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勇剑 戴文渊 Oleksiy Osiyevskyy 徐石

在《组织与市场》一文中，西蒙（Herbert Simon）假想一个场景：如果火星人造访地球，他们用绿色标识组织，用红线条显示市场，用蓝色记录组织内部等级，那么看到的一定是大片的绿色被稀落的红色线分割开来。火星人给总部发送的密电码一定是：地球是组织的，但被一种叫市场的机制分割着。

西蒙认为，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造成组织的市场边界。市场自发自愿的交易配对可以解决组织规模和内部规划成本之间的矛盾：受决策者认知能力有限性的影响，超过一定的规模，内部治理成本超过外部市场交易成本。

借助“有限理性”和自利假设，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建立其交易成本经济学。这二位诺奖经济学家的理论为现代管理的决策学奠定了三大基础概念：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交易成本经济化（Transaction cost economizing）、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tic behavior）。

然而，“有限理性”正被爆发式发展的人工智能解构。业务主题领域边界确定后，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可以假设为无限充足。它否定了“有限理性”的有限计算能力前提。因此，决策者可以追求“优化”（optimization）而非交易成本经济化（economizing）。简言之，人工智能允许“极限理性”（unbounded rationality）。本文用第四范式案例显示它是如何在现实中生效的。

于此同时，受到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影响，维博克（Alan Verbeke）的“有限可靠性”（Bounded reliability）的概念越来越有现实的意义。“有限可靠性”解释交易中的非机会主义的违约现象。交易一方可能没有自私自利的欺诈行为，但确实无法按照合约履行责任。过去，有限可靠性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但无法落地实施，因为追溯历史活动太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