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曾

桃河桥下水清清 红旗漫卷第一城

枫叶染尽狮脑山 丰碑激励后来人

1978年6月18日，经商调我来到阳泉工作。国庆前市委正式下文任命我为市革委农工部副部长、农委副主任。从此，我在阳泉工作生活了整整40年。

初到阳泉人们告我：1947年正太战役中晋察冀三纵队八旅解放了阳泉镇。巧啊，我正是这支部队的后人——后为陆军63军188师的战士。阳泉解放50周年时，63军的老领导郑维山、徐信、马兆民来到阳泉。特别是徐信副总参谋长热情的讲话，使我心情激动，热血沸腾，倍感能在老一辈打下江山的地方工作，肩上的责任特别有分量……

三泉住了十八天

6月到阳泉，7月就下乡。郊区农办贾润川同志带我到三泉村搞调研。三泉是个大村，全村5000多口人，耕地只有1600多亩，人均三分多，是个大村、穷村，年年吃返销粮。我俩先在大队办公室住下，村里不给配饭，就在副业队食堂就餐。这里的饭菜虽然做的粗点，但天天是大米、白面，炒得菜油香油香的挺好吃。我俩天天到地里看看，村里转转，很快发觉三泉村的地种得好，没有草荒，玉米穗长得好大好大，比周围村子的庄稼长得都好。上地干活的人不是一群一伙，有一种说不清的新气象。

一天晚上，支部书记张进德、主任侯兵锁请我俩吃饭，还上了酒。他俩说：“你初来，大伙有点担心。住了几天，都觉得你人实在，心向群众，就向你实说吧。我们搞得是联产承包，两年啦。老年人和妇女种地，强壮劳力搞副业（挖煤、烧矾石、炼硫磺）效果很好，群众都受益。我们是按真理标准办事的。”我说：“这就对啦，我俩正想总结总结你们三泉村的做法。”我们在三泉住了18天，人熟了，情况也摸清了。年底中央召开了三中全会，接着又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国宝已去了北京，约定好每晚八点与我通电话，详细汇报三泉村暗地搞联产承包的详细情况。三泉村冒着风险搞联产承包两年，人平口粮超过了500斤，解决了吃饭问题。后来人们说三泉就是咱阳泉的“小岗村”。

在那时，农民有了饭吃，有了新衣穿，有了钱花，就谋算着盖新房、娶新娘。从此三泉村的张进德、侯兵锁在省里出了名，挂了号，成了农业战线上的知名人物。张进德又成了山西省农民企业家，成了全国劳动模范，还被选为中共十三大的党代表，出席了全国党代会。

省委书记李立功看了三泉村三中全会后的变化，题词写道：“三泉村、变化大、乡镇企业一枝花。”可惜，张进德一心为公，常年劳累，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我曾几次到他的坟头前，墓碑下，烧炷香，鞠个躬，倾倒三杯水酒，洒下永远怀念的泪水……

抓住优势“兴工致富”

1983年10月，我被任命为阳泉郊区区委书记。不当书记不知道，当了书记肩上沉，许多事许多工作，一下压在我身上，工作千头万绪，不知从哪抓起。好在当过几年副区长，总还见过前任如何当书记。经过一段思考，我和区长董厚德商定先抓几件事：

一是先把13个人民公社的班子调整好，充实好，配比好，这是全区工作的基础。

二是组织人手准备春节前后开好贯彻“一号文件”三干会、劳模会、工作会。通过充分调查研究，周密细致准备，把三个会合在一起开，会名叫“阳泉郊区致富会”。会议方式亦进行了改革：会期只开五天，不多印发文件，不出简报，讨论时间放在饭前饭后，晚上看晋中张鸣琴晋剧演出。大会最后，各公社书记做五分钟表态发言，各公社主任与区长签订以经济指标为主的致富合同。

这次致富会最响亮的口号是“以工为主，兴工致富”。原来想，多年来一直“农业学大寨”，群众是否能一下转过这个弯，但没想到“以工为主，兴工致富”八个字一喊出，台下的掌声一直响了三四分钟……参会人员激动地说：“我们郊区人多地少，多数村人均只有几分地，单靠几分地不仅富不了，连饭都吃不饱。我们不能抱着金碗讨饭吃。区委能说出我们心里话，我们一定跟着区委闹致富。”群众说的“金碗”就是地下埋藏的“黑白黄”等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这是郊区巨大的优势。抓住这个优势定能使郊区经济腾飞起来。因此，“兴工致富”很合他们的心意，抓到郊区经济工作的点子上了。

郊区致富会的前前后后，正是春节大闹元宵节的时候。我们把宣传郊区致富的典型人典型事和文艺活动紧紧结合在一起。如牵牛镇村的百骑摩托车彩灯队，派到各村各镇巡回表演，一下把致富、闹富、晒富活动轰动起来了。群众致富的心动了，想富的眼红了，在荫营镇有人把彩灯队尾灯打坏了。公安局长说是破坏文艺活动，要抓人。我说这是人们想致富想的眼红了，应该表扬，不能抓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致富会后，各社各村按照合同指标、承包指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动大竞赛。就这样忙了一年，干了一年，年底一算计，全区原计划增长2000万，一下过了一亿多，超过原定计划8000万，人均收入增了146元。全区上下人们都高兴，大家等着兑现拿票票……

三是奖金到底发不发？按照合同奖金是应该发的。可到了年前，省委突然来了不发奖金的明传电报，这一下发愁了。我们匡算了一下，按照年初合同，发奖金最多的是燕龛公社，人均达到1000多元，最少的西南舁，全区平均606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等于一个干部全年或半年的工资，饥渴了多年的干部群众盼望的就是年终能得到好收入和奖金。但是省委电报又不能不执行。只得向市委靳广杰书记汇报我们的意见。我们说人民日报说“合同就是小宪法”，年初郊区召开致富会，市里的书记、市长都在台上，都见证过奖勤罚懒的合同签订，市委应该请示省委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郊区发奖金的事。经过几上几下，最后省委还是同意我们发了奖金。

四是变革体制理顺职能。郊区是个县级单位，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都有，但没有财政、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农业等职能部门，都是市里的职能部门直接管理，区里仅是个办事机构，特别是平定盂县划归阳泉以后，更显得不适应。经过积极争取，半年后省里给了150个编制，相应机构得到了理顺。区里机构有了，但干部却派不起来，只得把村里精明能干的干部用起来，有的司机也提成了干部。对此，市里有人开玩笑说：“郊区牛牛马马都上了台。”

何康部长来阳泉

1985年夏天，正当我在郊区工作顺手的时候，市委路正西书记对我说：“省委已批准你任阳泉市副市长。”当时我觉得对农村、对农业、对农民感情这么深，要我刚当书记一年半就离开郊区真有点舍不得。还好，回到市里分工让我搞农村工作，又合了我的心愿。搞农业抓什么？经过一段摸索，觉得一个是旱作农业，一个是菜篮子工程。那时有个分工：省长抓粮食，市长抓副食。就这样抓了三年，干了三年，成效很显著。为此，引起省里关注，1987年国家农业部何康部长来山西视察，原定去长治屯留县，后改为直接到阳泉，来看旱作农业和菜篮子工程。现场不用准备，走到哪，看到哪，看得何康部长连连点头又称赞。在田间地头听介绍，问长又问短。先看了盂县后元吉村等东部地区，又看了中片苌池地域，最后走访了东梁西烟等高寒地域。何部长给了阳泉肯定，给了表扬，他说：“阳泉旱作农业、菜篮子工程有特色、有经验、要总结，要推广，要支持、要发展。”不久，农业部便支持给了阳泉5亿日元资助金（约3000万人民币）加上市里从省计委煤款中划出300万，菜田基金600万……我这个管农业的副市长一下成了全省最有钱的农业副市长，别的地市都羡慕的很，就连省里管农业的副省长郭裕怀都提出给他分一些。

有钱好办事。在路书记、光市长支持下，阳泉菜农一下有了五六十辆拉菜车，建起七八十个蔬菜大棚，还用日资建起了13层高的农业大厦。那年市长要我去日本，谈判援助金事宜。一起去的有副秘书长王红晓、菜办主任刘兆林。这笔款是日本政府出的，但日方不直接给钱，必须以物相赠。这样日方就要向本国企业招标。但竞标企业的物品，与我方要求不符。我方要的是汽油车，竞标企业是柴油车；我方要求给现款30%，日方只给5%。就这两个问题谈了三四次都没达成协议。这时日方官员大泽先生提议，先到乡下他家做客，第二天我们围着雄伟壮丽的富士山转悠了一天，下午才赶到他家，他与其父亲分住两座木楼，其父邀我们看了他的菜地，看了库房里的种子、化肥、农药、农具。种地主要用的是农业大学生，这些学生利用假期劳动两个多月，报酬就够学费和生活费用了，还学到了农业知识和本领，这种方法很实用。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农业加工企业，其中有哈尔滨17位青年，叫研修生。他们上午工作，下午学日语，每年还能收入15万人民币。从乡下回东京的沿途，到处是盛开的樱花，漫山遍野，溪边湖畔，我们尽情领略了“樱花红陌上，柳叶落池边”那种令人陶醉的景象。回到东京大家心情轻松了许多，双方沟通好像也顺畅了许多，不到半天时间协议就达成了。

阳泉农业这样做，还引来李岚清副总理亲自到了平定理家庄，他讲了话，题了词，肯定表扬说这是科学种田的好榜样。

深山扶贫檀山沟

1990年换届后，我到了政协。碰见邻家韩奶奶，她说：“听说你到了政协？”我说：“是呀。”她笑着说：“政协政协正经休息！”到了政协，前任主席郭力同志告我，政协除了正常工作外，还有许多工作要抓，比如三十几个省、市联谊会，一年开两次。一次在湖北省鄂州开联谊会，会上有人开玩笑说：“全国政协是一家，去了你家来我家。”我想，大概政协就是这么个政治协商组织吧！不久，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说了三句话，他说：“政协工作要切实而不表面，尽职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这三句话很实在，对政协，对中国政治体制，对中共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有深切的认识和体察。我想，我当政协主席就应实施这三句话。

我在政协办了几件实事：

一是每年一次全会，提前人大会召开。我的理由是：两会主要是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政协委员如果在两会前提前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发扬民主，认真讨论报告的方方面面，把讨论意见反馈在政府报告形成之前，把政协委员的意见充实到政府报告之中，这样更能把委员的意见体现在政府决策之前。我们这样做市委书记非常支持，连续4年这样实行了，效果非常好，在全省政协会议上专门发了言，全国政协报还专门介绍了这一做法。

二是建立政协5个联系点。如盂县的檀山沟村，处在一条大山沟里，沟里还有几个小山庄，交通很不方便。檀山沟村虽穷，但有一条常年流水的檀山沟河，山民们就在这沟沟岔岔生活了几百年。不知什么时候，有位见过世面的人，告他们说这里的石头好像是个宝。经过鉴定，是石材里的花岗岩。就在这时，我们这政协扶贫小组就把联系点定在檀山沟村。扶贫小组组长是焦文禄，文禄同志与村主任崔双驴想把这里的石材开发出来，但是一没技术，二没资金。怎么办呢？我就在政协组织集资，每人100元的200元的，最多的是韩副主席，他虽离休，但他就是这里人，他集了2000元，共筹了10万元。技术呢？听说山东济南就有这样的石材厂，我马上就给山东省副省长王建功写了信，请他帮这个忙。他很快同意并运来设备，派来技术人员，指导安装、试车，忙了几个月，石材厂就运转起来了。檀山沟当年建厂就当年受益，年底村里人分了红，见了钱。崔双驴告我说：“他村当年办了四件事：四十多户人家买了电视机，村里架起差转台，还了山东垫的款项。”更让人高兴的是，当年村里8个光棍汉娶了媳妇，这在当时当地确实是动人心弦的大喜事。第二年，市里在檀山沟开了扶贫现场会。山沟里一下涌进四五十辆小汽车，外来的人比村子里的人还多，群众高兴得了不得。像这样的政协联系点还有盂县的磁材厂，郊区的驼岭头，平定的新村、宁艾等扶贫点均各有特色且很有成效……

2002年我虽退休，但市委又要我出山，出任了阳泉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经过几年经营，老促会干得还算像个样子：出席了山西省老干部先进集体表彰会，出席了全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得了个三等奖。更喜人的是，选了个促进阳泉农村核桃产业发展项目，奋斗几年栽下了20万亩核桃树。如今有的乡镇已达万亩，有的村庄已逾千亩。我到盂县下社乡乔家庄村看了看，全村420多口人，栽了1100多亩核桃树，人均二亩多，这些年不仅挂果，而且进入了盛果期，亩均产核桃600斤，每斤收购价10元钱，人均年收入可达1万多。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好在教乡亲们栽下了摇钱树，钱袋里已经鼓起票票，脸上堆满了幸福的微笑。真是不用扬鞭自奋蹄，又绘一片新天地！

退休后这些年，最称心的是静下心来编写了两本书：一是同孟宏儒等好友合作编纂了《阳泉革命老区概览》，二是把自己一生中的往事、趣事、苦事、乐事编了一本《留影留言留念》的回忆录。

正是改革开放40年，阳泉面貌大变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