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杰

每次回到老家，我发现那些曾经居住在一个胡同里的人，越来越少了。原来的十几户人家一百多口人，现在只剩下七八户不到二十口人了，而且剩下的那些人家的院子里，也大都住着一个两个的老人。年轻人谁愿意住在这条老胡同里呢？那条窄窄的老胡同还不到两米宽，一到下雨天，满地泥泞，人们要么不出门，要么得穿了油鞋才能走到大街上去。胡同的两边全是低矮的土坯房子，墙皮已经斑驳脱落，有的房子眼看就要倒塌了，房顶也露出黑黑的细细的檩条。但是，那条老胡同还在，那些开着淡紫色的喇叭一样花朵的梧桐树还在，那些开着白花的老槐树还在，那口祖祖辈辈打水吃的老井也还在——只是，再也听不到了老井旁那些挑着水桶来打水的人熟悉的声音，再也看不见了走在胡同里那些相逢一笑的熟悉的面孔……

大平子走的时候还不到十六岁，那时的他正在上高中二年级。大平子的去世，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死亡。大平子是我的一个远房侄子，比我大四岁。他高高的个子，白白的脸堂，瘦瘦的身子。记忆中，大平子见了人似乎总是有些害羞的样子。他很少和别人说话，即使偶尔说上几句，那声音也是低低的，让人听不清楚他在说啥。但大平子却愿意和我说话，我也愿意听他那低低的似乎是有些羞涩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平子为什么愿意和我说话,我上初中的那年，大平子就上了高中，我们在一个学校，他总要约着我一块去上学。

大平子有病，是先天性心脏病，那是一个夏天，天很热。一天中午，我放了学一回到家，就拿起西屋门外那口水瓮里的水瓢舀了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喝了一瓢，还想再喝，刚伸进瓮里去舀，这时父亲过来了。他一把将我手里的水瓢夺过去，扔在水瓮里，瞪着眼对我说：“说过多少遍了，不能喝凉水！你看大平子喝凉水死了。”大平子死了？喝凉水死了？今早晨上学时我还和他一块呢，怎么就死了？我吃惊地看着父亲，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父亲见我不相信，就接着说：“上午在学校里喝了凉水，送到家里就不行了。”喝凉水怎么就会死了人呢？我还是不相信。我几乎每到夏天总是喝凉水，并没有感到哪里不舒服。

大平子家住在胡同口。我跑到他家，院子里站着许多人，大平子躺在北屋的炕上，盖着被子，脸上还盖着一张淡黄色的火纸。我想看看他,就在我伸手要去揭他脸上的那张火纸时，坐在炕沿上的一位年龄很大的本家哥哥推开我的手，说：“这个，不能动。”大平子的父亲已经死了好多年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哭得很伤心。原来，上午的第二节课是体育，那节课还剩下十分钟的时候，体育老师就让学生围着操场跑三圈。大平子出了一身汗，他觉得难受，就在操场边停下来。下课后，大平子和几个同学，就跑到学校伙房东边的水井上去拧水车。水拧上来了，就用手捧着喝，喝完了，还用那水洗头洗脸。第三节课刚上，大平子就歪倒在了教室里。

因为大平子有病，所以他的母亲从来不让他干重活，比如从井里打水，去坡里推土，拧辘轳浇地等。但大平子不闲着，弟弟从坡里推来了土，他就忙拿起锨往猪圈里撒，姐姐从井里打来了水，他就赶紧装满铁壶去灶上烧，母亲他们拧辘轳，大平子就在地头看沟子，此外，大平子还喂猪喂鸡，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平子的弟弟小平子比他小两岁，却长得十分健壮，因为父亲死得早，家里坡里重一点的活总是小平子和姐姐干，大平子总觉得自己这个当哥哥的欠了弟弟。

大平子上初中时，我还在上小学二年级。那时，我很崇拜大平子，我觉得大平子是胡同里最有学问的人，因为我经常看见他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在看，那书要比我们的课本厚许多。有一天，我看见大平子又坐在他家北屋门外的一个小板凳上看书，我很好奇，就走进了他家大门，问他看的是啥书？大平子说：“是《水浒传（chuán）》。”那声音虽然小，但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我不知道《水浒传（chuán）》是一本怎样的书，但大平子知道，而且他还能念下来。从那以后，我就盼着能快快上到初中，也能读到那样厚厚的书。能读那样厚厚的书，当然就是很有学问的人了。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有一本叫《水浒传（chuán）》的书。我上到初中时，大平子就经常约我一块去上学。在路上，他还经常给我讲起“逼上梁山”“野猪林”等故事。但那时我已经知道了那个字不念chuán而应当念zhuàn，我却一直没有告诉大平子，我想等以后再给他改正。可是，我却再也没有机会给他改正了。多少年以后，每当我看到《水浒传》时，就会想到大平子说的那个“传（chuán）”字，以致在我参加工作以后，有一次在给学生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篇课文时，有一次竟然也说成了《水浒chuán》。

我再也听不到大平子那低低的声音，也没有机会改正他读错的那个字了。

钭金贵是一个黑黑的矮矮的小老头，他没有妻子儿女，家里就他一个人，他也没有任何亲戚。钭金贵家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梧桐树开花的时候，整条胡同里就飘散着淡淡的梧桐花香。我们常常找来小石子、碎瓦片或者土坷垃向那棵梧桐树上扔去，有时也用弹弓打，看谁能打下一朵那小喇叭一样的梧桐花来。梧桐花打下来了，我们就捡起来将它那张开的喇叭口捂在鼻子上，或者干脆用手轻轻撕开它的花萼，用舌尖舔舐着那细丝一样的花蕊，那甜丝丝的味道真是太美了。钭金贵家屋檐上的瓦和天井里的水盆，常常被我们砸坏。钭金贵白天要到生产队里去干活，大门和屋门常常是虚掩着，从来不上锁。即使钭金贵在家里，我们也不怕他，因为他只是从窗子里露出脸来向我们笑一笑。屋上的瓦和院子里的水盆被砸坏了，他也不会骂我们，顶多就是向我们拉一下脸，或者喊着我们其中一个的名字说：“来，我给你们拧拧糖吃。”一听到他给我们拧拧糖吃，我们就跑进他家，他就会把一只或几只拧拧糖掰成几块分给我们，每人都有份儿。有时，他也会拿出一把山楂或者是半瓢花生分给我们。钭金贵不会向大人和老师告我们的状，因为除了我们这些七岁八岁狗也嫌的小屁孩，大人们都不愿意搭理他，而我们却是每天晚上在胡同口或我家大门外的石碾旁，围坐在他周围听他讲故事的。钭金贵最高兴的事就是给我们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偌大的村子里只有钭金贵一个人姓钭，就是在周围几十里的村子里也找不到和他一样姓氏的人。因此，钭金贵的来历就一直是一个谜，不只是我们小孩子的一个谜，就连大人们也是一个谜。干了一天农活的钭金贵，晚饭后总要拿着他的小交叉坐在胡同口或者我家大门外的石碾旁，等我们吃了晚饭陆陆续续走出家门围坐在他身边听他说话。钭金贵那个光光的小脑袋里，似乎装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故事，什么皮狐精槐树精白骨精，什么鬼捂眼鬼引路鬼放火，什么老黄牛娶妻美女蛇吸人等等，他都知道。但钭金贵说得最多的是他扛枪打仗的事。我们那时看得最多的电影和小画书就是关于打仗的，但那些远不如钭金贵讲得好，因为他就亲自参加过那些放枪放炮的战斗，这让我们非常羡慕他。胡同里那么多人偏偏就是他这个黑黑的矮矮的小老头拿过枪打过仗，这实在是有些让人难以理解。钭金贵越说越有精神，但只要有大人凑过来听，钭金贵就不说了，等我们把那个大人轰走，他才又开始说，但他常常忘了说到哪里了。夏天的晚上，蚊子嗡嗡地响，钭金贵就在一边点上一根麻绳，那些蚊子就不敢靠近我们了。那麻绳是生产队里杀麻时，钭金贵利用休息时间用麻叶拧成的，他家的院墙上挂的满满都是。那些麻叶没有用，社员们会把它推到水沟里去，但钭金贵却发现了它的用途。天很冷了，我们依然围坐在钭金贵身边听他拉，直到大人们来喊我们回家睡觉，钭金贵才不说了。钭金贵为此常常挨大人们的骂，听着那些大人的骂声，钭金贵只是笑一笑劝我们回家去。钭金贵扛过枪打过仗，可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是哪一部分的，钭金贵从来不说，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也不说。

钭金贵是在临近年关的时候去世的，他去世的时候，胡同里的所有人家都停下了匆匆忙忙置备年货的脚步，自发地来为他料理丧事。我们也都不再疯来疯去满胡同窜着打冰溜子放爆仗了。村里的支书也来了，当支书从他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五元钱和一张立功证书时，人们才知道，钭金贵曾参加过国民党部队，还担任过连长，后来，他的连队临战起义，使我们华野的一支部队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华野领导给他记了二等功，还让他继续担任连长，后来他又被提拔为营长。不久，他就和他的部队南下准备参加渡江战役，在南下的路上，钭金贵开了小差，偷偷跑回了老家。老支书说，钭金贵回来，是想见他娘一面，他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杀死了，家里就只有他娘一个人。没想到他娘病得很厉害，三天后，他娘死了，他把他娘埋在了自家的麦地里以后，就直接从地里去追赶他的部队，当他追到长江边上的时候，部队已经过了江，他就回来了。

六子是个女孩，是我同一个家族的妹妹，比我小三岁。她家住在胡同的最里边。我一直不知道六子为啥叫六子。她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按我们那里兄弟姊妹的排序，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别排，六子在姊妹中是老三，应该叫三子，即使连哥哥也一块排，她也是老五。可她就叫六子，我们从小就叫她六子。

六子爱串门，胡同里的人家她都去，她家那条小黑狗也跟在她后面。六子爱笑，她的笑声很大也很清脆，她走到谁家，谁家的院子里就会传出她的笑声。有一天早晨放了学，我正在吃饭，六子从我家大门外跑进来了，跑到北屋里，六子就把两只手放在背后，让我猜猜她手里拿的啥，还挤眉弄眼不让家里其他人告诉我。我猜是“鞋底”，因为六子手里经常拿着一只鞋底在纳。六子咯咯地笑着，说：“不对不对。”让我再猜。我猜了五六次，都没有猜对，每次猜错了六子总是咯咯地大声笑。见我实在猜不出来，六子就让我闭上眼，伸出手。我就闭上眼伸出手，看六子变出什么鬼把戏来。六子把什么东西放在了我手里，我觉得热乎乎的，睁眼一看，原来是一块地瓜。六子说：“二哥，我娘才煮的，黄瓤的，甜。”我说：“六子吃，二哥不吃。”六子非要我吃，我说：“六子，我吃了你的地瓜，但你要去上学。”我刚说完，六子就转身向门外跑去，边跑边说：“我才不上学呢，我还要回去纳鞋底。”小黑狗也跟着她跑了。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而六子已经9岁了，也早已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不知道六子为啥不去上学，一直想问问她。

六子家的屋后有一棵高大的槐树，那槐树的枝桠一直伸进我家的后园。每年春天槐树开花的时候，六子就端了簸箕提了箢子喊我去折槐花。六子知道我上树的本领，到了树下，我就脱了鞋子，哧哧地上到树上去了。我骑在槐树的一个枝杈间，伸手从身边撸下一把槐花放在嘴里，然后折下一枝扔给树下的六子。六子咯咯笑着伸手接住了，然后就撸一把槐花放在嘴里。小黑狗站在她的身边，抬头看着树上的我，尾巴一个劲地摇。六子把一根带有铁钩的长木杆举给我，我就用那钩子折下那些正盛开的槐枝。那些槐花我和六子家吃不完，六子就给胡同里的其他人家送去，她那清脆的咯咯咯的笑声和槐花的清香一起，飘进了所有人家的院子。但六子不给钭金贵送槐花，六子要等槐花做成了菜饼或者槐花馅的包子时，才给他送去。钭金贵一个人过，六子怕他麻烦，所以就包了包子送给他。

小小年纪的六子做得一手好针线。我经常看见六子拿着一个新鞋底坐在胡同里人家的大门口，和那些婶子大娘们说说笑笑，而且手里飞快地穿针引线。六子还不时地举起她那戴着顶针的右手，将手里那连着麻线的小针在头皮上蹭一蹭，那样子俨然更像一个小大人。那时，我每次看见她，总觉得她小小的手里那长长的厚厚的鞋底，有些大有些长也有些沉，沉得似乎一不小心就要从她手里砸下来，砸在她的脚上。婶子大娘都夸六子的针脚细密均匀，纳成的鞋底又结实又软和，说以后谁家找了这样的媳妇，谁家就有福气。胡同里谁家的闺女出嫁了，六子总要做两双鞋垫送给她，那鞋垫上用不同颜色的线纳出各种各样的图案。看到那样做工精巧的鞋垫，谁也不会相信出自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的手。我去泰安读书的那一年，国庆节回到家中，六子到我家来玩，送给我一双鞋垫。那鞋垫十分精致，深红色的边沿，白色的底面上各有一枝盛开的月季花，花朵的下面还有几片绿叶，在绿叶的下边，一只鞋垫上绣着“四季”二字，另一只上绣着“平安”二字。那图案设计精巧，颜色搭配得当，花朵的立体感也很强，“四季平安”四个字虽略显笨拙但也端庄大方，那针脚更是极为细密均匀，简直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我参加工作的那一年国庆节，我刚回到家里，父亲就说：“你该回来送送琴子，一胡同的人就缺你。”我不解地问：“琴子是谁？”父亲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说：“六子呀。我不是打电话和你说了？你不知道？”我说：“六子去哪里了？”父亲简直是有些生气了，说：“你学校里又没有电话，我跑到邮电所把电话打到西山村（我当时教学的那个小山村）里，一个姓韩的人接的电话，他说去学校里和你说——那个姓韩的没去和你说？”我说：“没有人告诉我你给我打电话呀。六子去哪里了？”父亲说：“六子不在了。”我一下子愣在那里。

原来，十几天前，六子去余二大娘家玩，看到余二大娘屋里的水瓮没水了，就回家挑了筲去给余二大娘打水，那水井就在我家大门口西南十几米的地方。余二大娘见六子去打水一直没回来，就走出大门去看看，她看见井边只有一只筲，却看不见六子。余二大娘正纳闷，却突然听见井里扑通扑通地响，跑过来一看，原来是六子掉进井里去了。余二大娘赶紧喊人。等人们将六子打捞上来的时候，六子已经咽气了。那条小黑狗竟然也掉进了井里，但它没有死。人们说，那小黑狗一定是下去救它的小主人的。

那天吃晚饭时，父亲突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怪了，从井里捞上琴子来时，我看见她右手大拇指上的那根小指头不见了。我看了好几次，真是怪了。这样也好，到了那边，就不再是个六指子了，再托生的时候也不会是个六指子了。”

我问父亲：“六子原来叫琴子？”父亲说：“都怨那个货郎鼓子，六子六子地叫，叫着叫着就成了她的名字了。”六子原来是个六指子，叫琴子，我却一直不知道。

第二天早晨，我走到琴子家的大门口时，看见她家那条小黑狗正趴在大门里边的柴堆上。我停下来，它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随即就把眼睛闭上了，身子竟然一动也没有动。

余二大娘有一双小小的尖尖的脚，走起路来咯噔咯噔地响。不论白天还是夜里，只要人们听见从胡同里传来的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就会说：“余二大娘这又去忙活哩——是谁家的媳妇又生孩子了吧？”村子虽大，但谁家娶了媳妇，谁家的媳妇啥时生孩子，胡同里的人都知道。

余二大娘会接生，自从她来到我们村子以后，村子里出生的孩子大都是她接生的。余二大娘的丈夫姓余，有一年队里放炮炸石坝时被炸死了，那一年她的小儿子还不满月。余二大娘有八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我们胡同里是人口最多的人家。孩子多，家里的事情自然就多，但家里的事情再多，只要是谁家来请她去接生，余二大娘二话不说，提着一个破布包就跟人家走。我常常听见深更半夜有人在外面喊余二大娘的声音。那时，村里没有人家去医院里生孩子，一来交通不便，二来那时没有去医院生孩子的习惯，再者那时农村里有许多人似乎认为生孩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村南一户张姓人家的媳妇快生了，还被生产队长喊去上坡干活，结果就把孩子生在了地头上，东边那条胡同的一个大婶年前去走娘家，回来时下起了大雪，她正好也要生了，她就在漫天飘舞的雪花里一个人把孩子生了下来。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就用棉袄一裹抱回了家。她给那孩子起名叫“雪生”，长大了身体十分强壮。

余二大娘接生从来不收人家的钱，也从来不在人家吃饭，有时人家给孩子庆满月，来请她她也是坚决推辞。当她接生的孩子满月以后，那些当了娘的就抱着孩子提着两包红糖和几绺挂面来看她，以表谢意。

余二大娘接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妹妹。我朦朦胧胧地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从外边玩耍回来，推开西屋的门，见余二大娘坐在炕沿上，母亲躺在炕上的被窝里。余二大娘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二小子，我给你捞来了个妹妹。”捞来了个妹妹？我不明白她说啥，毕竟那时我还不到四岁。我问她：“你在哪里捞的？”余二大娘说：“从崖头下的围子沟里。”我说：“我才不信，围子沟都上冻了，我们早就不去捞鱼了。”余二大娘说：“你不信就看看，你娘正搂着她睡觉呢。”我跑到炕沿跟前，一下掀开母亲的被窝，果然看见被窝里露出一个小脑袋。我记得那天下午我哭得很厉害，因为从此母亲就不会再让我在她的被窝里睡觉了。后来，大姐背着我去村西的小铺买了两块糖，我才止住了哭声。

余二大娘记性好，她接生的孩子出生的时辰都记得。我们姊妹五个都是余二大娘接生的，母亲只记得了我们几个出生的月份和日子，而把大致时间记乱了，可余二大娘记得清清楚楚。农村里男女结婚要请人看年命，看生辰八字，这生辰八字就是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那时，各家都没有钟表，计的“时”也都是“太阳爬上树梢”或“月亮偏过屋脊”之类。大姐出嫁的那年，媒人来要年命，可母亲却怎么也想不起大姐出生时的大致时间了，后来又说想起来了，是鸡叫头遍的时候。余二大娘一听，就说不对，说：“大妮子的时辰不是鸡叫头遍的时候，是太阳刚过了西屋脊，二妮子才是鸡叫头遍时生的。”余二大娘这么一说，母亲才想了起来。按说，大姐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她应该很清楚记得才对。我结婚时，母亲说忘了我的时辰，要我去问问余二大娘。我不相信什么年命，但家里人还必须按旧风俗办。我刚走出大门，就看见余二大娘坐在她家大门口的一块石头上晒太阳，那时她已经快九十岁了。我问她，她想也没想，就说：“二小子我记得，你是在你家西屋北间出生的，九月二十六日，早晨，太阳刚下来西屋窗子上面的过木（窗子顶端的横木）。从你家出来，我接着就去了我家老二家，梅子比你晚来了一个时辰。”梅子是余二大娘的孙女。

余二大娘的儿女都先后成家并搬出胡同去了，余二大娘就一个人住在她家的老宅子里。八十多岁时，她的身子骨也还是很硬朗，眼不花耳不聋，连牙齿也没有掉一个。在外地上学和参加工作以后，我每次回家，都要去和她说一会儿话。九十五岁那年，余二大娘无疾而终。

前几年，村子的中间从东到西修通了一条宽阔笔直的水泥路，路修成以后，路两边就陆续建起了不少二层三层的小楼，一到晚上，整条水泥路上便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尽管我觉得那条躲在漆黑的角落里的窄窄的老胡同，显得不合时宜了，但我每次回家，还是对老胡同十分留恋。

我知道，胡同里那些坚守的老人会日渐衰老，而且会一个一个地永远离开它，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胡同两边的老房子，也会在岁月的风剥雨蚀中倒塌，尘土和落叶也会渐渐填满那口老井，以至把井口边那些被井绳锯出了一个个豁口的青石板，覆盖得严严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