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颉

摘 要：本研究发现娱乐性音乐创造对情绪改善具有积极意义，利于创新传统团体辅导的形式。本研究旨在证实一次45分钟的鼓圈团体辅导对大学生情绪状态的影响。受试者（N=46）是以理工科专业为主的大学生，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者采用了《快速心情量表》对两组进行了前后测测量，来评估他们在6个维度上的情绪变化。同时，我们在实验结束后，收集了每位参与音乐辅导的受试者对干预的评分和评价，个案化他们对此的感知。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后测分数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的情绪分数要明显高于后者，说明音乐干预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本文讨论了鼓圈团体辅导改善学生的情绪状态的作用机制、对大学生团体辅导的开展的启示、研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 情绪状况；鼓圈团体辅导；大学生心理健康

“音乐的好处是，当它响起，你就不再痛苦”

——鲍勃·马利沟渠镇在摇滚

一、文献回顾

音乐在我们的社会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创作和消费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行为。早在1859年达尔文就在考虑也在质疑团体音乐创作在进化上的优势。集体音乐中的声音同步，被认为是增加生育概率的一种可能机制（Cross， 2009），同时也是和他人沟通、建立凝聚力和促进合作的一种方式（Disanayake， 2009； McDermott &Hauster;， 2005）。

很久以前，人们就使用音乐培养恢复力和治疗暴力压迫的创伤。歌曲和赞美诗经常陪伴着苦力劳动中的美国黑人奴隶，帮助他们协调肢体、增强斗志（Gregory， 1997）。在我国，音乐早已融入诗词歌赋，《木兰诗》是一曲纪念巾帼女将的北朝民歌，为后人广为流传，歌颂木兰直面困难的勇气。在南非种族大屠杀后，心理援助人员在青少年群体中引入团体音乐创作活动，帮助他们在面对后续的社区暴力中降低了焦虑、压力和恐惧（Pavlicevic， 1999）。关于音乐疗愈的历史记载日后在实验室中得到了验证。比如，研究发现对音乐做出情感反应的神经机制，包括奖赏、快乐和情绪处理在内的大脑结构（比如，脑岛、腹内侧前额叶、腹侧纹状体、杏仁核、海马体；Koelsch， 2009）。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特殊人群：低收入者（Ho， Tsao， Bloch &Zelter;， 2011），受欺凌的学生（Yuhi， Kyuta， Mori &Higashida;， 2017），多动症孩子（Rensburg， Hattingh， Rooyen &Buitendag;， 2016）和抑郁症、焦虑症患者（Fancourt， Perkins， Ascenso， Williamon， 2016）。但是音乐治疗在大学生这一集体性较强的群体中的作用却很少受到关注，本研究专注这一群体。

随着95后的大学生进入校园，新时期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成了研究的热门课题。我们印象中的95后是网络星球的原住民，每天的日子都是在游戏的虚拟世界中度过。现在的大学生真的像他们看起来那样轻松吗？Steinhardt &Dolbier; （2008） 认为现在大学生面对多种多样的压力，Aselton （2012）进一步指出就业困难和资金短缺是大学生的主要两大压力来源。Guo， Wang， Johnson& Diaz （2011）则对这样的压力现状做了一个悲观的预期，未来几年它将继续。因为大学生都在追求更高的学历，学费也在增长，而就业机会却因为经济衰退期依然稀缺。在过去几十年里，研究人员一直专注于长期高度压力下人的身心变化，认为压力是导致免疫力降低、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和抑郁症的主要因素。因此，研究人员越来越重视处于长期压力下的大学生群体，他们认为日益增大的压力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Aselton（2012）发现现在大学生心理疾病发病率在不断增加，大学生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數也在激增，这一行为的后果就是他们面对挫折时更加脆弱，形成恶性循环。作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对在校学生的压力管理策略加以重视。Aselton （2012）就强调了非医学手段治疗抑郁症的重要性，它可能取代立马服药的方案。

以健康为导向的音乐治疗和干预近几年广受关注。在元分析中， Pelletier （2004）注意到在团体情境下音乐治疗可以有效减低压力。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音乐对情绪影响有潜在影响（Bittman， Bruhn， Stevens， Westengard&Umbach;， 2004 ； Thaut， 2005）。研究人员在非治疗情境下发现了娱乐性音乐创造治疗对心理、情绪和社交的积极作用（Bittman et al.， 2001， 2003， 2004； MacMillan， Maschi， & Tseng， 2012； Wachi， Koyama， Utsuyama， Bittman， Kitagawa &Hirokawa;， 2007）。Bittman和同事们（2004）定义娱乐性音乐创造作为一种“有趣、便利和充实的以音乐为基础的活动，连接各个年龄层和各种背景、种族和文化”。他们详细例举了娱乐性音乐创造对大学生群体的可能影响，比如增进社交中的理解和培养其面对生活挑战的能力。其他研究者也证实音乐创造可以带来一系列社会和心理层面的益处，包括减低孤独感，增加社会支持，提高自我认同 （Ghetti， Hama & Woolrich， 2008），增加连接感、归属感和存在感（MacMillan et al.， 2012）。由此可见，团体形式的音乐创造是改善情绪、减缓压力的一种有效干预。鼓圈就是音乐团体演奏的代表：20到40个人围坐一圈，在引领者带领下一起用非洲鼓即兴敲出一首首动听曲目。目前，鼓圈已经应用到公司的健康提升项目里，很多研究发现它可以激励投入和增加效忠度（Ghetti et al.， 2008； Wininger&Pargman;， 2003）。

本研究探索鼓圈这一团体辅导形式作为大学生有效的压力管理办法的可行度，确切来说，我们试图证实对大学生情绪状况的改变作用，从而为大学生充实压力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这是一个尝试性研究，我们对受试者仅仅开展了一次的团体鼓圈辅导，但是它的研究意义会不会因为次数少而受影响呢？换句话说，我们的问题是：一次的音乐干预能否立刻提升大学生的情绪状态？Mungers 和 Silver （2014）的研究中，一次的鼓圈干预即刻提高了大学生们的情绪水平。但是，他们的研究以音乐专业的学生为受试者，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论范围。在Mungers 和 Silver （2014） 研究设计的基础上，我们的实验选取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为受试者，扩大了音乐辅导对大学生情绪的影响的适用范围。

二、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实验组的学生来自作者所在学校的各学院的学生干部群体，由辅导员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参照组中。为了形成可操作的团辅规模，19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最终组成了实验组。为了和实验组的组成匹配，参照组是由27名来自不同学院学生干部组成。两组之间在年龄上没有差别，参与者的年龄信息列在表1中。

2.2工具

《快速心情量表》（Woodruffe-Peacock， Turnbull， Johnson， Elahi， & Preston， 1998） 是含有12项题目的分类量表，包含6类情绪因素的信息。该量表测量困倦、焦虑、抑郁、攻击性、困惑和笨拙。《快速心情量表》和《情绪状况侧写（POMS）》相比时，Woodruffe-Peacock 等人（1998）发现两个量表的项目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64和0.79之间（笨拙这个维度除外，因为POMS中不包含此项）。195位学生参与了该相关度研究，75%的同学表示《快速心情量表》填写快捷，只有25%的受试者认为POMS填写方便。《快速心情量表》的平均完成时间在1.3分钟，而POMS的填写时间则在15分钟。因为本次实验只测量一次鼓圈的效果，研究人员根据实用性、强硬的心理统计属性、简单和多维度的标准选择了《快速心情量表》。

此次测量工具还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还有1-5分的自评量表评估鼓圈中最舒适的环节，自评量表中还有一个开放题让参与者填写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和原因。

2.3团体鼓圈辅导的辅导流程

本次鼓圈的辅导流程（见附件A）的设计是基于一名研究者平时参加的音乐治疗培训班的总结和反思，也基于之前小范围实验后的改进。

2.4设计和流程

研究者利用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后测的设计来决定一次鼓圈后对大学生情绪状态的即刻效果。在辅导中，一名研究者提供音乐干预，另一个研究者争取受试者的参与实验许可和收集数据。这样设计防止了开展鼓圈辅导的实施者的双重角色的困境。本次实验在学校思政研究课题中立项，获得评审委员会的许可后方得以进行。

三、实验结果

研究人员首先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来决定两个组的前测成绩是否有差别。结果显示，两组的前测均值没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F（1，274）=.765， P=.094）。两组之间在6个维度上的差异也不明显（所有P>.18）。Pearson相关系数显示前测分数和后测分数的相关性非常显著（p<.001）。表2列出了实验组和参照组后测结果的描述性数据。为了确定两组的后测数据是否有差异，研究人员使用SPSS 19.0版本进行了协方差检验：前测结果作为协变量，后测变量作为因变量，组别作为固定因素。结果显示前测和组别有明显的交互作用（F（1，272）=13.061， p<.001），打破了协方差测试的前提，不能继续进行协方差分析。表2列出了我们最终采用了线性回归分析来决定组别对后测的影响比重。由于组别和前测成绩在协方差分析中明显的交互作用，在进行线性分析时，我们把前测分数和组别一起计入线性回归的自变量中，结果表明两者对后测分数产生了统计学上的显著解释意义（F（2，275）=32.3， p<.001）。而且，组别这一个因素就对后测结果具有明显的预测意义，表3列出了线性回归分析中组别和前测对后测的回归系数。由此可见，音乐团体辅导明显提高了实验组的后测分数。表4列出了音乐团体辅导在不同維度上对后测结果的具体作用，结果显示在6个维度上两组间没有具体的区分。

在后测环节中，实验组受试者还为鼓圈辅导中的每个环节的舒适度打分并评价了自己最喜欢的活动环节。结果显明整体上受试者对此次辅导感到舒服，他们在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环节时评价不同但是评语都是积极的。每个环节舒适程度的频率分布列在表5中，参与者的评语写在表6中。

四、讨论

随着现在大学生经历强度越来越高的压力，他们的生理、心理、社会健康程度可能在下降。我们设计了现在的效果研究来确定团体鼓圈对情绪状态的即刻效果。实验组的后测分数整体上比受试组得分高，达到统计学意义。我们认为这次辅导的积极效果是一个整体的效果而不是心情量表中各个维度的分别提升，因为数据表明在每个维度上两组间没有明显区分，却在整体统计中存在差异。这个结果和Mungus& Silver （2014） 的结论形成了对比。在他们的实验中，鼓圈团体辅导对受试者的各个维度的心情指标都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这可能和受试者群体的不同背景有关。Mungus和Silver的受试者全是音乐专业的学生，而我们90%的受试者来自理工科院系，所以前者可能比后者对内心情绪的变化更加敏感或者对不同情绪的差异更加敏锐。无论如何，我们的研究还是证明了音乐团体辅导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我们还是对这次实验结果保持审慎的态度，因为样本量比较小，但是显著的实验组和对照组间的差异让我们对未来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抱有期待和希望。

为什么实验组在音乐团体辅导后情绪状况得以改善？确定导致这一改变的原因有些困难，毕竟辅导包含了多个环节。我们没有分开测量每个环节的效果，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研究员可以试着将辅导中的不同环节剥离开，测量每个环节的具体效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倾向认为情绪的提升反映了辅导的整体效果而不是某个环节的特别贡献。接下来我们将展开叙述这一改善作用背后的原因。这个整体效果可能来自引领者：受试者在不同环节中都觉得舒适，引导者在其中也贡献了作用。这个整体效果也可以用团体辅导这种形式的社会属性来解释：同学们在其中找到了归属感并彼此给予共情，这些都会对他们的情绪产生正面作用。从认知的角度，我们推测出了导致这一改变的另一可能原因：注意力转移。此次干预可能帮助受试者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压力源中转移开，主动投入鼓圈演奏。为了确定导致这一变化的具体原因，未来的研究中研究员可以在鼓圈结束后对参与者进行采访或者比较两个不同的引领者，深入理解鼓圈团体辅导提高情绪水平的运作机制。

本次研究為高校心理咨询师带来的启发是：平时工作中，可以尝试突破团体辅导的传统形式，多采用非语言的创造性的治疗形式，比如音乐团体辅导，帮助学生更直接地感知自己的情绪，提高自我认知能力。如果学校缺少音乐治疗的老师，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可以推荐音乐专业背景的辅导员或其他工作人员参加音乐团体辅导培训，从而为学校长期开展音乐团体辅导打下基础。如果学校已经开展了此项辅导，引领者可以考虑增加音乐创造的元素，而不只局限于被动的音乐欣赏。

此次研究对于未来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其他研究者想复制和扩展这个实验时，可以测量情绪以外的更多元素，比如生活质量、焦虑水平、社会交往、出勤率和学分绩点等；也可以考虑将此类鼓圈团体治疗应用在患有心理疾病的人群中。另外，其他以音乐为基础的干预，比如即兴演奏、分析歌词和治疗性创作歌曲，对现今大学生也可能产生正向影响。研究者可将这些形式的干预与鼓圈团体辅导的效果加以对比，找到更合适当代大学生的团体辅导形式。

总之，本次有效性实验的目的是确定鼓圈对大学生情绪状态的作用。尽管学生只参加了一次活动，干预组就比对照组在情绪量表的分数上表现突出。这个乐观的结果表明鼓圈团体辅导可以影响参与者的现实生活，为大学生团体辅导的开展及其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参考文献]

[1]Ahrberg， K.， Dresler， M.， Niedermaier， S.， Steiger， A.， & Genzel， L. （2012）.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leep qualit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46（12）， 1618-1622.

[2]Aselton， P. （2012）. Sources of stress and coping i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who 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depression. 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Nursing， 25（3）， 119-123. http：//dx.doi.org/10.1111/j.1744-6171.2012.00341.x

[3]Bittman， B.， Bruhn， K. T.， Stevens， C.， Westengard， J.， &Umbach;， P. O. （2003）. Recreational music-making： A cost-effective group interdisciplinary strategy for reducing burnout and improving mood states in long-term care workers. Advances in Mind-Body Medicine， 19（3/4）， 4-15.

[4]Cross， I. （2009）. The nature of music and its evolution. In S. Hallam， I. Cross， & M. Thaut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psychology （pp. 3-14）.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Disanayake， E. （2009）. Root， leaf， blossom， or bole：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adaptive function of music. In M. Stephen & T. Colwyn （Eds.）， Communicative musicality （pp. 17-30）. Oxfor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Garrido， S.， Baker， F. A.， Davidson， J. W.， Moore， G.， & Wasserman， S. （2015）. Music and traum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personality， and coping styl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977. http：//dx.doi.org/10 .3389/fpsyg.2015.00977.

[7]Ghetti， C.， Hama， M.， & Woolrich， J. （2008）. Music therapy in wellness. In A. Darrow （Ed.）， Introduction to approaches in music therapy （pp. 131-151）. Silver Spring， MD： American Music Therapy Association.

[8]Gregory， A. H. （1997）. The roles of music in society： The ethno musi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D.J. Hargreaves， &A.C.North;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usic （pp. 123-140）.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Guo， Y.-J.， Wang， S.-C.， Johnson， V.， & Diaz， M. （2011）. College students stress under current economic downturn.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45（3）， 536-543.

[10]Ho， P.， Tsao， J. C.， Bloch， L.， &Zeltzer;， L. K. （2011）. The impact of group drumming on social-emotional behavior in low-income children.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1， 250708. http：//dx.doi.org/10.1093/ecam/neq072

[11]Koelsch， S. （2009）. A neuroscientific perspective on music therapy.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169， 374-384. http：//dx.doi.org/ 10.1111/j.1749-6632.2009.04592.x

[12]MacMillan， T.， Maschi， T.， & Yi-Fen， T. （2012）. Measuring perceived well-being after recreational drumming：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Families in Society， 93（1）， 74-79.

[13]McDermott， J.， & Hauser， M. （2005）. The origins of music： Innateness， uniqueness， and evolution. Music Perception， 23， 29-59. http：//dx.doi .org/10.1525/mp.2005.23.1.29.

[14]Pavlicevic， M. （1999）. Music therapy improvisation groups with adults： Towards de-stressing in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9， 94-99. http：//dx.doi.org/ 10.1177/008124639902900206.

[15]Pelletier， C. L. （2004）. The effect of music on decreasing arousal due to stres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Music Therapy， 41（3）， 192.

[16]Schwabe， L.， & Wolf， O. （2010）. Learning under stress impairs memory formation.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93（2）， 183-188. http：//dx.doi.org/10.1016/j.nlm.2009.09.009

[17]Steinhardt，M.， &Dolbier;， C. （2008）. Evaluation of a resilience intervention to enhance coping strategies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nd decrease symptomatology.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56（4）， 445-453.

[18]Stewart-Brown， S.， Evans， J.， Patterson， J.， Petersen， S.， Doll， H.， Balding， J.， et al. （2000）. The health of students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An important and neglected public health problem？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2（4）， 492-499. http：//dx.doi.org/10.1093/pubmed/22.4.492

[19]Wachi， M.， Koyama， M.， Utsuyama， M.， Bittman， B.， Kitagawa， M.， &Hirokawa;， K. （2007）. Recreational music-making modulates natural killer cell activity，cytokines， and mood states in corporate employees. Medical Science Monitor，13（2）， CR57-CR70.

[20]Wininger， S. R.， &Pargman;， D. （2003）. Assessment of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xercise enjoyment. Journal of music therapy， 40（1）， 57-73.

[21]Wong， J. G.， Cheung， K. K.， & Tang， S. W. （2006）. Web-based survey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in first-year tertiary education students in Hong Kong.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40（9）， 777-782.

[22]Woodruffe-Peacock， C.， Turnbull， G. M.， Johnson， M. A.， Elahi， N.， & Preston， G. C. （1998）. The quick mood scale： Development of a simple mood assessment scale for clinical pharmacology studies. Human Psychopharmacology， 13， 53-58.

[23]Van der Kolk， B. （2014）.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Brain， mind， body， and the healing of trauma.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24]Van Westrhenen， N.， & Fritz， E. （2014）. Creative arts therapy as treatment for child trauma： An overview.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41， 527-534. http：//dx.doi.org/10.1016/j.aip.2014.10.004

（作者單位：山东交通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