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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2018-11-13张清华

小说评论 2018年5期
关键词:小说文化

张清华

本意是在近期一直做一下莫言长篇小说的研究。但忽然手头上出现了这两篇稿子,一篇是谈1987年文学场域中的莫言,关于作为新潮与先锋小说作家的莫言的讨论。这一认证对于莫言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情境中,某种“正宗”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很奇怪,莫言没有被收入到“寻根文学”的群落中,但在笔者看来,早期的莫言显然与寻根小说有关联,虽然他并未受邀参加1984年底的“杭州会议”,没有在1985年发表与寻根浪潮有关的文字和作品,但他在1985到1986年间,却实实在在地写出了“红高粱系列”,并在1987年将这些系列中篇“攒”成了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这很重要,假如我们从寻根文学的“实绩”来看,真正称得上是其标志的,应该是诞生于1987和1988年的两个长篇小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张炜的《古船》。这两部长篇迄今为止也是整个1980年代最重要的长篇作品,而作为创作节奏稍稍滞后的长篇体制,它们刚好是代表了寻根文学的真正成就,是这场短命而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最显著的“正果”。之前虽然有众多作家扛起了寻根大旗,发表了文化宣言,占据了寻根思潮的鳌头,但论真正有分量的、站得住脚的文本,却是要首推“红高粱系列”。

但文学史的叙述就是这样奇怪,莫言与寻根文学几乎无缘,没有被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门收到这个袋子里。但非常幸运的,他随后又被描述为“85新潮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马原、扎西达娃、残雪、刘索拉、徐星等人共同成为了“新潮小说”的符号,并且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先锋小说”的先导,或者前身,终于进入了当代文学变革的“正册”,其引人关注的作品成为了《透明的红萝卜》等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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