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 鲍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6

一、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新语境解读

1986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一个“全球风险社会”，风险的扩散具有“飞去来器效应”，即人类在从创新科技中渔利的同时，最终也会获得风险的回馈。根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以及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最新进展，本文认为“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 全球性。“风险社会”即“全球风险社会”，全球性的财富分配，随着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所引发的风险也是全球性的。(2) 整体性。现代化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变迁，风险的来源不再局限于社会的某个特定领域、特定行业，而是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成为“风险源”。(3) 二重性。如贝克所指出的，风险是一种与人为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独特的“知识与不知的合成”。人类在利用更多知识的同时，这些知识成为制造新风险的来源，风险具有二重性。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揭露了工业社会本身深刻的制度性危机，即工业进程中产生了种种“潜在的副作用”，但它又无法用工业社会自身的制度框架来解决这些“潜在的副作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对自工业社会以来的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的挑战，或者说工业进程中不断增加的风险不仅增强了我们理性反思的能力，而且也促使我们不断对这种理性反思能力本身进行反思，这种自反性的增强，促使我们不得不寻求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层面上的突破。

二、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的中国高风险社会

之所以得出中国正处于高风险社会的结论，主要源于以下理由：

高风险社会的依据之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这也是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直接忧虑。世界银行的经验数据为此提供了依据：人均 GDP 超过1000 美元之后，社会既进入黄金发展期，也进入风险高发期，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很困难的。这些国家中出现了两个极端：（1）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奇迹”，人均 GDP 超过了10000美元；（2）以智利、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化陷阱”，人均GDP 仍停滞不前，而且社会问题丛生。这一由学者们提出的简单理论很快被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接受，并广为应用，以此来解释当前频繁发生的生产事故、社会失序与群体性事件等。

高风险社会的依据之二是社会结构紧张乃至断裂，社会冲突加剧。中国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目前的社会关系紧张。学界对此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解释：（1）陆学艺的“十大社会阶层、五大社会等级”说；（2）孙立平的社会“断裂”说；（3）李强的“倒丁字型”说。总之，他们都认为，“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关于高风险社会结构紧张乃至断裂的分析，适用于解释我国当前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高风险社会的依据之三就是社会各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增强，由此导致无法预知的后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面向 21世纪的新风险——行动议程》指出，人口、环境、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改造了传统危害，却导致了新型风险，改变了风险的脆弱性，转化了事故影响扩散的途径，出现了“系统性风险”（Systematic Risk）[5]。这种观点对当前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和公共卫生事件所出现的新特点也极有解释力。例如 2008 年中国“南方冻雨雪灾”，就很难单纯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社会安全事件来称谓之，它源于春运、电力机车代替内燃机车、持续的雨雪冰冻和社会整合力下降等因素的交互影响，是人口、环境、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系统性风险”。

三、社会风险视角下我国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出路

面对风险的考验，化解和治理风险，创新社会管理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如果说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保证的话，那么，预防和应对风险、实现和谐就成为完善当前社会管理的关键[9]。

第一，深化对社会风险的认识与研究。认清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与基础，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对社会风险的科学认识比社会风险本身更加重要。对社会风险的科学认识与研究是正确应对和治理社会风险的先导，没有科学的认识就不会有正确的行动。

第二，深化制度改革，协调利益冲突。社会风险背后是利益冲突，利益冲突背后是制度供给落后于社会需求。党和政府部门要工作中高度重视，利用所掌握的政策资源和财政资源，推进制度改革，提供有效的社会制度供给，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协调利益冲突，预防、减少和化解、控制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激化。

第三，建立和完善工作载体。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机制、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在信访中推进接访、下访工作的制度化和建立信访终结机制； 整合基层综合治理机制，加强综合治理在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和维稳方面的能力；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基础上形成大调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