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雁北

我有四个堂姐。她们的名字，依次为绵、苞、娟、欢（喜）。祖母还硬朗的年代，总唤他们为绵子、苞子、娟子、欢子，很像四个日本国的女子的名讳。大姐、二姐和四姐，性格温柔，连说话也低声细气，真有些日本国女子的风度。唯有我的三堂姐，也许是从小娇惯的缘故，说话嗓门高，走路脚步快，办起事来，干脆利落，说一不二，一点也不像她的两个姐姐和那位叫欢喜的妹妹。

这娟姐很喜欢我。她常说我最像伯（即她的亲爹），也最像爷，无论长相、脾气、神态，以至说话的声调，走路的步态，样样都达到十分相像的地步。对于伯父，我的印象很模糊。至于我们的祖父，别说娟姐不曾见过，连我的父亲也不能记忆。因此我不相信娟姐的说法有什么可靠性。但是娟姐对她的说法却坚信不移，一再肯定我像伯，也像爷。因而对我很器重，很疼爱，好像唯有我才继承着先辈的遗传和根基。伯父中年曾在省城干事，带着伯母和娟姐，住在省城的××会馆。我的祖父是读书人，晚清时任县衙“里民局”局长职务。娟姐对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特别崇拜，特别钦佩，常为自己有这样的祖先感到光荣和骄傲，感到做人有意义。

但是我究竟不是娟姐的胞弟。伯父没有男孩，这对家族血统观念严重的娟姐来说，无疑是一种恨事。受着这种心情的支配，她每次回娘家，都要坐在二门内那块空地上，悲悲切切地哭泣；哭伯没有子嗣，哭她们姊妹都是女身。那时我尚年小，不知她为什么总哭得这么伤心，尤其是每次为什么都要坐在那块空地上。后来，听祖母说，二门内那块空地，原是娟姐的生身之地，是她爹娘年轻时居住过的房间。后来，房子拆除了，只留下地面上一层青砖。

娟姐哭着哭着，泪水洒在了光溜溜的砖块上。那块砖地，被人们长期用脚摩擦过，显出一条条细腻的砖纹。娟姐好像对这一条条砖纹都很熟悉，都有情感，她把泪洒在那块砖地上，犹如洒在爹娘的肌肤上、胸脯上，因而便越哭越悲痛，越哭越伤心。

遇到这时候，我们家里的人，谁也不愿再说话，不愿大出一口气，他们都掩了房门静静地坐在屋子里。有时候，娟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只有祖母忍着泪走出房门，挨到孙女身边，拉一把她的衣袖，说：“娟子，你也得想开些，几十年过去了，你老这样，亡人怎么转世呢？”祖母虽这样劝慰，自己也哭了。于是两人便相偎着，哭成一团。

一次，我见祖母和娟姐哭得伤心，自己也流着泪去解劝她们。娟姐被我这行动感动了，抱着我说：“伯若有你这儿子，那该多好呢？”她这样说，使我突然认识到，我并不是伯的亲儿，并不是她的亲弟，这中间的差别，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但是娟姐的疼爱我，却没有任何改变，也不夹杂任何不好的动机。她只是幻想着自己真能有一个弟弟，她只是希望着伯真能有一个儿子，她只是期盼伯和爷的声名能有人发扬，能有人承继。她的这种心情，在出嫁后表现得更明显。记得有一年的暑期，娟姐请求祖母同意，要将我领到她家去。祖母同意了，她很高兴，忙帮着母亲替我洗净了脸，梳光了头，换了新衣新鞋。三姐丈家是个大户，妯娌多，儿女多，娟姐当天就领我一一去见她们。她让我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有很明显地夸耀、显示之意，使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这一天，娟姐很高兴，很得意，好像我为他争了体面，长了志气，好像我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族，争了体面，长了志气。当时，我不能完全理解她的这种心理，只是腼腆地在娟姐家，过了两天被显示、被夸耀的日子。

后来，三姐丈便死了。娟姐年约40多岁。再后来，娟姐便老了，我也到外地去读书。有时回家，听祖母说，娟姐仍常常回到娘家来。来了，照旧坐在那块空地上哭泣，还打问过我什么时候回家，求祖母让我无论如何抽空再到她家去，而且增加了一条理由：“让那个村子的人知道，我是有兄弟的，有娘家的，兄弟越来越像伯，越来越像爷。”

我被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决心一旦有空，必定去看我的娟姐。我觉得她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她对我们家族的感情，不亚于一个英雄人物对自己民族的热爱。我再去时，必定为她带一些礼物，我能想象得出，她得了礼物，一定会对人们说：我的弟弟来看我了，我的弟弟，真和我们的伯，我们的爷，是一模一样的人……

但因种种缘故，我没有实现这个愿望。这使我心里很难过，很内疚。“文革”后期，我从“牛棚”中解放出来，有了自由，首先想到的便是立即赶回家去见我的娟姐。但不幸的是，当我回到家里，却听说娟姐已不在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