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 同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提 要：近年全球视野下的文学译介成为学界热议话题，研究对象包括原作、译作、译者和受众等方面，学者关注个案，梳理关系。但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行为”研究还很少，特别是以非通用语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不多，从而影响研究的全面性。其中，中国文学在日本的译介活动备受瞩目，译介动机、方法、效果等成为研究重点。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究日本译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选择”，主要分析译介团队、译介内容、译介载体等方面，旨在掌握日本翻译学界的最新动态，以助力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

1 引言

在翻译批评中，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研究对象通常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创作—译介—接受”被视为连续性活动，在社会学范畴进行讨论。但在此过程中，专家学者多将视角集中在翻译学视域下的文本分析，这可能忽略对译者行为的观察。“译者行为批评(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是继‘变译理论’和‘生态翻译学’之后，由中国本土学者提出的且较成体系的原创性理论”(周领顺 赵国月 2017：89)，它强调翻译批评中的“译者视角”。但其学术体系的建构以中英翻译为重点，而以非通用语为研究对象的译者行为研究还不多，这自然会影响研究的全面性。“翻译活动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人类活动，涉及语言、社会、心理和政治等因素。”(谢柯 张晓 2017:97)

中国文学在日本的译介活动由来已久，在译介过程中，单行本和学术期刊是主要载体。随着译介活动的深入，还出现类似“以书代刊”形式的日译单行本。《中国现代文学》(羊书房)便是其中一例。该刊于2008年4月创刊，截至2017年底已刊发18期，共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百余篇(部)，介绍中国作家近七十位。为了引导日本读者用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观察世界，译者比较重视对作家作品、译介载体等的选择。从“译者行为”的角度对“译介选择”进行学理分析，可以管窥中国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现状，了解译介活动的制约因素和译者对策，以便找到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

2 译者团队的组建

在译介活动中，团队组建是重中之重。《中国现代文学》的译者先期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会”(以下简称“翻译会”)，由二十余人组成。他们通过个人翻译、集体研讨的方式，有计划地进行译介工作。负责人栗山千香子(中央大学)在邀请译者加入时会参照一定标准，目的在于在保证发挥译者特长的前提下缩短团队磨合时间。

2.1 突出能力、重视协作

从能力来看，“翻译会”的多数成员在日本高校任教，讲授与中国相关的文学、文化、语言等课程，对中国社会抱有兴趣，对中国国情相对熟识，特别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学术研究进行得比较深入。“翻译会”成员能够熟练地使用汉日两种语言进行文字表述，既能理解表义，又能洞察深意，具备进行译介工作的基本条件。 从经验来看，大部分人此前已独立完成多篇(部)文学翻译，如栗山千香子翻译过史铁生、迟子建、述平等多名中国作家的十余篇作品；近藤直子(日本大学)则翻译过遇罗锦、琼瑶、残雪等人的长篇小说，还参与多部译著工作，是中国文学的资深译者。

除能力和经验外，“翻译会”成员还具有很多共性。比如，初期成员大多曾共事于《季刊 中国现代小说》刊行会。该刊自1987年创刊(分上、下两卷共72册)至2005年停刊前，已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三百余篇。因此，在协同工作方面基本不存在障碍，这大大缩短前期筹备工作的时间，也使初创期、磨合期的团队运行比较平稳。

2.2 中日互助、新老结合

为了与时俱进、符合社会期待，“翻译会”不断尝试创新，并适当扩充译员队伍，吸纳中国籍在日工作人员，除邀请此前有过良好合作的中央大学教师赵晖外，骏河台大学教师叶红等人也加入其中。他们在译文校对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而新人的启用更显得不拘一格，比如在第6期和第13期上，该刊分别刊载关口美幸和大高ゆかり的译作。两人虽精通汉语，但此前均未有过文学翻译经验。在进入“翻译会”后，她们先后翻译过鲍十、范小青、苏童、梁晓声等人的多篇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关口“对中国农村现状抱有兴趣，喜欢阅读农村题材小说和报告文学”①。为此，她首选在日本鲜为人知的鲍十的作品——《子洲的故事》，并在译后记中分析这位平民作家的创作特征，介绍社会评价。此后，她接连翻译《葵花开放的声音》《天气预报》等作品，尽量选取清简平白文风的作品进行翻译，内容以体现日本读者较少关注的中国农村为主。此外，关口还是该刊首位翻译剧本的译者。此前，该刊译作以小说和随笔为主。而关口在第16期上进行大胆尝试，翻译彭铁森的剧本《我叫马翠花》，简介中国地方戏曲剧种——花鼓戏，以丰富日本读者对中国文学(艺)的认知。

《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活动是以个人意愿为基础的个体协作社会活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将成为中国文学在日本译介活动的主要模式。不以商业利益为第一导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译作的文学和学术价值。

3 译介内容的选择

译介内容直接影响丛刊对受众的吸引力。因此，“翻译会”既要保证译作的文艺性，还要注意编译工作的全面性、社会性、即时性，希望在提高日本读者对中国作品认知水平的同时，保持对中国文学动态的实时跟踪。

3.1 重视全面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编译过程中，“翻译会”强调译介活动的全面性：既重视文学作品类型的全面性，也兼顾对原作信息还原的全面性。

“翻译会”十分关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除小说和随笔外，还译介自传、漫画和诗歌。其中，自传出现得较早，近藤直子于第2期摘译过残雪的《趋光运动》。近藤既倾心于作者以文学笔法进行自我解剖的精彩，也认为通过自传可以了解作者经历，有助于文本分析等学术活动②，力求通过文学译介助力中国文学批评的立体化、全面化。

而漫画的译介彰显该刊的别具一格。在第3期中，千野拓政译介张晓雨的漫画《飞：发明家乔正飞》，并为此撰写近万字长文——《中国漫画之演变述说什么？》，内容涉及中国漫画的起源、发展以及受日本漫画的影响程度，说明漫画在中国转型期中的社会作用。整部译作占第3期五分之二的版面，远超莫言的《月光斩》，是中国文学在日本译介活动延展性和创新性的具体表现。

诗歌的译介活动开始较晚，但因被持续译介，译作数量迅速增多。从第10期栗山千香子翻译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起，仅第15、16两期未刊载诗歌译作。期间，王小妮、西川、于坚、韩东等人的代表性诗作被相继译介，中国诗歌的发展近况得到很好的呈现。特别是对中国第三代诗人的译介能促进中国“平民化诗歌”进入日本读者视野，引导读者跟随作者的视线，审视人物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变迁。

为让读者尽量深入了解译作，“翻译会”在每篇译作正文前后分别标注中文原题目、出处和时间，并以注释、译后记等形式对作者生卒、籍贯、学历、职历、代表作品、所获奖项、学术评价等信息进行补充说明。“注释是由接受主体与原著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同时又是丰富本国语言、固定外来新词的有效手段。”(宿久高 鲍同 2012：108)这种译介方式虽在日本并不多见，但却十分有利于日本读者积累背景知识，便于提高他们对作者、作品的认知水平。

3.2 突出社会性

日本文学素有“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之分，尤其在学术层面上，更强调文学的纯粹性。译介活动也有类似倾向，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译介中国文学仍以学术目的为主，无论译者还是受众，多通过译作进行学术批评。

反观《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并非刊行的第一要务，“翻译会”着眼于传递信息，互通有无。在选择译介对象时，“翻译会”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性，并在“创刊词”中做如下描述：“语言渗入躯体，心灵连接到未知的世界。与文学幸福相约，以新的视点观察世界，接触未知的人……”③可以看出，“翻译会”成员虽精通外语，却并未刻意展示个人翻译能力或学术造诣，而是希望利用译作具有“传递社会信息的载体”这一属性，充分发挥译介活动的社会功能。

一方面，译者突出作品的纪实功能，如译介莫言的《月光斩》、丹增的《江贡》、蒋一谈的《另一个世界》，目的在于反映中国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个体的生活现状；另一方面，译者希望突出作者个性，重视主观视角下的道德观察和文化理解，如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迪安的《圆寂》、叶广岑的《鬼子坟》，译介选择侧重不同年龄层作者的个性化社会解读，重视社会内面的深入挖掘和人物灵魂的文学表达，促使日本受众的阅读活动并不仅限于文字赏析层面，而是能够充分体验他国文化、观察他国动向。

3.3 保持即时性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学的印象多停留在“经典”层面上：一方面，专家学者比较重视汉诗汉文，认为它是传统汉学的重要载体，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因而热衷对此类作品的译介。另一方面，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译介的学者，更多将目光集中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后的名家名作上，如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的作品被多次重译，但却忽略对中国文学的实时跟踪，使受众视线被固化于某一时段，因而影响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而“翻译会”以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主要任务，不仅介绍莫言、苏童、史铁生等颇具名望的作家作品，还大力译介迪安、朱山坡、颜歌等新人新作，内容来自《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刊物，或摘译文学著作。从原作与译作的发表时间看，两者时间之差基本维持在5年左右，其中《鹿二的心事》的时间间隔最短，从原作问世(《民治·新城市文学》，2011年10月)至译作发表(《中国现代文学》，2012年4月)，期间仅隔6个月，与中国期刊《作家》对原作的转载同步，这体现出译介活动的即时性。

不仅如此，“即时性”还体现在对中国文坛的观注。从创刊号起，《中国现代文学》便通过专栏、书评等方式进行文学批评，以图书介绍、活动预告等方式介绍中国文学的动向。由于篇幅所限，该刊的译作以中、短篇作品为主。目前，“翻译会”也注重对长篇文学的介绍，已推介长篇小说二十余部，包括莫言的《蛙》、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常小琥的《收山》等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

此外，“翻译会”还重视书介的外延功能，释义较新词汇，如“80后作家”“先锋派作家”“中国轻小说”“青春小说”等；解读社会现象，如“水木社区”“中日韩东亚文学论坛”“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等；阐明特殊概念，如“三年困难时期”“赤脚医生”“贪嗔痴”等。“翻译会”还以“汉字移植”的方式对译文进行异化处理，以有效拓展日本读者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储备，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促进对中国文化、社会现象的深入理解。

4 选择译介载体的原因

译介载体的选择是媒体多元化社会背景下出版物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创刊伊始，“翻译会”便确立“以书代刊”的刊行模式。之所以没有选择学术期刊或单行本作为译介载体，原因有以下3个方面。

4.1 出版的周期性

“翻译会”重视跟踪中国文学的发展动态，因此，刊出周期需要相对固定。饭塚容认为，中国“很多作家写出的是三四十万字的大长篇，翻译、出版会因为篇幅过长而困难重重”(饭塚容 2011：17)。因此，主要译介中、短篇作品，适当连载长篇文学成为保证译介周期的有效手段。比起单行本，定期刊行的载体更适合此种译介模式。由于“翻译会”成员多有《季刊 中国现代小说》的编译经验，深知单月刊、双月刊或季刊的刊行周期无法满足遴选、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的时限条件，很难做到对译文进行充分讨论、反复研磨，这会影响译作质量，所以最终决定以半年刊形式刊行，体现“翻译会”谨慎的工作态度。

4.2 编辑的灵活性

“以书代刊”在保证周期性的同时，有利于丛刊编辑的灵活性。通常来说，日本学术期刊的栏目基本固定，且在很长时期内不会变动，以保证读者群的稳定。而“以书代刊”可在保持各期整体风格基本一致的前提下，视原作形式、作品风格等进行相应调整，扩充译作类型，传递即时信息。比如，史铁生的作品是该刊译介的主要对象之一。2010年末，史铁生病逝。次年5月，“翻译会”在第七期中独辟专栏——“追悼史铁生”，通过文字寄托哀思，以图文形式再现北京追悼会场景，同时，翻译史铁生夫人陈希米的致辞，还摘译苏童、迟子建、陈建功等作家对史铁生的评价，最大限度地介绍中国文坛动向，显示出译者行为的主动性。

4.3 释义的充分性

“以书代刊”为译者，特别是非日籍译者的“显身”提供宽广舞台。在翻译学中，很多学者提倡“译者的隐身”，希望在译文中尽量弱化译者的作业痕迹，译者的“不可见(性)”成为理想目标之一。但是，“翻译会”却希望译介人员走到“台前”，通过前言、评论、译后记等形式记述作业过程，对译文进行解说，为读者提供导读，内容兼具知识性和学理性。比如，第2期译后记写到：“《叛逆者》原文中有‘一脑袋高粱花子’的语言表述。例会中，有人认为这种比喻会令日本人摸不着头脑，建议删去。但是，主笔译者却认为，此处的比喻十分有趣，必须保留。……这正是中国高粱文化圈的表达方式”④。“翻译会”积极发声，主动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展现译介活动内面的同时，抛出学理性话题，以期引发社会讨论。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丛刊，讨论在日本的译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选择，其精准化、精细化、个性化的作业方式可能成为他国在译介中国文学时的有益参考。当然，这种译者行为也受到期刊发行数量、译者收入、两国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翻译会”始终以积极的态度进行译介创新，尝试符合本国发展、便于读者接受、能促进两国民间交流的方式进行文学译介，这有利于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作为中国学者，应在持续关注其译介活动之余进行客观评论，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协助相关工作，以期中国文学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国际传播。

注释

①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第6期第136页。

②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第2期第156页。

③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第1期第4页。

④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第2期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