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雁北

356**880。

这是老同学、老朋友刘新昌先生家的电话号码。多少年来，我们常常通过这号码，嘘寒问暖，互通音信。有时候，我从西安把电话打到他家里，有时候，他从醴泉把电话打到我这儿。电话通了，我们一聊就是大半天！

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又将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他的小女儿。那边说：“我伯正在门外晒太阳。阎伯，你有什么重要事？我去叫他回来听电话！”我说：“没有什么重要事，只问他最近好吗？”那边说：“还好！还好！”我说：“那就别叫了，让他好好晒着吧！”

谁知不出几天，还是一个有着好太阳的早晨，我的电话响了。是新昌的小女儿的声音：“阎伯，我伯于昨晚不在了！”我一时惊得发呆，不相信，不相信，绝不相信！但冷静下来，眼里便涌出了泪水……

新昌家在醴泉县城内劳动路。60多年以前，老城墙还没有被拆除，这劳动路叫南背巷。南背巷只住着十多户人家，路面只有两米宽，连一辆大车也难通过。高耸的南城墙，终年将浓重的阴影投下来，使这十多户人家，整年生活在阴影之下。那时的礼泉县城墙，据说只有九里三。四围城墙之内，只有南背巷是一条短短的单面街，其他的城墙根下，有的叫后马道，有的叫东城壕、北城壕……全都凹凸不平，长满着草，常有狐兔出没。

小时候，我对这南背巷总感到异样，对那阴森朦胧的城墙倒影，总感到好奇，很喜欢去新昌家玩。去了，我总见刘大伯（新昌的父亲） 坐在院子里，不说话；总见刘大妈（新昌的母亲） 手脚不停地忙这忙那。小孩子摸不透老年人的内心世界，也不知道、不懂得该和老人说些什么话。老人们似乎也不在乎我来了，去了，只让我们尽兴地玩儿。

……

现在，新昌的电话号码还清清楚楚地写在我的电话簿里。我记得他的电话机是放在一张小小的床头柜上的。我总感到他还坐在那床头柜边，还守在那电话机边，于是有时候，我就不由得拨动了几个数字。拨着拨着，我猛地想起新昌已不在这人世了，他已去了人们谁也不愿去却又不能不去的那个地方；那世界是不通电话的，人世间的电话，那世界是接不到的！我只有放下话筒，呆呆地坐着，伤感着，回想着往事。

从小学到中学，新昌都和我同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我们初中三五级甲班，有12个同学曾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新生读书会”，他是读书会里的积极分子。他学业优秀，英语学得最突出，初中只读了两年，便提前考入当时的全省名牌高中——省立兴国中学，使我们的“读书会”失去了一位好会员，犹如一个影剧团，失去了一位名角或明星。

新昌从兴国中学毕业后，在陕西宝鸡地区教书多年，后又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进修。毕业后回县工作，做过县一中、二中校长，县文教局教研室主任。他为醴泉县的教育工作奉献了一生，他的学生很多，他是醴泉县教育界一位令人敬仰的长者！

我和新昌两地分隔时间最长的是在国家最困谁、最动乱不安的年代。1960年冬，我的一家大小“被响应”城市压缩人口号召，回到饥寒交迫的家乡。一开始，一家人只能住在外爷家。后来他们想方设法地要盖两间小房，但那破旧的椽子却太短。一天，孩子们的妈妈听说县木材厂来了一批四尺长、二寸宽的方木条，可以做椽子的“飞檐”，便骑着自行车到了县上。她在木材厂打问了价钱，但身上带的钱不够，便到县中去找新昌。新昌这天好像预感到有人有极紧急的需要，衣袋里恰有40元钱，便将40元钱全给了她，她用40多元钱买了40根木条，终于赶春节前将两间小房盖起来，使一家人有了避风躲雨的处所。

我们好像将儿女们的上学之事全托给了他们的刘伯伯，他们的刘伯伯也好像将这样的重担全一副一副挑起来，使孩子们艰难困苦地从小学、中学毕了业。去冬，当我的小女儿在南京知道了她的刘伯不幸谢世的消息，悲痛交加，立即托人为他的刘伯送去了挽幛。挽障上写着“刘伯对我关爱备至，视如己出”一类话。我想，这话是发自肺腑的，是满含着热泪的。

1977、1978两年，我的老伴积劳成疾，先后患乙型脑炎和脑出血。为了抢救一个多灾多难、危在旦夕的生命，新昌在县医院和地区医院，帮我们跑前跑后，想尽了一切办法，终于将病人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为了康复，病人需要在院外做超声波治疗。县医院在新昌家对门（南城墙早己拆除，南城壕早已填平，县医院可能就建在南城壕旧址），于是他就在他家隔壁，找到一间旧房，让病人住了下来。那时，刘大妈还健在，老人家每日都要来这小屋陪伴病人，鼓励她安心治疗。

超声波治疗，要病人将满头的发都剃光。等病人的头发长到两三寸长的时候，我们计划着来西安，便请新昌设法联系一辆车。那时一个平头百姓要坐一辆小车到西安，其难度是今天的人想象不来的！但新昌将这难题和他的好友梁治英先生经过研究，终于在第二天一早，用一辆旧吉普车将病人送到了西安。小车开动时，梁治英先生和新昌，还一再叮咛司机将车开慢点，开稳点，直到车启动了，他俩这才忧心忡忡地离去。

新昌是位很重视友情的人，也是一位最懂得友谊之道的人。他不是那种需要朋友时便热得像火的人，更不是那种受了朋友的帮助之后便冷若冰霜的人。他的浑身都发着磷光，当四周漆黑之际，这磷光才显得最有光彩！“文革”时期，我的一位老同学正在他做校长的学校，参加“对号入座”会。“对号入座”者都是“阶级敌人”。那时人们对“阶级敌人”避之不及，但新昌却每天傍晚都要想方设法地去看望他、宽慰他、鼓励他。他没有将这位老同学当作“阶级敌人”看，没有将这位十六七岁的“历史反革命”当作反革命。这故事是我的那位参加过“对号入座”会的老同学讲的。他讲时我很感动，他也很感动。

1977、1978年间，我头上还有两顶“帽子”被“群众”拿在手中。一次，我和新昌偶然相遇，但他没有冷淡我、歧视我、怀疑我，而是热情地欢迎了我。他十分关心地询问了我的“案情”，我十分真实地告诉了我的“案情”。我们的谈话是在他的南背巷老宅子里进行的，我们的谈话使我想起一位西方哲人曾说：“当你的朋友向你倾吐胸臆的时候，你不要怕说出心中的‘否’，也不要瞒住心中的‘可’。”但是在生活中，我却遇到过对自家的事或对别人的事守口如瓶、从不加“可否”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不愿把自己作为别人的“朋友”的人，我也不愿将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朋友”！

仔细想来，前些年在醴泉县城之内，我似乎只有刘新昌这唯一的一位老同学、老朋友了，所以这些年来，我每次回到醴泉，都以他家为家，吃在他那里，住在他那里。我们常常谈话至深夜。他告诉我某某去世了，某某患了不治之病，某某现在的日子过得很艰苦……他把一些老同学、老朋友都装在自己心里，好像是他们的活档案。

1991年，新昌的老伴去世了。2003年，新昌患带状疱疹。2008年，新昌唯一的儿子猝然而逝。疾病夺去了他的健康，亲人的离去使他的心灵破碎。他再不能骑自行车了，他再不能去老年活动场打门球了，他再不能来西安了。在这些灾难还不曾降临在他身上之前，他每年必来一次西安。他来时总带着家乡的土特产：十斤烙面、十个菜油包子、十个清油饦饦……那包子、饦饦馅儿又多面又白！我真怀疑他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礼物带到西安的。我的家人多次说：“你这老同学心实，你看他带的这些礼物多么实惠！”

新昌对妻子是个忠诚的丈夫，对父母是个大孝子。有一年的冬至节前，我去了他家，他在床上正糊制为亡人焚烧的寒衣。我见他将棉絮摊在床上，将各种颜色的纸已剪成长袍、马褂、鞋袜、衣裙……他一片片地絮棉花，一点点地粘浆糊，我不知他心里想着什么。他说他必须赶冬至前把这些衣物糊制好，然后在冬至这天去焚化！他于每年春节，必须供奉父母和妻子的遗像，在遗像前献上各种供品。他说他从除夕点燃了香蜡，然后这香火便要一直点燃到元宵节，一时也不让熄灭！

新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的灵魂是高尚的，他的感情是丰富的，他的心地是无比善良的。

……

但是新昌去了，永远地去了，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几个女儿，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朋友！新昌，你这一去，让我回到县城在哪儿歇脚呢？让我和谁说话呢？有时候，我为你泪眼婆娑；有时候，我拨了356**880这个电话，但电话那边没有一点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