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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对东盟出口贸易潜力分析

2018-11-22郭伟锋

经济研究导刊 2018年31期
关键词:潜力贵州贸易

郭伟锋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阳 550025)

在全球经济复苏疲软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现区域经济复苏的有效途径,自中国—东盟自贸区从2010年开始实行93%货物零关税协议,至今已有八年。八年来,双方货物贸易越发紧密,双方贸易额增长快速。贵州凭借着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保持持续增长,东盟已成为贵州最大的贸易伙伴。

一、贵州对东盟贸易发展现状

贵州与东盟的发展历程以2002年、2010年为节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2002年。在此之前,贵州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都保持一个平稳增长的发展态势,东盟对贵州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无法突破10亿美元,保持在7亿美元左右,比重保持在15%左右。

第二阶段,2002—2010年。在这一阶段,贵州与东盟的贸易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2003年贵州与东盟进出口总额为98 477万美元,占贵州对外进出口总额比重19.39%,并与2004年第一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

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2010年贵州与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0 224万美元,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CAFTA的建设效应。2013年,东盟成了东盟已经成为了贵州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贸易总额为212 318万美元,占贵州对外贸易总额的25.61%,东盟市场已经是贵州对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贵州对东盟出口贸易引力模型的建立

本文主要考察贵州对东盟出口贸易潜力,是一对多的“单国模型”,即贵州对东盟各国的出口贸易。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中,主要选定的有:经济总量,地理距离,是否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本文在引力模型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添加相应解释变量构建拓展后的出口引力模型如下:

其 中 ,i=1,...,24;t=2013,2014,2015;α0为 常 数 ;α1,...,α4为系数;εij为随机误差项。

经济总量的选择一般有GDP、人均GDP、人口等因素,考虑到东盟各国内部及其他24个国家之间的人均GDP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选用的是GDP总量的数据,以使总量分析更具有实际意义。

地理距离测算方法上采用其他文献通常方法,利用Google Earth工具进行贵阳与各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测算。

由于贵州与东盟的贸易额增长得益于CAFTA的成立及发展,因此,本文设置虚拟变量CAi以区分CAFTA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当CAi=1时,代表国家i为东盟成员国。当CAi=0时,代表国家i非东盟成员国。

三、贵州对东盟出口贸易实证分析

1.回归方法说明。运用Eviews12.0回归分析软件做回归分析,数据采用贵州采用2013—2015年贵州与东盟十国、30个主要出口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面板数据,对该模型做hausman 检验,其统计量为 0.32,P 值为 0.8518,表明在 0.1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原假设为该模型为随机效应模型),即应当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且随机效应估计的D.W统计量为1.738816,比较理想,可以认为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模型可用。所以,本文采用随机效应对方程进行系数估计。

2.回归结果分析。根据模拟方程的随机效应回归结果来看,贵州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与双方贸易额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导致距离因素在检验中不显著,故删除该变量后,对模型进行调整,重新回归,调整后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随机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从调整后的模拟方程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贵州GDP每增加1%,贵州与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额将增加0.3664,且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总量越大,贵州对其出口量越大。这说明,贵州GDP的增长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这与模型预测相一致;变量CA的系数为正,且系数为1.0656,说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制度安排对贵州对外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也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以来的贵州对东盟出口贸易额的快速增长相一致。

可见,贵州与贸易国的GDP,以及是否同属CAFTA的制度安排都对双边贸易有显著影响。其中,贵州与贸易国的GDP,两国同属CAFTA的制度安排对双边贸易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与经典的引力模型结论相符,也与本文的分析相一致。

四、贵州对东盟出口贸易潜力测算

根据模型测算结果可以看出,2013—2015年间,贵州对东盟整体的出口贸易基本在1以上,处于“潜力开拓”与“潜力再造”阶段。但是,东盟各国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市场开放水平不同,贵州对东盟各国的贸易潜力也处于不同阶段,因此需要分国别进行逐个探讨。

表2 2015年分国别出口贸易潜力测算结果

1.当双方贸易的实际额与理论值的比值在0.8以下时,属于“潜力巨大型”,在这种贸易类型下,双边贸易具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由于较为严重的贸易障碍,限制了双方扩大贸易规模,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越南、老挝经济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以及招商引资环境发展滞后,交通不便,导致双边贸易未能发挥各自的优势。

2.当双方贸易的实际额与理论值的比值在 0.8~1.2 区间时,属于“潜力开拓型”,贵州与缅甸、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国家的贸易潜力都属于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贸易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双方的贸易规模有扩大的空间。

3.当双方贸易的实际额与理论值的比值大于1.2这个区间时,属于“潜力再造”型,在这个阶段,双方的贸易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普通的贸易刺激很难再扩大贸易规模,此时只有借助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或者调整贸易政策,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贵州对菲律宾、新加坡、柬埔寨、泰国的出口贸易就处于这个阶段。

五、促进贵州对东盟出口贸易的建议

1.贵州和东盟国家的优势产业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存在着明显的产品同质化和贸易结构趋同现象。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贵州必须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减少同质化竞争,实现差异化合作。

2.对内应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积极推动区域合作。加快对外通道、开放口岸建设,通过双龙航空港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安综合保税区、遵义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的关税减免和税收优惠福利,培育对外开放方面新的增长点。

3.对外应依托CAFTA的政策便利和关税优惠,发挥贵州特色,利用好贵州优势,发展次区域合作。贵州可以凭借其便利的地理交通优势,推进与东盟国家运输枢纽的建设,将贵州打造成CAFTA的物流中心与交通枢纽,联合越南、泰国等周边东盟国家发展经济合作,逐步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跨境旅游、农业领域、大数据产业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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