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

摘要：《伤逝》是鲁迅唯一一篇以爱情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文章主要讲述了涓生和子君奋力追求自由婚姻，但最终失败的悲剧。历来，学术界对他们爱情悲剧的研究，多聚焦于女性经济独立和当时社会的婚姻观念两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伤逝》中叙事进行分析，考察伦理意识对叙事的影响，从而探究造成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多层次原因，并阐释鲁迅婚恋观中的现代性。

关键词：鲁迅；《伤逝》；伦理意识；叙事

《伤逝》作于1925年，不少学者将其看作是1923年创作《娜拉走后怎样》后，鲁迅对于男女两性婚姻的进一步探讨。关于“娜拉走后怎样”这一社会问题，鲁迅做出了看似反启蒙式的回答：“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许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谓反启蒙，并非是反对启蒙，而是要提醒青年人进一步思考，充分准备前方道路上的坎坷：“因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在娜拉一文中鲁迅已提出女性要追求独立的经济地位，《伤逝》中的子君自然也会体现这样的追问。而当时的社会远未具备接纳自由婚姻和女性经济独立的客观条件。因此，循着这种思路，很多学者从这两个角度解读《伤逝》。

然而，众所周知，鲁迅常常在别人思考的终点开始他的思辨，《伤逝》绝非只是简单用小说创作来回答《娜拉走后怎样》，笔者试图通过对《伤逝》中的叙事进行分析，考察伦理意识对叙事的影响，进而探究造成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复杂原因，并阐释鲁迅婚恋观中的现代性。

“关于伦理意识如何作用于文学叙事的论述，有以下三个要点：1.小说主人公的伦理意识或道德取向会对小说叙事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小说主人公的伦理意识或道德取向发生改变，小说叙事模式也就随之发生改变；2.叙事者很难打破以小说主人公的伦理意识或道德取向为主导因素之一的叙事惯性，如果主人公的道德取向比较暧昧，小说叙事也就往往会因此而复杂化；3.叙事者被伦理叙事这一情形也体现在他的伦理意识或道德取向对叙事的影响或干预上。”

《伤逝》全文以男主人公涓生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讲述一年来“我”与女青年子君的爱情悲剧。循着“我”的视角，考察叙事中重要的情节转折，揣摩“我”的伦理意识的转向，能更清晰地理解“我”要写下的“悔恨和悲哀”究竟有哪些丰富的意味。

一、精神上的不对等

涓生是一个觉醒的五四青年，与子君相识，“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这寂静和空虚既是对偏僻破屋环境的真实描写，也展现着觉醒的青年的彷徨——觉醒之后并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也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更不知道前路到底在何方。認识了子君，至少有了焦急等待着的可以倾诉的对象。等待的过程中，“我”读不进书，耳朵分外灵地听着门外的一切声音，甚至担心她出意外，这些生动的描写都展现了恋爱关系还未确定时“我”复杂暧昧的心理状态。

子君来了之后，破屋里就充满了“我”的声音，“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毫无疑问，这些内容都充满了启蒙意味，反映着激荡的时代风潮。然而子君在文本的这里是“失语”的，只是“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第一人称的视角当然会影响子君的话语权，但更值得玩味的是，当“我”给她看“雪莱半身象”时，“她似乎不好意思了”，此时“我”认为她“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这句评论式的叙述，既是一年前“我”的真实感受，也暗示了双方的地位是不同，涓生是孤独的非常渴望倾诉的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而子君相对来说则是“被启蒙”的。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交往半年后，子君第一句话讲出口，便使“我”狂喜，她彻底的思想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涓生的脑海里构想出了一个“全新的娜拉”式的女性，毫不畏惧“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的偷窥，甚至遥想看到将来“辉煌的曙色”。然而这样一句口号式的话语，就意味着子君的启蒙真的已经完成了？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

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我”回想起向子君告白的场景，记忆很模糊，对子君的言行举动也看得不清楚，却只对自己的下跪很愧恧，甚至是“永远留遗”、可鄙的。与之相比，子君却是记得非常清楚，要时时神情温柔地“相对温习”考察“我”，并且“毫不以为可笑”。下跪表白对于当时鼓吹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来说，应是新鲜事物，即便一时难以接受，也绝非是难以启齿的行为。由此可见，在“我”的伦理意识深处，下跪意味着自己地位的降低。如果恋爱双方本身地位平等，这种降低姿态意味着爱的无私，但“我”实际上是启蒙者的地位，内心深处在恋爱关系中自居高位，这样的伦理意识主导叙事，才会在时隔一年后仍有“愧恧”、“可鄙”的情绪，无意暴露了“我”潜意识中认为双方在精神上的不对等状态。

“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

对于子君而言，爱就是爱，她对涓生的爱是清晰明了的，“我”也十分清楚。但“我”对子君的爱呢？如果潜意识中已经认定精神上的不对等，那么“我”的爱也会令人生疑。“我”对子君究竟有没有透彻的了解，是否真正地将她当作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女性来爱，还是只是将她当作了启蒙的对象，抑或是多种情感夹杂不清？爱情本就难以说清，但“我”爱的时候，显然还会考虑自己的自尊，足见“我”的爱并非像子君般纯粹，其中既有过往学者提及的大男子主义，更夹杂着启蒙话语者的清高。这也是鲁迅对当时自由恋爱风潮的冷峻思考，爱就是爱，夹杂着功利性价值去启蒙对方的爱，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却有为了自由而恋爱的嫌疑，一旦启蒙的激情褪去，其稳固性和延续性自然不及单纯的恋爱。

二、启蒙与爱情生长

恋爱关系确认以后，即使在一年之后的“我”的眼光中，去年的暮春也是最幸福、最忙碌的美好时光。在这段时间内，“我”和子君不时遭遇“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我”会有些“全身瑟缩”，还需提起精神来反抗，子君却是“如入无人之境”。寻找住所时一再降低条件，才在吉兆胡同找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置办家具时子君还不顾“我”的劝阻卖掉了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最后，子君和叔子断绝了关系，“我”和几个朋友绝了交。“被看”，寻住处，置办家具，人际关系，“我”和子君处处都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为何“我”却认为是最幸福的呢？联系上文提及的为了自由而恋爱的嫌疑，答案就很明显了。此时“我”和子君一直处在和反对自由恋爱的陈腐社会观念的对抗中，彼此有共同努力的清晰方向，启蒙的激情再加上恋爱的力量，“我”自然感觉既忙碌又幸福。

此外，值得注意“最幸福”是“我”的感受，子君则不一定会有如此感受，至少前文回忆表白场景时子君也很幸福。整个对抗阶段，子君的表现丝毫不弱于身为启蒙者的“我”，毫不畏缩地面对“被看”，未对住所有半句怨言，坚持卖首饰。这些干脆果敢的行为，绝不仅仅是启蒙的影响，更显示着纯粹为了爱而爱的勇气和质朴力量，所以恋爱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对于子君来说都是幸福的。

对抗阶段过后，同居三个星期“我”对子君更加了解，也发现了“所谓真的隔膜”。子君养了四只油鸡和一只叭儿狗，并给狗起名“阿随”，“我”觉得喜爱动物是官太太传染的。鸡和狗的组合以及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婚姻观念，子君还主动承担起家务，与传统婚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几乎没有差别，丝毫看不出启蒙对子君的影响，也许“我”也逐渐看出了子君之爱与“我”之爱的区别，故而不喜欢阿随的名字。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自由恋爱走进日常生活的洪流中，“我”突然干预叙述发出评论，关键是如何更新、生长、创造呢？外界对抗因素存在时，“我”有清晰的方向，但对抗目标消失后呢？这是一年后“我”的疑问，更是作者鲁迅新的疑问。

自从到吉兆胡同后“我”与子君没有了一点精神交流，种种问题也逐一而来：子君为家务所累需要女工，与官太太的暗斗提醒我们需要更好的住所，“我”每天抄写文件。面对一地鸡毛的琐碎家庭生活，既是真实的现实描摹，也表明“我”和子君并没有走出个人的家庭生活，与外界社会联系起来，去探索前路。

然而，外界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却不会消失，终于“我”丢掉了局里的工作。“我”预料到丢饭碗，但却认为这不算一个打击，因为自己早有打算，但没有料到这样细小的事情会让“无畏”的子君怯弱。“我”感觉意外，是因为心中的子君是个幻想出来的完全觉醒的女性，而实际上子君和那样的形象还是有差距的，她的无畏相当程度上只是爱的纯粹，而非完全是启蒙给予的力量。

“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

这段文本充满了“我”启蒙的理想色彩，符合“我”的伦理意识，继续着叙述惯性。然而，译书并不容易，子君没有先前那样体贴人意了，每天川流不息的三餐带来嘈杂常常打断构思，即使“我”给她脸色，她也没有改变。摆脱规定的吃饭的约束，“我”有了些许成果，但菜冷、饭不够使“我”自觉自己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外界真正的影响来到时，吃饭成了问题，宠物油鸡成了菜肴，阿随也被遗弃。在此阶段，“我”在努力译书，但子君也辛劳操持家务，“我”非但不认可和体谅她，反而感慨“人是多么容易改变”，足见“我”的自私，以及面对真正的对抗，其实“我”也并非一个合格的启蒙斗士。

三、无路可走的悲剧

“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

当生存成了问题，“我”在内心中将生活苦痛的大半原因归结于子君，并且觉得她“浅薄”起来，高傲而利己地觉得自己一个人的生路还宽得很，萌生了抛弃子君的想法。然而，如此情境下直言抛弃子君，普通人尚且要面对内心道德的谴责，更遑论启蒙者，两难的道德窘境让“我”腹诽子君见识浅薄，想不到“这一点”。这样的伦理意识不光显示着启蒙者的软弱，还隐含着人性的“自私”。因为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在包办婚姻盛行的时代，明知子君没有经济来源，“我”更应该和她分工合作、共同穿过这风雨交加的黑夜，绝非期望她自觉离开。

无路可走，“我”开始逃避，静坐在通俗图书馆沉思，“我”将这份爱情归结为“盲目的爱”，总结出大道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有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番道理得出的时间非常值得推究。为何刚开始同居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些呢？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叙事者的伦理意识对“我”叙事的潜在干预：刚刚坠入爱河的充满理想的“启蒙青年”完全没有考虑到过两个人爱情的经济支撑，未曾体会社会对另类个体的压迫之惨烈，这是鲁迅对当时青年的提醒。

“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从“我”遥想着未来，想到子君时觉得她已然没有了勇气，继而自私甚至刻薄地觉得她变得“只为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倒也不怎样瘦损......”，再到“我”又一次强调子君不看书，此时的子君在“我”眼中已经完全不是当初那个光彩照人的新女性了。“我”勉力谈笑，想给她一点慰藉，却立刻变为空虚，决心要明说分开的想法，却又暂且改作勉强的笑容。面对子君对往事的温习和考验，“我”觉得慢慢难以呼吸。这当中的挣扎足见“我”也曾想携手同行求生，但子君“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突然想到她的死，“我”也立刻自责、忏悔，但最終还是决定说“我”的真实。

“我”最终的选择其实充满了悲剧性。在“我”的叙述里，子君从头至尾经济都不独立，肯定不是此刻不爱的理由。因此，不爱更多是因为经过同居生活，“我”看清她此时还不是娜拉式的新女性。那么，“我”的爱情先天就带着悲剧的裂痕，即精神、经济上的双重不对等。在启蒙的激情下，与其说“我”爱子君，不如说“我”爱的是幻想中的“娜拉”，并在她身上去印证启蒙。然而，即使经过“我”的一番启蒙，也无法完成印证，这也是鲁迅的沉思，婚姻自由并非一日之功，启蒙更非一日之功，傳统的力量和影响早已深入社会的血肉骨髓，涓生尚且不是一个合格的启蒙者，更不用说子君了，联系现实生活中，鲁迅自己和许广平的婚姻，或许两个合格的启蒙者才有机会实现婚姻自由。那涓生该如何面对真实和虚伪的问题？不告诉她，“我”就要继续无爱的爱情，用虚伪和欺骗在同一个屋檐下做熟悉的陌生人，这显然违背启蒙者追求自由恋爱的伦理意识。告诉她？以子君的精神独立性和经济状况，分手后她哪里知道什么前行，只能回到旧家庭，结局也就可想而知。“我”最终还是自私地选择抛弃子君，这种选择也十分符合理想启蒙青年的伦理意识，充满理想却因不知方向而软弱，没有担当。

而即便是离开，子君还是在为爱情忘我地付出，留下仅剩的几十枚铜元，默默地期望“我”藉此去更好地生活。“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子君和幻想中彻底觉醒的女性的差距，这也足以说明所谓的启蒙青年的不合格。“瘦弱的，半死的，满身灰土的”阿随回来了，“我”终于无法直面自己内心中的悔恨和悲哀，离开了吉兆胡同。悔恨在于此时才明白只有精神、经济独立平等的互相吸引的坚定觉醒青年，才有可能在社会惨烈又无形的压迫中寻得婚姻自由的一线生机，这种对精神独立的思考显示出鲁迅超越时代的现代性光芒，而悲哀在于因为自己的充满稚气的启蒙斗争，年轻的子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人命甚至还不如狗命。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着译编年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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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5.

[4]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6.

[5]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8.

[6]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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