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静 赵伯飞

(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5)

黑色幽默电影在中国发展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从黄建新导演的电影让观众的耳目一新，到人们对冯氏贺岁大片的期待，以及对宁浩由曾经的疯狂追逐到涟波微荡，反映了中国黑色幽默电影的生命周期正出现历史性的变化。所以，今天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中国黑色幽默电影进行历史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从而使黑色幽默电影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积极向上的审美功能。

一、黑色幽默电影中国本土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黑色幽默虽然作为一种成熟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自西方，但它的某些雏形却能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以及市井百姓的生活当中找到影子。黑色幽默的存在是以中国长期的封建皇权高压统治、政治腐败、社会腐朽以及文化的畸形发展为背景的，它反映的是底层大众逆来顺受、苦中作乐的生活现实，也是一些报国无门、抑郁不得志的才子书生消解苦闷、才情转化的产物。它经常采用的形式就是用隐晦的语言调侃政治、用夸张的手法讥讽昏君、用无厘头的语言挑战权威。这种对自我、他者的调侃、对特定对象的讽刺以及背离生活常识的表达一直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当黑色幽默传入中国，对传统文学艺术形式有着较为深刻了解和套路熟悉的人不免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所以，它一经传入中国，很快就对中国的文学产生影响，并很快延伸至电影、戏剧等多个领域。传统文化土壤中不乏黑色幽默的内容与形式，为中国电影界运用黑色幽默这种形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借鉴，将西方的黑色电影语言结合中国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进行创造性转化，不仅体现出了本土化特色，还从内容和形式上充实了中国本土化的黑色幽默电影。

(一)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

20世纪80年代是个启蒙的时代，也是一个个体趋于觉醒的时代。经过“十年浩劫”，经过改革开放初期来自外部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震撼，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和大众逐步开始反思中国为什么会陷入“文革”那种全民疯狂的状态，全民的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人性扭曲和反人性的现象。因而，那个时期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就有其历史的必然。当然，那种没有建立在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文化进步意义上的反思注定是初步的和不成熟的，当现实的经济大潮和中国传统的物欲文化从压抑走向无原则、无规则的释放的时候，这种启蒙与反思必然会让位于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和物欲满足的陶醉。在追求“生活中”，人们无须更多地关注过往崇拜的领袖；不必认真地或痛苦地纠结信仰的真假和意识形态的生发；新旧体制转换，带来的权力真空和物质价值的上位，让很多人具有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张扬个性的本钱，个性似乎成为时代潮流和地位的外化。以这样的背景作为创作的题材，中国大陆的黑色幽默影片无疑有着深厚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根基。因而，运用黑色幽默电影艺术，可以确信无疑地将那些历史中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以及未来还将发生的难以理喻、不可思议的荒唐情节得以再现。

黄建新首部黑色幽默电影《黑炮事件》就是这种需要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再现。影片讲述的是矿山公司工程师赵书信因丢失一副象棋中的“黑”炮棋子，而发送电报，谁知电文引起了习惯于阶级斗争的人们的高度警觉和误会，赵书信不仅被调离了工作岗位，而且公司也由于他的缺位，翻译失误连连，造成巨大损失。当误会消除，大家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时，黄建新导演却安排了公司领导抱怨赵书信不该发这个电报的情节。这样，在电影的结尾观众暂时得到放松的情绪，又被一个大大的悬疑给揪紧了。于是观众不自觉地发问赵书信能自主地发这个电报吗？整部电影通过这一离奇搞笑故事的叙事，借道赵书信这个具有典型性的知识分子形象，讽刺了现实生活中似曾相识的情节和生产、生活中的矛盾以及基于其上的个人心态，以及那个时代对待知识分子的可鄙态度，深层次地揭示了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消极面和一些积极因素，促发了人们的深入思考。宁浩的作品《疯狂的石头》虽然在拍摄手法、逻辑运用等方面开中国黑色幽默电影之先河，但是电影仍然没有脱离写实的手法。故事情节还原了围绕着一块曾被用来砌男厕所的老坑翡翠的争夺，而引发的濒临倒闭的工艺品厂中的工人、保安科长、房地产商以及国际大盗、小贼，加上一个为了泡妞不择手段的摄影师之间的人间闹剧。

与中国大陆黑色幽默电影的写实手法相比，美国电影《第二十二条军规》极尽变形夸张之能事。导演们将现实中不正常的政治狂热以及因政治过度膨胀引发的可笑、可叹、可悲的素材，予以集中再现，从而使呈现出来的狂热画风，就具有了更为强大的讽刺力量。总之，西方黑色幽默电影是在变形夸张中呈现极尽嘲弄的现代派风格，而中国大陆的黑色电影则是根植于现实生活中，将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

(二)鲜明的政治色彩

中国大陆电影对于黑色幽默的借鉴，一般表现为借助黑色幽默的手法讽刺残暴的敌人，歌颂人民的智慧，以及对现实生活中不和谐的内容进行讽喻，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建构教化功能。《鬼子来了》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色彩的反映抗日题材的电影。影片中描述了中国农民以自己的淳朴善良却换来了日本鬼子的大肆杀戮和强盗行径，看后不禁让人反思究竟是敌人凶残与强大，还是中国百姓的愚昧和愚善。中国百姓由愚善的失落，到痛苦的反抗；由开始的阿Q精神，到最后坚定的抗争。让观众在感到可笑、可怕时，又感受到了人民大众的智慧与力量；让观众在观影中观察到我们的民族和民族性，又让观众对这种民族劣根性能够以再现的形式进行深刻的体悟。从而使电影既有强烈的“黑色幽默”感，又能体会到强烈的政治教育建构功能。由马俪文执导，李易祥、刘信义、陈瑾、秦海璐等主演的电影《我叫刘跃进》，以及由阿甘导演，郭涛、黄渤和苗圃主演的电影《高兴》等，则是另一类贴近现实、反讽现实的黑色幽默。影片通过对底层草根生活情状的白描，深入地刻画了小人物面对生活的重压和命运飘摇的无力感；反映了在一个无序野蛮成长的年代，人们在低信任度的社会以及生活重压下对公序良俗的败坏。让观众在与草根共同体味底层生活的艰辛中，唤起人们对和谐社会生活以及公正良序社会的认知。影片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大陆黑色幽默电影擅长在对落后势力和丑的事物的夸张性反讽中倡导真善美的价值，在幽默谐谑的鞭笞中达到建构的喜剧效果，在含泪的微笑中充满着理性的批判。

(三)地域的文化韵味

中国地域广大、地方文化丰富多彩。这为黑色幽默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可资借鉴的形式。例如，在一部分大陆黑色幽默电影中，许多导演成功地借用了地方土语，用南腔北调生动地展示出中国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冯小刚的《天下无贼》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片中的傻根在火车站对一对扒窃情侣天真地喊道：“谁是贼，是贼给我站出来，你看没有人站出来，这里没有贼。”被冯小刚设定在电影特殊的环境和人群中，由王宝强本色演出的质朴憨厚的傻根，正是操着一口道地的河北腔生动地将北方农民憨厚老实的特质进行无遮的展示，彰显了单纯的傻根傻得可爱、傻得真实。傻根的傻是来自于他封闭的单纯的生活经验。这种经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俺家住在大山里，在俺村，有人在山道上看摊牛粪，没带粪筐，就捡了个石头片儿，围着牛粪画了个圈儿，过几天想去捡，那牛粪还在。”他的傻是一种来自乡村土里的诚信，也是一种北方山村的质朴民情。在此，冯小刚不过是借着傻根的言语隐喻了当今社会失信成风、道德低劣的社会现实，激起人们对恬淡幸福、返璞归真的乡里生活的向往。

如果说冯小刚用道地的河北土腔成功地衬托了傻根的“傻”，那么将地方方言大范围的全面运用的则是《疯狂的石头》。片中包世宏讲重庆话，道哥讲保定话，道哥女朋友讲成都话，黑皮说青岛话，几个保安讲天津话，专业大盗麦克讲广东话。一部电影能够如此娴熟地被嵌入多种方言，本身就体现了编剧和导演的独具匠心，更不必说在这夹杂着操如此多的方言的人物关系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当然，电影所设定的地方是重庆，因而其中最为大量使用的是四川方言，电影也将地方特色浓郁的四川方言麻辣鲜香地呈献给观众们。其次，故事又主要讲述了河南帮和香港大盗二组人群偷盗绝世翡翠的故事，各路各色的人齐聚于此，方言成为各色人物的真实写照，体现出群体间交流的方式，折射出他们的生活习俗、人情世故等因素，让影片达到逼真感。此外，电影中地方方言的运用也可以产生出独特的喜剧效果。东北话在电视小品中大放异彩，相较于普通话，方言的夸张性和戏剧性更为突出。在电影《疯狂的石头》中，导演将众多不同地域的语言汇集起来凸显出了人物个性，大大增加了影片的喜剧效果。

二、黑色幽默电影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一)以黄建新为代表的早期大陆黑色幽默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电影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电影等文化艺术一直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改革开放以后，文化艺术形式逐步从较为单一的题材、较为单一的主题诉求，向多元题材和多元主题以及满足多元主体受众的方向发展。既有《小花》《高山下的花环》等高扬主旋律的电影的再度繁荣，也有《庐山恋》这些反映20世纪80年代青年追求生活、恋爱等生活题材的影片出现。这也迎来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电影繁荣创作的历史时期，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就是出现了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群的出现。他们中的一些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都是中国影坛的常青树。当然，他们的艺术风格和文化追求存在较大的不同，特别是黄建新在贴近现实的意义方面，可谓别具一格。他比较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时代，能够较为敏锐地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发现中国都市生活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关注都市中的小人物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文化心态，还有他们对文化艺术作品的需求，成为黄建新突出的艺术嗅觉特征。他牢牢地抓住了城市黑色幽默电影的电影市场需求，从而成为中国黑色幽默电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贴近时代、关注生活是黄建新电影作品的突出特色。在他的一系列影片中，都能清晰看到时代脉搏，并将这个时代的脉搏与其作品中的人物形成思想共振，在自然而然中融入人物塑造，勾勒了那个时代的人物的群像。如电影《站直了，别趴下》，黄建新通过对个体户、作家与干部三种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的刻画与透视，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不同阶层在面对巨变的社会生活时呈现出来的态度和反映进行了长镜头式的展示。这部电影较为成功地揭示了中国当代都市社会生活，特别是对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狂潮冲击下传统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进行了一种寓言式的书写，深刻、幽默而又那么真实。

在生活世界中演绎黑色幽默的逻辑，是黄建新黑色幽默电影的突出特征。黄建新的黑色幽默电影在选择演员的过程中，并不突出本色化演出。他选择的演员一般都是较为“严肃”或并非具有较为突出“喜感”的演员，不同于冯小刚和葛优的经典搭档。因而，他的电影与冯氏电影展现的黑色幽默的逻辑是有所不同的。笔者在此并非是对他们厚此薄彼，而只是强调他们的不同之处。黄建新的电影里演员没有太多幽默的语言、夸张的表演以及让人忍俊不禁的“喜感”，而是以生活世界的逻辑去自然而然地演绎生活本身应有的逻辑、应有的常识，进而在这种情境中去呈现许多不应有的生活世界之外的东西。当严肃的角色呈现人物一丝不苟的生活态度，却产生与生活世界不和谐、不合拍的生活处境时，电影所想演绎的荒诞和黑色幽默就会在观众会意的理解中得到深层的呈现。体现出幽默本质的内涵，即“我认为喜剧因素主要都是幽默的东西，其中一部分是语言，更重要的部分是结构，即并非利用演员的表演而是运用结构自身产生的关系。”它是一种内容结构化的呈现，除去喜剧演员的幽默基调，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以影片结构本身的张力，激发观众的再创造，从而获得一种若有所思的审美感受。在大众欣赏黄建新黑色幽默电影时，通常的感受就是一种不经意间自然流露的看似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却又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的黑色幽默。当然，这种以生活世界为主的现实主义呈现手法，虽然能够较好地表达黑色幽默的本意，亦会给观赏的大众带来几分沉重和压抑，并通过理性的把握传达出更加强烈的荒谬与讽刺意味。

(二)以冯小刚为代表的大陆中期黑色幽默电影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黑色幽默电影开始形成中国电影的新商业模式。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冯小刚，以及他的冯氏黑色幽默。“贺岁片”作为一种新的商业运营模式引入中国、走入千家万户，这和冯小刚较为成功的尝试是分不开的。

与早期由黄建新导演黑色幽默电影相比，冯氏电影具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和表达风格。冯氏电影题材都是基于现实生活，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风尚和话语背景，在此基础上，冯小刚又会通过巧妙设计一些商业元素植入电影中，使他的电影具有独特的表达风格和表达方式。这种表达风格具有较强的观赏性、表现性和娱乐性，其中比较显著的就是冯氏电影以独特的风格和生动的语言完成了对中国话语习惯的一次巧妙颠覆，使他的电影语言具有很高的玩味价值。如语义与语境的不协调，语义的延伸、对权威话语的调侃、对某些社会习俗的诙谐讽刺等。

冯氏电影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善于塑造草根阶层的英雄形象。在冯氏电影中，经常会有一些闪耀着英雄色彩的草根阶层人物。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他们有着并不比精英阶层低的道德和正义感，甚至有些方面恰恰相反。他们在世俗的人群中敢于主持正义、敢于挑战权威、也敢于对社会不公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虽然故事基调显得阴郁悲观，但正是这种对生存状态的精细刻画和全面反映，将嵌入其中的这些具有英雄色彩的小人物衬托出更为高大的形象，使其对社会阴暗面反映更为贴近生活的真实，表达出对这种严肃现象的讽刺。

在冯小刚电影中，最能体现和反映冯氏导演风格的电影无疑应是《大腕》。作为21世纪初的贺岁片，冯氏的荒诞的叙事风格演绎了一个将一场葬礼办成了一个盛大的闹剧的故事。在电影《大腕》中，冯氏突出的语言风格，将这场闹剧推向荒诞与幽默的顶点。在影片大段的对话中，片中人物的谈话内容丰富精彩、紧贴生活、针砭热点。正是这种与现实生活的高度契合，电影中的很多词汇成为社会的流行语言，如“大腕”等。当然这里还有许多足以让冯小刚感到自豪的流行甚广的“名句”，如“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皇帝有很多漂亮的女人，如果他有心气的话，可以每天换一个，而且不用花钱，都是朝廷给他养着。我只有一个女人，还跟我离婚了，我的一生才是悲剧的。No money，no women才是悲剧的。”“我们中国演员早就集体补过钙了，就差一步，就差一步，泰勒，没来得及为你们美国演艺界补钙。就差一步，你就因为缺钙才死的。”“尤优：好演员，真是好演员！说来就来，亲爸爸死了也就难过到这个程度了。露西：我怎么感觉他对泰勒的感情比我还要深啊。尤优：废话，因为我给钱了。”这些言辞精致地体现了冯氏对语言的精妙运用和高超的把握。

冯氏电影创作中有一些是对阴暗现实的揭示。如《大腕》中所反映的不知廉耻的求名，一些名导名演的假大空，盗版侵权成性、传媒的娱乐八卦等现象。《手机》中以现代科技手机带给人们的道德冲击为主题，探讨科技发达，物质世界极大满足后，人们精神世界的匮乏和窘迫。《非诚勿扰》中地下情和第三者的问题等。当然，对于这些问题，作为黑色幽默电影不能以僵化的说教为表达方式。无疑冯小刚深得黑色幽默之妙。他把现实生活中充满荒诞的情节和人物用拍正剧的方式去拍摄讽刺喜剧，从而让喜剧更加可笑，讽刺更加尖锐。虽然没有进行大段的义正词严的说教，这种巧妙的“黑色语言”同样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总的来说，冯氏电影以“后现代性的通俗，幽默化的宣泄，喜剧明星的固定演出，大社会荒诞背景下的小人物调侃，悲剧元素正剧温情对喜剧风格的适量注入，对社会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且立足观众，从贫民角度进行批判，这些共同构成了冯小刚电影的黑色幽默”。

(三)以宁浩为代表的大陆当今黑色幽默电影

进入到21世纪，以新锐导演宁浩为代表，拍摄了系列电影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等。他们除了继承前辈黑色幽默导演取材贴近生活和善于写实的风格，还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尝试。其中，宁浩就以一种无奈的嘲讽的风格，来处理现代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并将这种冲突在特定的情节中放大、扭曲、变形，使得故事更加荒诞不经和滑稽可笑，黑色幽默的功能进一步升华展现。

谈到宁浩的系列影片就不得不提及英国导演盖·里奇。他拍摄的《两杆大烟枪》《偷抢拐骗》等系列电影中，充斥着无厘头的英式对白和匪夷所思的巧合，酷炫镜头、快速剪接和英式摇滚等手法。盖·里奇的拍摄技巧对宁浩产生了巨大影响，观众既可以在宁浩的电影中找到和发现里奇的影子，也可以发现宁浩在他们基础上的再创造。由此形成宁浩风格。这种风格表现为以严密的逻辑形式叙事、以复杂的故事情节为背景、以荒诞的音乐编排和丰富的方言杂烩为代表，烘托宁式黑色幽默。

《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在故事的设置上都采取了几条线并行讲述的方式，将巧合与意外编排得恰到好处，令整个荒诞的故事看上去环环相扣，相互交错，跌宕起伏。其中，《疯狂的赛车》平行展开了四条故事线，第一条线是自行车手耿浩因为0.01秒惜败，成为银牌车手；第二条线是两个人误打误撞成为贼，最后还绑票伤人；第三条线是台湾来的四人黑帮，他们意图在内地做笔大买卖；第四条是两位警察立功心切，误认为耿浩是贼。电影将同一时空中主人公关联的五个故事，四条平行线，六组人物戏剧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几个故事的交错中彰显荒诞和冲突。影片又借助镜头的使用将画面碎片化，利用蒙太奇的摄影视觉效果，大大加快了影片的节奏，让电影充满时尚感和现代感，夸张变形的摄影手法将宁浩的疯狂推向顶峰。冷酷、绝望、荒诞的情节贯穿整部电影叙事，但快速的剪辑节奏让刚刚形成的悲剧氛围被几秒钟后的幽默搞笑冲淡。在夸张的讽刺中，宁浩弱化了悲剧带给受众的痛感，平和地将电影里的悲情、讽刺融入其中，从而达到观众无意识的共鸣。

为了让黑色幽默的幽默变得更加可乐，宁浩将我们耳熟的音乐略作处理作为背景音乐，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谢小盟第一眼看到道哥的女朋友时，配乐响起改编版《我亲爱的姑娘》，虽然歌词恰如谢小盟的心声，但是音乐的节奏却显示出几分诙谐搞笑。此外，宁浩继承了冯小刚式诙谐语言，将草根文化融入，成为电影亮点。“搞定没，要浪漫，先浪费啦，没钱怎么抠女啊？”“你侮辱了我的人格，还侮辱我的智商。”“我顶你个肺！”“高风险要有高回报，我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没有胆量哪有产量？”等。宁浩巧妙地运用草根语言将当下社会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以极为睿智的手法进行了调侃和批判。既显得批判有力，又不那么突兀和刺眼。

宁浩作为当下大陆黑色幽默电影导演的重要代表，一方面将西方黑色幽默电影进行借鉴和概念创新，一方面结合中国大陆本土的社会环境和国人审美习惯进行创造性转化，以疯狂的喜剧节奏去嬉笑怒骂悲剧的现实；一方面借鉴和学习西方黑色幽默电影的拍摄手法，一方面结合中国大陆观众的理解习惯，进行中国化的改造，探索出了一条现实主义外壳包装下讲好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好故事的路径。他的电影，既有深刻的思考探索，亦有和谐幽默的荒诞；既迎合了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观众需求，又把黑色幽默电影艺术一步步推向电影商业市场，令其叫好又叫座。

三、中国黑色幽默电影的审美倾向

电影是现代社会大众从艺术创作中反观自身的重要的艺术形式。它承载着社会教化和价值倡导的功能。因而，电影艺术也具有较强的时代主题性和社会审美价值的示范性。中国电影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不仅体现了我国电影的功能演进，也体现了时代需求和市场需求的密切联系。电影市场的变化既是社会审美风尚变化的体现，也是电影价值倡导方式变化的体现。作为改革开放后引入的黑色幽默电影艺术，高度浓缩了中国电影审美风尚和市场需求变迁的历程。

1.玩世不恭的嬉笑怒骂的语言在电影荧屏中不断增多，黑色幽默里的喜剧成分激增。黑色幽默的精髓是看似玩世不恭的嬉笑怒骂，却构成对现实社会的犀利批判。黄建新影片《黑炮事件》讲述了赵书信因为一颗丢失的棋子而引发的种种“不测”的故事，其中的一个情节是周玉珍对赵书信的言语埋怨。这种嬉笑怒骂的言语埋怨多是一种冷眼戏谑，观众的嬉笑也是无奈的冷笑。到了宁浩的影片，观影中时时有笑声、处处有笑声。它反映了宁浩讲故事的方式是几分钟便是一个包袱，抖得好也抖得巧，嬉笑怒骂间触动观众的共鸣。尽管黄建新、特别是宁浩是在笑中讲故事，但他们都在力图揭示一些深刻的社会话题，引导人们进行深入的社会思考。

2.中国黑色幽默电影早期画面拍摄是中规中矩，语言朴素简单，基本通过推、拉、摇、移等基本机位和后期简单剪辑而成。相较于当下黑色幽默电影画面表现手法花样繁多，形式多元复杂，以及夹杂着时兴的恶搞、拼贴、戏仿等后现代元素，中国早期的黑色幽默电影真可谓中规中矩。当然，这也是电影艺术发展和不断进步的表征。当今的黑色幽默电影，一方面追求在感官上刺激观众，另一方面又广泛采用蒙太奇的手法提高叙事的趣味性和多样化，让观众在情和感中不断的转换和交替，在情和理中徘徊；摆脱了僵硬的说理，也远离了沉重的说教，让人在好看之后，若有所思。

3.反映社会问题的多样化。早期的中国黑色幽默电影，整部电影大多反映一个主题。因而，主题突出，剧情相对简单，但为了充实电影的内容，往往夹杂着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如黄建新导演的电影《黑炮事件》就是暗讽了“文革”、大跃进过去很多年后，仍然残留着僵化封闭、泥古不化的思想；《求求你，表扬我》则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背离；《站直喽，别趴下》探讨了在经济化大潮的社会中，如何在金钱物质和觉悟意识中找到平衡。而冯小刚之后的黑色幽默电影揭示的社会问题则日趋繁杂，一部电影里往往暴露出当下社会许多形形色色的问题。因而，尽管暴露的问题较多，但叙事却并不集中，这样无论从矛盾多元深层揭示，还是对矛盾的深刻批判都缺乏必要的火力，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电影的教育功能。如冯小刚的《非诚勿扰》里蕴含了多个社会热点，同性恋、性冷淡、老年痴呆、感情出轨等情感问题。不过，这也可能从一定意义上体现和反映了黑色幽默电影的游戏和愉悦的功能。

总之，从黄建新过渡到宁浩的黑色幽默电影，是当今时代人们审美风尚变化的反映，不拒绝高尚，也不拒绝流俗，不拒绝高雅，也不拒绝低俗，不拒绝共识，也不拒绝各异。这正是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人们审美倾向变迁的过程，正是后现代美学和审美倾向被人们逐渐接受的必然趋势。

四、余 论

黑色幽默电影从引入中国至今已近40个年头。从黄建新的作品让人们耳目一新，到人们对冯氏贺岁大片的期待，再到对宁浩作品由曾经的疯狂追逐到莲波微荡，反映了中国黑色幽默电影的生命周期正出现历史性的变化，所以，有必要对黑色幽默电影进行深入的反思。

娱乐至死是一把双刃剑。黑色幽默电影将中国电影带出高大全的模式，有其显著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电影艺术不是游戏，而是人类自我教育的重要工具。黑色幽默与后现代主义的结缘，以调侃、戏谑、荒诞为基本追求，虽然能够吸引大众走向影院、走向艺术欣赏，但后现代主义文化所表现出的平面性、大众性、游戏性、娱乐性也可能会在过于追求世俗化的同时，使文化艺术不自觉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消解深度；耽于感官的刺激，而忽视理性的审视，从而消解文化艺术应有的道德教化和心灵净化功能。

商业化对严肃性的侵蚀。商业化运作是电影产业繁荣的推进剂，但过度的商业化和商业利益考量，则会从根本上侵蚀电影应有的审美价值以及对电影严肃性的冲击。严肃性不等于僵化和封闭，也不等于通常人们狭义认知的高大上，它反映的是对自身深刻的观照，是对人自身如何可能的探索，是对人的意义世界的深刻理解。这种严肃性的探索可能并不叫好也不叫座，但对于人自身这个自为的类，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人有多元和多层次的需求，不能仅以严肃性作为电影发展的标准，也不能仅以商业化作为电影繁荣的依据。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甚至在某种方面有所交融，但不能以商业化冲淡严肃性。特别是在某些黑色幽默电影中，为达到某些商业化的需要，不惜牺牲一些严肃的深刻的探索，或者借口某些普遍理论调侃崇高、打压高尚，从而使电影失去主题，失去深刻，最终失去观众和市场。

片面的形式化追求，削弱了内容的张力。内容与形式从来都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始终是电影这门艺术形式永远的话题，黑色幽默电影尤其如此。黑色幽默电影被引入中国，并很快成长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佼佼者。它的巨大成功，既是对市场空白的填补，也是革命之外对生活的调剂；它的成功，既源于大众对僵硬的革命话语的疲劳，也源于它的另类话语表达带来的新鲜与快意；它的成功，既有对原有枯燥的叙事方式的厌倦，也来自它的活色鲜香的形式创新。黑色幽默的确给中国观众带来了与过往不一般的感受和满足，但作为电影艺术始终都应以内容的充盈和完善作为它自身的本色，始终都应以它的形象艺术实现内容的张力。无论运用什么形式、什么手法，最好的电影始终要秉持它要阐释的立场，秉持它应有的价值，实现对人自身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