支。(13)董珊： 《從出土文獻談曾分爲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頁154—161。董先生上述文字繫聯以及對“”族地望的論説都十分合理。僅從字形上看，商代甲骨、金文中的“”字寫法比較象形，到了西周，“”字下部的“”旁筆畫一律變作直筆，這或許跟這些文字的載體皆爲車馬器、兵器有關，不管怎樣，仔細辨識，仍然可以跟前舉甲骨、天禦尊的“”字相繫聯。

最後，結合前引黄類卜辭大致復原這次用兵情况。帝乙、帝辛時期，處於大邑商西部的名字叫“拇”的族首領聯合“二”勢力共同發動叛亂，消息傳到大邑商，帝乙(或帝辛)决定征討叛逆，並進行了戰前占卜。商王占問册命“侯發”跟自己一同征討是否能受到所有神主的保佑，翦伐叛亂力量。後來又在二月的“尋”地進行了相同的占問，兩次結果都是吉兆。於是，商王聯合侯共同征討了伯拇和“二”。

商代末年，商朝周邊方國、部族不朝王庭，紛紛叛亂，反映到卜辭中，集中體現在帝辛征伐東部的人方和西部的盂方。現在我們在卜辭中找到了帝乙帝辛征伐西土族和二的記載，知道當時的西土發生了國族叛亂事件，這無疑豐富了我們對商末時期的邊境危機和軍事形勢的認識。

附圖：

附圖一《合集》36344

附圖二《合集》36347+36355+36747

附圖三《合集》36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