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岭南黄大仙文化在近百年间深刻影响着岭南人的生活，它“普濟劝善、有求必应”的特色独立于金华黄大仙，是具有岭南本土特征的信仰文化。在现代化的今天，如何更好地运用岭南黄大仙文化来加强粤港澳三地的联系，使岭南文化得到新的发展，需要我们继续思考。

[关键词]黄大仙传说；普济劝善；有求必应；粤港澳大湾区

黄大仙传说发源于浙江金华一带，光绪年间的《金华县志》中记载了大量与黄大仙有关的遗迹，民间也流传着“叱石成羊”的故事，形成了黄大仙传说的“传说圈”。但黄大仙传说流传到岭南地区后，与黄野人、葛洪等人的传说发生联系，形成了具有岭南当地特色的黄大仙信仰，并在广东、新会、香港等多个地方兴建祠观，具有数百万信众，成为了岭南人文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粤港澳三角地的关系越发紧密，是经济与文化的共同体，黄大仙信仰在其中也起着地区之间粘合剂的作用，增强岭南文化归属感，拉近岭南地区的关系。

一、黄大仙传说的流传与转变

东晋葛洪的《神仙传》中记录了黄大仙（黄初平）在金华山中隐居修道，并在其兄黄初起来探访他时将面前的石群化成了羊群。黄初平在金华一代潜心修道，扶贫济弱，惩恶扬善，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金华人为他修建了第一个黄大仙祠——赤松观，《金华县志》中记载道“宫殿，亭宇，廊庑，碑谒，诰敕，御墨及名公巨卿题跋，为江南道观之冠”。可见当时黄大仙信仰在金华一代的兴盛。但在元明时期，黄大仙观的香火就日渐衰落，信众逐渐减少。

黄大仙传说后流传到了广东一带，与在罗浮山修道的葛洪产生了联系。《神仙传》的作者葛洪在罗浮山隐居炼丹，北宋蔡絛的《西清诗话》中说道“黄野人，葛仙弟子，或云葛仙之隶”，认为葛洪有一个被称为黄野人的弟子。黄野人的事迹也被记载在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有一伛偻者遇之，令其道上拾一石以进，及起腰膂自如”，“有樵者患脚疮不愈，一老人隔溪唤之前，手削木皮傅之，其疮即愈”。《古今图书集成·罗浮山部》也传黄野人能“削木补唇，捏土医疮，笑震林木”。黄野人的故事多与医术治疗有关，这一点上与金华黄初平的传说有一定区别，后人将黄野人附会到黄大仙传说上，也使岭南的黄大仙传说具有了不同的特点。

咸丰年间广州市芳村区花地建造了岭南第一座黄大仙祠，其特色在于除求仙祈福外，祠还并有求医问药的功能，且药费随缘，具有慈善机构的性质。这座黄大仙祠信众颇多，芳村位于当时广州繁华区的对面，中间水路相隔，当时甚至有从南海、顺德一带坐船前来求拜的信徒。芳村花地黄大仙祠奠定了岭南黄大仙信仰中乐善好施、普济劝善的核心，该祠在辛亥革命后也被改为广东省孤儿院，继续慈善事业。广州之后再建的“新黄大仙祠”也仍是以赠衣赠药、医疗公益为主，其中传承已经不再是迷信的求仙问道，而是一种普世济民、关爱众生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清末以后一直处于动乱的岭南人牢牢地依附着黄大仙信仰，形成了一种精神依托。

辛亥革命后道士梁仁庵将黄大仙信仰带到香港，建有啬色园，至今仍然广受供奉，信众众多。香港啬色园继承了岭南黄大仙信仰重医药慈善的特点，在香港兴办学校、医院等诸多公共事业，为贫穷人民赠送药品，扶贫济弱，啬色园也成为了香港热闹非凡的场所。黄大仙信仰也与香港求神问卦的风俗相结合，在抗日期间，流传了许多黄大仙显灵惩治日寇的灵验传说，加强了黄大仙信仰的神性特色，使得民众更加信服。香港黄大仙祠至今仍是旅游胜地，香火鼎盛，且深受香港民众信服。

澳门特首何厚烨也曾在新会的叱石寺前捐赠一批石羊与观羊亭。可见黄大仙信仰从金华传入岭南之后已经成为具有岭南特色的一种文化符号，是连接粤港澳三地的文化链条。它在不同时期与地域衍生出了不同特点，但始终与岭南人的生活紧密结合，渗透在岭南人的文化积淀中。

二、黄大仙传说的岭南特色

1.乐善好施，普济劝善

与金华黄大仙传说“惩恶救善、扶危济贫”的传统不同，岭南黄大仙传说的核心即在于“普济劝善、有求必应”。从广州芳村花地黄大仙祠开始，岭南黄大仙祠一直兼具了信仰场所和慈善组织的功能。黄大仙信仰刚传入香港时正值鼠疫，太平山新孖庙中供奉有黄大仙，“庙内黄大仙有灵验药方，凡大小男妇科、眼科、外科，诚比求应。如有求者，祈向庙内司祝人取签筒，祈祷自然应验。惟眼科一款，先祈三杯，如有一胜杯者则赐灵丹；若无胜杯，要待来日虔诚再求，便得灵丹矣……本庙有黄大仙圣茶，每包一仙，仅收回药资，利便于人而已”。黄大仙信仰同时满足了社会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仙方”将赠药与求验结合起来，既扶助了病患，又增强了民众的信服，形成了相当有利的社会公信力。

香港还有托黄大仙之名的劝善书《惊迷梦》，将劝善视为一种在动荡社会里救亡图存的方式，非但是一种宗教济度，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悲酣睡之末熟，乃大声疾呼。欲以拯陷溺之人心，救羸瘠于将死”，这种以劝善来保身、保家、保国的心理，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形成呼应，在民众中形成广泛共鸣。黄大仙信仰所具有的的教化功能，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也使其一直得到官方的认可，从而具有进一步转化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宗教文化的优势。

2.有求必应，巫术扶乩

岭南黄大仙文化另一特点是浓郁的巫术色彩。广州影响颇深的普济坛前身即是扶鸾遗兴的乩坛深柳堂，普济坛日常运作也多靠扶乩来决定。在黄大仙是如何从广州传往香港的传说中，有说法称是黄大仙预示广州将有动荡，而令梁仁庵将画像带往香港开祠。黄大仙也正是通过降乩的方式来传播劝善的思想，或赐予治疗鼠疫、霍乱的药方，巫术扶乩使得大仙更具神秘性与吸引力。在战乱灾病频繁的时代，全知全能、有求必应的神灵形象极大地满足了岭南民众的信仰需求。

黄大仙显灵的传说在这一时期流传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且这一类传说不再是传统的隐居道人的古代故事，而是当时发生在香港居民身边的各种惩治日寇、庇佑百姓的故事。他们还将平日一些躲避日军轰炸、警察局办案、公路运输的日常活动也都与黄大仙相联系，使得黄大仙贯彻在了他们的生活中，具有天然的亲切感。

岭南黄大仙普济与扶乩结合，正是人性与神性的两面。既使其滿载社会责任，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结合，获得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好感度，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也使其吸引了诸多信众，令人对这一形象深信不疑。据说啬色园求签确实颇为灵验，至今仍有许多游客在去香港时必要去啬色园求上一签，可见其在现代社会仍具有深厚的影响力。

3.三教共尊，传统认同

岭南黄大仙信仰与其他道教信仰的不同还在于其三教共尊的态度。广州普济坛的创立者陈氏家族本就是书香世家，久经儒家文化洗礼，具有儒家价值观基础。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将这种兼济天下的情怀投入到了普济坛的建设中，由此形成了岭南黄大仙祠包容的性格。在普庆坛的《三宝明经》中说道“吾以孝弟忠义、廉耻礼节信，而详言之。”也可见其对儒家观念的认同。

普庆坛同时供奉了道教黄大仙、城隍，佛教齐天大圣和黄大仙的亲人，是三教融合的表现。《惊迷梦》中也出现了佛教和儒家的乩言，有“维复孔圣教”“凛遵圣教”的言论。这种三教合一的特征来源于中国元明期间宗教融合，这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的，正如《惊迷梦》中所说的“是知三教之学，无非尽伦尽性。而三教之心，亦无非忧国忧民。”当时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中国，打破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都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需要一股能集结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来振作人心。岭南黄大仙信仰正是起到了这种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并用传统文化将岭南人牢系在一起。

三、岭南黄大仙形成原因

岭南黄大仙信仰形成这样的本土特色的自然原因在于气候湿热，重视医药。岭南地区处于亚热带、热带地区，气候湿热，多毒虫瘴疠，长期受到疟疾、鼠疫、霍乱等灾病侵害，这一背景使得医疗技术在岭南格外重要。黄大仙信仰在岭南的地域化过程中逐渐从金华扶贫济弱的形象转为施衣赠药的形象，具有岭南当地特色，更贴合民众的生活。黄大仙在这一身份上的转变得益于岭南一带本身就流传着关于葛洪弟子黄野人的传说，“削木补唇，捏土医疮”的黄野人作为一个医药圣手的符号附着在了黄大仙信仰上，后期多依靠施与药物来扩大信仰的影响力，使得岭南黄大仙的形象逐渐定型在了医疗方面。民间传说的地域特色使得其更具有真实性，是作为活跃在民众身边的真实事例得到流传，而不是单纯的故事中的仙道形象。

岭南人赤诚热情的价值观也决定了黄大仙信仰的普济核心。他们认可这种用慈善来普渡世间的方式，认可一个向贫穷与疾苦伸予援手的仙道形象，完成了传统信仰与本土之间的融合互纳。

黄大仙信仰“有求必应”的特征来源于岭南人自古以来的迷信心理。岭南人自古崇尚巫道，希望通过占卜算卦来避开灾祸、得到庇佑。直到现代社会，风水先生仍在香港具有相当多的信众，香港人从出生取名到生活中的大小事务的运作都非常依赖风水吉凶，他们相信五行八卦是在冥冥之中影响着他们生活轨迹的。同时，岭南人的信仰也是极具实用性的，这一信仰必须展现其的灵验性和全知全能的神性才能受到岭南民众的崇拜。岭南相对于中原地区更加开放，长期与外部通商交流使得岭南接触到了多种信仰文化，黄大仙、妈祖、冼夫人、基督等都在岭南的土地上得到过发展，一方面这使得岭南民众对不同的信仰文化更具有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使得信仰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促使他们更加迎合岭南人“有求必应”的心理需求。

岭南黄大仙的形成与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密不可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乱灾病之中，而广州作为最先被炮火波及的港口城市，正需要这样一种精神的慰藉和支柱来稳定动乱的社会。战乱带来的大量人口迁徙又将黄大仙从广州带往香港，再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华侨走向东南亚，甚至更远的欧美世界。在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黄大仙信仰也依然需要保持与时代的关系，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给岭南人带来关系发展的新契机。

四、黄大仙传说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经过近代史风雨飘摇的近百年后，岭南又迎来了现代化的新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是从文化渊源与历史背景的共性上得来的，它主要指珠江三角洲、香港和澳门所联成地域，基本上为粤方言覆盖区域。基于深厚地缘、亲缘和史缘等关系，粤港澳文化的共同性远远大于它们差异性，并借助于历史文化交流和转化，最终形成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珠三角与港澳之间同宗同源，相互交流的宗教文化关系，必然会为三地间的合作带来更为亲密的关系。

黄大仙传说在粤港澳地区的广泛传播使其具有相当强的文化认同感。港澳地区经过了长期的殖民割据，有过不同的政治体系，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粤港澳三地的合作不可避免的要面临历史遗留带来的文化差异与不认同。而从珠三角传播到港澳地区的黄大仙传说正如一根牵引的丝线使三地人民的文化归属达成共识。黄大仙传说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其许多行为如“头柱香”、求签解签都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了生活中的民俗行为。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行为中，黄大仙已经变成了当时离开大陆的华人心中的文化符号。这一符号代表着被迫从广东迁居香港、澳门的民众对家乡的牵挂，和对家乡文化的亲近。近年来不断升温的“港独”问题，重点正是在断链的文化认同感上，这种断链使得两者之间矛盾与误会不断，也影响了大湾区的合作。香港与大陆之间的文化隔阂正需要一种共同的文化符号来搭成桥梁，牵引香港、澳门与大陆之间形成更好的文化氛围，达成文化共识。

黄大仙传说的慈善传统也应该在现代社会继续继承。香港的啬色园一直将用于做善务的款项与其他项目分割，捐修了数家学校、医院，在教育中也一直重视慈善的熏陶培养。香港社会整体也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风气，尤其是大家族、大企业更要求要乐善好施，积福行善。这种时刻将社会福利当做己任的责任感，也是建设现代化社会十分需要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公信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幸福感的提升。这种乐于慈善的风气应从香港带回大陆，为内陆的宗教信仰转型提供新的方向，也为提高粤港澳三地人民生活的质量助力，促进宗教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结语

黄大仙传说在岭南发展的近百年过程是近代史的见证，它塑造了岭南人的性格，与时代和社会相融，形成了极具岭南地域性的信仰文化。传统文化要时刻保持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紧跟时代和人民的需要，才能持续具有生命力。粤港澳三地的合作也应该是以文化共识为基础的合作，才能是深入的融合。善于利用黄大仙文化，打破文化隔阂，加强粤港澳间的文化交流，是三地人民产生归属感的关键。

基金项目：2016年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粤港澳文化认同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GAT007）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太平山新孖庙进伙.香港华字日报，1902年1月29日；

[2]惊迷梦·初集.香港啬色园70周年纪庆重印版，1991年；

[3]惊迷梦.香港啬色园70周年纪庆重印版，1991年；

[4]许桂灵.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形成刍议.地理研究，2006（3）。

作者简介：王艺璇，女，中山大学中文系民俗学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