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强

“七·七”事变之后，抗战烽火一路烧掠，到1939年进入相持阶段后，三湘大地上迎来了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的长沙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前后，重要战事如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芷江会战等战役。无论就再现历史还是砥砺民族心志或是迎合当下商业化的影视传媒而言，这些战事都不应该被遗忘。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在历史研究不断深入与当前开明的政治环境下，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芷江会战等由国民党主战的重大战事大都被搬上荧幕，对其时国民党大兵团在正面战场的巨大牺牲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和评价。再翻看台湾作家上官鼎于2017年1月出版的历史传奇小说《雁城谍影》，我们欣喜的发现，这不仅是重温一段历史，也是对三湘大地英烈忠魂的告慰，是对中华民族在抗战的血与火中成长足迹的生动还原。如此有意义的话题，由一位出生于抗战时期的湖南衡阳而后流转美台等地的著名文化人士来完成，一定会给我们当前文学的发展以诸多启示。

一、文学仍可以是故事的、传奇的

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理论与实践最伟大之处在于开启、确立了文学的启蒙传统。在鲁迅与一代五四作家的启示下，文学的启蒙论调影响了现代中国时期的大批作家，在启蒙视野下，他们无比相信文学的批判性。而由鲁迅示范、周作人在理论上倡导的小说的抒情写法则开启了另一个小说写作传统，沿着废名、沈从文等乡土浪漫抒情的脚步，小说走上了审美与抒情之途。及至考察“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小说的启蒙与批判、审美与抒情的传统多被丰富和发展。在这个脉络中，小说的讲故事功能，尤其是传奇化写作几乎被遗忘或变得可有可无。在现代性的百年文学视野中，除了大量的通俗文学及解放区的赵树理等作家，几乎鲜有现代作家真正重视小说的故事与传奇功能。当赵树理及“十七年”时期的诸多红色经典借助古典小说的传奇模式获得成功之风已逝，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大都放弃这种老套又不时髦的小说讲故事传统，代之而起以先锋性的现代小说语言、技巧与形式为至宝。即以1985年以来诸位先锋派名家如马原、格非、余华等念兹在兹于语言、写意、技巧、魔幻和摩登叙事，即使面对沉痛的历史题材，也不忘喧宾夺主以夸饰形式技巧代替思考、关怀与同情。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进而变成重要甚至唯一的思想与艺术资源，小说的故事性被一再弱化，传奇因素几乎被淡忘到乌有。当《群山之巅》《春尽江南》《山河入梦》《第七天》等一批新名作或一再重复自己那一点点现代经验，或将历史虚无至高深莫测，或将技巧演至大化之境，小说的故事与传奇功能首当其冲。而现实主义文学如打工文学以故事取胜之后无不陷于都市文明病的写作模式，底层叙事大多在肤泛的血泪控诉后走向对时髦的现代派技巧之营造，这些作家们在获得了丰富与高深之后放弃了小说的故事传统。由是观之，上官鼎的《雁城谍影》重返小说的故事与传奇写作传统，小说的多条故事线索无一不聚集于传奇故事：彭湘芷从单纯的女学生快速成长为衡阳地下党组织的主事者，并在特务与间谍遍布的衡阳城内领导各方力量营救身陷囹圄的方先觉；从江城武汉到雁城衡阳的千里大地上，江湖高手与奇人隐士一再出场并屡出奇招、屡立奇功，这些虽为传奇与虚构，但所述处处真实可信；衡阳保卫战的经过，无不凸显方先觉的个人治军之能和将帅之才，至于削山成壁的战备法、特工队式的逆袭、江与城与山的立体防御、辉煌战果等历史与传奇并置。

《雁城谍影》注重故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比如对衡阳保卫战的描写严格依照47日作战的时间表，夹以大量传奇细节的渲染，使得如此惨烈的战争没有仅仅停留在刻板、普泛的概念化情境的营造上来，而是通过还原每一个鲜活个体的生死细节使战争变得更富立体感，读来如身在其境，那些人事与一颦一动宛在眼前，大历史叙事与细节真实再现有机融汇，做到了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高度统一。从细节呈现的方式和具体叙事艺术来看，上官鼎更多取乎中国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叙事，而非作为现代小说技巧的留白和暗示，至于其间孰优孰劣，可举例阐释：

英子跳到船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永远也许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天旋地转中也不知过了多久，两人只是沉醉在热吻和拥抱中，肢体的互动渐渐越来越大胆，湘芷感受到了唯骏的情欲，她自己也觉热情如火烧；然而就在这时，乖女孩湘芷忽然清醒过来，她停止了动作，过了一会儿，唯骏也停止了动作，雨打蓬顶的声音也消失了，雨停了。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小说写作法受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他们更看重作为现代派手法与技巧的留白、暗示和隐喻修辞。这和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故事情节连贯完整及明清以来的中国小说专注于物质细节铺陈的写法区别甚大。沈从文《边城》的这段结尾无疑是要借重情感的悲剧性强化与升华小说的悲剧意识，透射出作者对湘西田园牧歌行将消逝的隐衷，以抽象的抒情形式为湘西边地的乡土田园牧歌画一个句号。汪曾祺的《受戒》之收尾则要通过暗示的动能凸显基于爱欲体验的对自由自在人性之张扬和民间底层生命力之肯定的写作意图。同样相似的场景，上官鼎没有通过含混的手法布设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而图升华主题、强赋高义，而是直接面对谭唯骏与彭湘芷的爱欲体验，既注重对西方现代派技巧如暗示、隐喻、含混等艺术法则的有限借鉴，更注重中国古典小说在结构故事时的情节完整性，而不至产生误读。小说从而实现了技巧、形式、修辞对人物形象塑造和讲故事的服务需要。事实上，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根本不可能高度依赖技巧、有限的形式和繁复的修辞来组织叙事。对人的体察和对生命意识的传达、对人物心性行为的观察和洞见、对人类困境的同情与理解在古今中外的那些优秀文学中都是最基本又最核心的。而误读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技术要素之一，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过于经营技巧与形式的产物，这样一个需要反思的文学表达法，数十年来竟为作家们、批评者和研究者所争相称誉而鲜有反思。其实，作为阅读接受效果的误读，无论意图谬见还是感受谬见都源于一般创作者与阅读者的知识积累、情感体验之别。特别要说明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强化并偏好误读，实则源于工业革命以来的19至20世纪西方都市文明破产之后的唯美-颓废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等文学流派对人类精神走向虚无的洞见与忧虑，辩证地再现了工业革命时期以来人类的隔膜、精神的虚无与存在的困境。而在1980年代的先锋派文学等现代主义探索者那里，他们大都仅仅将其窄化为技巧并一再泛化和寓言化，甚至舍本逐末处处谋求纯粹技巧化、形式化，至于文学何为就被抛之脑后了。这和传统小说家组织故事的明朗清晰要求形成鲜明对比：

可以想见，传统小说中的人物会遇到各种复杂状况，情节悬念迭起，读者忍不住猜测最终的结局。这些小说也会出其不意，主人翁命运的转折就像精明的作者设计的许多路障布满人物前行的道路。但这些悬念终归会得到解决。最终，一切都毫不含糊地明朗化，每个人物都各得其所，这是读者和作者之间默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正是读者想要阅读的内容。

就此而言，上官鼎的写作严格遵照传统小说的传奇叙事法，明晰准确而非暗示性地叙写爱欲体验，能直面特殊环境对人物心性行为的决定作用，尤其将个人的青春与爱欲体验置于时代家国的大灾难面前。“明朗化”的叙写使得爱欲叙事的节制与家国之思的传达得以高度平衡，做到人物活动合情、合理、合历史。难能可贵的是，上官鼎能将这些文学的基本思考点与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传奇性结合起来，在故事完整性与传奇性之外能极大地兼顾民族灾难与家国诉求，从而实现了小说在形式与内容上的谐和。当然，毋须多言的是，小说从未放弃对抗日战争作为砥砺中华民族前行的启蒙、批判主题的呼应，更加之三湘大地优美的山水、自在的人性与炽烈的情感体验一再跃然于前，审美、抒情之抒叙俯拾即是。读了《雁城谍影》，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不仅是启蒙的、批判的，也是抒情的、审美的，更可以是故事的、传奇的。

二、历史拯救且决定文学

衡阳保卫战是历史事件，《雁城谍影》是文学作品，历史如何进入文学，进入文学之后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些话题，尽管古今中外多有所论，但实际情况却似乎简单得多。一者历史走向前台，诸如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及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红岩》《红日》《林海雪原》《保卫延安》《李自成》等直面历史大事，然此类小说数量极其有限。另一为历史事件背景化，中国自古以来战乱频仍，尤其历经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大批作家的文学叙事多采取历史事件的背景化之途。诸如鲁迅的部分小说将辛亥革命当作历史背景一样，1920至1940年代的大部分作家也都将具体历史事件背景化，此诚谓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传统之一。这个传统引出两个问题：

其一，为什么在百年中国文学中，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战争）仅仅作为背景？文学作为创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传达，意味着主体经验决定了创作者的视野与相应的创作深度。中国现代时期的作家们大都没有直接参与历史事件的经历，即使部分作家亲历了大革命与北伐、长征、抗战及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时期，但他们经历的仅仅是战争的局部和大时代里的点滴，更多的作家依照自身经历和观察视野，大概的写作方向就是《校长》《子夜》《腐蚀》《锻炼》《京华烟云》《寒夜》《四世同堂》《空屋》《倾城之恋》、“白洋淀纪事”系列小说、《百合花》等讲述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们的故事，真正的战争小说如丘东平的创作缺少文学性而评价并不高。当1980年代中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逐渐式微之后，现代主义、先锋派、审美性、文学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演变成新的文学风潮。大体看来，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急于并成功摆脱历史/史诗叙事之后，都市摩登叙事、新才子流氓、小市民志趣、荒诞与异化体验、神魔鬼怪魑魅魍魉、非常态的爱欲情仇、虚无与歪曲进而抽象化历史等以畸形/恶俗的方式出现在文学叙事中，尤其是网络文学的人物流氓化与黑帮化、中心人物帝王化或神异化、创作旨趣娱乐化、文学格调低俗化、审美/历史价值虚无化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其原因大概在于创作者缺乏基本的历史认知，进而一再跌破底线，将历史虚无化，遑论负责任的历史观。基于此，《雁城谍影》于当前文学卓有启示：我们当下的文学首先可以谈历史，基本的历史意识应为文学创作的基础。

其二，应该持守什么样的历史观？“七七”事变后，中国文学从版图上被割裂成三个部分：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大体而言，国统区的文学创作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启蒙批判精神，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以左翼文学——延安文艺为主要写作传统，最为复杂的要数沦陷区的文学创作。沦陷时期的作家如张爱玲、苏青、钱钟书大都以抗战大时代为背景，抒写一众小知识分子和小人物们在其中的生存、挣扎本相，且多叙以颓废、虚无或游戏的人生态度。这些差别一方面源于创作者的成长体验和生命经历，而最重要则源于历史观。事实上，当不正确的历史观左右了作家们的价值观时，其为文观的重大错失就难以避免，小说创作的娱乐化、讽刺绝对化、文字游戏化、价值虚无化的写法明显建立在对战时中国灾难全然无察甚至有意回避国家战乱的认知上。究其根源，实则缺乏基本的历史意识和负责任的历史观。

在当前的“后革命”时代回头看《雁城谍影》的可贵，其实正是创作者用正确的历史观来审视这场战争，来追念这场战争中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并对点点滴滴的爱国行为和为此牺牲的仁人志士给予应有之尊重。藉此观之，历史不仅拯救了文学，而且决定了文学的价值。这源于创作者在对民族、家国、时代的观照过程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与担当意识：

“这场战争强弱固然悬殊，但我身为军人，保国卫民乃是天职，唯有以血肉之躯和视死如归之勇来和强敌拼战，别无二途。……”

“……空军飞行员的生命如焰火腾空，光芒四射，但发光发热之后，常常有如昙花一现。我此次重来衡阳，能见你一面，聊了许多，后日回武汉去再无憾事，便要全心全意投入战斗，我要替所有血洒长空的长官、同僚、伙伴们报仇雪恨！”

“我俩都投入抗日的战斗，生命已经交给了国家，不知道明日是生是死，只知道我死则国生。这样的大时代里，我能为你做的，唯骏，就是我等你。你能为我做的，就是万千珍重，好好活到胜利来临。”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铿锵决绝之音从我们的文学中远离已久，当现代时期及至新时期以来的太多作家急切地想摆脱现实政治和历史对文学的所谓约束，进一步实现其自由主义文学理想，挥斥其无比时髦的文学艺术与形式的理想化写作之际，他们同时将自己的文学带入了技巧的死胡同、带入了所谓“现代”的牢笼、滑进了虚无的文字游戏。吟诵这些时代、家国、民族与个人心志之于民族灾难的澎湃之音，恐怕没有什么比这些铮铮铁骨之辞更有力量了。上官鼎生于战时的三湘大地，在台湾、北美求学，后长期执教于台湾，按说这样一位作家有更开阔的空间去实现所谓自由主义文学的写作立场和追求相应的叙事空间，可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再现历史，在历史的大跨度空间里追溯民族、家国与时代灾难，并叙写小人物们的青春、奋斗与流血牺牲及其正确的成长之路。这样以历史拯救文学，进而决定文学价值的写法给我们当前小时代里整体虚无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足够的警示与启迪。

三、与历史相向而行

衡阳保卫战发生于1944年，而《雁城谍影》的叙述始于1933年，相较于“一·二八”事变、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作者上官鼎选取了影响力不及于此的1933年喜峰口长城保卫战、热河保卫战与稍后的《塘沽协定》为起点，对1937年以来的“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的梳理，并对其间发生的蒋介石庐山讲话、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南京大屠杀、江西万家岭之战、四次长沙保卫战与“天炉”战法、汪伪政府成立等历史大事的再现，从历史脉络流向上凸显了衡阳保卫战发生的必然。自中国有历史小说以来，如何平衡客观、真实的历史再现与故事、传奇的文学虚构成为一大难题，创作者大都小心谨慎地平衡着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然历史的不尽真实和小说与虚构之间的距离总令人诟病。自现代中国时期以来，当现代意义上的fiction以损伤story对历史意识与现场的倚重为起点而摆脱了历史的长期束缚之后，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起点一再弱化甚至“偏至”化的扭曲之后，进而大面积走向对艺术形式与技巧的多番建树甚至狂欢，抛弃传统小说家们严谨、真诚、合乎民族家国走势的历史意识成为必然，创作者为人与为文底线的一再下滑也就不难理解了。但上官鼎没有走这样一条文学现代性的路子，其严正的历史观使小说的虚构丝毫无损于历史真实的再现，浩然正气充盈于对民族、家国、个体灾难的观照中，这使其能以负责任的态度和正确的历史观对中华民国史做出合乎历史与国情的判断。

上官鼎虽言传奇但处处严格遵循历史经纬，持守与历史相向而行的态度。这种对历史的看法和经营文学之道似乎异常保守，但真正拯救了我们当下文学与艺术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提供给我们文学与艺术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应该遵循的范式与相应的底线意识。又如对民国时期湖南衡阳中等学校教育奖助政策的回顾：

湘芷在省立六中读书这几年都有公费奖学金，不但学费全免，还供书本文具，连橡皮擦都不用自己买，她对学校十分感激，能回报的只有年年考第一。在她内心深处，这也是她唯一能为爹娘争一口气……

这段对民国教育的还原与彭湘芷的这份感激之情真实可信。细节处彰显着惊人的力量，彭湘芷日后快速成长并为衡阳保卫战和营救方先觉而置生死于外，这种气度的最初来源大概就在于这份报效国家的“感激”之心。这段印在内心深处的争“一口气”的回忆，当源于积贫积弱的国家对个体人格尊严最大化的维护与尊重，进而培育并强化了当事人的家国担当与人生责任意识，有效地诠释了有家才有国、家是最小国的现代政治及人本主义思想。这些努力必定成为蒋介石执政国民政府时期的闪光点。而据以历史视野，小说对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失误更没有刻意回避、无隐恶扬善之篡修：

“……几个月前为了阻止日军渡黄河南下，蒋介石竟然下令在河南花园口炸开南岸大坝，想用黄河大水挡住日本的炮兵和机械部队，结果上百万人民死于水灾和饥荒，日本军队也没有阻挡住。真的以自己的人民为刍狗，可耻之极！……”

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战场的最大荒唐之一，事件决策者的无知与草率造成的生灵涂炭当是触目惊心，对这样极能反应国民党及蒋介石短视荒唐的事件，上官鼎持以史家“不隐恶、不扬善”的笔法评述之，虽无政治意识形态之妨碍，但其中基于人民灾难之痛愤，尤见作者鲜明的平民立场之体察与同情，而非一般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高高在上或是蜻蜓点水以达避重就轻之暧昧。又，方先觉被营救出衡阳至重庆后，蒋介石对方先觉态度的变化及对方先觉一生不平遭际的述略，也都见出作为政治人的蒋介石的心态与权谋之术，进而以历史决定论的叙述形式指向蒋介石与国民党的最终结局。

1980年代以来的影视剧在表现抗战类的题材时，大都将抗战行为浪漫化，浪漫化的前提是日本鬼子大都不堪一击，儿童抗战、妇女抗战、飞夺炮楼、炸碉堡、地道战等情节满天飞，至于近年来，抗日神剧基本上都有对日本鬼子的秒杀特写，也不乏此起彼伏的一对多的强悍决杀场景，至若手雷打飞机、手撕鬼子、裤裆掏手雷、狙击手泛滥等情节则严重歪曲历史，本应该是很严肃的抗日剧成了中国传奇的特色版本。《雁城谍影》则无此类描写。上官鼎小说中的历史意识也就没有戏仿历史、戏说历史、戏谑历史的叙事法，真正还历史以本相。

四、余论：一个文学现代性的视野

作为传奇叙事，在浪漫化的想象与虚构背后，小说对三湘大地尤其是衡阳一带乡村与都市的观察无论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还是民俗学的视角切入，现实主义总是作为底子而存在。具体而言，小说对中华民国政府之于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管理实践、县域经济和政治建设、中等教育和专业教育如医学与师范教育的推进、现代城乡商业繁荣、战时管理与疏导民众的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多给予肯定。同时，作者借助其开阔的史学专业素养没有将这些观察局限于简单的歌颂基调上，三湘大地乡村经济凋敝、民国时期政府管理服务多有疏漏进而导致经济基础异常脆弱，当战争真的来临了，农村破产只在顷刻间。上官鼎在叙述农村经济和战争时局的关系时，其独特的历史视野丰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力：

她忍不住重读此篇文章的结尾，百惠写到当前抗战正激烈进行中，不论于军于民，粮食皆为根本的需求；我国兵源的补充有赖从农家抽壮丁，过去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现今有些农家全部的壮丁皆被军方强行抽走，家中只剩下妇女老弱，农村生产力大受影响，再加上地主的剥削，农村经济岌岌可危，有些地方已经崩溃在即。一旦农村毁坏，不但农民流离失所，全国军民粮食无以支应，谈何长期抗战？

最后百惠建议，即使在此战时，政府应立即重视农村问题，重新检讨农村政策，首善之举就是抑制地主不公平的剥削，要大幅降低每年佃农向地主纳缴的作物成数，如果能让佃农分到的收入增加一倍，农户的生产量必定因此诱因而增加。另外，同时要做的是农村耕种人力的最低需求，必须尽量维持，否则杀鸡取卵式的狂抽壮丁，即使全民皆兵，军粮从何而来？

在这里，负责任的历史观、现实主义文学叙事的基点、从未缺席的平民立场一应俱在。就一般认知而言，地主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和现状而做出的具有卓越历史意义的理论与实践贡献。矛盾的缓和，农村脆弱的经济基础得以有限度的维护，最终保障了抗战时期兵源之需。在既往的历史认知中，我们认为地主减租减息政策仅仅适用于中国共产党所主政的解放区，殊不知这一方略其实已为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所考量并施行。上官鼎基于抗战时期具体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现状，以另具只眼的历史观察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责任意识。而现实主义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文学传统，尤其自1920年代以来的一代持守启蒙视野的现代作家们的平民立场的持续介入以来，同步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上官鼎接续并强化了这样一种负责任、有历史感的现代性。

同样，青春、生命、爱与美的抒叙也成为上官鼎进入民国现场的一个切入点。作为文学的永恒主题，对青春、生命、爱与美的抒写是为中外文学的重要传统。从《诗经》到建安时期的曹植之思，从魏晋风骨到盛唐流韵，从《牡丹亭》《桃花扇》到《红楼梦》，从巴尔扎克到莎士比亚，从小仲马到劳伦斯，从《源氏物语》到川端康成，无不是青春、生命、爱与美的激扬与毁灭。青春、生命、爱与美支撑起了盛唐流韵、反叛了明之理学、见证了明末清初汉文化与汉族知识分子的忏悔心志后与封建王朝一道落花流水春去也。在上官鼎这里，五个女子不同的人生轨迹构织成小说的一幅经纬图，她们在最美的年华里，让青春飞扬、生命绽放如烟火、看淡生死而为国捐躯，在那些节制、内敛的情爱体验背后，彰显着人生不断升华之后的生命诗学。在她们身上，个人意识的觉醒、家国在灾难中的浴火重生、民族觉醒与尊严的获得同步而行，借儿女情长话家国之变和大江东去的历史岁月之际，呼应的正是文学走向现代之后对民族、家国、时代的“政治、国民、历史”立场之持守与青春、生命、爱与美的“哲学、宇宙、文学”立场之平衡，文学的现代性体验就此与妥协——投降、政治——规训之维从根本上拉开了距离，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历程中最靓丽的风情线。

是为启示。

注释：

①日本大本营制定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并命名为“一号作战”，中国历史教科书一般称豫湘桂大战，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又合称“长衡会战”，尤其衡阳保卫战是此次豫湘桂战役为数不多的可圈可点之战绩。

②⑦⑩[11][12][13][14][15]上官鼎：《雁城谍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13-114页、69页、100页、199页、24页、116页、202-203页。

③1980年代以来的这种技术现代性直接源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启示，技术与小说家从小说的幕后强势现身至前台。而传统小说家与现代小说家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这些小说所带来的愉悦感相对来说比较直接；读者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故事本身，而不是讲故事的人。”、“传统小说家并没有刻意要唤起读者对他们写作技巧的注意，而反传统小说家却恰恰如此。他们就像专业魔术师一样，用让人眼花缭乱的烟雾道具不断地提醒观众他们的存在。”（[美]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页。）

④据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所述之马克思关于虚无主义的论述实际上印证并强化了我的看法，1985年以来中国文学的变革和近三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具有对应性，经济上最大限度的市场化、商业化政策的实施刺激了新一轮虚无主义的形成：“任何能够想象出来的人类行为方式，只要在经济上成为可能，就成为道德上可允许的，成为‘有价值的’；只要付钱，任何事情都行得通。这就是现代虚无主义的全部含义。”现代虚无主义产生的背景和中西古典虚无主义有着重大差别，大踏步的市场化、商业化的刺激是最根本性的，以上论述无疑抓住了现代虚无主义来源的本质。而作者对“共产主义在维护并且实际上深化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各种自由时，就会把我们从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43页、146页。）的结论的质疑，确实已为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发展所证实。

⑤汪曾祺：《受戒》，《汪曾祺小说全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6页。

⑥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

⑧（美）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页。

⑨《空屋》为冰心1940年代寓居重庆歌乐山期间，以当时同样寓居重庆北碚的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和女作家赵清阁之间的爱情故事为底本，讲述了两个因为跑警报而相识的青年男女“我”和虹在一座环境优美的半山腰发现了被暂时搁置不用的庭院及屋舍。伴随着对这个空屋布置和陈列的幻想，“我们”的恋情也在不断加深，最后因“我们”各自家庭的破产而不得不结束，空屋此时也被原主人占用。据现有资料来看，该作也是冰心一生创作中仅有的两篇涉及男女情爱题材的小说之一（另一为1920年代末期创作的中篇小说《惆怅》）。