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畔“新村梦”

“新村主义”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彼时的青年毛泽东满怀忧国忧民之心，思考着中国应向何处去，当时流行的“新村主义”让他感到振奋……

1918年6月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了。他和一些没有找到工作而又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工读同志会”的组织，以进行自己“新村”梦想的试验。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毛泽东为寻找这一处理想的新生活地点，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小镇、村庄，他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他们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

很快，机会眷顾了毛泽东等人。谭延闽二次督湘时，杨昌济等向省政府进言，创办湖南大学。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任命杨昌济为筹备办主任。经杨昌济同意，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开始了他们寄住在岳麓山上的“新村”生活。

他们每天除了自学之外，过着一种脚穿草鞋，自己挑水、自己上山砍柴，自己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但很快这一切因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而中断。

新村“计划书”

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他的“新村梦”在这里得到延续。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

在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开始殚精竭虑地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

在这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中，他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他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他设想：“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村民”一天的作息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

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员各奔东西，这份计划也就被“无限期地推延”了。

绝不停下探索的脚步

1920年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再一次实践着他的“新村”梦想。他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于民厚南里租了几间屋子，正式开始了工读互助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毛泽东负责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但这种日子过得很艰难，洗烫衣服要来回取送，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12至15块钱。其中要有大约8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

后来，毛泽东曾反思：“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19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1920年12月以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但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失败中再探索，不找到一条实现“改造中国与社会”的道路，绝不停下探索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