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 一

一

晚饭时，奶奶又发病了。

听到隔壁叔叔的惊叫，我们撂下碗筷赶过去，只见奶奶倒伏在地，面朝青天，脸上白得像一张蜡纸。她身体僵硬，两手攥成拳头，颌骨咬得铁紧，样子很费劲。种种症状表明，奶奶的病和上次一样，不可小觑。

记得奶奶上次发病也是一个收工后的黄昏。当时，生产队的燕春婶带着冬梅姐几个女孩子堵在屋门口，坚持要带走奶奶去接受批评教育。奶奶不愿去，她知道去后定然没她的好果子吃。她把头发朝耳根拢了拢，强作笑颜地对燕春婶说：“大妹子，老婶娘心直口快说错了话，不该得罪张支书，回头我给他赔不是……”

张支书是燕春婶的丈夫。奶奶看不惯他背着手在工地上转来转去，俨然像个包工头，背地里骂他坐老猪，喝劳动人民血汗，没想到这话让耳尖的冬梅姐听到，并告了密——奶奶是嘴巴招祸。

“少罗嗦！赶快跟我们走。”

冬梅姐也跟着帮腔：“走！少来这一套，我们不会上你的当。”

接下来，有人开始指责我奶奶：“随便谩骂大队干部，你安的什么心啊，走，必须得说清楚！”

奶奶感到绝望。我发现她的目光瞬间变得痴呆而凝滞，脚下站立不稳，身子开始摇晃、倾斜。旋即听得“噗通”一响，奶奶倒地了。她像一棵伐倒的大树从阶沿上栽下一尺多高的晒坪。倒地时，她的大衣襟挟带着一股风，扑腾起积在地面上的土灰，燕春婶她们猝不及防，都不约而同地后退半步。

我的叔叔跑过去，把奶奶搂在怀里，下意识地将手往奶奶鼻孔下探，大概是觉得还有救，回头对我喊：“弟巴，快去叫甘医生，快快快……快去！”

甘医生就住在对门大屋场。他是大队的赤脚医生，我读书的教室和大队部的卫生室挨在一起，我对他很熟悉。听到吩咐，我打起飞脚就跑。我知道，奶奶的命和我的跑速直接相关，我不敢有半点迟疑。就在我动身时，燕春婶她们也开始准备撤退。事发突然，她们显然也始料未及，想不到会弄出这样的尴尬。不过，她们不会就这样便宜了我奶奶。在跑出十几米之后，我听到了身后“装死”之类的恶毒的叫骂声……

甘医生风急火燎地赶到后，从药箱内掏出听诊器塞进奶奶胸口，又掰开她的眼皮看了看，然后开始号脉。“有红糖吗？”甘医生说：“冲一杯糖茶喂喂。”说这话的时候，他号脉的手并没松开。

我家幸好还残剩最后一点红糖，那是我没偷吃完剩下的残余。父亲连盛糖的罐头瓶都用开水涮了。叔叔在床边扶住奶奶，父亲用竹筷撬开奶奶的嘴，母亲拿调羹给奶奶喂糖茶。母亲每喂一口都要把调羹放到自己嘴边试一试糖水的温度，看烫不烫嘴，馋得伺立一旁的我不停地跟着咂嘴巴、吞涎水。

甘医生开完药方，糖茶也灌完了。父亲迫不及待地问：“什么病啊，来得这么猛，吓死人。”

甘医生没说出奶奶的病由，只是安慰道：“放心吧，婶娘的病不要紧，吃两副中药就好。”

以我当时对事物的判断力，甘医生压根就瞧不出奶奶的病。他一个赤脚医生，水平摆在那里，怎么能诊断出奶奶这么严重的病症呢？父亲问也白问。

看完病，父亲要留甘医生吃过晚饭再走。甘医生谢绝了。他说：“婶娘是个好人。小时候俺家里缺饭吃，她摸黑给俺家悄悄送过两升米呢，这样的恩情我一直记得。”临走时，他还特意嘱咐我父亲和叔叔：“往后，婶娘要是再发病，就照这个方子抓两服药调理一下，不必耽搁时间跑去喊我，记得把药单保管好就是。”

现在，奶奶又发病了。这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的大事——在那个苍白的年代，有什么比一个前辈老人的生老病死更重要呢？只是这一次，我父亲和叔叔，包括我母亲都表现得十分沉稳，不像上次那么窘迫和慌张。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听信了甘医生的鬼话，才如此淡定。父亲催问叔叔：“方子呢？快去找方子，天马上就要黑了。”

这时候，我猛然想起放学时甘医生托我捎给奶奶的口信。他让我回家后告诉奶奶，记得抓药吃。我问甘医生：“好好地，为什么要吃药呢？”

甘医生嫌我多嘴多舌：“你奶奶不是有病吗？有病就要吃药，这道理懂不懂？”

我把甘医生的口信转告奶奶时，奶奶没吱声，她那张苦瓜脸上稍微阴郁了一下，接着有云翳袭上来，然后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把头发朝耳根拢了拢——这似乎成了她遇到麻烦时无可奈何的习惯动作。

没想到，她现在果然病倒了。

药方从木箱内翻出来，上面落满甘医生鸡爪爬一样的字迹。在由谁去公社卫生院抓药的问题上，我父亲和叔叔未经商量，却不约而同地盯上了我。在所有决定家庭大事的问题上，难得他们兄弟俩有这样的共识和统一。从我家到卫生院相距五公里。我抬头望望外面麻黑的天色，心里一阵忐忑，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我无法理解，两个大男人，在事关个人安危的时候，何以揪住一个十岁的孩子不放！我为他们兄弟俩的胆怯和自私感到羞耻！

事情僵持不下，母亲把我叫到一边。她告诉我：“奶奶这么重的病，不知能不能挺过去。她要是真有个好歹，你爸和叔都要留在身边给老人家送终。”

我想到了母亲。我说：“你呢？那么，你可以去呀。”

母亲的手在我脑袋上扒拉一下，语气哀怨地说：“奶奶是女人，她如果走了，妈妈要替她洗澡，穿衣。这样的事情，让你爸和叔做都不合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哟，让大妹给你搭伴去。”

唔，原来是这样！大人们都肩负着重要使命，他们担心让人指责，怕背上不孝的骂名。当然，奶奶不一定死，但他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候在老人身边，以防万一。冲着这一点，我原谅他们。

二

从我家到卫生院有两条路，走大路绕一点，五公里，走屋后的山路大约不到四公里。大人们给我和大妹合理安排，去时走山路，山路近许多，节省时间；回来走大路，山路上有野牲口和毒蛇，怕出意外，走大路安全。家里没有手电筒，夜行必须自备火把。叔叔随便一想，日子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他料定当夜月光如炬，及时制止了正在用杉木皮扎火把的母亲，催促我们快点赶路。

大妹只有八岁，长这么大还从没上过街。听说有机会上街抓药，人来疯一样积极，以为可以见到天大的世面。她哪知道，等我们走到公社的街上，天必然黑黢黢了，能看到个鬼！

翻过屋后的一座小山，就可以看到公社的房子和街道。可惜我们晚来一步，站在山岭上，我指给大妹的只有一个灰蒙的轮廓。这条路我至少走过不下十遍。从岭上往下去，一条山路被两边的密林夹住，让春天的雨水冲成了一条沟槽，长期无人整修，走不好就崴脚。

喏，我忘记说了为什么老在这条山路上走来走去。这是一个秘密。它只属于我和叔叔，还有住在蛟龙湾的那个被我称作婶娘的俊俏女人。

我的叔叔一直没成家，据说他犯了很严重的作风错误。那个被我喊做婶娘的女人本来是一位小学教师的老婆，不知怎么和我叔叔有了勾搭。老师发现后，义无反顾地踹掉女人。我叔叔因为品德败坏，受到大队严管，不敢明媒正娶蛟龙湾的婶娘。于是，我成了叔叔和婶娘之间的秘密信使。每隔不久的周末，叔叔就要写一封很厚实的信，交给我送到蛟龙湾去，然后带回同样一封沉甸甸的信。我就不明白了，一男一女两个人之间，哪来那么多写不完的屁话。我记得每次送信都要选择在天黑之前动身。叔叔好像把时间掐算准了，等我紧赶慢赶走到蛟龙湾婶娘家时，她家的煤油灯刚刚点上。送信，不仅在时间上有选择，路线也一成不变，去，只能走屋后的山路，次日大白天返回才可以走大路。叔叔特别交代过：“信一定藏好，要藏在衣袋内，千万不要落到别人手里。”我知道，叔叔的信是他的命根子，也是证据，这样的把柄一旦让人抓住，他就要打锣游街，丢人现眼。记得一开始，叔叔还给我出过一道智力测验题：“要是遇到生产队或大队的干部，问你干什么去，你怎么回答？”

我想了想，说：“玩！”

叔叔赞赏地点点头，还教给我随机应变的办法——碰到熟人，马上反方向往回走。是啊，天都快黑了，还上哪儿玩去呢？得往家走。我恍然大悟。

我心甘情愿地当叔叔和婶娘的爱情使者，不仅仅因为婶娘会在接到叔叔的信后感动得梨花带雨，然后给我煮两只荷包蛋吃，更重要的是让我过了一把学抗日英雄海娃送鸡毛信的瘾。我常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少年英雄，感觉自己智勇双全，有多么了不起！

这次抓药，大人们之所以安排我去，正是冲我有过这样的历练。他们对我的胆量和勇气毫不怀疑。

在密林里的路边上，我和大妹看到了一只急急赶路回家的野鸡。显然，连它也没有想到，这么晚了，还会在路上碰到人。它是个胆小怕事的家伙，身体长得奇胖，想飞走已经来不及，只好掩耳盗铃地把脑袋藏进一堆杂草丛里，然后一动不动。我听大人说过，野鸡都是顾头不顾腚的蠢货！它们总是误认为只要保住脑袋就万事大吉，把大半截身子可爱地露在外面。我今天总算见识了。我幸灾乐祸地摸了摸暴露在外的野鸡尾巴。它的尾巴光滑漂亮，麻灰色，上面布满均匀的斑纹，摸上去和鸡毛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我摸够了，又鼓动大妹去摸。大妹胆小，从没碰过野物，但出于好奇，她还是心有不甘地把手伸了出去，只是看着野鸡抖索不停的身子，最终又缩了回来。我对野鸡说：“今天放过你，我如果不是要赶去抓药，一定把你逮回去。”

大妹听说“抓药”二字，忽然想起我们的正事，连忙催促说：“哥，我们走吧，迟了，卫生院会关门的。”

她的担心纯属多余。卫生院肯定早关门了。临走时，父亲给我说过，到了卫生院找药房的周叔叔。只要报出我父亲的名字，周叔叔就会给我们抓药——他和我父亲是同学。

走出密林，下到坡底，经过一段沟渠，就要过一座木桥。河面太宽，没有那么长的树用于搭桥。就在河中心垒砌石墩，并排放四根粗长的树，把石墩两边的河岸连接起来。人踩上去，树上下晃悠。大妹从没踩过这样的木桥，她只走几步就不敢开步了，站在桥上，望着河面哗哗流淌的水吓得直哭。这有什么好哭的呢？我最看不惯她那怂样子，干脆一弓腰把她背了过去。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我那时还不会游泳，如果从桥上掉下去，我和大妹肯定都没命。这么可怕的后果，也不知大人替我们想过没有。

三

月亮从太阳那里接班，用温柔的光明照亮大地。

公社卫生院在一座小山包上。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医生们早就下班了。我在食堂内找到正在洗衣服的周叔叔，报出了父亲的名字。他看了看我和身后的大妹，吃惊地问：“就你俩来抓药？”

我点点头。

“你爸派你俩来？”

我再次点点头。

“今天什么日子！昌子也太不把儿女当回事了，这家伙，我下次见到要狠狠批评他。”

昌子是我父亲的小名。

周叔叔一边责骂我父亲，一边往药房走。我向周叔叔解释说：“我爸爸要守着奶奶，奶奶快不行了。他不能来。”

“屁话！老人的命值钱，孩子的命就不值钱吗？”

在药房内，周叔叔盯着药方研究了好一阵，然后疑惑地问：“你奶奶这是得的什么怪病？怎么全是些滋补药？”

我告诉周叔叔：“我奶奶病得很重，她快要死了。”

周叔叔掸掸手里的药单，意味深长地说：“快死的人哪会吃这些药呢？放心，你奶奶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周叔叔的业务真带劲，那么多屉子，他都能记住每一味药装在哪只屉子内，根本不会抽错。他的手也能将药的剂量把握得很准，抓出来放在戥子秤上一称，基本上不需找补。两服药很快抓好，用纸包好后叠起来，药单压在最上面，再用线系上。周叔叔收了钱，把药递给我，叮嘱说：“好好提着，别撒了，早点回去，路上可要注意安全。”

冥冥之中，周叔叔的话就像一道咒语。我惨了——这一跤摔得很重！

在卫生院下坡的路上，我的右脚踢着一块凸出路面的石头，整个身子扑倒下去，在砂礓路上挫出好远，鼻梁磕着坚硬的路面，马上流出鼻血，左手掌和手臂挫伤，淡淡月光下能看见皮肉泛红的肌理。在身子扑腾下去的同时，我手里提着的两包药也飞将出去，药包借助惯性，在昏蒙的夜色里画出一道抛物线，然后天女散花般地洒落在路边坡坎下——那是奶奶的救命药啊！大妹见我嘴巴淌满鼻血，手臂上肮脏不堪，指着我的脸说：“哥哥，你出血了，好多血，你疼吗？”当时，可能是麻木了，我的确没感觉出疼痛。或许，我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那两服中药上——两相比较，奶奶的救命药才是重要的，我的皮肉之痛算不了什么！

下面该做的事情是去捡拾那些满地散落的中药。没有中药，我不知怎样回去，就算回去了，我也无法向大人交代。我想，等着我的恐怕不光是责骂，我的屁股上一定会挨叔叔的竹条子。每次我做错事情，叔叔都会下狠手揍我，他揍我时习惯就地取材，使用楠竹的枝条，我的父亲和母亲只在一旁听之任之。

大妹显然也知道药的重要性。她趴在斜坡上，一只手抓住藤蔓，撅着屁股帮助拾掇地上的中药。这是个要命的工程，有两种粉末状的药物，还有一种类似油菜籽细小的鬼东西，它们早已和大地融为一体，让我和大妹毫无办法。我们能够捡拾到的无非是些“大件”。没什么东西包药，我只好把汗背心脱下来。就是这样的“大件”，回到我背心兜内时，也难免和土块、砂子混杂在一起。月光虽然皎洁，但亮度与太阳不可同日而语。它常常误导和欺骗我们的视觉，让我们无法确切地识别和分辨药物与土块、石子。

我和大妹以为该捡回来的都捡回来了。可是，落在我背心兜内的中药明显不足原先三分之二的分量。我知道这样的结果回家无法交差，但我和大妹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我们已经尽力，只能找回这些了。

重新上路以后，我以商量的口气和大妹谈一件事情。我要她承担责任，就说药是在她手里弄泼的。

大妹对我的险恶用心浑然不知，她爽快地应承下来。我们很快走到街上。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按照这样的速度我们大约一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家中。

可是，我听到了来自公社广场上的喇叭声。大妹显然也听到了。她比我更兴奋：“哥哥，那是什么声音呀，几多好听。”

我在学校早有耳闻，说是县里一个什么文艺宣传队已经来到我们公社，进行慰问演出，想不到让我和大妹赶上了。

千载难逢啊，这样的机会岂能错失！在要不要去看一场文艺演出的问题上，我和大妹的意见不谋而合。那时我们的确太小，小儿不知天命，对摆在面前的大是大非问题缺乏理性判断，我们的行为完全被一种天真无邪所支配。

广场上用杉树扎起高高的戏台，戏台两边挂着煤气灯，白炽灯光照得舞台一片雪亮，与白天毫无二致。台上正在表演节目，是一个群口快板。表演者都是女演员，她们穿着蓝灰色的红军军装，短袖，头上戴着八角帽，帽檐上的红五星闪闪发光。这些演员高矮胖瘦都差不多，留着齐耳短发，化妆后十分漂亮，一个个像是从画里走出来一样。她们动作整齐，台词和竹板的声音通过话筒扩音后送出来，普通话珠圆玉润，悦耳动听。每表演完一个节目，台下的观众都热烈鼓掌。我和大妹也跟着大家使劲拍巴掌。此刻，躺在床上岌岌可危的奶奶早已淡出我们的脑海，我们已经把抓药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我连鼻子和手上的疼痛也全然忘掉了。我真要感谢奶奶，如果不是她恰到好处地得这么一场急病，我们做梦都不会看到这场精彩的演出。我相信，我那些平时喜欢吹牛的小伙伴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和眼福！这无疑会给我增加在他们面前吹牛炫耀的资本。

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表演唱，有魔术，还有口技和相声……我和大妹挤到前面，亲眼看到魔术表演者从一块红布罩着的箱子内变出活蹦乱跳的鸽子和千真万确的鸡蛋；那只鸽子扑扇着翅膀，有一片羽毛被弹飞；变出的鸡蛋打在碗里，不知道会成为谁的夜宵。我们还头一次听到了火车的轰鸣声。口技演员激情澎湃地说：“列车马上就要驶入首都北京，那里是祖国的心脏！”听到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台下居然有人流出幸福的泪水，好像他们真的就要去北京一样。

演出结束，大妹睡着了。她是在台上表演现代京剧时睡着的。我喊醒她，说节目演完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奶奶还等着吃药呢。大妹说：“我不回去了。”

这怎么成呢？

大妹说：“我饿了，没劲，走不动，不回去。”

听着大妹这些语无伦次的短句，我突然想起来，奶奶正是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发病的。当时，我们放弃吃饭，谁都没吃饱。大妹也一样。

后来，我好说歹说，答应第二天给大妹做一个橡皮弹弓，她才慢慢起身。

四

时间应该接近晚上十点。这时候，饥饿、困顿、疼痛一齐向我们袭来。我在心里盘算着时间，不管我们把速度怎样加快，回到家里都是半夜左右的事情。更何况我和大妹都走不动了，提速是不现实的。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看演出花去的时间怎么给大人解释清楚，如果说真话，大人能不能饶过我们，我心里没有半点把握。我想撒一个合情合理的谎，但绞尽脑汁终究想不出来。不怪我的想象力过于苍白，实在是无论怎样编造谎言都无法自圆其说。

这时候，我开始后悔，要是克制一下，不看这场演出该多好！我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走大路回家，要从一口堰塘堤上经过。我感到害怕起来——这里前不久刚刚发生过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头天给婶娘送信，第二天转身经过这里时，目睹了一个老人的尸体横陈在堤面上。他的肚子鼓起老高，像要炸开一样，嘴边爬满蛆虫，有绿头苍蝇围着尸体绕飞。许多人都围着看热闹，从他们的议论声里，我隐约听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老人是前天深夜投水自尽的。他的儿子为了追求进步，昧心检举了父亲。他报告大队治安主任说，为了骗取工分，父亲在交给生产队的大粪桶里掺了水！父亲当然没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全是儿子为追求政治进步的臆想和杜撰。可是，这样的检举铁证如山，毋庸置疑！他的父亲哭笑不得，百口莫辩，连续几夜交代问题。对这样一个破坏集体生产、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混蛋老人，还有什么值得同情和客气呢？人们想尽了新花样，让他站在八仙桌上面的板凳上，肩上绑一根扁担，两边挂着尿桶，桶内装满石头，下面烧着柴火，直到老人撑持不住，从上面栽下来……

儿子立场鲜明，检举父亲有功。就在他被批准当上民兵排长的那天深夜，他的父亲投了水，殁了。第二天发现后，儿子居然不愿站出来替父亲收尸，就那么摆放着无人问津。这一幕刚好让我碰上了。我老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不爽的事情总是发生在天黑以后呢？要是大白天，老人就算投水，也会有人施救，不至于溺毙。

我心里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不觉就到了一个叫老水井的地方。这里离家不远了，向半坡里望去，能看到屋门口几棵杉树的暗影，透过暗影还能隐隐绰绰地看见我家茅屋的屋顶。我心里升起胜利在望的喜悦和温暖。我对前面无精打采的大妹说：“马上就到家了，你走快点好不好。”

这时候，我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火把正向我们移动。会不会是父亲他们来接我们呢？不是！老远，我听到了燕春婶打炸雷一样的声音，从动静上推测，她们至少有五六个女人。真是冤家路窄！怎么会遇上她们？难道她们又杀回马枪上我家去过？不行，我们必须躲起来！

路边正好有一个岩壳。我和大妹钻进去，大气不出地蹲在下面。大妹靠紧我，哆嗦着说：“哥，我好怕。”

我拍着胸脯向她保证：“别怕，哥在哩！”

近了。我听到燕春婶在说话：“我感觉很奇怪，怎么我们每次去找她，她就得这种怪病？”

冬梅姐说：“我看她不像是装病。”

燕春婶说：“你不懂，老婆子蛮狡猾——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知道消息的人并不多呀，除了大队干部，再就是甘医生，刘老师……”

甘医生？我再次联想到那个口信。

后来，如果不是听见燕春婶说出那样的话，我和大妹就不会跳出来作证。

燕春婶居然说：“我怀疑他们在演戏，说两个孩子去卫生院抓药，哼，哄鬼吧！我们等了半夜，怎么还不见小崽子回来？这个团圆夜，谁舍得把自家孩子放出去？他们一定是让两个小崽子躲哪儿，欺骗我们。我们明天还去，天天去，看她躲过初一，能不能躲得过十五！”

我听不下去了，我有足够的理由站出来澄清事实。

我从岩壳下蹦出来，“咚”地一声跳到路面上。我的突然出现如神兵天降，吓了燕春婶她们一大跳。

燕春婶认出我和大妹，一脸诧异的表情：“半夜三更，你们在干什么？”

我把背心抖开，说：“我和大妹去给奶奶抓药了，不信你看——”

燕春婶就着火把的光亮，把脑袋勾下来，翻看我散开的汗背心包裹，又用鼻子凑拢闻了闻，大概是相信了。但她马上有了疑问：“怎么只有这些？而且乱七八糟的，搞些什么鬼名堂嘛。”

大妹这时候壮着胆子说：“我哥哥摔跤了，他有伤。”

燕春婶这才留意到我的鼻子和手臂。当时，我鼻孔内的血已经干硬，手臂上开始结痂，不翻出来认真看是看不到的。

燕春婶验完我的伤情后，追问一句：“药也泼了？”

我懒得回答她的提问，这是显而易见的，还用问吗？我说：“燕春婶，我求你一件事好不好？”

燕春婶说：“说出来，什么事？”

“别再找我奶奶麻烦。”

“为什么呢？”

这次又是大妹抢答。大妹说：“你们每次抓我奶奶，她就要死。我们很害怕。”大妹说话的时候，眼里噙满泪水，只差掉下来。

我也忍不住抽着鼻子说：“我不想让奶奶死。”

这时候，只见燕春婶俯下身来，摸着我大妹的小脑袋。我发现，她眼里放射出来的目光和天上的月光交汇在一起，再没那么凶狠，显得温柔了许多。她把大妹拉到身边，伸出粗糙的巴掌，替大妹揩去即将滚落的泪水，然后扯了扯大妹的衣领，说：“莫哭，既然小孩子都开口求情，以后就算了。”

大妹不放心，追着说：“你是大人，可要说话算数。”

燕春婶再没下文，她对身后喊话：“冬梅，火是人的胆，把火把给两孩子，我们走夜路回去。”

我从冬梅姐手里接过火把，感觉天地间突然亮堂了许多，也温暖了许多。这个杉树皮扎成的火把我太熟悉了，它本来是母亲扎给我们的。显然，燕春婶她们又去过我家。她们没别的事，一定又要拉我奶奶去生产队接受教育，可她们再次失败了。我真替奶奶感到幸运，她要不是及时病倒，怎么也躲不过这一劫……

五

快到屋边的时候，大妹突然提出反悔——她不愿揽下弄泼中药的责任。她说：“哥哥，你自己跟大人说清楚，他们不会打你的。我也不要你的弹弓。”

现在摊上大麻烦了，我们不仅弄泼了药，时间上也没法解释清楚。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我还有什么好推卸的呢？我想，只要燕春婶她们答应不再和奶奶过不去，我大不了挨一顿爆揍，无所谓。这样的灾难不可能落到大妹头上，作为男孩子，我要勇于担当。我身子向上挺了挺，拍着胸脯说：“放心，让他们揍我，哥不怕！”

情况出乎意外。当我和大妹出现在堂屋时，大人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大妹不知哪来的灵感，她首先放声嚎起来。爸爸过来抱住她，安抚道：“乖丫头，哭什么呢？”

大妹替我求情说：“爸爸，哥哥把药弄泼了，他摔在地上，流了很多鼻血，你不要打他好不好？”

爸爸鼻子一酸，他的泪水砸地上，吧嗒响。他喃喃地说：“不……打，大人不打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妈妈赶紧拿脸盆打来热水，给我擦洗伤口。正在房间内伺候奶奶的叔叔听到动静走出来，看见我用汗背心包着的中药，伸出大拇指夸奖我：“弟巴，你和妹妹都是好孩子。快点洗澡，再吃点东西，一定饿坏了。”

我们已经耽误了大事，应该受到苛责。对大人们包容的态度，我感到莫名其妙。妈妈说：“泼药是好事啊，老辈人说过，抓药如果弄泼了，病人一定会好的。怪不得奶奶的病好得这么快，原来是弟巴的功劳。”

妈妈还给我悄悄解释，他们本来早就要去接我们。可是，家里一直有人监督……走不开。

这天晚上，我和大妹都享受到两只荷包蛋的奖励。那些鸡蛋本是留给奶奶养病补身子的。可奶奶说，她的病现在好多了，应该给孙儿吃。

我们洗净吃饱，然后围在奶奶床边，嘁嘁喳喳说话。中天的明月又大又圆，它的光华从木窗内投射进来，抚摸着每个人的脸，像水一样流淌在奶奶的印花被子上，流淌在屋子的旮旮旯旯。很长时间里，我们一家人没有这样温馨地聚在一起。我们好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战斗，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都兴奋不已，把睡觉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大人们要听我们讲述抓药的传奇经历。我成了故事的主讲，大妹不时做些补充。我们把逗野鸡、丢药、看节目、路遇燕春婶等等一一讲给大人听。尤其是讲到魔术节目时，大人们都感到神奇无比，对我和大妹投以羡慕的目光。显然，那种神奇的节目他们也没看过。末了，父亲总结似的说：“今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就跟变魔术差不多。”原来，我们刚刚出门抓药，燕春婶她们就折转身登上门，要求把奶奶带走。可惜奶奶已经提前病倒，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令她们感到束手无策。按照他们的怀疑，这是一场预先设计好的阴谋。为了揭穿真相，她们赖在家里不走，执意要等我和大妹回家解开疑团，熬到半夜终归失去耐心，才无可奈何地撤走。

后来，不知到了什么时候，父亲扯出一个长长的呵欠：“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抓紧睡一会儿，明天还要出工呢。”

我一直跟奶奶睡。分家后，单身的叔叔和奶奶一起过。叔叔是大人，他不可能陪奶奶睡觉。刚好我们家睡不下，父母亲加上三个妹妹，只有两张窄窄的木床。我不跟奶奶睡就只有睡狗窝了。

我脱了衣服，钻进奶奶的热被窝。奶奶的病真的好了许多，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就像抱着一颗星星。她的力气真大，完全不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出于好奇，我问她：“奶奶，你真的好了，不用吃药吗？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奶奶拍打着我的背，想了一会儿说：“奶奶的病只有一个人知道。”

我很好奇：“他是谁？”

奶奶想了想，对我说：“我告诉你，但你对任何人都不要说，他是甘医生。”

我又一次联想到那个口信，“怎么会是他呢？”

奶奶说：“这个，小孩子不懂，等你长大后就明白了。”

我想到另一个问题：“连爸爸和叔叔他们都不能说吗？”

奶奶想了很久，终没回答我的问题。她拍拍我的后背：“睡吧，明天还要念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