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月岩 侯辰龙

摘 要：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重要论述，是在总结我国长期以来政党协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性质、内容、形式、主体、特色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的深刻阐述。这些重要论述，对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突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独特优势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8）06-0005-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是指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基于共同的奋斗目标，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关系国计民生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的一种民主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关联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这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党体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制度不仅表明了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政党政治的模式可以是多样的，也表明了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协商制度是由本国国情特别是由社会性质和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决定的。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实践的行动指南，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一、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进行了科学定位，提出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首要形式

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涵，阐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特别是对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作出全面部署，是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一《意见》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并把政党协商列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七种”重要形式的第一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这充分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高度重视。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首要形式，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可靠的现实依据。从历史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明确指出，“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1]（P808）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P809）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1]（P810）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强调了全国人民不仅要有各方面的权利，也要有表达自己意愿即说话的机会，提醒共产党员要学会与党外人士民主协商的工作方法。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包含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协商的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当时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雏形和协商民主实践探索的开端。1949年9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协商民主对新中国成立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优势，协商建国达到高度共识，實现了中国各界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1954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2]（P387）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总之“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2]（P386）由此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政党协商看成是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

从现实方面来看，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与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协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P15）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关于政党协商的重要论述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能够听到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声音，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保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真正落实到位；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能够对执政党进行有效的监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习近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还能够有效克服和避免西方国家“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4]（P69），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党协商更能够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能够对其他中国特色协商形式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就这一地位和作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首要形式。

二、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内容、形式、特征和主体责任进行了科学论述

习近平关于政党协商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政党协商的内容、形式、特征和主体责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对如何进一步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进行了深刻论述，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习近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开展必须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除了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之外，还应有必要的制度保障。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政党协商的重要地位、指导思想、内容形式、工作程序和保障机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了如何解决政党协商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一《意见》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同民主党派中央开展政党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有关重要文件；宪法的修改建议，有关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以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等重要问题；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大问题；其他需要协商的重要问题。《意见》还提出了政党协商的三种形式，即会议协商、约谈协商和书面协商。其中会议协商主要包括：专题协商座谈会，由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就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一般每年4至5次；人事协商座谈会，由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主持召开，就重要人事安排在酝酿阶段进行协商；调研协商座谈会，由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主持召开，主要就民主党派中央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及建议进行协商，邀请有关部门参加，一般每年2次；其他协商座谈会，由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或委托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通报重要情况，听取意见建议。约谈协商主要指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或委托中共中央统战部，不定期邀请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小范围谈心活动，沟通情况、交换意见，民主党派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可约请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个别交谈，就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参政党自身建设等重要问题反映情况、沟通思想。书面协商主要指中共中央就有关重要文件、重要事项，书面征求民主党派中央的意见建议，民主党派中央以书面形式反馈。民主党派中央以调研报告、建议等形式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可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此外，政党协商的相关保障机制则包括知情明证、考察调研、工作联系和协商反馈四个方面。

习近平强调，政党协商还需要依赖于人民政协来进一步发挥作用，他指出：“人民政协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4]（P59）特别是人民政协作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4]（P58），更要发挥专门的协商机构的作用，成为开展政党协商的重要平台。尤其是作为政党协商主体的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是作为党派界别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这就能使政党协商能够与人民政协更好地结合起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要推进政党协商的法治化，习近平指出各民主党派“既要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也要树立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依法参政议政”，[6]而且要善于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这就将四个全面战略中的全面依法治国与政党协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思想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制度化法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也要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担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政党协商发展的关键，在政党协商中，“中国共产党担负着首要责任，因为我们是执政党，应该更加自觉地做到虚怀若谷、集思广益。”[4]（P74）但是，要开展政党协商，仅靠中国共产党加强领导，增强协商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对民主党派而言，要努力提高政党协商能力，担负起政党协商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4]（P76）具体而言，民主党派主要应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这五种能力，中国共产党也要避免过多干预，支持和鼓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增强政党协商的活力。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才能实现“汇集众智、增强合力、凝聚人心、众志成城”的目标。

三、习近平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是非竞争性新型政党制度的充分体现

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西方国家的政党之间是相互对立的竞争关系，为通过选举掌握国家实现代表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竞争，但这并不代表相互之间没有合作，在利益相同或者政见一致的情况下，为了赢得竞选或掌握组阁权的需要，政党之间也会进行合作。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因此这种政党间的合作也是暂时的，彼此之间相互竞争对立的关系会持续存在，甚至政党之间在组成执政联盟的情况下也会突然中止合作，引发政局更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是非竞争性新型政党制度的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开展的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这一协商形式的参与主体。特别是民主党派，其性质的发展变化，决定着政党协商的政治基础、目标任务、基本政策，也决定着民主党派的基本定位、职能作用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在長期的多党合作中，我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先后发生了从具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到发展成为接受了社会主义并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再到一部分劳动者的政党、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的历史性变化。每次变化，既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党派的历史进步，也反映了目标任务和相互关系的改变。2013年2月6日，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的讲话中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与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4]（P53）2015年5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规定了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是对民主党派性质的最新界定，标志着民主党派的性质又一次实现历史性转变。民主党派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参政党，这就标志着政党协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相互合作变成了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合作，这就使政党协商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

2018年3月4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委员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进一步解释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提出的三个“新就新在”的重要思想，深刻阐述了我国新型政党关系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性质和鲜明特点及优越性，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历史飞跃。

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同，是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我国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是参与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日常政治运转的政党，它不谋求执政地位，并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合作，同时民主党派在积极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保持法律地位平等和组织独立。中国特色的参政党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也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绝不能成为西方的反对党和在野党，而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就必须坚决抵制那些要求否定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竞争的错误思潮。我国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也强调对执政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3]（P54）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不但要依靠执政党的党内监督，还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政党协商就能够提供充分的来自政党间的监督，这是因为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不但要对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获得的成就表示支持和肯定，更要及时指出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这种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相比更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在政党协商的框架下，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能够更客观地发现一些依靠党内监督不容易发现的问题，针对具体问题所提的意见和建议能够以政党身份发出，更能够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重视。民主党派的监督成为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监督的重要政治资源，政党协商对促进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具有重要推动力。

当前我国民主党派成员已超过八十万人，成员来源基本涵盖了我国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精英分子，接受过高层次教育，受过专业训练，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科研水平，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将继续为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四、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政党协商能够有效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政党协商是多党合作制度的主要内容，也是发挥政党功能的重要载体。一般而言，政党功能主要有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利益聚合、整合政治体系、选民动员和组织政府五个方面[7]（P222-224）。具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自作为发育完整的政党组织，在政党功能上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具体则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和推进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依靠的力量。在政党协商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黨派作为平等的政党组织开展对话交流沟通，不但能够提供联系人民群众、利益聚合、整合政治资源的功能，还有建构共识、民主监督、智力支撑等功能。这些功能都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不但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还能够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广泛的共识基础和必要的智力支撑。

政党协商能够有效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8]2015年《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这主要是通过扩大执政党执政基础，加强对执政党监督，以及增强执政党执政本领等几个方面实现的。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凡是政党协商开展得比较好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都能够得到加强，执政水平也能够不断得到提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领导作用。

政党协商能够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应当包括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两方面，其中阶级基础必然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其先锋队的无产阶级，而群众基础则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而相对复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提升执政能力就必须在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而在政党协商中，作为参与主体的各民主党派能够吸纳不同的社会人群，特别是在现代化建设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高素质人群，就成为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政治资源。同时，政党协商还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政治协商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和平台，对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3]（P54-55），并提出了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八种本领，分别是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和驾驭风险本领。增强这八种本领成为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式。其中政党协商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本领的增强具有密切的关系。

五、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民主实现形式，为世界其他国家政党政治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了“中国方案”一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贡献智慧和经验，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持续提高的必然结果。“中国方案”不仅仅是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案，更是一个综合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性体系，包含了许多创新成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党体制，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竞争，又不同于某些国家的一党独大或一党垄断，具有重要的创新优势。自民主产生以来，关于民主的实现形式就如同民主的含义一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雅典奴隶制社会实行的是直接民主，这种制度特点可以用伯里克利的演说来概括，“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任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具有真正的才能。”[9]（P130）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这种民主的特点就是某些特定的个人或集团通过选举获得公民选票的方式来获得决定一切事务的权力，这种民主实现形式下，公民的选票非常重要，“就是相当程度上直接定期选择并授权给代表他们行事的政府的权利。”[10]（P225）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制度，“是一种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更畅通地连接起来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使日常生活中的普遍问题能够更为便利地得到辩论的代表大会。苏维埃是直接民主的表现形式，在日常集会中就可以讨论政治问题。”[11]（P82）

不可否认，政党是在资本主义民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中，政党并不是一开始就举足轻重，而是随着资本主义代议制的发展，“越来越变为从事和赢得选举的首要工具”[10]（P215），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的关键性基础。因此，在西方国家，政党作为选举的工具，为赢得选举胜利必然相互之间要展开激烈竞争，并且随着西方国家的价值输出，世界上普遍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只有多党竞争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形式。持有这种思维定式的国家永远无法想象政党之间平等协商、团结合作的政党体制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就给出了答案，这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政党体制，更是一种用西方话语无法解释的新模式。其存在的意义就表明，民主的实现形式应当是多样的，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情、性质和生产力发展状况来决定的，就如同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12]在实行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国家中，当一个政党通过选举的方式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为了实现其所代表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必然会充分独占国家权力，主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其他政党在选举失败之后，就被完全地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不能参与管理国家的日常政治事务，只能作为在野党和反对党与执政党完全对立，通过议院或国会等有限的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执政方式，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多党合作的基本政治制度，将民主党派吸收到了国家政权中，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重大决策出台之前和实施过程中积极进行协商，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充分保障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特点，即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种团结合作与西方国家因为暂时的利益一致而开展的合作有本质上的区别；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具有牢固的政治基础，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通过制度规范保证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具有一致的目标，就是积极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一道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总之，习近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创造了非执政党参与国家政权和国家事务管理的新途径，使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能够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下去，从而为世界其他国家政党政治提供了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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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N].人民日报，2014-09-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