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林

张光华先生是资深出版人。在湖南出版界，只要年纪稍长一点的，一提起她，没有不熟悉的。吾生也晚，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进入出版界后不久，她即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任上调任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主管图书出版业务。我和她并没有多少交集，只是很欢喜听她一年一度的选题动员报告，非常专业，富有启 发性，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她说话也很有特色，碰到好的选题，总喜欢用“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来形容。这句话，差不多成了她的标志性语言。

真正近距离接触张先生，时常得到其耳提面命的机会，是在她退居二线，主持《湖湘文库》项目以后。

一

《湖湘文库》是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其任务是对湖南历史上的乡邦文献和先贤著述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总揽湖南丰厚灿烂地域文化的主要形态，以达成文献资料保护与利用并重的目标。该项目分两期进行，前期完成全套丛书702册纸质图书(含光盘)的编辑出版任务，后期则是对纸质版图书进行数字化加工，构建网络传播平台。为按期完成这项在湖南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宏大出版工程，《湖湘文库》成立了编辑出版委员会。张光华先生受命担任该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负责所有项目的选定及内容把关。

2006年，项目刚刚启动，文库编委会正围绕项目整体框架、入选标准，以及具体项目等进行广泛的调研，征求各方意见。

这年7月的一天下午，张先生带队到了我们学校，组织召开了一个专家座谈会。会后，社里设宴招待他们一行。一阵寒暄之后，大家又转到下午座谈会的主题上，似乎意犹未尽。其间，张先生突然问我，对目前初步确定的这份目录有何看法。受宠若惊之余，遂将自己的看法和盘托出。在我看来，这份目录在结构上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既然是整理乡邦文献，就不能遗漏当时的报刊；其二，建议收录上限截止到1949年。换句话说，就是保留甲编而取消乙编，只整理出版1949年以前的历史文献。张先生不知道的是，之前，对这一项目，我是做了一些功课的。

我的回答，纯粹出于礼貌，并没有放在心上。但哪晓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完全出乎我意料。只听张先生对在座的郭声健总编辑等人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在师范大学开了半天座谈会，效果还不如这一顿饭，想不到在餐桌上发现了一个适合做《湖湘文库》项目的人才。说完，她转过头来，一脸认真地对我说，文库编委会需要一个业务助手，你慎重考虑一下。不过要预先声明的是，到文库编委会工作，不能解决你的待遇问题。文库项目一结束，编委会就将解散。可以答应你的是，项目完成后，可以无偿得到一套文库样书。

这让我有点心动。打动我的当然不止于张先生对我的赏识与提拔，也不止于那一套价格不菲的文库样书，更重要的是觉得能够深度参与《湖湘文库》项目，可以一偿自己的夙愿。人生苦短，一辈子做不了几件事。作为一个出版人，在职业生涯中如能碰上一两个合适的重大出版项目，幸何如之！

调动一事最终没有办成，社里一关都没能过得了。得知我要调离，周玉波社长约我做了一次长谈，希望我能留下来。他这人很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谈到最后，甚至让我生出一种愧疚感来，仿佛再提调离，就有些不近人情了。

幸而，整件事情，结局还算圆满。由于本人所学专业的缘故，自然就成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湖湘文库》的项目负责人，也可以说部分达成了参与该项目的心愿。废除乙编的建议，尽管不获采纳（文库编委会坚持保留乙编，有其更深层次的考虑。其一，《湖湘文库》的编写宗旨是尽可能涵盖湖南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甲编无法总揽，需要乙编为那些没有文献依托的湖湘文化提供展示平台；其二，《湖湘文库》的编写方针是“整理、继承、研究、创新”，乙编项目是研究、汇总归纳成果，为创新提供示范和基础；其三，纵观地域文化的整理，大多是甲编式，安排乙编，也是一种突破），可是，将湖湘旧报刊列入《湖湘文库》整理出版范围的提议，却得到了文库编委会的高度重视。座谈会后，文库编委会即通知我尽快拟定项目策划报告。策划报告提交后没几天，就成功获得了文库编委会的批准。

二

要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文库全部纸质版图书的整理、编写及出版任务，套用现在的时髦话语，真正称得上是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项目最终得以如期完成，除了文库编委会的坚强领导外，其出台的一系列激励措施，充分调动了各参与单位及个人的工作积极性，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例如，在分配出版任务时，文库编委会就奉行“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政策。意思是说，选题是谁策划的，就归谁出版；原来在哪家出版的，现在仍然由哪家出版。按照这个原则，“湖湘旧报刊”的整理出版任务，理当由本人所在的师大出版社承担。但考虑到报纸一项篇幅太大，仅湖南《大公报》一种报纸，如要出纸质版，大约有三百册，占到了整个项目的百分之四十以上，造成项目内容结构严重失衡，遂决定改出电子版。而恰巧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又没有合适的项目可供分派，于是，就出现了报纸由该社出版，而期刊则仍旧由我社出版的格局。

文库编委会的理由正当充分，心里纵有千般不舍，还是得服从大局和安排。不过，我也向张先生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在报纸电子版及期刊纸质版的版权页上，署上本人作为策划编辑的名字。对这一不情之请，张先生不以为忤，给了我八个字的正面回答：实至名归，理所应当。而根据文库编委会的规定，所有文库出版物都没有设置策划编辑一栏，只有湖湘旧报刊是一个例外。

张先生此举，体现了她对于一个编辑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极大地满足了本人小小的虚荣心。或许，这又是她高超的工作艺术。很快，我就为这一点虚荣心付出了代价。当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施蓉副社长找到我，请我为“湖湘旧报”项目写一个出版前言，并为11份报纸写一个内容简介时，我竟然不假思索地一口应承了下来，而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工作的困难程度。在2009年到2010年的两年时间里，我差不多把这11份报纸全部浏览一遍，就为了撰写每种报纸那区区一千余字的内容简介。

三

《湖湘文库》甲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对湖南各行业史料的整理出版。

20世纪80年代，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在中国共产党出版史料的征集、编纂，以及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的编撰过程中，刊印了一种内部资料—《湖南出版史料》。前后共出三期，计约四十余万字。该资料集偏重革命出版史料方面，且多为回忆性文字。有鉴于此，文库编委会遂拟定了整理出版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湖南出版史料，并在此基础上编撰出版近代湖南出版史的计划。

张先生希望我能助她一臂之力，为其物色到合适的作者。接领任务以后，我即动用全部人脉资源，在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相关院系寻找可以承担此项任务的作者。遗憾的是，这些专家学者、知名教授，都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对此类“命题作文”，更是视为畏途，婉拒我的请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万分沮丧之余，也只得硬着头皮向张先生交差。心里是无数次地责备自己，枉自辜负张先生的一片信任，这么一件事都办不好。耐心听完我的工作汇报，张先生并没有面现愠色，反而多方安慰我。临了，她的一句话，惊得我目瞪口呆。她说：“其实，我们最中意的人选是你。”

士为知己者死。就为了张先生这句话，在2008年到2012年的五年时间里，“编者念兹在兹，没有节假日，没有应酬享乐，不敢有丝毫懈怠”。为了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编者应承了为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湘报》等11种近代报纸撰写内容提要的任务，乘此机会，逐日浏览了这11份报纸；充分利用了现代网络提供的无穷便利，阅读了数百种报刊，下载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节省了成本；多方发动朋友、学生，四出奔走搜罗，也收获颇丰。对于收集得来的资料，尽其所能下了一番去粗取精的功夫后，编者输入了其中近百万个字符，尽可能减少因标点断句和电脑输入而带来的编校差错，以确保书稿的精准”。

这是我写在《近代湖南出版史料》前言中的一段话，今天看起来，心里都还会有一点点感动。

2011年底，当我把将近150万字的《近代湖南出版史料》稿件如期摆上她案头的时候，心里如释重负，总算没有辜负她的期望。那一天，张先生显得特别高兴，连连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别的要求没有，只是希望自家的孩子也可以让别人抱一抱，免得人家说闲话。她说好，你在岳麓书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中任选一家如何？我说悉听尊便。那就湖南教育出版社吧—她没有丝毫犹豫。很显然，这是违反文库编委会稿件分配原则的。但是，张光华先生再一次满足了我的要求，给了我一种另类的奖赏。

我知道，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于我而言，张先生不啻事业导师，人生贵人。

出版知识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目录和目录学的国家。图书目录也简称书目。“目”指篇目而言，即一本图书的篇或卷的名称；“录”指叙录，即将一书的内容、作者的事迹、校勘的过程、全书的评价，写成简明扼要的文字。将二者合称，即为目录。而以目录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则为目录学。目录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称谓，如“录”（刘向《别录》）、“略”（刘歆《七略》）、“志”（班固《汉书·艺文志》）、“簿”（荀勖《晋中经簿》）、“书目”（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书录”（毋煚《古今书录》）、“解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考”（朱彝尊《经义考》）、“记”（钱曾《读书敏求记》）、“提要”（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等。虽然名称各异，但实际上都是指图书目录。

我国的图书目录起源甚早，早在殷周时期，就有了书目的萌芽，但是，正式的、大规模的校书编目工作则始于西汉。西汉末年，著名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二人在整理过程中，分别撰成《别录》和《七略》两种目录，这标志着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正式确立。此后，目录学不断发展，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图书目录和目录学理论专著，逐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图书分类体系和学术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和学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引自肖东发、杨虎：《中国图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