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渊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武汉 430074)

《共产党宣言》作为最早系统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纲领性文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同志1936年的一段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 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31页。这段话充分反映出《共产党宣言》对当年在黑暗中苦苦探寻真理的革命先驱所产生的巨大引领作用。但斯诺的转述也令研究者疑窦丛生。首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是在1919 年12月18日至1920 年 4月11日期间，而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 1920 年 8 月，他所看到的《共产党宣言》显然并非出自陈望道之手，而是另有来源。其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就已在中华大地迅速传播，1919年5月，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革命先驱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推出“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中包括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又在北京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出版进步读物，向热血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样早于陈望道译本的出现。因此，关于毛泽东1920年初读到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以及将其称之为“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很可能是当年因翻译转述而产生的误解。毛泽东谈话的正确内容应为“(影响我的)第一本书是马克思著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最早将它(全部)译成中文出版”。《西行漫记》中出现的错误提醒我们，口述历史还须结合严格的史料考证才能真正成为“信史”。鉴于此类错误转述在研究中还有极高的引用率，在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共产党宣言》诞生1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史进行严格的梳理，从而正本清源，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一、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译介

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蹴而就。早在19世纪70年代，清朝派驻西方的使节在其日记中就已谈到共产主义运动。目前所知中国人最早的相关记载见于张德彝的《三述奇》和高从望的《随轺笔记》。张德彝、高从望均于1870年作为随员陪同钦差大臣崇厚出使法国，次年到达巴黎后正好亲身经历了巴黎公社起义，因此在日记中留下了相关记述。[注]李长林：《略议两部国人巴黎公社目击记》，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77-178页。几年后，1877年随郭嵩焘出使欧洲各国的黎庶昌在其《西洋杂志》中也提到了德国“平会”或称“索希阿利司脱”行刺德皇事件。此处的“索希阿利司脱”便是德语中的“Sozialist”，即“社会主义者”。时隔不久，清朝驻德国公使李凤苞也在日后发表的《使德日记》中对此进行了记载，他在1879年1月2日(农历戊寅年腊月初十)的日记中写道：“德国查屡次谋弑之平会，西语莎舍尔德玛噶里，各国皆有之，瑞士为民政国，故混迹尤多。俄者曰尼赫力士，在法者曰廓密尼士，今各国禁逐。”此处的“廓密尼士”便是共产主义的音译，所谓“平会”或“莎舍尔德玛噶里”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e)，李凤苞在日记末尾还写道：“又闻柏林有平会五万八千人，且有充议员者，德君不能禁也。”[注]李凤苞：《使德日记》，见王云五编：《丛书集成初编·使德日记、英轺私记、澳大利亚洲新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3页。这反映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的浩大声势。而江南制造局在1873-1882年间编印的《西国近事汇编》中则更进一步地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来概括社会主义理论，将“廓密尼士”或“康密尼”党的主张解读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材之说”等等。[注]《西国近事汇编》在光绪三年(1877年)“西历五月九日至十五日”栏目下提到：“美国费拉特尔费亚省来信，谓美有数处民心不靖，恐康密尼人乱党夏间起事，……今以体恤工人为名，实即康密尼党唆令作工之人与富贵人为难。……美按察作色严谕曰：‘康密尼人乱种，非可行于美国，美国断不容也。’”后面还有标注为“西历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的文字提到：“查此事，皆由康密尼人党而来。”转引自方红：《〈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载《外国语文》，2011年第6期，第108页。

1891 年10月，英国共济会派遣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到上海担任共济会基金在华宣传机构“同文书会”(又称“广学会”)督办(后改称“总干事”)。在李提摩太主持下，该会在25年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以及两千多种书籍和小册子，其中包括李提摩太翻译的《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介绍西方社会的书籍，对当时中国主张变法维新的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均与李提摩太有过交往。1899年2月到4月，上海《万国公报》上连载了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该文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颉德(Benjamin Kidd)所著《社会的进化》一书前四章的节译，译文中首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是中国刊物介绍马克思的开端，但将马克思说成英国人，显然作者对这位伟人并不了解。文中还引用了一段来自《共产党宣言》的文字：“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注]《大同学》，见《万国公报》第121、123 卷。此处引自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4页。用现在通行的译文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页。在《大同学》中，恩格斯的名字也同样被提到：“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思。”此处的“养民学”便是清末对“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译法。

1902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称“麦喀士”(马克思)为“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注]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见《饮冰室文集》卷1，香港：天行出版社，第253页。“社会主义”一词即借自日语中的翻译。1903年，梁启超又发表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拖拉斯》，再次提到马克思。

1900年前后，随着中国留日学生的增多，19世纪70年代就已传入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说开始在中国留学生中传播开来，随后又传回了中国本土。1900年12月，中国留日学生发起成立了“译书汇编社”，并出版发行《译书汇编》，积极传播近现代西方学说。1901年1月，《译书汇编》杂志第2期刊载了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一书中《社会党镇压及其社会政策》的译文，其中出现了“共产党”一词。[注]日本前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员宫岛达夫曾在论文《〈共产党宣言〉的译词》中考证“共产党”一词在各时期日文译著中的演变，他认为日文中最先出现这一词是在1870年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里，首先是音译的“コムミュニスメ”，后演变为“共同党”(1878)、“贫富平均党”(1879)、“通有党”(1879)、“共产论”(1881)。1881年，植木枝盛在《爱国新志》上的一篇论文中率先使用了“共产党”一词；1882年城多虎雄在《论欧洲社会党》(载于《朝野新闻》)里同时使用了“共产党”“共产主义”。[日]宫岛达夫：《「共産党宣言」の訳語》，载言语学研究会编：《言语の研究》，东京：麦书房，1979年，第428-518页。1903年，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汪荣宝、叶澜出版了解释西学新词汇的《新尔雅》，该书在《释群》一章中对“社会主义”定义如下：“废私有财产，使归公分配置主义，谓之共产主义，一名社会主义。”[注]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上海：民权社，1903年，第64页。这是目前所知汉语中最早使用“共产主义”的文献。[注][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4、135页。

1903年2月，在日本留学的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上发表署名“君武”的长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该文称“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文末还列举“社会党巨子”撰写的26部著作，其中就包括“马克司《共产党宣言》”一书。[注]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第117页。遗憾的是，马君武虽然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之一，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性，最终与马克思主义擦肩而过。不过，他率先提出“共产党宣言”这一译名的功绩仍然不应为我们所遗忘。

同在1903年2月，上海的《新世界学报》刊载了旅日学者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一书，该书第一次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社会主义理论，介绍了《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的主要内容。[注]除《近世社会主义》外，赵必振还翻译了《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人权发达史》等多种著作，为现代西方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做出了贡献。顺带一提的是，赵必振1903年还曾翻译出版有《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一书，率先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歌德、维兰德等德国文豪。参见谭渊：《“名哲”还是“诗伯”？——晚清学人视野中歌德形象的变迁》，载《中国比较文学》，2017 年第2期，第59-70页。1927年初，为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上海时代书店还曾将《近世社会主义》一书重印出版。《近世社会主义》第二编第一章为《加陆马以科斯及其主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学说”，文中赞扬《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称颂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之伟人”，“其学理与主义，吾人不能不进而采之!”第二章《国际的劳动同盟》则介绍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宣言书》(即《共产党宣言》)，同时也节译了《宣言》中的部分文字，并称赞《宣言》为“一大雄篇”：

千八百四十七年，“正义同盟”于伦敦，变更其组织，改名为“共产的同盟”。新表其宣言书，以开陈同盟之意见。先述其目的曰：“同盟之目的，以平民之束缚者，与市民而平夷，全灭阶级之争阋，与旧社会之基础，撤去阶级制与私有财产制，以组织一新社会。”且大攻击经济社会之现组织，绝叫社会制度之改革，为劳动者吐万丈之气焰。更结论之曰：“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以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此宣言书之执笔者，即加陆马陆科斯。以其共产的意见，发为公论，以布于天下，而为一大雄篇。[注][日] 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上海：时代书店，第126-127页。参见时友：《最早节译〈共产党宣言〉的不是朱执信》，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第84页。

文中引用的第一段话是1847年6月恩格斯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条：“同盟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注][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138页。第二段话便是《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注]日本学者早期对“communism”采取音译，后经过不断演变，1882年，日本学者城多虎雄的《论欧洲社会党》一文中才出现了汉字“共产主义”一词。关于该词进入汉语的时间，很多学者认为，赵必振在《近世社会主义》中第一次从日文移译了“共产主义”一词，理由是他在此处介绍了《共产主义宣言》一书，但从上面所引的相关段落看来，赵仅仅将其称为《宣言书》。此外，赵必振在《近世社会主义》书后的附录《社会主义及其党之重要诸件表》中再次提到此书时，也只说“伦敦共产党之同盟兴——千八百四十七年；马克斯恩格尔斯自朴陆斯陆寄赠共产党之宣言书——千八百四十八年”。[日] 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附录第9页。此外上文已指出，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中已经使用了“共产主义”一词，因此赵必振首先提及“共产主义”这一说法恐还需商榷。倒是下文要提到的朱执信文中明确出现了《共产主义宣言》的译名。但是，赵必振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并没有翻译出《宣言》结尾呼唤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层重要含义。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一句被曲解为“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以大改革”，甚至“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被曲解为“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完全是在向统治阶级低声下气祈求的口吻，使《宣言》的斗争精神几乎荡然无存，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对于留日中国学生接受《共产党宣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04-1906年间《宣言》日译本的出版。1904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革命家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合作，根据1888年萨缪尔·穆尔(Samuel Moore)从德文版译出、恩格斯校译和注释的《共产党宣言》英译本节译出《共产党宣言》一、二、四章，刊载于《平民新闻》。1906年3月，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又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第一号上刊出了整部《共产党宣言》的译文，此外还译出了恩格斯为1888年英译本所撰写的前言。堺利彦撰写了编者按，译文最后有一则简短的译者后记。这是日本首部《共产党宣言》全译本，1907年又随即出版了日文单行本，为留日中国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座重要桥梁。

图1 1906年《社会主义研究》第一号

图2 1906年《共产党宣言》日译本正文

1905年11月26日，在东京法政大学攻读经济的朱执信以“蛰伸”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继续连载时，其后半部分文章又更名为《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文中分别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生平、《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理论、《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拉萨尔、倍倍尔等人的革命活动，还译出了《宣言》的部分内容。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朱执信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发展最为迅速，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社会主义学者于德独昌，于政治上有大势力……社会的运动，以德意志为最，其成败之迹足为鉴者多。而其功，实马尔克、拉萨尔、必卑尔为尸之。故不揣颛蒙，欲绍介之于我同胞。”[注]朱执信：《朱执信集》(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10页；第10页；第11页；第10-11页；第13页；第47页。朱执信在文中详细介绍了“马尔克”(即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其中尤其对《共产主义宣言》的产生和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注]朱执信：《朱执信集》(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10页；第10页；第11页；第10-11页；第13页；第47页。朱执信在文中不仅介绍了《宣言》第一、二、四章的基本内容，而且还译出了第二章中的十条革命措施，并援引《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论述了阶级斗争理论：“关于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注]朱执信：《朱执信集》(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10页；第10页；第11页；第10-11页；第13页；第47页。而《宣言》最后一段则被译为：

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将于吾侪之勇进焉詟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源泉。

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注]朱执信：《朱执信集》(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10页；第10页；第11页；第10-11页；第13页；第47页。

与赵必振类似，朱执信译文也没有触及暴力革命这一层含义，而仅仅谈到“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倒是他将统治阶级翻译成“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颇与同盟会反对民族压迫、“驱除鞑虏”的要求暗合；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源泉”则纯粹是译者憧憬革命成功时兴致所致，随意添加的浪漫主义成分。[注]朱执信此前刚刚于1905年7月加入同盟会。乐恺，通“乐岂”，其乐融融的样子，出自《诗经·小雅·鱼藻》：“王在在镐，岂乐饮酒……王在在镐，饮酒乐岂。”朱执信还对《共产党宣言》的影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既颁布，家户诵之，而其所惠于法国者尤深。”[注]朱执信：《朱执信集》(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10页；第10页；第11页；第10-11页；第13页；第47页。同年，朱执信还在《民报》上进一步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指出“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学者大率无致绝对非难，论者独未之知耳”[注]朱执信：《朱执信集》(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10页；第10页；第11页；第10-11页；第13页；第47页。。这是中国学者首次提到“科学社会主义”概念。

1906年6月，从东京法政大学转入早稻田大学不久的宋教仁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大杉荣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以“勥斋”的笔名发表在《民报》第5号上，对《共产党宣言》以及马恩领导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进行了介绍。文中还特地译出了《宣言》的最后一段：

马尔克(Karl Marx)之作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其末曰：“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实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慄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

又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

这是第一份较为准确的《宣言》结尾段落汉语译文。时隔不久，1906年9月，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叶夏声也以“梦蝶生”的署名在《民报》上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并简略译出《宣言》第二章中的十大革命措施。

1906年12 月(光绪丙午年12月，实际已为1907年)，刘师培、何震夫妇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建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编译出版了幸德秋水撰写、蜀魂翻译的《社会主义神髓》，该书最后刊载有一则《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其中就有“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合著，中国蜀魂译”的《共产党宣言》。1907 年10 月，社会主义讲习会再次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机关报《天义报》第8-10卷合册上刊登《新刊预告》，预告将要出版“马尔克斯等著”的《共产党宣言》，并宣称各书“已由社会主义讲习会诸同志编译，不日出版”。但迄今为止，中日学者都还没有找到这两个译本曾经正式出版过的确凿证据。1907年12月，《天义报》13、14卷合册上刊载了署名“震述”(何震)的《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一文，附录中引用了《马尔克斯焉格尔斯合著之共产党宣言》的有关段落，同样译自日文。1908年初，《天义报》又刊登了民鸣从日译本转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并配发了一篇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共产党宣言序》，译文将《宣言》开头翻译为：“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于其间，即共产主义是也。”[注][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陈望道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三五一页。该书有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横排，用阿拉伯数字标明页码，后半部分竖排，用中文数字标明页码以示区别。但《天义报》3 月下旬即停刊，因此无法知道后续的第二、三、四章是否已有完整译文。[注]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3-7页。此外，关于民鸣译本的出版时间也有1908年1月15日《天义报》第15期和1908年3月15日《天义报》第16 、17 、18 、19 卷合刊两种说法，笔者因条件所限，只在前引《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中见到出版预告及民鸣译本影印版，因此无法判断哪种说法更为准确。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6月2日，《新世界》第2期又发表了煮尘重治作、蛰伸(朱执信)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并对《宣言》中的阶级斗争思想和革命纲领进行了重点介绍。

纵观清末民初《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可以看出，其译介主体逐步从清朝驻外使节、传教士过渡为留日学生、资产阶级改良派、民主革命派人士，其认识逐步摆脱了对“大同”“均贫富”的肤浅认同，进入到对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全面阐释，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则越来越成为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重要桥梁。但总体而言，即便是当时最具革命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士，也仅仅只将共产主义当作一种新兴的社会学流派，将《共产党宣言》视为阐释其学说的重要参考书籍，将马克思看成“社会主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还远远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在改变世界格局、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能，更谈不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此时，虽然已经有一批留日学生开始接受共产主义学说，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译介，给处于厚厚阴霾下的晚清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才刚刚诞生，力量还远不足以登上政治舞台，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首要任务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完成民族主义旗帜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这一时代的译介者还缺乏研究共产主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真正兴趣，尚处于一个自发、凌乱的初浅介绍阶段。

二、 “五四”时期的《共产党宣言》译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认知随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对“德”“赛”二先生的呼唤都为《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奠定了基础。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宣言》的译介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1917年，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的谭平山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在北大期间，谭平山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等组织。1919年 3月，谭平山在《新潮》第1卷第5号上发表了《“德莫克拉西”之面面观》一文，从政治、经济、精神和社会四个方面考察了“德莫克拉西”(即民主)在西方的发展历史，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

1918年，14岁便投身辛亥革命、参加青年军的成舍我(成思危之父，著名报人)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后经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特批正式成为北京大学学生，并经李大钊推荐出任《益世报》总编辑。1919年4月6日，成舍我在李大钊、陈独秀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发表了他用白话文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部分内容，包括十大革命纲领全文，并对劳工革命(今译“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进行了解释。

“五四运动”前夕，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曾与李大钊在《晨钟报》(《晨报》前身)共事的陈溥贤开始以“渊泉”为笔名撰文介绍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陈溥贤出任《晨报》总编，此时恰值“五四运动”爆发，于是，《晨报》从5月5日至8日连载了日本河上肇著、渊泉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文中引述了《共产党宣言》的若干段落，而结尾段的文字表述已经相当接近日后陈望道的译本：

共产党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们能够推倒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使他们权力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要发抖。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的东西，是全世界。

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注]原文参见高军等主编: 《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5页。

“五四运动”爆发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共产党宣言》的宣传明显加快。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标注为1919年5月出版(实际上到9月才面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不仅转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时还刊载了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文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书》(《共产党宣言》)的成书背景和巨大影响。也是在这期《新青年》上，李大钊还首次发表了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共分两期连载。李大钊在文中阐述马克思唯物史观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8个段落，还特别注明“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见陈独秀等：《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呼唤》，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46-349页。文章首次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论述。

1919年11月，在北京出版的《国民》第2卷第1号刊登了当时在北大经济系就读的李泽彰(李伯嘉)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标题为《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并加了译者序。根据当时身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许德珩回忆，李泽彰其实已经译完《共产党宣言》全文，但是迫于胡适的压力，不得不撤回了后半部分译文，后经胡适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工作，成为王云五的得力助手。[注]肖伊绯：《信札中的迁港史话》，载《北京晚报》，2017年4月5日，第33版。这一事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在当时并非一帆风顺，遭到了思想保守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压制。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 年3月31日，在李大钊倡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研究会利用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便利，购置了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资料，建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亢慕义斋”。“亢慕义”是从德语里“共产主义”一词音译而来，“斋”即屋舍。在亢慕义斋中，李大钊组织外文较好的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进行了系统的译介，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的翻译小组，并设有英、德、法三个翻译组，曾从德文译出《共产党宣言》，并以油印本形式在研究会内部传阅学习。当年参与翻译的罗章龙回忆：“我们德文翻译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为便于一般读者理解，研究会这个译本还对一些中国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添加了注解，如在《宣言》第一句下面解释道：“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注]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89-90页。罗章龙1896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在长沙读书期间就已经与毛泽东结为好友，被称誉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时所看到的《共产党宣言》无疑就是他的这个译本，罗章龙晚年也证明了此事。[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4页。

在北京大学逐渐成为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阵地的同时，共产主义思想在南方也迅速传播开来。此时，戴季陶受孙中山委托正在上海主持《星期评论》的工作，他早年曾在日本购买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有意将其翻译出来在刊物上连载，时任《民国日报》主编的邵力子向他推荐了曾留学日本的才子陈望道。恰好陈望道在1919年12月刚因浙江“一师风潮”被革职查办，在收到《星期评论》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邀请后，陈望道带着戴季陶提供的日译本《共产党宣言》以及通过陈独秀向李大钊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回到家乡义乌，埋头翻译。1920年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整部《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但当他于1920年5月携带译文来到上海时，才得知《星期评论》刚被租界当局勒令于6月6日停刊，《共产党宣言》已无在《星期评论》刊登的可能。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与李汉俊、俞秀松等革命同志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李大钊南北呼应，而陈望道到上海后就住在李汉俊家中，于是陈望道于6月下旬请俞秀松将译稿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将译稿连同英、日文版本一起交给李汉俊校阅，在李汉俊校阅后，陈独秀又进行了审阅，最后由陈望道完成定稿。8月中旬，在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党组织秘密建立的印刷厂排印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同月，陈独秀领导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也宣告成立，陈望道成为首批8位成员之一。《共产党宣言》正是作为组织成立后的第一种“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印行的。[注]铁流、徐锦庚：《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0-57页。

《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因此也倍受关注，初版的千余册很快便赠售一空，于是在同年9月又出了第二版，此后一再重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该书更是在各地大量印行。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该译本在出版时多次变换书名、译者和出版社名称，此外还用过“晓风”“仁子”等不同笔名，各类版本多达十余种。如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在出版《共产党宣言》时就将译者名字改为“陈佛突”，还有版本为躲过反对派审查，干脆将书名改为《宣言》(汉口人民书店版)。

图3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封面，书名当时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

图4 修订后的1920年版《共产党宣言》封面

陈望道译本的第一版封面为水红色，第二版封面为蓝色，封面上均印有马克思半身像。版权页上注明原著者为马格斯、安格尔斯，印刷及发行者为社会主义研究社，定价大洋一角。由于第一版印刷时工人校对不精，抑或是对“共产党”的名字还比较陌生，工人弄错了书名中两个字的顺序，结果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第二版才改正过来，不过这反倒成为鉴定第一版《共产党宣言》的便利依据。陈望道译本将《宣言》的第一句话译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这与《共产党宣言》1906年日译本中正文第一句“一個の怪物歐洲を徘徊す。共產主義の怪物是れ也”[注][日]幸德秋水、堺利彦译：《共产党宣言》，载《社会主义研究》，明治三十九年第一号，第6页。是高度一致的。有学者认为陈望道译本主要参考英文，“译文中不少名词后面都用英文做了标注，这是译本所据语言的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注]王东风：《译本的历史记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解读》，载《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第76页。其实在幸德秋水、堺利彦1906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这些名词后面的英语标注就已存在，上述标注几乎原封未动地出现在陈望道译本中，恰恰说明译者对日译本的依赖程度。在陈望道笔下，《宣言》最后一段被译为：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呵！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

(Working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注][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第九、六六页。

纵观“五四”时期的《共产党宣言》译介情况，我们不得不惊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迅猛，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大钊、陈独秀不仅分别在北京、上海各自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而且分别领导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而组织《共产党宣言》译介、出版的不仅有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还有戴季陶、邵力子等从同盟会时期就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革命力量，此时，用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重要性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飞跃。

三、 1921-1949年间的《共产党宣言》翻译

1920年陈望道译本问世后，《共产党宣言》的汉译工作并未就此结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陈望道只转译出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第一版的全部内容，而完整意义上的“全译本”还应当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1890年间为《共产党宣言》再版所撰写的七个序言以及恩格斯后来添加的注解。这一缺憾是在此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才逐步被弥补上的。

1930年，中共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上海华兴书局出版了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华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从事宣传和理论工作。1928年6月至7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和中国共青团“七大”，并当选为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层注意到，此前的各种译本均主要参考日译本，受日语影响较大，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革命斗争对译文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陈望道译本中“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已经赶不上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刚刚就任共青团宣传部长的华岗接受了出版新译本的任务。华岗翻译时采用的底本是恩格斯亲自校阅、注释的1888 年英文版本，译文后面还附有《宣言》英文全文共60页。除正文外，华岗译本还包括马恩合撰的1872 年德文版序言以及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单独撰写的1883年、1890 年德文版序言。这是《宣言》序言首次在中国发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个完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的《宣言》译本。此外，为适应革命宣传的具体需要，华岗在出版《共产党宣言》时采取了多种形式，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署名“华岗译”、题名为《英汉对照共产党宣言》的译本，国家图书馆收藏有署名潘鸿文编辑、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合订的《马克斯主义的基础》，版权信息却显示为1930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并且在封面上印有“社会科学丛书”字样。出于斗争需要，1932年华岗译本还采取伪装本的形式，抹去了书名中的“共产党”字样，仅题写为《宣言》，版权信息也变换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从《宣言》新译本的译文质量和编者序可以看出，华岗比陈望道对《共产党宣言》有更深的研究，他将《宣言》最后一段译为：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政见和目标。所以他们公然宣言：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强力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让那班统治阶级在共产党革命底面前发抖呵！

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 得到的全世界。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注][日]幸德秋水、堺利彦译：《共产党宣言》，载《社会主义研究》，明治三十九年第一号，第110页；第250页。

从文字上看，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差别不大，但在几个关键点上都体现了译者的深厚理论功底。如第二句中在“打破”前加入“用强力”，体现了暴力革命思想；第三句用“统治阶级”代替“权利阶级”，用词更加专业、准确，将“共产的革命”改为“共产党革命”则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革命形势的新变化；尤其是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比陈望道译本更加雄浑有力。综合来看，华岗译本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陈望道译本，但译文更加准确、流畅，成为此后众多译本的基础。

在引入1888 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参照后，译文底本的问题显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由于《共产党宣言》1848年诞生时最初是以德语刊行，马克思、恩格斯也都是以德语为母语，因此中央宣传部找来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时任延安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和《解放日报》编辑徐冰共同翻译。成仿吾早年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共同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并与郭沫若合译有《德国诗选》，翻译过德国文豪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担当此项工作是非常合适的。1938年，成仿吾、徐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在延安解放社出版，封面还印有大写的德语标题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译本除《宣言》正文外还包括了1872年、1883年、1890年的三个德文版序言，与华岗译本保持了一致，同时补全了华岗译本中缺失的恩格斯的注释，并根据马克思、列宁的相关论述添加了少量注释，方便了学习，这是《宣言》汉译历史上的一个明显进步。在语言方面，成仿吾翻译的前半部分用词比较考究，较之华岗译本更为适合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使用，例如《宣言》第一句被译为“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巨影”。而徐冰负责翻译的后半部分则要逊色一些，如结尾部分被译为：

第二，科技发展扩展了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如转基因技术一方面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也增强了农作物的抗药性，另一方面，该技术还存在潜在的危险。目前来看，社会各级对于转基因是否有害仍然存在争议。因此，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便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比如我国于2012年公布了《粮食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擅自在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

共产党人鄙弃把他们的立场与意见隐蔽起来。他们公开声明，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一切从来存在的社会制度，才能够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战栗着吧！无产者在这(指革命——译者)里面除了他们的锁链以外再没有可失的东西，他们将得到整个的世界。

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注][日]幸德秋水、堺利彦译：《共产党宣言》，载《社会主义研究》，明治三十九年第一号，第110页；第250页。

对比华岗译本中的最后两句可见，徐冰的译文比较拘泥于德语原文的形式，语言较为啰嗦，反而不如华岗的译文来得流畅。进步之处在于该译本第一次使用了“暴力推翻”的表述，较之华岗译本中的“强力打破”更具斗争精神。但当时延安条件十分艰苦，连像样的德文字典都没有，因此译文没有得到很好的审校，而且两人分别翻译上下半部，最后只是由成仿吾通读一遍就匆匆付印了，造成译文缺陷较多，成仿吾对此耿耿于怀，这也为他晚年重译《共产党宣言》埋下了伏笔。

1942年，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大量出版马列原著。博古作为翻译校阅委员会成员接受了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仿吾、徐冰译本重新进行校译的任务，译本完成后于1943年8月在延安解放社首次印行。博古译本与华岗、成徐译本第一个明显的不同在于增加了一篇马克思、恩格斯为1882年俄文版合著的序言，使《宣言》前的序言达到4篇；第二个不同点在于译本中添加了大量“编者注”，这些“编者注”显然与新增的序言一样直接来自俄文版，而第二章中的一条“译者补注”并非出自博古之手，而是沿袭了成徐译本中原有的内容。因此，后来有的版本(如解放社1943年版)封面上印有“校正本”的字样。由于该书被中共中央规定为高级干部必须学习的五本马列原著之一，因此该书在各解放区翻印的版本极多，部分版本封面上还印有“干部必读”字样。博古译本中第一句被译为“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幽灵。” 与成徐译本相比，只是把“巨影”改成了“幽灵”。最后一段则译为：

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经过暴力的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战慄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将会得到整个世界。

一切国度底无产者，联合起来呵！[注][日]幸德秋水、堺利彦译：《共产党宣言》，载《社会主义研究》，明治三十九年第一号，第147页；第182页。

此处，将成徐译本在括号中的补充说明改为正文内容，将“国家”换为“国度”，此外只有一些措辞上的微调，称之为“校正本”的确不为过。

1943年9月，在国民党统治区还出现了一个由陈瘦石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译本。陈瘦石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英语系，1933年毕业后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业余时间翻译了许多作品。1943年，陈瘦石在翻译美国学者洛克斯(Willam N. Loucks)和霍德(J. Weldon Hoot)所著的《比较经济制度》(1938)一书时，将附录中收入的《共产党宣言》全文也一并译出，后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该书在附录中收入《宣言》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思想，与之一同列于附录中的还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德国《授权法案》等七份文献，这也许是该译本能在国统区通过审查的一个重要原因。该译本没有译出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几个序言，只是在正文前用寥寥几行交代了《宣言》产生的背景，其译文风格也明显有别于共产党人完成的译本。《宣言》第一句话被译为“一个精灵正在欧洲作祟——共产主义的精灵”。最后一段被译为：

共产党不愿意讳饰他们的见解和目标。他们公开宣布，只有用武力摧毁一切社会现状，他们的目的才能实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革命前颤慄吧。无产阶级除链锁外不会丧失什么。他们正有一个待征取的世界。

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注][日]幸德秋水、堺利彦译：《共产党宣言》，载《社会主义研究》，明治三十九年第一号，第147页；第182页。

这是笔者所见的用白话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用字最少的一个版本。最后一句有意将“无产阶级”改为“工人”，明显弱化了呼唤阶级革命到来的倾向。此外陈瘦石译本还有单行本存世，但影响不大。他的意义在于该译本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完成的全译本，客观上起到了在国统区传播《共产党宣言》的作用。

1948年，在《共产党宣言》诞生百年之际，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以成仿吾、徐冰译本为基础的校译本。该版本右上方印有“马列主义理论丛书”字样，左下方仍然标明为成仿吾、徐冰所译。但研究者陈家新将这一版本与成徐译本进行细致对比后发现，译文改动多达105处，虽然校译者并未直接署名，但书后校后记落款为“乔木”，即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的笔名，因此学界多将这个百年纪念版译本称为“乔冠华译本”。[注]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第128页。乔冠华虽然早年曾于1935年与清华校友季羡林等一起留学德国，但这一校译本所参照的却是英文本，他在校后记中写道：

由于德文版本之不易找到，目前的译本是根据英文校的——尽管原译是根据德文译的。

除掉误植和个别的字句而外，比较重要的校正可以说是很少的。有些地方的校正并不足以说明原译者译错了，只是因为原译者太忠实于德文本的结构，往往显得生硬，甚而至于有使读者发生误解的可能。[注][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第252页；第251；第344页。

有研究者认为，乔冠华校译本较成徐译本改进较大，我们不妨将其与前一译本的末尾拿来进行对比。乔译本最后一段如下(笔者在改动处加了下划线)：

共产党人鄙弃把他们的立场与意见隐蔽起来。他们公开声明，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一切从来存在的社会制度，才能够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战栗着吧！在这(指革命——译者)里而，无产者除了锁链以外，再没有可失的东西，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的世界。

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注][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第252页；第251；第344页。

对比前文引用过的成徐译本可见，乔冠华对译文的改动可谓微乎其微，只是在倒数第二句对一些措辞进行了调整。可见，乔冠华在校后记中称自己没有进行多少改动，并非完全是过谦之词。

为纪念《共产党宣言》百年诞辰，1949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也在莫斯科用中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纪念版。该译本印刷精美，在扉页上用红色字体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书前有马克思、恩格斯像各一页，还印有从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摘选的对《宣言》的评价，序言与正文之间则印有1848年《共产党宣言》第一版的书影。译本所包括的内容也超越以往各个译本，除已经译成中文的正文和4篇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序言外，又补充了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1892年波兰文版、1893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撰写的3篇序言，使序言总数达到了7篇。值得一提的是，该译本的底本是德文1848年原版，文中添加的编者注对《宣言》再版过程中的历次改动进行了详细说明。此外，该译本并无关于译者的信息，后来研究者注意到195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的译校说明，确认了译者是谢唯真。谢唯真早年被党组织送往苏联学习，从1937年起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工作，历任中文编辑部主任编辑、中文编译部主任等职，翻译过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因此，将百周年纪念版称为“谢唯真译本”才更为准确。[注]原文为：“除了第一卷所载《共产党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由唯真个人负责译校出版过的‘百周年纪念版’译本转载而外，所有第一、第二两卷全部著作，都是由……集体译出的。”谢唯真：《重印后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44页。谢唯真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以往多个译本，译文质量很高。该译本将《宣言》第一句译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底怪影”，这是中文译本首句使用“游荡”一词的开端。《宣言》最后一段则被译为：

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件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强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可以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头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注][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第252页；第251；第344页。

与同样从德文译出的成徐译本相比，谢唯真的文字表述已经非常接近于当代，少了很多文绉绉的味道。唯一遗憾的是他受到华岗译本的影响，用“强力”代替了译文中的“暴力”一词，比之成徐译本、博古译本有所倒退。

除上面介绍的各种汉语译本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共产党宣言》还至少出版过3 个少数民族语言译本：1921年5月，朝鲜早期共产主义者、高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李东辉在上海创办朝鲜文印刷厂，翻译出版马列主义书刊，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注]张大庸、巩书民：《坎坷与奋进的“独立”人生——记朝鲜独立运动先驱、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东辉》，载《党史纵横》，2008年第2期，第55页。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为适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1948年《内蒙古日报》社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蒙古文译本《共产党宣言》；1949年8月，延边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朝鲜文版《共产党宣言》。[注]伊明·阿布拉：《〈共产党宣言〉已有六种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文本》，载《光明日报》，1998年10月24日，第8版。

四、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共产党宣言》翻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新中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共产党宣言》译本的再版立刻提上了议事日程。从1949年至今近七十年的时间里，新中国组织专家对《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进行了多次修订，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陕西师范大学的王保贤等专家学者都曾花费大量精力，试图理清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严格意义上的汉语“新译本”并不多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通行的博古译本、谢唯真译本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而党中央又高度重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校订工作，1953年1月改组成立了中共中央编译局，不断组织专家对原有译本进行校订，带有“官修”色彩的译本在质量上越来越高，要想超越已绝非易事。

在包含7篇序言的1949年百周年纪念版《共产党宣言》译本出现后，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应，从1949年11月起，“干部必读”中的《宣言》开始使用谢唯真译校的这一版本，博古译本在此之后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1954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又出版了两卷本汉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由谢唯真在文字上又做了一些校订。根据高放的研究，修订共有67处。[注]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 种中译本》，第5页。国内的人民出版社也很快根据这一版本出版了新的单行本。但这只是对旧译本的修订，算不上一个新译本。在1955年苏联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后，中共中央编译局随即跟进，着手翻译。1956年，谢唯真回国任编译局校审主任，再次承担了《宣言》的校订工作。1958年8月，校订后的《共产党宣言》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不过，在这一版《全集》中，7篇序言没有随《宣言》一起出版，而是按时间顺序分散到了各卷中。1959年8月，人民出版社根据这一修订版发行了新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序言部分则仍然按照1949年百周年纪念版排印。

1964年5月，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署名为“中共中央编译局译”的《共产党宣言》。从译本后的《校后记》可知，该译本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译文(即谢唯真的1958年《宣言》修订本)为基础，根据1959年德文版并参考英、法、俄文版本修订而成。此外，译文还综合参考了陈望道、成仿吾、徐冰、博古、谢唯真的译本。例如正文第一句，谢唯真译本中的“怪影”被恢复为博古译本中的“幽灵”，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还有一些句子被改回了1949年百周年纪念版的样子，译本中的注释也增加到29个。总体而言，编译局译本是一个博采众家之长的新译本，在信达雅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此后，编译局译本又经过了多次校订，其中1970年、1978年、1995年、2009年的四次修订较大，部分细节被反复改动，除文中的编者注外，注释逐步增加到48个，体现了专家对《宣言》翻译的高度审慎。中央编译局目前最新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出现在2009年12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中，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根据该译本出版了单行本。

新中国建立后，成仿吾也对其早年的译本进行了两次较大的修订。第一个修订本在1953年作为马克思诞辰135周年纪念版印行，全部修订工作由成仿吾一人完成，但这一修订本只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印行了少量。1975年成仿吾在中央党校开始的第二次校订工作则规模较大，中央党校为其配备了助手，并抽调专业力量成立了“成仿吾小组”。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李逵六教授回忆，除成仿吾外，小组共有6位成员，由李逵六担任组长。工作从1975年农历正月初五开始，直至1976年5月才完成，印刷出来的译本马上由党校机要室呈送了中央政治局委员，90岁的朱德委员长看到以后，还专门到党校拜访了成仿吾。[注]李逵六：《德语是我的命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134-139页。成仿吾翻译的最大优点在于始终坚持以德文版为底本，在翻译中参考了6个德文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尤其强调1848年第一版的权威性，此外还在译文中增加了大量脚注、尾注，从而提升了这一译本的学术价值。与1938年的成徐译本相比，新译本的质量无疑发生了质的飞跃。但该译本产生于“文革”的特殊时期，同时又倍受中央关注，已饱经沧桑的成仿吾在翻译时难免战战兢兢、束手束脚。例如在第一章涉及资产阶级发展史的段落中，译本对一些中性色彩的词汇就采取了“锐化”处理，以凸显出阶级斗争意识，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因此，成仿吾译本在1978年11月公开出版单行本之后就很少有人问津了。

此外，根据学者高放的研究，近年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还出版过至少6种汉译本。其中1998年香港新苗出版社、2003年台湾启思出版社、2005 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基本上都是采用中央编译局1995年版的译文加以修改而成；台湾《当代》杂志 1998年4月1日发行的“《共产党宣言》150年专辑”中的译本是采用中央编译局1958年的译文加以修改而成，该专辑上还刊登有《迈向〈共产党宣言〉》等6篇纪念论文。2001年7月，台湾脸谱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唐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其对象主要为高中学生，译者撰写了长达88页的导读，属于普及本。2004年6月，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管中琪、黄俊龙从德文翻译而来的译本，作为该社“人类的经典”丛书第34种，书中还附有台湾大学教授洪镰德写的推荐和英国学者写的《共产党宣言》导论。[注]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 种中译本》，第6-7、17页。

面对《宣言》汉译中的种种难题，一些学者还试图另辟蹊径。如清华大学韦正翔教授在《〈共产党宣言〉探究》(2013)一书中就采取了字对字的译法，在德、英、法、俄4种《宣言》文本中的每个单词后面列出一种到几种汉语义项，以便读者自己进行比较揣摩。这也堪称是一种独特的译本。

除汉语译本外，新中国建立后还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多个少数民族文字译本。1971年，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藏文、朝鲜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5种文字的《宣言》译本，后来还出版了彝、壮等少数民族文字的译本。此外，我国还出版了《宣言》的世界语本、盲文本。

五、 结 语

回顾《共产党宣言》的汉译历史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光辉的道路。在经过了早期的摸索阶段后，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间的30年里，《共产党宣言》的汉译与传播精彩纷呈，《宣言》翻译始终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考察这期间诞生的7个译本——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博古译本、陈瘦石译本、乔冠华校译本、谢唯真译本，我们不难勾勒出一条中国革命不断走向高潮直至胜利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译本语言日趋准确凝练，内容不断补充完善，《宣言》前的序言从陈望道译本中的阙如演变为华岗译本、成徐译本中的3篇，再增加到博古译本中的4篇，直到1949年终于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含有全部7篇序言的谢唯真译本，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知识分子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更加规范化、组织化，正带领着中国各族人民继续向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奋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