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向前 郭继荣

(西安工业大学, 西安 710021；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 710049)

提 要：利科抓住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创造性地提出有“世界”与“人”存在的话语理论；与索绪尔从类比出发论证语言的创造不同，利科强调句子与语境，并从语词多义性出发提出话语及其在隐喻中的创造性，其智慧在于尝试用语义学超越符号学；索绪尔认为文字地位在语音之下，而利科从文字与书写中看到意义的解放，发掘出新的理解和实在。争鸣与创新的背后，是利科对于解释学传统和结构主义思潮的调和，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精神的对话与碰撞。

1 引言

语言哲学问题离不开对语言科学与语言本质的反思。“哲学尝试在我们的知识体系里为语言建立一种秩序，而带着这一理念，哲学的全部工作就是通过‘语言分析’和‘概念考察’来澄清、治疗或消解哲学问题。”(杜世洪 2017：32)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肇始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而后来的部分哲学家正是在继承和批判结构主义这个营养钵的基础上，尝试复兴被其消解的时间维度、人的要素以及说话人的主观意义，据此提出各具特色的语言哲学观。法国哲学巨擘、当代最重要的解释学家之一保罗·利科(P. Ricoeur)即是其中之一。系统梳理这些观点对于语言哲学乃至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利科为深化解释学研究，将目光投向语言，从索绪尔那里找到突破口，将自己的众多解释学理论构架建立在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区分的基础上。然而，他更多是在批判与超越索绪尔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自己的语言哲学观。而这一点已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孙际惠(2011)和汪堂家(2005)等在相关文章及论著中均有过简单提及，但目前仍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尝试从对语言本体的理解、语言创造性、书写与解释3方面对二者的思想做出较为系统与详尽的比较，理顺利科语言哲学观的发展线索及与索绪尔的哲学渊源，并阐述同时作为利科思想基石和靶子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2 “语言”与“话语”及其背后：利科对语言本体的阐释

叶起昌将语言学在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定义为“追问语言拥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和本质”(叶起昌 2011:1-2)。目前学界认为，索绪尔在语言本体论问题上的思想并不清晰，含混于社会性和系统性。在李文新看来，在语言科学观、社会心理主义语言观的昭示下，“语言”本身才是索绪尔确立的语言本体(李文新 2012：82)。本文同意这种观点。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而非实质。它的构成不是来自音素和意义本身，而是二者的关系，这种结合便是语言符号系统本身，是形式，是结构。索绪尔首先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这一组重要的概念。他认为，言语是多面的，“跨着物理、生理、心理几个领域”，而语言是社会的、纯心理的，“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是言语混杂中的确定(索绪尔 2008:30,36)。语言只是言语一个确定的主要部分，一种表示意念的符号体系和系统整体。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只有从语言、共时和组合等维度出发才能认识语言”(刘辉 2009:23)。通过抽丝剥茧，索绪尔在确立符号的任意性之后，摒除所有与符号的组织特征和语言的系统特征不相关的干扰，仅保留内涵于系统内部的必然成分，如此，语言系统建立在差异而非内容或经验之上。这样一来，语言便潜存于“言语”之外，成为符号系统，并依靠规则来实现自己的科学运作，实现自身抽象的客观存在。语言研究便走上形式化的符号学之路。

利科的解释学语言观始于对索绪尔的语言学及其影响的研究。他接受“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但反对语言学研究的形式化倾向。在他看来，“索绪尔方法论视域中的语言研究过分倾向形式化的探索，忽略许多形式化以外的因素。这就为后来的学者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同上 2011:25)。这种倾向“抛弃了语言的意义本体论的价值”(徐友渔等 1996:199)。语言应该处于一种交流的态势中去重新解释思想，而不是被视为符号封闭起来，与外界事物隔离后只作纯形式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没有考虑到很多语言现象。首先，“言说”行为不仅是个体的表现行为，而且是新表达方式的自由创造；人类在历史中通过语言生产来生产自身，并产生文化——所有人类的文明，是劳动的文明，也是言语的文明。同时，结构主义也没有考虑到，语言的原初目的本身就是通过言说内容来论及他物。语言既拥有理想含义，即言说内容，也拥有其指称，即论及他物。在这运动中，语言上升了两个层级，“抓住了现实，并表达了对现实的把握”(利科 2012:11)。利科正是基于此质疑语言是一个可以被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一结构主义假定。

利科抓住了对“话语”(discourse)的分析，即他将目光聚焦到自然语言，通过抓住意义的本体论价值来回答本体论问题，由此“世界”与“人”进入研究视野。利科对话语的关注由“事件”与“意义”两个层面展开。他将话语的产生定义为一个事件(un événement)，理解为“系统的语言的对立面”。作为事件的话语的存在转瞬即逝，但同时它“可以被识别和再识别为相同的。这一‘相同’，从广义上讲，就是所谓的意义”(同上:129)。在利科看来，意义的维度包括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前者关注句子的意指——句子的识别和表达功能结合产生的东西；后者关注说话者的意指——意向性意义。他说，“话语不仅有一种指称，而且具有两种指称：它与语言之外的实在性，即这个世界或某个世界相关；而且他通过特定的程序同样指向说话者……在此方面，语言既指向实在，又可以自指。正是同样的实体(句子)支持这一双重指称：意向的和反思的，它指向事物，也指向自我”(同上:130)。自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以来，解释学逐渐步入哲学视野，而通过“存在”阐释“意义”，正是利科解释学的语言哲学贡献。在此，我们对利科的语言本体的理解从两方面加以详细分析。

首先，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世界的关联是利科语言哲学大厦的重要根基。科学的语言虽然清晰准确，但却营养不良，问题就在它与关乎存在的问题没有了瓜葛。利科认为这一缺失成为“哲学的原罪”。针对索绪尔的另一大贡献：对能指与所指的区分，利科欣赏其是“最确实的区分”，但同样存在问题：能指与所指作为一种纯内在关系，将符号—事物的外在关系抛弃。“事物”被赶出意义的因素，因为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仅是将概念与听觉印象统一起来。索绪尔这里，意义作为一种能指的反映，是语词与事物的中介，而忽略被指称的现实。正是这道符号与被指称的事物之间的“裂缝”，区分出语言学的语义学与哲学的语义学。因此，利科要做的就是通过弥合这道裂缝来确立语言的本体地位。因为作为符号的科学语言只是在同一体系内与其他的符号产生联系，没有超出其本身的世界，丧失了时间性。而与语言不同，通过人将具体陈述转化为话语后，同指涉的某物、同表达的世界发生联系，话语是关于事物的，是关系到它尝试描述的那些世界的，这就是利科所言的指称，即指称将语言和世界联系起来。“首先必须某些事物存在，如果某些事物要被谈及的话”，即事情被谈及的前提在于它本身存在，由此证实语言谈及的事物的存在本身，这就是利科的语言本体论论证的基本命题(高宣扬 2012)。在这个意义上说，谈“事件”性，就是指话语把世界引到语言中去，“事件”通过“语言”才能获得意义，人在表达世界的过程中表达自我，在解释世界神圣性过程中探索自我，语言因此成为海德格尔式的人的存在方式，表意场所的语言本身就应该与“存在”密切关联。

其次，语言与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严格区分，使语言科学将自身圈定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语言变成科学解释的唯一对象，而说话的主体，即言语的人被淘汰出局，造成“主体”的缺席。“语言不再是说话主体的功能，而是单个被动记录下来的产品……因为被逐离了科学视野，个人成了形式主义化约的牺牲品。”(多斯 2004:68) 作为一个将哲学看作对人类之存在思考的学者，利科关注语言之于人类的意义与存在的重要性，而非简单的描述。利科相信，“我们生在语言中，生在‘照亮每一个来到世界上的人的逻各斯的烛照’中”(范胡泽 2012:74)，对“语言”符号与系统性本身的思考尚未涉及主体的问题，而语言中应该有说话者，人先天地就被语言贯穿、引导。而话语(论谈)的存在意义恰在于着眼于是“谁”在说、有“谁”参与话语，同时也将参与话语主体的所有参照背景相关联。“利科在‘论语言、论象征即论诠释’一章中说，‘人的语言、言谈及论述方式，集中地表现了人类表达其自身意向、意图、观念意义、愿望及其相互关系的内容及动向’”(高宣扬 2012)。因此，伴随着对话语的分析与解释，与人相关的文化和历史、语言的文化性可以得到“再解释”，更重要的是人的存在意义和存在潜力得到充分把握，语言转变为话语后，也与人的存在经验发生联系，构成人类经验的基本条件并实现其意义。这也是话语语义学的基础。具体来看“主体”，一方面，话语则借助于一套复杂的指示词(人称代词、动词时态、指示代词，等等)反过来能够指称它的说话者，从对个人的肯定达到对自我的承认；另一方面，语言以其密码为沟通提供先决前提，但是语言本身作为结构的存在并不能实现信息的交换。而话语则不然，它在蕴含着外在世界与作为主体的自我的同时，还包含着某一个“他人”——听话者或对谈者。据此，只有在话语中人才能实现语言负载的信息交流，从而达到人与人的心思的互动与理解。该问题还与个人同一性问题密切相关。在其后期的《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一书中，利科就指出，个人同一性不是笛卡尔式的“我思”，亦非尼采式的“瓦解”，而是自我与他者的“交织”，这种交织正是通过话语得以实现。总之，作为语言现实的话语，就是人借以拥有世界、拥有与他人的关联的东西。而在他解释学占有重要地位的“隐喻”范式中，正是通过反思隐喻话语来实现符号之中蕴含人类存在意义的理解。

综合来看，这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精神的对话与碰撞。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兴趣。索绪尔和利科都反对将语言仅仅当成思想的工具，但索绪尔语言观的旨趣是要建立科学的语言学，他强调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自足性、排除形式化以外的因素，目的在于为作为科学的语言划定范围。语言被客体化就意味着言语就由于它的异质性和太多个人要素而导致科学性不足最终被淘汰。这样一来语言研究被扎实地置于“形式”“关系”和“结构”等范畴中，使得语言研究的科学主义角度和视野成为可能。利科则不同，他将主要关注点放在语言的人文性和社会性上，坚持语言与人、与世界的联系，坚持语言澄明世界与存在，说明他思考的是个人以及处于社会和历史中的人，对意义和语义学的关注说明他定义的话语是关于人的哲学话语。他说，“如果语言哲学不是哲学本身的话，它又是什么呢？这样的哲学本身乃是思维着‘存在’与‘被说出的存在’之关系的”(同上)。这深刻显示出利科的人本主义倾向。这是二者语言观和语言哲学的本质差异，也正是这个根本差异致使二者关于语言创造性、对书写的定位有不同阐释。

当然，利科的反思哲学在保持着语言本体的紧密接触的同时，也并没有完全拒斥结构主义方法，反而他认为这种方法能把自身的合法性确立为他的解释学的理解自我和理解存在的客观阶段。

3 创造性何以可能：利科对语义研究的发展

罗兰巴特说：“正是在索绪尔那里，发生了一场认识论的变革：类比(analogisme)取代进化论(evolutionnisme)，模仿(imitation)代替派生(derivation)”(多斯 2004:62)。语言不是链接一个可见的事物和不可见的符号之间的桥梁，对象的创造与产生则通过类比、模拟的方法最大限度诉诸于符号在任意性中无数差异的可能性、偶然性。在语言的创造原则上索绪尔主要强调类比。他将类比形式定义为“以一个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规则构成形式”(索绪尔 2008:226)。在“类比是语言创造的原则”一节中，他强调虽然类比结果的创造先由言语实现，但“一切都是语法的”。类比由“继承者”“竞争者”和“创造竞争者的形式”3个事实构成，这是一种语言材料在新结构中的重新分布。他以拉丁语的honor为例运用一个4项比例式来解释类比的运作：

ōrātōrem: ōrātor=honōrem:x

x=honor

(同上:232)

它的演进是：honos:honosem→honos:ho-norem→honer(模仿orator:oratorem): honorem. 类比将第二步的形式统一起来成为第三步的规则。类比是基于某个参照模型，按照其规则进行有规则的模仿。它是语言中具有创造力的力量。同时，索绪尔关于创造性的另一个关注点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索绪尔的模式中，特定的能指和所指能够组成符号进入语言体系依靠两种结合方式：组合和聚合关系；前者为新语词提供不同的位置,后者为各种新隐喻的产生创造空间。”(叶起昌 2011:1)

利科承认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的区分，这也是二人解释语言创造共同的基础和起点。但利科的着眼点发生重大转移，那就是从语词及其之间的关系到话语和隐喻。在“隐喻与索绪尔假设”一章中，他批评索绪尔的部分二分法“制造的问题与它们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原因在于：当一个语词被纳入模糊的句子中时，语词产生新的意义，抑或改变既有意义，隐喻即是一例。正如在《哲学主要趋向》中，他在评价索绪尔及符号学时指出的：“天然语言表达的许多含混性还有积极价值，这种含混性与这类表达可进入无限多语境的能力有关，因而就是与语言的创造性有关”(利科 2004:3)。他对语言创造性的解释也正建立于此：创造性的基本条件就是语词的内在多义性与语境的特殊性。语词有着内在的多义性，但这种多义性的实际功能只有通过句子在某个特殊的语境中的说出、产生单一的话语才能被把握。通过赋予语词以某种“多余意义”，这个“多余意义”就具有被解释和筛选的空间和必要性，这就为意义的创造性扩展提供基础。利科据此发展出他著名的隐喻解释学理论。隐喻运作于句子这个层次，在一个句子的两个术语中预设某种张力。如“张三是狐狸”，不是说张三是那种食肉目犬科动物(利科称之为一级指称)，而是“狡猾的人”(二级指称)。隐喻之所以能够表达新的意义，不是通过创造新词的方式，而是通过使语词违反日常用法的方式。作为一种语义更新，隐喻有助于让新的世界显现出来。含义的出现伴随指称维度转换而赋予隐喻重新描述现实的能力，这就是创造的根源，因此隐喻不仅能够提供信息，更能传达真理。利科的这种隐喻观为后来的隐喻研究打上浓厚的解释学色彩。另外，利科再次以隐喻为例批评索绪尔关于历时与共时的划分，认为其产生的困惑与新发现一样多。严格来说，隐喻与多义现象是一种共时的事实，但是其意义的变化从过去就对当下现实的多义性做出贡献，这又具有历时的特征。这种结构与历时的对立需要再次进行调和。

但是，如果我们的比较止步于此，那这种比较的意义并不大。因为索绪尔对创造性的论证集中在符号层面，而利科则聚焦于话语，二者虽有可对话之处(如索绪尔强调“作为类比结果的创造，首先只能是属于言语的”)，但交点不多。但如果仔细探析支撑两种观点的思路，我们就会发现：其一，利科在以重形式分析的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符号”和“句子”的区分，并建立重内容分析的语义学研究。关于语言创造性便是例证。纵观索绪尔对类比与创造的论述，他的关注点在语词与符号规则上。利科则不然，他把句子作为语言活动的基本单位，坚持认为语言须关注其特殊结构——句子结构，它不是结构主义、符号学语境下的结构，而是语义中的结构。在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E. Benveniste)的影响下，利科吸收语言具有“层级的总体性”的观点。语言层级各具单元，但并不连续。音素、词素和义素由其内在的和对立的关系界定的符号这是一个层级，这也是索绪尔的视角。而利科则认为正是在这个层级基础上，作为其结合体，句子本身不再是一个符号，“不再是语言或系统的单元，而是言语或话语的单元”(利科 2012:11)。正是在句子这一层级上语言指向某物，符号的封闭世界关联于外在的语言世界，这样它把对世界的关系、对自己的关系和对他者的关系这3个维度结合起来(此正是本文第一部分的主要论题)，实现向话语层次的交往，创造真正的语义可能性和诠释的可能性。正是因为这个深层原因，语言的创造性不但依赖语词多义性，更依赖句子——只有与句子相连，才能连接语言3维度，使隐喻发挥实现意义创造的威力。前文也提到，话语的产生被利科定义为一个事件，这里的句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件”，而非复杂的语词或者语词的结构。“与语词相比，它是一个新的世界，可分解却不能还原，两者性质不同，属于语言学的两个分支：语义学和符号学。”(徐友渔等 1996:200) 其二，利科认为，从语义层上来说，隐喻的用法展现出“好像”这一特征，但是从心理维度再到哲学维度，可以看出隐喻超越索绪尔划定的语言本身的东西，那就是从“喻”上升到“象征”，也就是说从某种可见、可感、可理解的语言指向一种不可见、不可感、难以理解的存在。既如此，那么抽象的、难以言说的东西终于通过具体的、可感知的事物体现出来。基于此，利科在《活的隐喻》中提出“隐喻的真实”这一表述，在他看来，隐喻的作用不仅仅在语言修辞上，更重要的是对真理的表达(利科 2004：57)。他对隐喻的突破性阐释在于：隐喻不管是转用、反用还是有意误用，都能够为人类的情感特别是想象产生巨大的影响。利科通过论证隐喻解释预设的字面意义被摧毁后，提供创造性想象、情感、反思的作用和可能性：即隐喻陈述的内在语义张力在于以可见指向不可见，指向新的语义学的一致性，赋之以准逻辑的真理价值，把握一系列作为中介的隐喻和象征及其信号中包含的人类存在的意义，同时达到对世界结构的表达。综合看来，这应是一种用语义学超越符号学的重要尝试。

4 “照片”与“文本”及其背后：利科对理解的理解

在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基础上，索绪尔就探讨书写的问题。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与书写不可混为一谈，两者属于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的功能在于表现前者，而书写实际上使语言含混。“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纂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索绪尔 2008:47-48) 他批评书写形象给人以比语音更为稳固和持久的错觉，长此以往语音的真正价值受到贬抑，而文学语言则更是“增强了文字不应该有的重要性”。显然索绪尔认为，书写逊色于语音，文本低于言说。

利科关于书写的讨论的基础还是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他说：“文本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言谈”(Ricoeur 1991:43)。但他却极力反对索绪尔关于书写的观点，他不接受对书写的不信任。反之，他认为西方文化中拼音书写(alphabetic writing)的胜利及其呈现出的文字附属于言说的倾向，表现出文字与声音/言说的密切关联。利科非常强调书写的特殊性及其作用。语音虽然可以转化为文字，但这不是简单而机械的记录，书写与语音相比一定还可以表明一些“超出”言说的东西，这超出的东西就是对实在的再创造，就是解释(interpretation)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书写的结果——文本，依靠间接材料却不对直接的听话者，也不是直接的语言，所以“一旦文本取代言谈，就不再有说话者”(同上:45)，文本成为主体“死亡”的标志。但它的优势也恰恰在此：首先在时间中存在的说话时间转瞬即逝，而说话者表达的意义——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不必以说话者为中介而通过书写成为文化资料，它不依赖于说出的声音而和思想直接相连。而更重要的是，将书写从对话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后它反而具有一种重构的潜质——文本语言和其意指的世界能够被重新理解，文本的实在成为与话语相比不同的新的实在，意义也因之在上文提到的特殊的语境中被进一步解放出来。从历时的角度看，借助文本，历史恰若给当下的理解者打电话，现在的人与过去的打电话者共同构成过去的创造者，如此一来，书写文本的逻辑成为远方之物，其“去作者性”得以强化，这是基于时间现象学对历史与书写的一种独特的洞察。因此利科说，世界在现实的对话中得以“表现”(presented)出来，而在书面阅读中则是“再现”(represented)开来。书写的文本因而产生建设性的意义，文本的疙瘩被以新的方式解开，开启新的交往，被赋予新的地位，成为理解的中心。这一阐释为利科的解释学开启新的领域。因为这恰恰回到利科的解释学理论出发点。在他的初步定义中，解释学就是“关于与‘文本’的解释相关联的理解程序的理论”，“解释是理解一种特殊的状况，解释应用于活生生的文本表述，就是理解”(利科 2001:409)。根本上，利科确认的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学就是对解释的再解释和对理解的再理解。解释的任务就在于克服文本所属的过去文化时代与解释者本身的间距，通过克服这个间距，解释者才对于文本占有意义。而解释学的任务就在于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这也是书写被强调的根本原因。

5 结束语

利科坚持自己的哲学是“反思的哲学”。通过反思语言学科的争议与要点，将“实存”与“结构”两种不同的倾向最大可能地统一于解释学之下。他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这是一种对解释学传统和结构主义思潮的调和。通过考察利科哲学的索绪尔渊源，我们发现，利科敏锐地抓住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这一重大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贡献。但以此为生发点，他本着人本主义精神，结合解释学的任务，创造性地提出全新的有“人”与“世界”存在的话语语义理论，语言的主体性与语言意义本体随之而生。据此，与索绪尔的区分词语系统的语言模式、从类比出发论证语言的创造不同，利科将视角放在句子与语境上，并由此从语词多义性出发，将句子置于语境中，提出话语在隐喻中的创造性，这背后是一种尝试用语义学超越符号学的野心。与索绪尔认为文字地位在语音之下不同，利科从书写中看到意义的解放与新的理解，这与他的解释学目标息息相关。本文当然无意评价二者孰优孰劣，反之在理顺利科对索绪尔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继承与批判性发展的基础上，从二者的比较中我们更能够看到，索绪尔语言学强大的包容性与开放特点、生长潜质，利科的语言哲学甚至解释学就是来源于基于对形式化倾向的语言观的深刻反思。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发展需要这种反思、借鉴、批判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