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仪

（湖北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力作《竹林中》，讲述了一件离奇的凶杀案。小说内容由七段供词构成，其中樵夫、云游僧、捕役和老媪作为证人，交代了案件环境和人物背景；多襄丸、真砂和金泽武宏是案件当事人，其供词承载了小说情节的高潮。这七个人对案件的描述莫衷一是，尤其是三个主角，提供了三种截然不同又自圆其说的供词，而三段供词又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供认武宏身上的刀是自己刺下的，但又拼命美化行为动机。这种令人费解的矛盾，或可通过支配日本国民行为的深层观念——耻感文化来解释。

一、日本耻感文化下的“竹林”悲剧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耻感文化”这一概念。在与之对应的西方“罪感文化”中，人对于“罪”会产生负罪感，因而约束自己的行为；但以“耻”为基点的耻感文化对人的约束力来自于社会评价。

耻感文化的核心是“名誉”。本尼迪克特将日本对名誉的维护称作“对名誉的情理”，包括“维持各种纷繁复杂的礼节各得其所，能忍受痛苦，维护自己在专业或技能上的名声。……还要求消除毁谤和侮辱，……必要时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①由此可见维护名誉实质上包含了两个方面：获得荣誉、洗刷耻辱。虽然多襄丸三人各执一词，但通过将三人划分为施暴者（多襄丸）和受害者（武宏夫妇）两种角色，就可以根据他们的主要动机，看出他们对于耻感文化这两个方面的诠释。

（一）追求荣誉

多襄丸供认他强奸了真砂，但不是出于色欲，而是真心想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