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加生 彭青龙

(南通大学，南通 226019/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240；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提 要：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的主要文学题材。本文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社会历史背景以文本细读方法分析以劳森、弗菲、拉德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丛林书写中的疯癫意象。本文认为，丛林疯癫意象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一大鲜明特征，也是民族主义作家作品的共同表征。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以澳大利亚丛林为书写对象，再现丛林人在早期丛林环境中求生存、求自由、求独立的艰辛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不断陷入疯癫的现实，建构出澳大利亚民族身份源于丛林的民族想象。

1 引言

因远离欧洲大陆的地理位置以及殖民文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原因，澳大利亚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进程明显晚于欧美现实主义小说，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产生，以澳大利亚作家亨利·劳森(Henry Lawson, 1867-1922)为先驱。劳森的作品具有鲜明澳大利亚丛林特色，奠定其“澳大利亚文学奠基人”地位，同时，其对丛林生活客观、细致、不加修饰的现实主义手法，开创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先河。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是欧美现实主义小说移植到澳大利亚丛林上形成的一种现实主义小说，具有鲜明的澳大利亚本土性，反映着澳大利亚民族的丛林身份。

本文拟细致考究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1880-1914)以亨利·劳森、乔瑟夫·弗菲(Joseph Furphy)、斯蒂尔·拉德(Steele Rudd)为代表的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丛林书写的疯癫意象。丛林疯癫意象再现出澳大利亚丛林人在早期丛林环境中求生存、求自由、求独立的艰辛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丛林艰辛将他们逐步逼入疯癫的现实，并建构澳大利亚民族身份源于丛林的民族想象。

2 作为“疯癫”背景的丛林

丛林作为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中心之地，地形为沙漠、荒原，常年干旱、少雨，给丛林人生活带来无尽不便和苦恼。不仅如此，各种丛林动物和昆虫，如毒蛇、老鼠、袋鼠、壁虎、蟋蟀等潜在危险更是让丛林人犯难，也成为萦绕在丛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哀愁和恐惧，使得丛林人不断“面临着疯癫和精神错乱甚至死亡的威胁”(Schaffer 1988: 88)。作为服务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叙事策略，“骇人听闻的疯癫是一种有效手段”(Underwood 1985:60)。美国西部平原的荒凉环境使得美国小说家们“将平原上的疯癫作为制造故事紧张情节和创造人物冲突的因素，那些日记和回忆录中每天记载着荒凉环境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同上：51)。不仅如此，“西部边疆平原疯癫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面对环境手足无措，人们性格和习惯也会逐渐变化。这种悲观失望情绪在女性身上更加鲜明，她们往往流露出低声哭泣，衣衫不整，害怕家庭和集体聚会等情绪”(同上)。这种情绪进一步发展，就是歇斯底里和疯癫。美国作家加兰(Hamlin Garland, 1860-1940)曾经描写过美国西部边疆环境给拓荒者带来的极端影响，“疯癫对于早年在美国西部求生存的男女来说都一样，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存在”，这句话对于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澳大利亚丛林人来说，也许更加恰如其分，因为炎热、干旱、荒野、孤寂的澳大利亚丛林要比美国西部边疆环境恶劣得多(同上:60)。根据澳大利亚历史记载：

“1846年，在新南威尔士大约生活着13500名牧羊工，这些人大部分是刑满释放的囚犯(ex-convicts)，而在1860-1870期间，不仅仅是在新南威尔士，在其它殖民地也一样，丛林深处四处拓展的羊群栅栏(圈养羊群)使得牧羊工们不再有生存空间。这导致大部分被遗忘的牧羊工生活在极度孤独中，以至于很多人‘要不疯癫，要不酗酒，要不在疯癫中酗酒’，要不在酗酒中疯癫。”(Waterhouse 2000:204)

这种“要不在酗酒中疯癫、要不在疯癫中酗酒”的丛林环境让人感受到丛林人心灵备受孤独折磨。挪威旅行作家卢姆霍尔茨曾记载他在昆士兰游历时路过一个牧羊工的木屋时的场景：“我打开门，完全被震惊了：一个人跪在床前，这个老人在荒寂的澳大利亚丛林一直一个人与上帝生活在一起，显然老人已经在孤独和寂静中将自己交给了上帝”(Lumholtz 1889:45)。难以想象，在丛林中生活的这位老人经历过怎样的孤独聊赖，又是在怎样的孤独无助中将自己全部托付给上帝。

一般认为，作为一种戏剧性的叙事技巧，小说中的疯癫可以推进故事情节、强化故事张力甚至可以唤醒人物的一种新可能性。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以丛林地域风貌为背景，以丛林人为书写对象，考察丛林人在丛林环境中不断陷入疯癫的客观现实，旨在强调澳大利亚民族的丛林性，即建构一种新的可能性：澳大利亚民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建立在丛林上的国家。这种建构也得到许多文化学者的认同，“自19世纪末，澳大利亚丛林就一直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民族理想的发源地，丛林是澳大利亚环境中最具区别性的重要特征”(Jalland 2002:245)。丛林是澳大利亚的家园，但在丛林现实主义作家笔下，这片家园是这样的荒芜、荒凉与孤寂，也是丛林人不断陷入疯癫的伤心地。

3 劳森小说的丛林“疯癫”意象

劳森在他的丛林作品中描写的丛林疯癫与当时澳大利亚杂志《晨曦》(Dawn)的丛林主题以及澳大利亚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现实高度一致。换言之，劳森笔下的丛林疯癫是澳大利亚丛林人生活的一种现实表征。8个月的丛林生活体验让劳森真切地感受到丛林生活的艰辛，“劳森的丛林经历都变成其丛林小说的素材……劳森一方面将人在丛林环境中的无助、苦闷、孤独直至疯癫如实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以一种简洁的叙事手法表达出丛林人的伙伴情谊”(Murray-Smith 1975：263)。可以说，他的丛林书写“再现”丛林人艰辛生活的同时，也真切地再现丛林人巨大的身心压力。

收集在《乔·威尔森和他的伙伴儿》(JoeWilsonandHisMates, 1902)中的著名短篇小说《给天竺葵浇浇水》(WaterThemGeraniums)是劳森描写丛林疯癫意象的代表作。故事中，劳森将丛林疯癫与丛林孤独主题并置。乔(Joe)跟妻子玛丽(Mary)吵完架后一头扎进丛林里，直到6英里外才发现一户人家(由此，也能让人想象丛林生活是多么孤独和可怖)，当他走近讨要一点肉时，乔发现女主人斯佩塞夫人(Mrs. Spicer)“是一个面容憔悴、神态消瘦的女人，我想，她在这样艰辛和孤独的丛林中之所以还没有疯掉，要么是因为她的智力有问题，要么是她的记忆力不够好，要么是因为她的眼光最远也超不过门前那棵苹果树”(Lawson 2008:63)。事实上，最终“丛林生活对斯佩赛夫人的各种刺激让她陷入疯癫”(Lee 2004:99-100)。小说共分两部分，第二部分小标题取自于劳森1899年创作的诗歌《一切都无所谓》。在诗歌中，丛林中的各种困顿和愁苦使得丛林人在面对一切困境诸如“死亡、旱灾、疾病、饥饿、奴役、绝望、痛苦”威胁时都变得麻木和无所谓，对丛林一切不幸都不惊奇、不哀怨、不悲伤(Rode-rick 1967:358)。在小说中，除种种恶劣的自然条件外，斯佩塞夫人还要遭受丈夫常年在外、终日不归、对家庭不闻不问的绝望打击，这一切让她对丛林伤痛和悲惨遭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最终陷入成日“絮絮叨叨”的疯癫状态，成为澳大利亚丛林中的祥林嫂。

另外，劳森在《没有女人的一席之地》(NoPlaceforaWoman)中讲述过一则同样令人无比心痛的疯癫故事。霍莱特(Howlett)生活在荒芜人烟的丛林，“离最近的小镇30英里”，妻子在临产时因为得不到任何救助而最终死于分娩，他“因此沉思自责，从此变得邋里邋遢”，陷入疯癫(Lawson 1903:75)。《丛林中的婴儿》(BabiesintheBush)描述海德夫人(Mrs. Head)因孩子在丛林中迷失而疯癫，丈夫沃尔特(Walter)成为自我幽闭的忧郁症患者的故事。导致他们疯癫的是“吃人的”丛林：他们的两个孩子在丛林中迷失并最终死于丛林。劳森在故事中借助叙事者杰克的口吻说，“我在丛林中呆了很久了，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丛林疯癫对我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同上：155)。《选地农的女儿》(TheSelector’sDaughter)则讲述一个丛林男子因没有履行父亲、丈夫、兄弟和未婚夫的职责而导致一对母女不堪丛林孤独、困顿而陷入疯癫的故事。这3篇收录在《在路上》(OntheTrack)的丛林故事，共同表达出劳森对丛林女性疯癫的关注。

收录在《当洋铁罐沸腾时》的第二篇《在新土地上的定居》(SettlingontheLand)则体现出劳森对丛林男性疯癫意象的关注。小说主人公霍普金斯(Hopkins)为了能够在新的丛林选地上立足，尝试过各种途径来对抗丛林艰辛。然而他付出100种努力，命运给他带来的却是101种失败。无论“他怎样不放弃，精力有多充沛”，无论“他怎样不屈服，勇气有多大”，结果都一样：等着他的永远是失败(Roderick 1972:71-72)。在这样的境遇下，也许没有人不会疯癫。故事结尾，他决定再次启程重新开荒、养牛、种小麦来做最后一搏，结果却遭到占地农的恶意破坏，欠下2500英镑的债务！这成为使他陷入疯癫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选地农的女儿》中，劳森同样塑造出“一个热心肠、却也是一个常常疯癫发作”的男性形象汤姆，“一旦发作起来，他就会做出一些疯狂而愚蠢的错事，(因为)他的祖辈中就有酗酒和肆无忌惮的疯癫特征”(Lawson 2008:235)。早期美国的西部拓荒者在拓荒过程中，如果失败，则可以选择逃离，回到原地；而对于澳大利亚丛林人来说，他们深陷荒野无际的丛林沙漠中，无法逃离。

“劳森本身具有的那种持久而深沉的忧郁，本身对人类生存状况的黑暗悲观使得他并不仅仅是在描写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丛林，他也将自己的灵魂投射到丛林中去。”(Philips 1958:89-90) 丛林不具备一般人生活需要的物质环境，更不具备丰富精神生活的文化环境。所以，他们在丛林中长期生活的结果一定是沮丧、忧愁和崩溃，直至最后疯癫。这是劳森丛林作品给人最强烈的感受。劳森的“短篇故事不仅仅是短篇故事，更是对澳大利亚丛林生活和丛林人性格的真实素描”，他详尽、客观、忠实地记录了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丛林现实，并且敏锐地捕捉到生存在这些恶劣环境中丛林人的真实心理状况(Rode-rick 1972:59)。在劳森所有丛林作品中，“没有任何虚构和传奇色彩，没有丛林乡村的温柔与感伤，没有夸张、或者任何想象色彩的阐释”(P.M. 1896)。

劳森笔下丛林男女都不断陷入疯癫的现实是丛林恶劣环境对丛林人身心折磨的现实写照。他将这种疯癫用一种朴实无华的叙事进行简单包裹，然后如实地再现给读者，让读者看到真实丛林环境下丛林人的悲惨境遇，看到在充满“血与火”的考验中生存下来的丛林人的艰辛与不易。劳森通过“再现”丛林人不畏陷入疯癫危险的抗争精神，建构丛林人参与缔造澳大利亚民族的想象。在劳森丛林创作影响下和世纪末澳大利亚《公报》杂志的推动下，弗菲、拉德等人也将笔触深入到丛林人内心深处，关注丛林疯癫意象。

4 《人生如此》中的丛林“疯癫”意象

在19世纪末澳大利亚民族独立思潮中，丛林人的疯癫与死亡意象在艺术领域得到更加直白的宣示。在残酷无情的丛林环境里，早期丛林中的探险者、强盗、工人、淘金者经常面临干旱、缺水的境遇，为了生存，他们不断抗争但始终无法逃脱丛林的困境将他们步步逼入疯癫的命运。1894年10月刊登在《公报》杂志的《致丛林中的死者》一文，对澳大利亚丛林人面临的丛林恶劣环境做出精确而形象的描写：

“人间悲剧不可能比在澳大利亚广袤丛林这个大舞台上上演的悲剧更加悲惨……孤独的丛林人每天遭受着无情的、破坏力极强的丛林环境的肆虐，他们常年饥饿、口渴、疾病缠身，面对大自然的肆虐，他们决心抗争到底，但却于事无补，而且无处逃脱。当他们在恶劣得难以想象的丛林环境中抗争时，他们不断‘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向意欲毁灭他们一切的丛林提出挑战，结果却陷入疯癫……没有人比丛林人更加令人敬畏！” (Archibald 1894:6)

这一段对丛林人在丛林中抗争、陷入疯癫、最终死于丛林的描写，让人对丛林艰辛的生活环境充满恐惧和退避情绪，丛林人死前那种令人发疯发狂的抗争而不得逃脱的悲惨境遇，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弗菲的《人生如此》(SuchIsLife, 1903) 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新南威尔士州的里弗里纳(Riverina)丛林，小小的丛林世界反映出澳大利亚广袤丛林地域的全部图景。小说对丛林疯癫的描写响应《公报》杂志对丛林人生活进行现实刻画的呼吁。《人生如此》通过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一则则发生在丛林里令人心酸不安的故事，一则则丛林将人逼向疯癫的故事。在《人生如此》中，我们看不到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人物“死于床沿”的幸福，而是如同劳森的丛林小说一样，展现出丛林人不堪干旱、枯燥、炎热的丛林环境的折磨陷入疯癫甚至死亡的悲惨结局。在小说中，弗菲无意浪漫化丛林风貌，而是着力刻画丛林中的各种威胁和风险，直面书写丛林人生活苦难。通过描写澳大利亚丛林环境，作者意在表达澳大利亚丛林人在艰辛环境中表现出的坚韧和忠贞，真实地“再现”丛林将人逼向疯癫的残酷现实。《人生如此》对丛林人生活的“再现”，“意在强调澳大利亚丛林性，强调澳大利亚的‘新颖性’，强调澳大利亚与欧洲传统文化的差异性”(Driehuis 2001:144)。

小说中，通过丛林临时工汤姆森(Thompson)对汤姆(Tom)和威洛比(Willoughby)的讲述，我们得知丛林工人佩特森(Peterson)疯癫后的悲惨结局。他蒙冤被判入狱4年，这期间遭到多次鞭打拷问；佩特森出狱后得知妻子惨死丛林，女儿被迫送给陌生人，他瞬间陷入疯癫。他疯癫后的悲惨结局在汤姆森看到他在丛林中的尸体时终结，尸体的表情“疲倦而痛苦”。佩特森的丛林疯癫除表达丛林人生活的艰辛外，还强烈表达弗菲对丛林流放和殖民地刑罚制度的批判。通过这个故事，弗菲“希望读者能够记住佩特森陷入疯癫的原因”(Barnes 1956:381)。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期，弗菲对于丛林人的艰辛生活表达出无限同情，对英国殖民流放制度表达出强烈不满，希冀通过丛林人疯癫叙事意象来呈现澳大利亚丛林人在不屈的抗争中经历的种种不幸来建构澳大利亚是一个建立在丛林上的民族、丛林人缔造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形象。

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的《我的光辉生涯》是备受弗菲好评的一部澳大利亚丛林小说。小说中的梅尔文(Melvyn)在各种丛林困境面前，虽然内心无比彷徨和痛苦，甚至数度处于崩溃的疯癫边缘，但是她“凭借睿智，勇气和丛林人的道德标准一次次克服困难，在此过程中，梅尔文身上体现出丛林人的独立、坚韧和对自由的追求正是弗菲所强调的澳大利亚性”(Driehuis 2001:148)。弗菲也认为，梅尔文是澳大利亚丛林人的典型代表。这也是弗菲在小说中无意去关注澳大利亚丛林风光，而极力关注丛林艰辛的用心所在。在他看来：

“澳大利亚不是在城市和乡镇，也不是在农牧区和矿场，而是就在里弗里纳这样的丛林地区培育了其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觉，这里才是澳大利亚的中心。对我而言，这枯燥乏味的丛林、这一眼望不到头的丛林有着无比的魅力。如此庄严、肃穆，如此自成中心。这里没有名川大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绮丽风光，但它有着自身独特的美不胜收。”(Furphy 1970：80-81)

对于弗菲来说，丛林是澳大利亚民族的文化之根。因为，广袤的丛林世界并不是一些欧美作者想象的人间地狱，也不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歪曲的”世界，而是一个“健康、开放的乡村”(李正栓 孙蔚 2017:118-120)。在弗菲看来，正是那种让人痛苦欲裂、逼人疯癫的丛林环境造就丛林人“勇敢抗争、坚韧不屈”的丛林品质，而这些丛林品质坚定着丛林人建立自己民族的理想和想象。今天的澳大利亚人在“我们源自哪里？我们是谁？我们该走向何处？”的一次次自我追寻中越发发现从“丛林疯癫”中顽强生存下来的丛林人是澳大利亚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基石，表达出对早期澳大利亚丛林人的敬畏之情。

5 拉德丛林选地故事的“疯癫”意象

澳大利亚丛林远离澳大利亚海岸线，处于内陆深处的荒漠地带。那里终年干旱、炎热；热带植物物种单一，以桉树为主；高大成群的桉树遮蔽一切生物，让人乏味无比。劳森和弗菲的丛林小说主要再现在澳大利亚丛林中四处游牧、没有固定职业和固定居所的放牧人、羊毛工、流浪汉等丛林工人的疯癫意象。拉德则通过丛林选地系列故事集中表现丛林选地农(selector)家庭终年在丛林选地上抗争求生存过程中陷入疯癫的现实。

一方面，同劳森的经历一样，拉德自身不幸的生活加上妻子曾因精神病住院最终彻底陷入疯癫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丛林人家庭生活中的“疯癫”现实也特别关注；另一方面，丛林选地农同放牧人、羊毛工等一样备受干旱、饥荒、孤独环境困扰，更糟的是，丛林选地农还常常面临着丛林牧场主(squatter)的各种剥削，使得本来就入不敷出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双重压迫使他们更容易陷入疯癫。

拉德的丛林选地系列故事集以《在我们的选地上》(OnOurSelection)最为成功。其中第七篇《古怪的杰克》(CrankyJack)，作者描述丛林流浪汉杰克来到老爹家帮忙后表现出的一系列疯癫举止的形象。一天，一个“看上去背负着世界上所有愁苦的人”来到老爹家，求一份工作，却不要任何报酬，老爹心生欢喜，就把他留下来，“他一连低头砍了4小时的木柴，没说一句话，母亲开心得赶忙回去给他沏茶送过来，他依然头也不抬继续砍柴”(Rudd 1973:35-36)。直到母亲听到他突然对着一根木柴大叫，“听，他们来了，我就知道他们会跟来”，母亲这才明白，家里住进一个疯子(同上：37)。后来，母亲和女儿在家做针线活儿时，一条蛇爬上桌喝牛奶，正在砍柴的杰克赶来帮忙，当他发现是一条蛇时，吓得大呼“魔鬼来了”，继而又惊呼看到自己的父亲，种种疯癫言行让母亲吓得魂不附体。故事结尾，杰克被老爹一家人锁在房子里，竟然治好疯癫，从此成为老爹家的一个得力助手。故事中，杰克的疯癫举止映衬出丛林恶劣环境对丛林人心境考验的现实。

在“我是如何写选地故事”一文中，作者曾说，“除了必要的处理，《在我们的选地上》的所有故事都是发生在丛林选地上的真实故事，故事中的人物，除了‘老爹’外，都是我在生活中遇到的人物，而这其中，要数‘古怪的杰克’这一形象，最为真实，他至今生活在昆士兰的大岭湾镇(Darling Downs),每日疯癫地生活着”(同上 1986: 236)。这段话表明拉德对于现实主义创作宗旨的坚守，同时也表达出他的选地故事集对丛林疯癫意象的关注。

拉德小说中的丛林选地农的疯癫意象与同时期的另一位澳大利亚作家迪森(Edward Dyson)表现丛林主题时突出疯癫意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善于表达澳大利亚丛林人在丛林生活中经常被丛林征服的悲惨遭遇的凄苦情绪。迪森的《征服丛林》(TheConqueringBush)讲述一个年轻的城市女性远离城市的喧嚣孤身嫁给丛林人，她充满豪情地希冀在丛林中求得生存，并希望在丛林中享受自由与独立，但最终却无法承受丛林生活中的孤立无助而陷入疯癫。也许拉德在《老爹的命运》(Dad’sFortune)中最后以老爹“从此一句话也没说过”的疯癫状态集中表达出澳大利亚丛林选地农在丛林抗争中总是失败的无力和无奈(Waten, Murray-Smith 1974:59)。拉德笔下的丛林意象书写有着超越文学本身的内在张力：澳大利亚人能够在丛林中开垦出一个崭新的民族与他们坚韧不屈的抗争精神密不可分，今日澳大利亚的富足与美好与早期丛林人不惜疯癫的抗争精神密不可分。

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作家对丛林疯癫意象的描写是澳大利亚丛林人生存现状的真实反映。正如丛林人在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建构中的贡献不应被遗忘那样，丛林人在艰辛的环境中陷入疯癫的现实同样值得关注。无论是劳森笔下惊悚和不安的丛林破坏力量，还是弗菲立足澳大利亚丛林、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的丛林书写，或是拉德立足于丛林选地农的家庭式书写，他们对丛林疯癫意象的描写“再现”出澳大利亚丛林人在丛林环境中“勇敢而坚韧”的抗争，建构出“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丛林人的澳大利亚”的形象。这些“淡淡的幽默、细腻的现实手法再现出来的丛林灾难、干渴、炎热、疯癫、甚至死亡，见证丛林人的勇敢和坚韧，而正是在这种令人疯癫的丛林环境中塑造出的勇敢和坚韧创造出澳大利亚民族身份”(Jalland 2002:248-249)。他们以共同的民族意识对丛林疯癫意象表达关注，在世纪末关于澳大利亚民族的未来路径是“拥抱腐朽的英国殖民文化？还是张扬具有(澳大利亚)乡土气息的本土文化”中给出明确的答案(彭青龙 2015：79)。

6 结束语

澳大利亚“丛林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险，而这些危险无不呈现出将丛林人逼入疯癫、忧郁和绝望的荒野力量”(Schaffer 1988：62)。一方面，劳森、弗菲和拉德等作家的丛林疯癫意象源于作家们对丛林人生存现状的关注，源于作家们对丛林人渴望正常生活却不可得的内心焦虑的关注；也就是说，丛林疯癫意象是对丛林人现实生活高度同情和关注的结果。另一方面，丛林疯癫，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出现实主义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丛林艰辛生活让丛林人普遍流露出悲观情绪，他们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希望，从林疯癫意象的共同表征表达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对丛林人不断陷入疯癫境地的同情和怜悯，强调丛林人对澳大利亚民族不可磨灭的贡献，也表达出他们希冀社会对丛林人生活给予关注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