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建，杨晓扬

（郑州大学商学院，郑州 450001）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这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提供了重要遵循。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2．6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接近19%，占GDP的比重超过30%，同比提升2．8个百分点。虽然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仍低于美、英、日，但增速稳居全球第一，呈现出指数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数据）。

相比于数字经济的明显上行趋势，我国传统经济近几年表现出的下行趋势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国GDP增长率从2008年的9．7%下滑至2017年的6．9%。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速放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会相对减少，势必会造成失业率的提高。然而，中国就业景气指数从2011年1季度的0．95上升至2017年四季度的2．91，整体呈上升趋势。这种背离现象表明，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排挤效应”已经发生转变。目前，学术界较少分析在当前“软就业”背景下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冲击及数字经济对未来就业的影响机制。为此，本文从分析数字经济下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问题出发，探讨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及未来的就业趋势，并对数字经济与“软就业”协调发展提出治理建议。

二、数字经济下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双重冲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各产业行业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将会加速发展现代农业、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与此同时，未来就业市场将会面临来自农业劳动力剩余与工业劳动剩余的双重冲击。

1．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远未结束。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随着数字化、机械化在农业中的运用导致农业劳动力供给超出需求的数量。与此同时，城乡间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扩大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产生了外在拉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农民工总量仍在增长，截至年末已达2．8亿，约占全国人口总量的20%。可以看出，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与人工智能的推进，农业劳动生产率将会进一步提升，仍会有部分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转向工业与服务业部门。

2．工业智能化引致工业剩余劳动力。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工业部门中的运用，工业部门也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全球制造业面临新一代技术冲击，德国提出“工业4．0”的同时，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旨在建立完备的智能制造系统。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及机器人生产成本下降，现阶段我国智能制造主要体现在智能装备上，即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与推广。数据统计显示，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从2001年的不到700台迅速增加到2016年8．7万台，十六年增长了约124倍，销量占全球比例从2001年的不到1%提升至2016年的30%。可见，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Daron Acemoglu 和 Pascual Restrepo（2017）研究发现，每增加1台工业机器人就可能减少5．6个人类工作岗位。不仅如此，每1千名工作者新增1台机器人就可能意味着工资下降0．25%～0．5%。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必将会对未来就业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机器换人”与人工智能将会使部分工业劳动者面临职业转换，从而扩大工业剩余劳动力群体。

三、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

下图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科技进步，通过对人工劳动形成替代或互补改变各产业中劳动力的需求量与分布结构。相对于工业剩余劳动力来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培训程度更低，更易受数字经济的冲击。而工业中被机器替代的大多是从事易标准化工作的中等技能劳动力。从短期来看，一部分被替代的中等技能劳动力可能转向交通仓储业等易标准化的行业，而低等技能劳动力由于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不高，想要在短时间内进行知识储备与技能学习以突破行业门槛几乎不可能实现；长期来看，随着数字技术与智能化在其他易标准化行业中的渗透，将会有更多的中等技能劳动力面临失业与再就业难题。由于高技能岗位存在准入门槛，因而向高技能岗位流动存在较大的阻力与流动成本，所以中等技能劳动力在短期和中期会选择向消费性服务业的低技能岗位转移，其原有的低技能劳动力将会被从其他行业游离出来的中等技能劳动力取代，成为最终的失业者。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间接影响是指数字知识和信息作为要素参与生产，通过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创造出新业态，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数字经济在发展初期，需要对技术进行大量的成本投入，一旦技术成熟并推广进入市场，后续成本支出几乎为零，随着用户的增加会带动总收益的提高。因而，数字经济虽然使传统经济部门的易标准化岗位被替代，但随着依托数字技术的产业部门的迅速扩张，将对劳动力产生新的需求。在传统产业逐渐萎缩的趋势下，未来软产业将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领域。所谓软产业，包含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知识产业、金融产业及其他的一些社会服务业，其更强调“一对一”个性化服务，使就业呈现出灵活多元的“软性特征”。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

四、数字经济下的软就业态势

“软就业”是依托软产业的发展而衍生出的新型就业方式，其打破了物理空间和时间的束缚，使就业更具分散化、平台化的特征。

工作岗位所需劳动技能及特点分布矩阵

1．就业市场劳动力分布结构发生变化。其一，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结构转变为“三、二、一”的现代模式。数字经济下的第一产业，旨在实现农业运作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数据获取的实时性和信息通讯的网络化。对于生产而言，市场信息获取更加及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生产的盲目性；对于劳动力需求而言，由于自动化和智能化机器的使用，减少了第一产业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对于第二产业而言，随着工业机器人、数字化智能设备的大规模的应用，一些低技能的工作被机器人所替代，与之对比发现，掌握一些机器的使用技能或拥有管理技能较不易被机器所取代。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5．2%，增速高于第二产业5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新增就业人数的91．8%，高于第二产业83．6个百分点，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其二，劳动力的技能分布结构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发生转变。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和行为反应进行模拟，如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但其无法具备人的情感与感官反馈能力。劳动力职业技能根据工作的类型特征可以分为脑力和体力劳动；根据常规化程度可以分为标准化和非标准化劳动。这两个不同维度将工作划分为四种类型，归结为三种劳动力职业技能，相应的矩阵关系（如下表所示）。第一类是标准化体力工作，即通常所说的“蓝领”，比如机械操作员、打字员、装配工和纺织工。这类工作的特征是具有较多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操作，科技进步对这部分工作的冲击较大，仅数字化和弱人工智能就能替代大部分的劳动力。第二类是非标准化体力工作，主要是指服务行业，比如理发师、清洁工、家政服务等，虽然工作内容不具有常规性，但较易被技术所代替。第三类是标准化脑力工作，主要是指会计、秘书、银行柜员等，这类工作虽然有一定的技术要求，但并不要求从业者具备较高的人际交往能力。一旦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达到该类工作所需的技术临界值，这些工作岗位将会被大规模替代。第四类是非标准化脑力工作，这类工作不仅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同时对从业者的人际情感交流技能有较高的要求，这类工作与科技进步具有互推效应，不易被技术所替代，代表性工作为企业家、工程师、研究员等。因此，掌握综合化的非常规性职业技能和素质将会有较大的职业发展空间。

2．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现阶段，数字经济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信息技术进步及制度创新，为双创提供持久的驱动力。研究表明，创业指数越高的国家就业率越高，说明初创企业带动了社会整体就业。2015年我国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该政策带动就业的效果显著。当前，创新创业大多发生在数字经济领域，涌现出大量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物流、支付等相关企业，带动直接就业人员快速增长的同时催生了围绕着电子商务产业链上下游的就业岗位，呈现出非线性增长的趋势。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至2017年6月，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直接带动的就业人员数量超过310万，上半年同比上涨8．7%；间接带动就业人员数量已超过2 300万，上半年同比上涨9．52%。毫无疑问，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导致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发生断裂式的变革，正如当下的许多职业在十多年前都是闻所未闻，比如微商、自媒体、数据分析师等，未来也会出现全新的职业。

3．“软就业”面临的风险。数字经济所构建的就业生态与传统就业生态迥然不同，两者互动发展、相互交融，使劳动力市场催生出很多新的就业形态。自由灵活的就业模式打破了传统就业“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稳定性。“软就业”面临新风险：一是面临技术性失业风险的群体将会扩大。在数字经济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井喷式的发展，除了那些单一重复的工作会被替代之外，模式化的工作也将被替代，这意味着白领岗位受互联网的影响甚至超过蓝领岗位。正如研究表明，低技能和高技能岗位对中等技能岗位具有“挤出效应”，使中等技能劳动者减少了515个百分点，劳动力市场逐渐趋于两极化（Goos，Manning和 Salomons，2014）。二是法律风险更加显著。随着新型劳动关系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型用工模式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前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政策欠缺对灵活就业者的有效保护。其一，对于灵活就业形成的劳动关系不与承认；其二，《劳动法合同法》对在职人员保护较多，某种程度上使劳动市场僵化；其三，法律法规未能有效解决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者的社保问题。三是企业面临管理风险。首先，管理者需对全职员工与自由工作者的人数比例进行把控，以使自由工作者的专业技能能够协助全职员工完成工作。其次，管理工作者的工作内容由以往对人的管理转变为对整个工作任务的领导，必须确保能够吸引、激励高技术人才。最后，自由工作者所组成的团队具有临时性的特点，管理者需充分激发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凝聚力。

五、推动数字经济与软就业协调发展的包容性建议

1．构建与软就业相匹配的就业统计体系。数字经济下的软就业形态必然不同于传统的就业方式，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就业概念与标准，将会引起统计“失灵”从而无法真实反映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其一，应重新对就业进行定义。随着工作方式的灵活化，出现很多没有与企业签订固定劳动合同但有一定收入的自由职业者，区分这部分人群成为就业统计中的重点与难点，即需辨别失业群体中是否存在自愿失业者。其二，完善现有统计体系。新体系的统计范畴需将诸如淘宝店主等软就业模式涵盖在内。其三，强化统计手段。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对客户端、个人账户的具体统计。

2．引导企业建立与软就业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在软就业的环境下，企业应对传统的管理体系做出及时的调整，以充分激发就业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其一，创新绩效考核方案。未来的工作将会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员工对工作时间的管理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企业的工作场所也趋于非标准化。因此，员工在工作时很可能置身于一个跨越时间空间的网络化系统中。基于这种情况，对员工的绩效考核应引入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同时注重客户反馈与评价，强化对员工的信用考核与评级。其二，完善企业激励机制。就业的灵活性与多元化使得未来就业人员对企业的归属感与企业文化的认同感较弱，因而若依靠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而形成自我激励恐怕会影响工作的积极性。企业应建立灵活的奖励机制，比如采用累计制来决定员工的福利。其三，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未来企业将会面对更频繁的人员流动，因此企业必须寻求合理的方式，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控制风险。

3．从业者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做好职业规划。从业者要想在科技进步中不被智能机器取代，始终具备工作岗位需要的能力，就必须主动强化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尤其是通过数字平台获取信息的数字技能。其一，数字素养需从娃娃抓起，针对不同的学龄制订相应的培养计划，尤其注重高等教育中将数字技能付诸于实践，积极促进校企联合。其二，职业技术教育应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其专业技能培训的优势，针对失业人群等群体提供高效的数字素质培训，助其再就业，分享数字红利。其三，从业者应从职业教育、能力提升、知识累积等方面制定个人的职业规划，探寻多元的就业渠道与收入来源，以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