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杰

(齐齐哈尔大学 公共外语教研部，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史蒂芬·戴德利的《朗读者》(

The

Reader

，2008)改编自德语畅销书，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同名小说。无论是小说抑或电影，都是利用悲剧的力量来打动人心。对于人性与社会存在的问题，史蒂芬·戴德利有着较为深刻的把握，主人公米夏·伯格以及汉娜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一特定时期，德国对于纳粹战犯的审判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这是他们社会经历的特殊性，而从人性上来看，他们的形象和心态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是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理解的。当本就不完美的人性和更不完美的社会相碰撞时，人就势必陷入灭顶的悲剧中。

一、《朗读者》的悲剧性

毫无疑问，《朗读者》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剧。只是相对于阶级或民族的对立冲突而言，电影中的悲剧是立足在人性和社会的缺陷上的，且这二者缺一不可并互相作用。对德国纳粹分子的审判，以及米夏和汉娜的忘年恋等是叙事高潮的生发点，也是电影吸引观众之处，而这些更主要是一个关于人性和生存状态的最佳展台，情感故事背后，主人公们觉醒的自我意识以及正视现实后又身陷其中的痛苦才是电影最打动观众的部分。

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曾经指出：“我们本身就是悲剧，且一切已经写出来的和没有写出来的当中最令人震撼的悲剧。”奥尼尔以悲剧来指向生活的本质。从《朗读者》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由各种矛盾组成，而人们的生活便是由各种悲剧组成的，米夏和汉娜、米夏和他的其他女伴等，都无法实现完美的相处。对于观众来说，尽管他们由于时代的原因而无法有与米夏和汉娜类似的经历，但是观众都可以有这样的体验：人的意志和希望在生活中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人就容易成为悲剧的主角。在和平年代，人的活力、人对爱情的期待也是有可能悄无声息地在庸常生活中被渐次消磨殆尽的。因此，人性中有着本来就亲近悲剧，更容易对悲剧故事中的人物产生共情的特点。

在《朗读者》中，因为一次疾病中的呕吐，16岁的米夏爱上了救助他的35岁的汉娜，并且迷恋上了她成熟的肉体。两人经历了一段美好的忘年恋。在这段感情中，米夏从汉娜身上获取的是性的欢愉，而汉娜则要求这位秘密情人给她读书，因为汉娜根本不识字。不久，汉娜不告而别。若干年后，米夏在法庭上遇到了作为纳粹战犯被审判的汉娜，才了解了她的过往，并目睹了她因为想隐瞒文盲秘密而走向被监禁的命运。在此后的18年中，米夏通过录音带继续给汉娜朗读，汉娜也在这种朗读的鼓励下得到灵魂上的成长，最终在临死前将自己仅有的七千马克委托米夏交给犹太幸存者。而米夏则将钱捐给了犹太人扫盲联盟，以帮助更多人摆脱不识字的噩运。

不难发现，无论是米夏抑或汉娜，他们尽管有各自的欲望、自私，但本质上并不坏，然而他们无法拥有一种健康、理想的、不违背人性的生存形式。正是因为他们的良善，电影悲剧的力量才更容易为观众感悟到。悲哀感隐藏在人物的气质和情节的推进中，一个不可抵御的命运笼罩着两个人的生存，使得悲哀成为生活的一个永久原则。在两人的关系发展中，无论是16岁患病时，身边人对他极尽冷漠的米夏，抑或是数十年后社会地位已经天差地别的他们，两人从社会中得到的帮助和爱都是极为稀少的。主创在电影中展现出了一种敏锐的洞察力，生活的表现是纷繁而复杂的，社会中的人也是形形色色的，但在这背后的本相是：无论是在战时或是在战后，芸芸众生都表现出了一种对生命起码的尊重、对他人同情之心的缺乏，取而代之的则是隔离、敌视和交流不畅等。

二、《朗读者》的人性悲剧

在《朗读者》中，施林克和戴德利以理性的态度关注着人性，关注人性造成的生存危机，电影成为一个展现人性弱点的精神舞台。

汉娜的人性弱点便是她对于自己文盲身份的高度敏感和畏惧，甚至可以说，汉娜已经将文盲“罪孽化”了，这也正是米夏与大多数观众所不能理解的，为何在面对不利于自己的文件时，汉娜也承认了是自己写下了这份文件，在她心中，被别人视为文盲比被当成罪犯更为可怕。不识字对于汉娜来说是一具无形的枷锁。但汉娜又长期不愿意改变这一缺点，而是选择逃避。她为此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换工作，因为她一旦获得提升，她不识字的真相就会暴露出来，仓促地结束和米夏的关系，也是汉娜的一次逃避。也正是因为她的文化水平低下，她才会去应聘成为纳粹的女看守。但她天性中又有着对书本的渴望，因此她借助他人的朗读一次次走进书中的世界，实现自己人性上的提升。这种愿望和能力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汉娜的悲剧。

在《朗读者》中，契诃夫的一部小说被多次提及，即《带小狗的女人》，这个可以被认为有“戏中戏”意味的故事预示了米夏和汉娜这段尴尬爱情的悲剧结局。《带小狗的女人》中，男女主人公各自对婚姻不忠，而在坠入爱河后一筹莫展。对于米夏和汉娜来说，他们的感情也是没有未来的。当米夏16岁时，他对于这段忘年恋毫无顾忌，敢于当街拥吻汉娜，当店员误解汉娜是米夏的母亲后米夏立马反驳；两人还曾一起在小教堂里笑着看纯真无邪的孩子；当同龄的美貌女生要为米夏过生日时，米夏却宁愿放弃这属于少年人的狂欢而去汉娜的公寓里为她读书。而汉娜因为知道二人的不匹配而抽离出了这段感情。真正对这段感情造成致命打击的当数米夏惊讶地发现汉娜出现在审判席上，汉娜曾经在战时作为纳粹机器的一枚螺丝钉的经历成为米夏终身的困扰，他无法不去谴责汉娜。二战对于米夏来说是属于父辈的，他拒绝参加父亲的葬礼，其实就暗示了父亲曾经在二战中也有过类似汉娜的不光彩经历。米夏的道德观使他不愿意让这类人“玷污”他的人生。米夏在法庭上的震惊以及后来流下的泪水，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对犹太受害者的同情和对汉娜的愧疚，不如说更多的是为自己曾经的青春和爱情感到悲哀，因为自己人生中最热烈、最纯真的一段爱给了一位他眼中的“纳粹女魔”。

可以说，年龄和汉娜曾经的经历成为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障碍，而无法逾越这些障碍的责任方在于居于优势地位的米夏，正是他人性中的软弱一面使他拒绝了这段感情。而这种拒绝又反过来侵蚀他的人性，他始终不能彻底放下汉娜，对汉娜复杂的感情导致他后来的婚姻挫折。

三、《朗读者》的社会悲剧

在人性固有的缺陷造成的悲剧之外，社会作为推力造就的悲剧也是不可忽视的，来自社会的悲剧挫伤了电影中人的外部生命。要想规避这种悲剧就有必要让社会从一种非理性的、冷漠的荒蛮状态中走出，让美好而非丑恶的东西来支配人类的行为。

《朗读者》中最大的社会悲剧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残酷的战争让部分人的灵魂变形，人性中长期因为禁锢或无知所形成的缺陷在这种畸形社会状态下被放大了。原本文盲给汉娜带来的影响仅仅是个人的粗俗鄙陋，而当人对更弱者的迫害近在眼前时，汉娜的眼界和认知使她几乎毫无选择地加入到了迫害者的队伍中来，带给他人无尽的伤痛。相对于展现纳粹赤裸裸的暴行，《朗读者》中汉娜本人在法庭上的辩解更能让人见识到悲剧的深刻性。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大量生命逝去，人们必须追问最大的罪人是谁，谁应该为这场悲剧负责，而汉娜便是罪人的追随者，是迫害犹太人的刽子手。但是她所作的恶甚至不是出于恶的唆使，而是她意识的浅陋，她的无知让她(以及更多像她一样的人)成为简单的、听命于他人的杀人武器。她对于纳粹的理念是毫无感触的，她仅仅是将看守犹太人看作一项工作。出于尽忠职守的态度她不肯放跑任何一个犹太人，以至于他们最后被活活烧死。而在日常和这些犹太囚犯的相处中，汉娜甚至还和其中一些人关系不错，比如她曾经让一个柔弱的犹太姑娘为她朗读。这种将自己定位为尽职尽责的看守的心态导致汉娜没有任何悔过或者反省的意识，甚至反问法官：“如果换了是你你会怎样？”她懵懂的姿态被包括米夏在内的所有人理解为面对暴行的理直气壮，汉娜此时已不见容于这个社会。值得一提的是，《朗读者》所表现出来的还有愚氓群像，曾经和汉娜一起共事的女看守们集体将罪状推到了汉娜的身上，在战争结束以后，她们身上的病态人性还在延续。

当米夏在监狱之外挣扎于过往的感情时，在监狱中的汉娜却因为米夏的朗读而从绝望与无助的生活中看到了希望，爱人的声音支撑了她的牢狱生活。身为律师的米夏选择不断地给监狱中服刑的汉娜录制磁带，其动机是复杂的，其中的一部分源于他对汉娜挥之不去的爱，另一部分则有他对于汉娜的愧疚，曾经肆无忌惮爱着这个女子的他在成为一名法学院学生后选择了沉默来保守汉娜目不识丁的秘密，间接地成就了汉娜的服刑，因此他要为自己的沉默做出补偿；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那便是米夏的启蒙心态。米夏希望汉娜能够通过认字读书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最终实现忏悔，只有实现了忏悔才代表汉娜可以回归这个社会。而汉娜并没有意识到米夏的后两种动机。在两人再次相见的时候，汉娜所想讨论的是“我们”，是无关社会的，而米夏却想知道“你有没有忏悔”。此时的米夏并不是他个人，他代表的是社会，他发出的质问是属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因此汉娜的精神崩溃了，她意识到十年中米夏勤勤恳恳地给自己寄录音带原来不是出于个人情愫而是要看见她忏悔，这一希望的火花熄灭，直接导致汉娜走向了绝路。电影中也提及，汉娜因为脱离社会的时间太久，在出狱以后也已经不具备独自生存的能力。换言之，汉娜在为自己赎完对社会的罪以后，她依然是社会的弃儿，而这种抛弃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米夏缩回的手。这种抛弃严峻到汉娜只能用自绝来面对。

《朗读者》中人性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是互相作用的，而人性的救赎和社会的自我净化也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电影中观众依然可以一次次地看到希望，如汉娜收到了米夏寄给她的磁带与录音机，备感惊喜，而米夏则在外面夜以继日地给汉娜录音，汉娜在监狱中学习认读和拼字，在出狱后将代表自己悔意的茶叶罐送给幸存者犹太女作家等，这些都让观众看到了人性的闪光点，即无论是米夏抑或汉娜，都在尽自己所能弥补自己的过错，表达对对方乃至对范围更为宽泛的对象的爱。

施林克和戴德利在《朗读者》中都表现出了一种深切的悲悯情怀。电影在给观众提供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索的悲剧的同时，让观众又难以将悲剧归咎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在看到悲剧的深重的同时，又让观众看到那一丝人性闪光的希望。可以说，从人性与社会两个方面营造悲情叙事并触碰接受者自身经验这一点上，《朗读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