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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思考

2018-11-22段鹏飞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8年23期
关键词:农村社区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

段鹏飞

[提要] 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在正确认识合作社发展程度、合作社在农村社区的作用、合作社的持续性发展,以及政府干预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对解决欠发达地区“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社区;欠发达地区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8月27日

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自己的组织,被社会各界给予厚望,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在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承担普遍的经济功能,而且因为地域特性还衍生了诸多社会功能。广东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总体而言,还处于初步阶段,运行中存在各种问题,还远远没有发挥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应有的作用。样本的选择上选取了乌石镇和大桥镇,两个镇都位于韶关市,属欠发达地区,乌石镇属于工业镇,大桥镇属于农业镇,样本的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样本情况

(一)乌石镇和大桥镇概况。乌石镇位于韶关市曲江区南部,交通便利,是典型的以发展工业为主的工业镇。全镇辖6个村委会和2个社区居委会,共90个自然村,土地面积117.3平方公里(其中水田785.28公顷、山地面积7,113.59公顷);总户数有6,843户,总人口2.1万人(其中,农业户2,954户、农业人口12,552人)。2014年全镇国民经济生产总值3.8675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7534亿元。农村人均收入12,805元,略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12,246元。

大桥镇位于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西北部,是典型的高寒石灰岩贫困山区镇,也是传统的农业大镇。全镇辖21个村委会,1个居委会,共266个村(居)民小组,家庭总户数8,775户;总人口41,099人,其中农户8,025户,农业人口38,324人;总面积384平方公里,共有林地394,073亩,耕地面积39,383亩,包括旱地14,561亩,水田24,743亩。2014年全镇国民经济生产总值4.387亿元,比2013年增长7%;大桥镇农业生产总值2.1128亿元,比2013年增长6.5%;农民人均纯收入5,788元,仅相当于同期广东省平均水平12,246元的47.26%,全国平均水平10,489元的55.18%。乌石镇和大桥镇农民数量众多,收入偏低,农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当地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挖掘农业潜力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现实途径。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点

1、成立情况。第一,合作社成立的时间不长,且相对集中。韶关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4年。乌石镇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5家,其中乌石镇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是麻竹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大桥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已达到41个,绝大部分都成立于2007年后。合作社数量的快速增加是政策诱导和农民内在需求共同导致;第二,种养大户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少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由龙头企业发起的,然而由龙头企业发起形成的合作社规模明显偏大;第三,主要从事种养业。乌石镇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有4家从事种植业。大桥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运营的比较好的8家合作社全部从事种养业。

2、运行情况。合作社短时间内的迅速成立,为合作社的发展增加了风险。从乳源大桥镇来看,至今已经有10家合作社停止运行。从乌石镇来看,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达到了80多万元,合作社成员达到90多人。其中,展如村大棚蔬菜合作社涉及14个自然村,合作社人数包括带动人数50多人。濛里村优质水稻专业合作社涉及4个自然村,石角优质水稻合作社涉及到6个自然村。合作社促进当地的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展如村的大棚蔬菜合作社从最初的种植5亩的面积,发展到现在的种植面积50多亩,130多个棚,每个标准棚可增加农民收入7,000多元。在合作社的辐射带动下,2014年乌石镇优质水稻的种植面积达到16,000亩,蔬菜种植面积达到3,300亩。

从大桥镇来看,一些带动能力强和辐射范围大的合作社已成长起来,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乳源县云兴蔬菜专业合作社、乳源县大桥镇中冲富民蔬菜专业合作社和乳源县湾背联合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是韶关市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成员最多的合作社是湾背联合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大桥镇)资产总额为300万元,成员519人。云兴蔬菜專业合作社(大桥镇)的资产规模最高,为650万元,成员236人,蔬菜种植面积900余亩,年产新鲜蔬菜230万斤,产值120多万元。

乌石镇和大桥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出现很大差异,从地理位置和农民素质来解释已经不足以说明问题。大桥镇工业薄弱,当地政府积极推进农业发展,而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较低,农民专业化程度低,强烈的增收意愿使农民参与合作寻求集体行动的动机更强,尤其是依托龙头企业,合作社迅速发展。大桥镇农民专业合作社多从事种植业,产品商品率、专业化程度较高。乌石镇交通便利,接近韶关市区,农民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可以外出务工,其收益远高于种地所得,而且合作社没有龙头企业为依托,既有的合作社创建和发展都是单纯依靠农村能人。

3、服务功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和发展改变了农村生产的固定模式,有限的农村社会服务资源经过整合,使农民的生产活动出现新的秩序。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成员提供系列化的服务,其中大桥镇云兴蔬菜合作社最为典型。该合作社通过和嘉农公司合作,为农户统一提供生产资料,统一组织销售,为农户提供农业信息,公司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把典型的经验和技术推广到农户中。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深度发展的思考

(一)关于合作社的发展程度。合作社历经160多年的发展,合作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很大发展,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合作社发展的背景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国际合作运动的长期实践,欧美国家的合作社是在商品经济中自发形成的。就中国而言,合作社是“舶来品”,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低水平的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实践基础薄弱、理论基础缺乏、法律基础缺失等问题。与发达国家单个合作社的经营水平与组织能力等普遍较强造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闯市场能力普遍低下。广东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时间集中,明显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考察来看,农业分工滞后,小农经济严重,合作社的产生不具备自下而上产生的持续条件和稳定基础,所以合作社数量在增加,然而规模较小,甚至出现短期内消亡;合作社在发展中横向扩张显得容易而纵向整合力度不足,都可以从合作社发展的先天条件不足缺乏必要的乡土气息来理解。

(二)农村社区与合作社。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村落组织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解组,谢建社、牛喜霞认为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当代中国农民主导性的人际关系,且为“差序格局”的基础。朱启臻、王念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供选择的合作者首先是在社区内产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农村社会,村庄惯有的经济社会功能遭到严重削弱,农民传统的行为准则也发生了适应性的改变,然而村庄新的秩序或者相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有的秩序尚未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必须直面这种境况,或者说正是由于农村凋敝、农民断层,农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农民专业合作社才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村庄仍然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实践中合作社并不是像经典论述中由以业缘联系起来的农民构成,也不是靠制度信任来维系。目前,广东欠发达地区的合作社既保留了传统的血缘、地缘为表象的传统合作形式,也发展了以业缘为基础的现代合作形式。合作社所呈现的形态一定程度反映了合作社的群众根基与发展活力,欠发达地区人多地少,耕地稀缺,与小规模的合作社跨村发展并存的是农业的专业化程度偏低,是农户持续的对“专业化生产程度偏低的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实现跨村跨镇的发展,带动本村村民继而带动附近村庄农民推进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是政界、学术界对合作社的期望,然而目前广东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很难实现这样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农村能人为中心的差序组织化模式发展起来的合作社限制了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地域范围。

(三)合作社的持续性发展。以合作社现有的规模和质量难以承担合作社该有的使命,而合作社的使命也并不必然由目前的合作社来完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使命需要合作社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合作社的自我发展不仅指作为既有的和未来的整个组织合作社的运行与发展,也指个体的具体合作社的运行与发展。目前来看,合作社发展不容乐观,大桥镇近1/3的合作社解体,问题是合作社解体以后有没有新的质量更高实力更强合作社成立来弥补。农户家庭经营在我国现行农业经营体制中仍占主导,合作社继续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必须带动大量的分散经营的留守农民。合作社成员的老龄化给合作社成员的稳定性带来一定波动,未参加合作社的老年农民也给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继续发展带来很大难度。早有学者指出一些发达国家蔬菜品种没有中国多,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种植蔬菜虽然经济效益高,但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即使参加合作社,管理和用工成本也不会有太大的降低空间,而且蔬菜有一定的轮作年限。红云村在与龙头企业合作中话语权明显不足,而合作社甚至红云村对龙头企业又过度依赖,红云村耕地本就少,蔬菜轮作的特点又让云兴蔬菜合作社的前景变得更加不可预期。合作社自身客观上的不足影响到村庄的经济社会稳定。

(四)政府的干预。合作社原本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政府的作用在于给其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然而与经典理论迥然不同的条件是中国的农民是传统小农,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决策方面、信息搜索方面明显不足,而合作社的起步和发展接触和依靠的是这样的社员基础。而从实践来看,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推进也需要各级政府对各种社会资源的选择和组合,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政府的任务期长且沉重。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政府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希望合作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希望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形成规模效益。在实践中,基层政府在干预合作社发展中思想有些迷惑,行动存在迟疑。不可否认,乡镇工作人员中,有一些视野开阔、熟悉农业的干部,有些合作社是在他们的直接参与下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合作社成立和起初发展的动力虽然来自于农业外部,但是多年来运行良好,合作社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能力在不断提高,农民增收显著。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农业不是乡镇政府的工作重点,而且熟悉农业知识的干部人才严重缺乏。一些乡镇政府虽然意识到农业产业化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性,然而现行体制下乡镇政府疲于完成层层下达的数量化任务,在实践中也难免力度不够,即使是在农业大镇,这种情况也非常明显。

三、结论及建议

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没有普遍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不能高估合作社的带动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但是合作社的发展,对于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适应市场的能力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为合作社的接续发展打开了局面。既有的合作社具有的试验性质难以承担政界、学术界寄予的期望,更重要的是既有合作社能否激发农村内生的理性和持续发展合作社的热情,合作社能否在有限的制度和相对封闭的文化中找到兼容草根性和现代性的发展路径。

从实践来看,合作社的发展水平较低,且具有明显政府推动特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但是合作社开始显示了其活力;合作社的发展对农村社区的影响有限,作为主流形态业缘组织的合作社从成立到运行都受到乡土社会非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但合作社作为孕育有现代性的组织也在逐步增加农民的现代性和农村的现代性。处于探索试验阶段的合作社发展难以稳定,培养合作社自我发展能力非常迫切。各村情况迥异,实践中合作社发展路径多样化也是现实必然,政府的积极干预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动力,应该加强基层政府领导干部的认识,以积极姿态对农业进行有力干预。

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难点,需要认真对待,避免出现合作社“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局面。继续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包括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同时,要加强合作社的发展能力:(1)培育合作社发展的内生动力。鼓励农村本土精英领办合作社,同时允许合作社参与主体多元化;(2)加強宣传、教育培训和示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切忌以行政手段大面积推动,而是首先进行宣传教育,强化农民对合作社的认知,加大示范力度;(3)强化合作社自我发展的能力;(4)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注重培养合作社成员的自主治理能力,使合作社由“政府推动型”向“自主发展型”转变,实现合作社自主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任强.论合作社研究的脉络与方法基于文献的讨论[J].浙江学刊,2015(4).

[2]潘劲.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背后的解读[J].中国农村观察,2011(6).

[3]孙亚范,余海鹏.立法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状况和运行机制分析——基于江苏省的调研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2(2).

[4]谢建社,牛喜霞.乡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新趋势[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5]朱启臻,王念.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基础和条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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